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区域研究的智识和文化特性

刘：区域研究的构成庞大而复杂，内部区分为各种不同的学术群落，那么，它有没有共同的、稳定的、智识的和学术文化的特征？

牛：就学术体系内部而言，区域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以一种“跨学科”——实际上是“超学科”——的总体概念和组织框架对存在于学术体系内的零散和弱小的海外智识，以及存在于多个社会领域的各类非专业化学术海外智识，加以动员、整合和扩充，并予专业化、学术化改造，使关于外部世界的社会智识得以成为美国学术体系的永久性组成部分。区域研究运动有其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既呈现为区域研究有一个整体发动、创议和全面规划、组织的“创生史”，也体现在区域研究领域各组成部分之间稳定存在和扩展着共同的认识论偏好、学术文化（academic culture）和组织模式。这种整体性是单纯从各个区域领域（如东亚研究、中国研究、中东研究等）出发的学术史路径所不容易发现的。

区域研究有其作为“认识论共同体”存在的性状。区域研究公开申述和强化了一整套明确的、深刻的认识论立场，那就是确认、界定和组织知识体系的方式不应该仅仅沿着在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初期构造中占主导地位的那种划分抽象社会－人文领域（如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路径，而应该有实体对象（subject matter）的向度；各个层级的地理、政治和文化实体即区域就这种向度中最重要的内容。用《霍尔报告》的话说就是，“很大程度上自我孤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只是“（社会）知识的垂直支柱”，它们之间存在着大量“晦暗不明的地带和彻底无知的峡谷”，即学科框架所不能照见和容纳的知识对象和问题。36换言之，虽然区域研究不寻求替代和瓦解学科，但社会知识不应该完全由学科所垄断和框定，而须要充分承认和扩张区域向度，进而在智识上和组织上对学科向度构成总体补充。在认识论偏好、方法取径和学科文化上，以区域“实体”为对象的区域研究与当时主导社会科学的“硬实证主义”（hard positivism）构成背离、对峙，因为区域研究内在地偏向“具体形象的”（ideographic）而不是“通则性的”（nomothetic）智识形态。用涉及社会科学认识论的一些语汇说，在相对的意义上，区域研究的智识偏好和特性是：它是特殊性取向（particularistic）而不是普遍性取向的（universalistic），归纳的而不是演绎，经验性的而不是理论的，质化的而不是量化的，描述的（descriptive）、叙述的（narrative）和阐释（interpretation），而不是归约论的（reductionist）和解释性的（explanatory）的图式和“模型”。进而言之，区域研究更注重历史文化的整体性和“情境具体性”（context specificity），更容易导向历史的和文化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它偏好和讲究以当地语言和“总体文化知识”达成“实体知识的广博性”（substantive erudition），在历史和文化阐释和比较的基础上达成“跨文化理解”。自然，它也更讲究和擅长浸入式的经验观察和实地研究。因而，它对理论化社会科学孜孜以求的那种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精确性、确定性和理论严格性经常持怀疑和不以为然的态度，一般秉持“认识论折中主义”（intellectual eclecticism），往往不是以理论的构造者和追随者的姿态、而是以理论——尤其是赖特·米尔斯所说的“宏大理论”——的批判者和修正者的面貌出现。可以理解，偏向特殊性认识论立场的历史学、人类学与区域研究之间更容易建立同构和协同的关系，而理论化程度更高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与区域研究之间则总是发生隔阂、龃龉和不信任。37

这样，在区域研究形成以后，社会科学当中就浮现出“学科”和“区域”的二分向度，大体上形成了两种相互之间有张力的、相反相成的“认识论共同体”（epistemological community）和学术文化（academic culture）群落。所谓认识论共同体和学术文化的识别，主要依据特定学术群体在与认识论相关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关于客观性的可能、限度和途径的问题）上的明确的或默会的态度；还涉及界定学术领域的方式和自我认同的构成，也就是说一个学术群体对本领域的“自主性”和边界，对本领域与其他领域和知识部类的关系，以及学术领域和公共生活的关系等方面的态度。38区域研究以对象地区和国家为界线分裂为不同的“区域群落”，这些群落之间也有学科偏向、学术文化风格方面的差异，但这些群落一般说来都不认同对客观性和确定性的绝对主义主张，而有着共同的对特殊性、相对主义、折中主义、多元主义的偏好。区域研究学者的学术认同和制度身份一般也都是双重的：既有区域认同和身份，也保持着对特定常规学科的认同和组织身份——比如一个学者既是政治学家，又是中国“地区专家”（area specialist）。但区域研究学者比起经常在居于学科“硬核”中的也就是理论导向的学者来说，他们的认识论主张更疏松、灵活，研究方法也更偏向“软性”和“方法论多元主义”，尤其是更自觉、努力地奉行和追求“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所以按智识社会学家的二分法来看，区域研究是“趋异性”（divergence）而非“趋同性”（convergence）领域，是“软”“学科”而非“硬”“学科”，是“非范式型”（non-paradigmatic）学术而非“范式型”（paradigmatic）学术。当然，以上作出的二分只在相对的意义上呈现，是为了说明问题而提出的“理想类型”。

以上的“学科／区域研究”二分法只在相对的意义上呈现，当然不足以精确地框定涉及地区和国际研究的所有复杂现象，但作为一种照亮区域研究基本智识特性的“理想类型”，这仍是一个关键的、不可或缺的概念工具。而且从战后区域研究的学术史和思想史趋势来看，上面所指涉的区域研究的认识论特性是在强化当中，或者说特殊主义、多元主义是区域研究的认识论和学术文化“秉性”，而秉性势将挣脱有形和无形的桎梏而发挥、伸张和呈现自身。如果说区域研究的创建方案曾经是一种“整合”社会科学（假定能够有效整合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议程）的方案，而且战后初期的区域研究还属于一种实证主义范畴内部的改良运动——以灵活、疏松的实证主义版本取代美国社会科学早期职业化运动中的幼稚、褊狭、僵硬的实证主义版本——的话，那么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区域研究则更多呈现出社会科学内部新的分裂，也更多呈现反实证主义的内涵和倾向性。也就是说，它是诺维克所说的反实证主义的“认识论革命”39中的预流者。这种变化还表现在重新亲近和焕发人文学传统，包括东方学的博雅传统。创建时期一度出现强调社会科学对区域研究的主导地位，传统人文学术遭到一定程度的贬抑和排斥，而且有偏重当前和近世的明显倾向，但在战后区域研究的扩充和发展中，先前存在于东方学范畴的语言、文学、古代历史和文明研究等学术要素又被重新有效整合，甚至在一些地区领域重新回归中心地位。比如，东南亚研究战后初期偏重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问题，而后来则转向高度的人文学和文化研究导向；而美国的南亚研究自建立以来一直重视传统印度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其浓厚的古代文明研究旨趣和人文学博雅传统得以保育。40

区域研究的智识特性也在和它与现代化理论的关系的历史变化中呈现出来。区域研究和稍晚兴起的现代化理论运动是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两大跨学科学术思想运动，两者之间有同源、交叠和共生的情况。它们在初期都为“自由国际主义”所浸染，都致力于扩张和增强美国对非西方世界的知识，也都具有为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提供智力支持的动因和效用。在区域研究兴起之初，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理解非西方世界当前性状和全球变迁的观念框架和理论路径，曾经对区域研究学者产生巨大吸引力和影响。战后各主要社会科学学科均参与这两大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重要的学术组织，如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所设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和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一些重要的人物，如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罗斯托（Walt Rostow）、白鲁恂（Lucian Pye）、勒纳（Daniel Lerner）等，都同时在现代化理论和区域研究两个舞台上扮演突出角色。41在冷战社会科学史叙事中，两者在冷战初期的合流和共生关系被强调和充分显示，它们之间的差异和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生的深刻分裂却没有得到细密考察和处理。然而，现代化理论运动根本上是一种宏大理论的建构工程，具有强烈的实证主义、线性进化论、普遍主义、非历史、“硬”理论的特性，可以说其认识论偏好与区域研究有深刻差异。其实，区域研究运动一早就有博厄斯像灵魂一样的存在，而雷德菲尔德等早期领导人就发出与现代化理论不相偕从甚至抗辩的声音。42在区域研究内部的实际发展中，可以明显看出“情境具体性”的路径抗拒和克服普遍主义的、硬理论的路径的长期趋势，而这是由其认识论“秉性”所决定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后，学界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批判风潮大起，现代化理论在其中自然受到牵连。而区域研究分支领域初具规模，相对于各学科规范理论的自主性明显增强，已在“区域专门化”中接受培训、区域认同更强，甚至怀抱“第三世界主义”的新一代学者崭露头角，拉丁美洲、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研究都出现系统性地质疑和批判现代化理论的趋势。拉美领域里的依附论、东南亚研究领域里的人类学文化研究，就是这一潮流中出现的突出代表。在人类学和区域研究领域里都产生很大影响的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从早期追随到后来叛离现代化理论的经历，就是明显的一例。43甚至可以不很过分地说，现代化理论正是被区域研究所瓦解的。在冷战终结之前，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研究领域实际上已经消亡，只有从现代化运动中旁出的“发展研究”（经常在“发展政治经济学”“新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标签下）维持了制度性存在，而这一领域的特性之一正是它和区域研究（尤其是在东亚、拉美研究领域）的很强的亲和关系。

谈及美国区域研究的总体智识风格和学术文化，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即区域研究在文化、审美，乃至于情感和道德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倾向。区域研究作为一种浸润了美国世界意识中富于智性和道德关切的知识领域，是讲究、也涵育着对异国的人民和文化的兴趣、欣赏、珍重、温情和包容的。有些区域研究学者甚至对作为研究对象的异国人民和文化发生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把自身视为研究对象的一员。就像白鲁恂所说的，区域学者经常对其研究对象抱有“相当人性化的情感投注”，甚至成为“逆向的传教士，在各种批评面前为‘自己人’辩护”。44这一观察也为前面提到的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戴维·霍林格（David Hollinger）最新的历史研究的支持。很多区域研究学者的研究著述和生平经历使我们看到，他们和研究对象的智识和情感关系不同于东方学式的exoticism。在美国学术界和公众文化的总体格局中，他们当然是少数甚至另类；但作为职业学术共同体，他们存在和扩张也让一种对异文化，特别是对非西方文化的全新的态度在美国高校里“制度化”了，由此贡献于美国大学文化的“国际化”和“新世界主义”。区域研究学者在美国社会充当某个异文化的代表和发言人，充当美国社会的文化理解、“文化自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智识中坚。他们致力于抗拒和拆解自己的母文化中固有的褊狭、虚妄、自恋和“势利眼”（snobbery），以及每个人群和社会中都存在的把“我们的”想成和说成是必然地美好的、正当的和“神圣的”的自发趋势，由此改变和扩充人群中想象和界定“我们”的向度和方式。因而，他们身上又体现出拉德和李普塞特关于学术文化中关于“智性”和批判性的正相关性，汇入美国知识界“总体左倾”——即统计学意义上偏向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趋势当中。45当然，区域研究的批判性不仅仅指向文化议题。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后，对美国对冷战政策和对第三世界政策的批判声浪中，还有在驱动改变对华政策的过程中，都有来自区域研究领域的不可忽视的声音和影响。即便是区域研究各分支领域中被认为最具有冷战热情和政策导向的苏联学，也经常表现出比其他政策和学术群落更温和的倾向，总体上致力于“不让冷战变成热战”即减低冷战的军事化程度和战争危险性；1970年以后更出现苏联学中部分成员“象牙塔里向左转”的情况。46

任何一种智识上的进路、运动和体系都不能占尽所有的优点和优势，而且也都隐伏着各自潜在的褊狭性以及各种各样的智识和文化风险。美国区域研究也是如此。然而，它有着坚实的智识内核和深厚的学术机理，在一个具有反智传统、基础研究不断受质疑和攻讦的国家保有和扩张制度化的国际知识，又对以欧美为中心的美国社会知识施加了桑顿所说的重大的“去褊狭化”（deparochialization）和“去想当然化”（denaturalization）改造。47对美国总体学术文化而言，它构成对现代学术的专业化格局的一种反思、抗衡和矫正机制：在一系列已经制度化了的分化和断裂——历史和现实之间、理论和经验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术之间、本国和外国之间、不同国家和文明相互之间——重新构造跨越边界的联系和沟通的孔道和机制。与此相关的重要一点是，20世纪初以来美国高等教育中逐渐形成的通识教育－自由教育运动和区域研究运动之间形成相互支持、相互强化的关系，通识教育理念为区域研究提供了跨学科、博通旨趣和智识多元主义的认识论根基和学科文化要素，实际上构成区域研究的总体生态的一部分。48区域研究也在战后积极寻求介入和改造通识教育，使国际知识和跨文化理解成为高等教育的目标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