第7章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极为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巩固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到1952年底，国家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大部分已经恢复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

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

旧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来就十分落后，再加上长期战争，临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整个国家的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

在工业生产方面，1949年的中国生铁产量下降到25万吨，只有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23.9%。钢产量下降到15.8万吨，只有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17%。全国最大的钢铁基地——鞍山，已是一片荒败。厂房里长满了野草，高炉顶上搭上了鸟巢，没有一个完整的厂房，没有一部可以开动的机器，原有10万多工人只剩下几千人。全国煤矿大多数也停了产，设备受到严重破坏，矿坑灌满了水。1949年的煤炭产量仅有3200万吨，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下降了42.4%。这一年发电量只有43亿度，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下降了28.3%。其他工业产品的情况是：水泥的产量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下降了71.2%，硫酸的产量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下降了77.4%，棉纱的产量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下降了24.5%，棉布的产量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下降了32.3%，卷烟的产量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下降了32.3%，糖的产量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下降了51.9%。

农业生产同样遭到严重破坏。1949年农村耕畜比战前减少17%，主要农具减少30%，耕地面积由15亿亩减少为14.376亿亩，减少4%左右。由于江河堤岸及其他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和遭到战争的破坏，1949年灾情十分严重，农田受灾面积达1.2亿亩，粮食产量只有11318万吨，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减少了25%，棉花产量为44.4万吨，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下降了47.6%。油料产量为256.4万吨，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下降了57.8%。烤烟、茶叶的产量分别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下降了76%和81.8%。这一年生猪的头数也比历史上最高数字下降了26.5%。全国人民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工业原料奇缺，许多工厂无法开工。

交通事业也受到了严重破坏。全国铁路有两万公里（为铁路总长度的80%）和3200多座桥梁（总长155公里）、200多条隧道（总长40多公里），因受到严重的破坏而无法使用。津浦、京汉、粤汉、陇海、浙赣等主要干线，已十多年不能全线通车。全国公路也因战争破坏陷于瘫痪。海运、空运的船只、飞机大部分被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劫走，无法劫走的也被炸沉、炸毁，码头、机场也受到严重的破坏。上海所留下的可以使用的船舶只有14.5万吨，为原有吨位的12.7%。

除了上述严峻的经济形势之外，当时，国家还面临着物价飞涨和财政十分困难两大难题。

新中国成立前后，物价波动十分厉害，全国各地发生四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第一次是1949年4月，华北地区物价首先上涨，波及山东、苏北和华中。以华北地区批发物价指数为例，1948年12月为100，1949年3月为261，5月猛升为380。第二次是1949年7月，由于敌人封锁上海，加上严重的台风水灾，投机分子大肆活动，投机对象从金银、外币转到粮食、纱布上来。上海从6月27日起到7月30日，共波动33天，批发物价指数7月比6月上升了一倍半以上。第三次是1949年10月至11月。10月中旬投机分子首先从上海、天津掀起一场物价大波动，波及华中、西北，延续时间达一个半月之久。投机对象由五金、化工原料等进口商品发展到纱布、粮食。到11月25日止，上海批发物价指数比10月上旬上升2.26倍，同时，其他城市物价也上升了3～4倍。第四次是1950年2月。2月6日（春节前11天）国民党轰炸上海，电厂遭到严重破坏，以致工厂停工，纱布大减，又值春节将至，投机分子乘机抢购，引起工业品价格上涨。据15个城市25种主要商品统计，批发物价指数以1949年12月为100，1950年1月为126.2，2月为203.3，3月为226.3。又据统计，全国12个大城市批发物价指数以1948年12月为100计，则1949年1月为153，7月为1059，11月就上涨到5376。北京市物价指数1949年5月份和2月份相比，上涨了171%。1949年11月，上海的粮食、棉纱、五金、化工产品等每天涨价20%～30%。上海1949年6月至1950年2月，批发物价上涨了约20倍。

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家财政十分困难。1949年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但同时也是国家财政极其困难的一年。其原因在于：第一，全国尚未完全解放，解放战争仍在继续进行，军费开支巨大，1949年军费开支约占财政收入的一半；第二，中央人民政府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几百万军政人员采取了全部包下来的政策，连同中共的军政人员在内共有900多万人，而这900多万人全部要靠国家供养；第三，交通、工矿企业等需要重点恢复，众多失业人口亟待救济，所有这一切都要由财政负担。1949年国家财政收入仅相当于小米303亿斤，而财政支出却高达567亿斤。出现的巨额财政赤字不得不靠增发纸币来弥补。这样做的结果，虽然解决了当时解放战争和恢复生产的需要，但却不能避免物价上涨的局面。

这些就是旧中国留给中国共产党的物质“遗产”。

拿下一场经济的“淮海战役”

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有些人对中国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有的人则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会把经济管理好。他们在观望，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但中共中央迎难而上，选择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经济的重大举措。

第一，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蒋介石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就是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据估计，抗日战争结束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拥有的财产已达到100亿到200亿美元。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官僚资本拥有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了钢产量的90%、电力的67%、煤炭的33%、有色金属和石油的100%、水泥的45%、硫酸的80%、织布机的60%、纱锭的38%、糖的90%，还控制了全国的金融机构和铁路、公路、邮电、航空运输、对外贸易及文化事业。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通过没收官僚资本，1949年新中国的国有经济已在金融和现代工业、交通等领域获得主导地位。在工业方面，国营企业的产量在全国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为：发电机容量占73%，煤炭占70%，铁占60%，钢占90%，水泥占60%，工作母机占50%左右，纱锭占43%；综合起来，国营经济在现代主要工业中所占的比重约50%。在金融、铁路、港口、航空等产业，国营经济更是占有绝对的优势。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为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二，稳定市场和平抑物价。

引起物价波动的因素，除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政严重困难，货币发行过多之外，投机商人乘国家困难之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物价、追逐暴利也加剧了市场的混乱和物价的波动。为了打击投机资本，稳定市场和平抑物价，1949年7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中共中央成立了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立即投入经济战线上的斗争。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分子掀起了一次银元涨价风，每枚银元的黑市价格，从人民币的600多元涨到1800多元，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对全国影响巨大，稳住了上海才能稳住全国。6月10日，经中共中央同意，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证券大楼，打击了破坏金融秩序的非法活动，取得“银元之战”的胜利，使人民币顺利进入市场流通。此后，中央人民政府迅速树立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金融业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并规定私营金融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监督和管理。

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利用物资匮乏的机会，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有些人发出狂言：“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大米、棉纱和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在这种情况下，为战胜投机资本，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集中调运一批大米、棉花和布匹，由中央财经委员会直接掌握，在适当的时候集中抛售，给投机资本家以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愈抛愈贱，愈想抛愈难以脱手，最后元气大伤，纷纷亏本破产，再也形不成气候。

打击投机资本、平抑物价的斗争，在中共中央的精心指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取得完全胜利。从1950年3月开始，全国物价逐步回落，一举结束了物价猛烈上涨、市场混乱的局面。这场斗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表明共产党不但能够打天下，而且善于治天下。毛泽东高度评价这场经济领域的斗争，认为它的意义不亚于拿下了一场新的淮海战役。

第三，统一国家财政经济。

物价波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财政存在较大赤字，而通货发行过多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有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才能确保物价的根本稳定。因此，人民政府根据形势的发展，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管理，集中物资力量以保证财政收支的平衡。

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主要内容是：“统一全国财政收入，使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掌握的重要物资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合理使用，以调剂余缺；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统一调度。同时，政府还采取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等措施，都收到明显的效果。”

1950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使整个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财经问题。毛泽东把他在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书面报告）定名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提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

毛泽东在发表的口头讲话中，对提交全会的书面报告作了说明，着重谈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问题。他说：“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在统一全国财经政策、措施的影响下，从1950年3月以后全国物价基本保持平稳，并略呈下降的趋势。7月以后的上升，是因朝鲜战争爆发，某些进口物资的价格稍有波动，但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基本保持稳定。这就证明了国家统一财政经济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四，合理调整私营工商业。

新中国成立前后，私营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1949年统计，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3%，在各种主要工业品的总产值中所占比例分别为：电力36%，煤炭28%，硫酸27%，烧碱59%，水泥26%，机器及机器零件50%，棉纱47%，面粉79%，卷烟80%，火柴81%，纸张63%。私营商业所占比重更大，1950年，私营商业在批发总额中占76.1%，在零售总额中占85%。私营工商业在为社会提供产品、促进商品流通、增加就业、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

1950年三四月间，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冲击。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政府面前：要稳定物价，又要维持生产、适当减缓税收、解决私营工商业的实际困难。用陈云的话说：“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适时作出调整工商业的决策。4月30日，毛泽东明确指出，当前以调整工商业为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调整工作全面展开。其方针是：“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由于政府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采取了得力的措施，私营工商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52年与1949年比较，私营工业增加了26600户，比1949年增加21.6%；职工人数增加了412800人，比1949年增加21.6%；总产值增加了36.98亿元，比1949年增加54.2%。1952年与1950年比较，私营商业增加了280000户，比1950年增加1.9%；从业人员增加了140000人，比1950年增加2.2%；商品零售额增加了19.1亿元，比1950年增加18.6%。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为恢复国民经济、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

为缓解严峻的财政经济压力，并负担抗美援朝带来的庞大军费开支，在党和政府的广泛发动下，开展了全国性的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抗美援朝、增产节约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增产节约运动随即在全国蓬勃展开，其具体措施主要包括：制定增产节约计划、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和查定生产能力、开展生产竞赛、提倡合理化建议和推广先进生产经验等。增产节约运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各地揭发出干部中存在的“三害”（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和私营工商业中严重的“五毒”（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行为。针对这种情况，1951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三反”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纯洁了党组织和干部队伍，抵制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对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起了很大作用。“五反”运动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在私营工商业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为后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随着朝鲜战局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国家财经工作的指导方针从“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逐步转变到“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边打、边稳、边建”方针的实施，支持并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同时保持了国内市场物价的稳定，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物资交流得到恢复和发展，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

恢复国民经济的奇迹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短短三年时间，就圆满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实现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国民经济恢复的成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同时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也有明显的提高。

在工业生产方面，钢产量1952年达到134.9万吨，比1949年增加7.54倍，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46.2%。生铁产量1952年达到192.9万吨，比1949年增加6.66倍，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7.1%。原煤产量1952年达到6649万吨，比1949年增加105%，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7.4%。发电量1952年达到72.6亿度，比1949年增加68.1%，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21.9%。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棉纱产量1952年达362万件，比1949年增加1倍，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47.8%；棉布产量1952年达到38.3亿米，比1949年增加1.03倍，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37.4%。

农业生产方面，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显著的增长，农村劳动力、畜力，农具、耕地的数量也都达到和超过了战前水平。粮食产量1952年达到16392万吨，比1949年增加36%，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9.3%。棉花产量1952年达到130.4万吨，比1949年增加l.93倍，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53%。大牲畜头数1952年达到7646万头，比1949年增加27%，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6.9%。生猪存栏数1952年达到8.977万头，比1949年增加55.2%，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14.3%。三年中，农村副业的产值大约增加55.1%。据统计，1952年与1949年比较，粮食平均亩产提高15%，棉花平均亩产提高41%，油菜籽平均亩产提高3%，大豆平均亩产提高33%。

第二，交通运输业和国内外贸易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经过三年的努力，中国交通运输事业不但恢复了原有的线路而且有了新的发展。1952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2.29万公里，客运量为16352万人，货运量为13217万吨。公路通车里程为12.67万公里，客运量为4559万人，货运量为13158万吨，载重汽车由1949年的3.2万辆增加为1952年的4.43万辆。内河航运里程为9.5万公里，客运量为3605万人，货运量为5141万吨，轮舶船的载重量由1949年的37万吨增加为1952年的53万吨。民用航空航线为l.31万公里，客运量为2万人，货运量为0.2万吨。除铁路客货运输量稍低于新中国成立前最高水平外，其他各项指标均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经过三年恢复，全国城乡市场呈现出购销两旺的繁荣景象。1952年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27.68亿元，比1950年增加62.3%。各种主要商品的销售额以1950年的价格指数为100，1952年增长情况分别如下：粮食271.28%，棉纱171.43%，棉布245.76%，煤炭141.68%，煤油262.67%，食盐152.89%，纸烟149.41%。三年中，农副产品采购额和生产资料供应额也有了较大的增长。1952年农副产品采购总额达到129.7亿元，比1950年增加62.1%；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额达到14.1亿元，比1950年增加93.2%。进出口贸易额，1952年为64.6亿元，比1950年增加55.5%。

第三，国家财政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好转。

从1950年到1952年，三年中财政收支情况如下：1950年总收入为65.2亿元，总支出为68.1亿元，支大于收，当年有2.9亿元的财政赤字，占总支出的4.1%。1951年总收入为133.1亿元，总支出为122.5亿元，分别比1950年增长了104.9%和79.8%，收大于支，转亏为盈，当年结余10.6亿元。1952年总收入为183.7亿元，总支出为176亿元，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分别比上年增长38%和43.7%，收支相抵，结余7.7亿元。国家财政由亏转盈，连年结余，标志着国家财政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四，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和提高。

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据统计，农民的收入1952年与1949年相比，一般增长30%以上，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增长约20%。每人平均每年消费粮食383斤、食油3.4斤、肉11斤、棉布13.7尺，都比1949年增长了大约50%。城市人民的生活三年中也有了很大改善。1952年与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总人数由800万增加到1600万左右，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并在大型企业中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在公教人员中实行公费医疗制度。另外，国家还建设职工住宅1462万平方米，改善了职工的住宿条件。

第五，国民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在经济恢复的同时，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得到发展。由于国家的支持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国营经济发展更为迅速。1949年，社会主义工业在全国工业（不包括手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34.7%，1952年上升为56%。另一方面的变化是，工业（包括手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49年的30%上升为41.5%。其中现代工业产值由17%上升为26.6%。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26.4%上升为1952年的35.5%。这为中共中央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照。

总之，1949年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胜利完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为后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