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史前史”中的智识和文化根源

刘：您这里所说的“长期历史演进”是指什么？就此问题的讨论是不是应该能够有助于说明区域研究为什么产生在美国，以及美国区域研究在美国历史中的复杂根源和多重牵连？

牛：我首先想强调的是区域研究的“史前史”（prehistory），即专业化、制度化、跨学科、组织复杂、规模庞大的区域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兴起之前，美国海外知识的源流、演变，以及它存在和变化的历史条件、历史意涵。历史学的思维和研究方法自然要求我们寻根溯源，但重视“史前史”还有更明确而重要的学术史原因。处理区域研究的当然的主要领域是社会科学史和高等教育史，而这两个领域似乎都笼罩在某种形式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也许主要以隐伏的、潜在的方式）之下，研究对象、兴趣和问题意识都偏向“职业化－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学术。也就是说，它们重视和偏好研究建制化之后的、存在于研究型大学的、呈现为“专深研究”（advanced research）的学术现象，而忽视和轻视分散存在于各种组织（包括但不局限于大学）中，并经常呈现为非专业化－职业化的“业余型”知识形式。1943年以后的区域研究运动的根本意义让美国的域外知识全面进入大学，赋予其正式、合法地位，海外知识的性质和格局由此发生根本改变，这毋庸置疑。但是，在主流的社会科学进化史观念下，要么对区域研究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叙述和理解（像冷战社会科学史那样），要么只以“贫弱”、“匮乏”为主题叙说战前的美国国际知识的状况，在冷战社会科学史叙事之外。这样既会导致一些实证研究上的盲目和不平衡，也会遮蔽一些重要的历史连续性和深刻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就知识领域论知识领域，则难以发掘特定知识领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的意涵和影响。

对区域研究兴起的理解当中就存在这种问题。当前最常见叙事大体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暴露了美国海外知识的匮乏贫弱，美国学术界和政府都决心对此予以弥补，随后的冷战又对这种知识需求加以维持和强化，于是乃有区域研究的持续扩张。这种叙事的确道出了一个方面的重要历史事实，区域研究有三项明显的战时根源：情报、宣传机构及军方在战时发动和组织的海外知识生产，海陆军在不少大学开展的外国语言和地区知识培训计划，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等学术组织主持和推动的研议、规划和传播推行工作。正是经由这些途径，关于战后区域研究的总体规划得以迅速制定和推行，基本的智识议程和组织框架得以形成，这一庞大学术领域开始在缺乏中央政府供养学术传统的国家获得稳定的供养。如果脱离了战时非常状态和紧迫气氛下的亢进和决断，如果没有区域研究领导人不断以“匮乏”为出发点申述变革和创制的主题，则美国区域研究得以如此全面、深入和快速地兴起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对知识是否短缺的判断，与智识生活——而不是经济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一样，是一件主观性极强的事。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迄至当时已经在历史上形成的标准和愿景，取决于美国学界乃至于更广泛的精英群体对未来美国国际知识和更广泛的智识生活的应然状态的设想和期待。现在看来，只有在现实状况和对未来的设想之间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下，或者说只有在对未来的很高的期待之下，“匮乏”的诊断和话语才能被想得出和讲得出。

区域研究创建时期所一再申述“匮乏”和变创的主题，当然首先是就美国对外政策和世界角色所需的政策相关性知识而言，但也经常超越政治、政策和“效用”的范围，从美国学术、智识生活和文化构造出发去立意、发愿。区域研究之所以在创建时期呈现一边弥补“短缺”、满足紧迫需求，一边致力于长期、全面的规划和构造的两重内容，之所以脱离战时经验本来很容易造成的“路径依赖”，要以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所说的“长期智识议程”寻求达成对美国社会科学和高等教育的全面改造，22其根由当然需要在我们所说的史前史中来找寻和发掘。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区域研究有“战时根源”（wartime roots），而战时根源和整体的区域研究史又有“战前根源”（prewar roots）。更具体地说，美国社会科学、高等教育、智识和文化生活中一些蕴含在“史前史”当中的，更长久、更稳定的要素生成了一种范围更大、基础更深厚的“路径依赖”和历史生态，能够超越或者压倒战时经验所塑造的路径依赖。只有对此予以一定的了解和重视，才能充分理解区域研究的性质和意义。这也是近期比较深入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现和承认的。23

区域研究的根源和存在当然需要置于美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长期历程当中观察和理解。就此而言，应该偏重国家和政府的政治史路向上的对外政策史、国际关系史中蕴含着用以理解美国的国际知识所必需的一些要素，尤其是对美国国际关系中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因素的考察。美国人的世界图景，以及他们关于外部世界的认知、观念和意识形态构造，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格局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在现代条件下，无论是对外政策的生产还是相关观念的构造，都需要越来越坚实和复杂的智识基础，越来越取决于正式和专门的国际知识生产体制。与20世纪以来与对外政策相关的国际智识涉及如下动向：美国政府外交和军事部门职业化过程中情报活动和“政府研究”（government research）的进展，24国际关系、战略（安全）研究等学科的建立和国际事务职业学院在少数大学（如乔治城大学的外交学院、普林斯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塔夫茨大学的弗莱彻学院）的建立，关注国际事务的著名智库和学术组织如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等的出现，大公益基金会的国际主义理念和国际性活动的增长，等等。25这些智识活动的“区域专业化”程度较低，但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政策导向的国际智识生产。也许更重要的是，“镀金时代”以来，美国精英关于现代世界的性状和美国的世界地位的思考和辩论不断推展，孕育和发展着影响甚至主导20世纪美国对外政策体系的“自由国际主义”，为区域研究运动构造了观念框架和“使命”论说。26

专业化学术体系（大学）内国际智识的扩展当然也是“史前史”的重要内容。美国的传统学院教育一向重视古典学科目，而历史悠久的古典学不啻是一种关于古代地中海文明区域的褊狭的“区域研究”。自19世纪后期以来，古典学传统和新工业化时代的智识要素和文明空间观念相汇合，在一些大学促成“西方文明”（Western Civ）的课程和学术传统，成为对西欧乃至于欧洲研究的基础。27在美国的一些精英大学，欧洲东方学逐渐输入，建立了一些非西方文明区域的研究领域。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哈佛大学的斯拉夫研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拉美研究和芝加哥大学的古代中东研究等已然浮现，奠定了美国海外研究在美国大学最初的制度设施和学术传统。尤其是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欧洲研究、东亚研究等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已经具备稳定基础和代际承传，并向其他学术机构扩散，也与研究对象国形成人员和学术交流的网络，28形成我愿称之为“哈佛智识国际主义”或者“哥大智识国际主义”的校风传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已经出现了建立全国性区域研究（特别是远东）专业组织和研究机构的创议和活动。29

考察和探寻美国地区和国际研究的历史根源，职业化学术范围内的考察远远不够，而必须对美国历史上多样的、也经常是分散和零碎的域外智识形态予以识别和发掘，不仅从智识史，而且从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寻求线索和源流。在智识生产的前专业化时代，海外智识经常以缺乏正式组织的方式存在于非职业化化、非学术性智识领域乃至于其他各种社会领域，尤其存在于精英阶层的“绅士业余人”（gentlemen amateurs）当中。“波士顿婆罗门”（Boston Brahmins）群体作为美国精英学术文化的载体，其在海外学术方面的志趣和作为尤为突出，他们奠定了在古典学、欧洲文学和东方学等领域在美国根基。1842年至1843年，新英格兰精英学术文化养育下的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成立，比德国东方学会尚早一年，非职业化学术时代对非西方世界的语文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研究由此在美肇始。更为多样化和复杂的情况是，自殖民地时期以来，尤其是在东北沿海地区，海外传教、欧洲移民、国际商业、跨洋旅行，贯穿19世纪的前往欧洲国家的海外留学，19世纪后期逐渐活跃起来的国际新闻报道，均有构建、积累美国海外知识的效用。到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更广泛频繁的海外商业，美国帝国冲动下的海外殖民活动，逐渐兴起的基金会和公民组织的海外活动，更增强了美国对海外的智识兴趣和抱负。传教士、记者、旅行家、外交官、商人均为海外智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其中少数学入专精者转进大学，开始构造对海外世界各部分的学术性研究。这类由非职业学者为主体、在大学体制之外生产的智识，乃与美国对自身国家特性与世界角色的认知密切契合，也与美国对文化、文明、本国和世界的社会变迁的思考息息相关。可以肯定，在区域研究兴起之前，海外智识已作为一个庞大的组成部分深深嵌入于美国智识、文化和政治生活之中，它必然以各种方式影响和规定美国后来专业化学术性海外智识的存在方式。30

之所以在这里谈“史前史”，是为了引出和照亮这样一个问题，即美国国际智识所具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的根基和联结。探究一个社会是否、在多大程度上及以什么形式供养和涵育它关于外部世界的智识问题，对外智识以什么样的形式、风格和厚度存在的问题，不仅涉及“必要性”和“效用”的向度，而且还涉及供养和塑造它的社会的“民情”，也就是它的总体“精神气质”（ethos）、价值取向和文化偏好的问题。域外智识反映并影响的是：一个社会的心理和心智中，族裔的、文化的和政治的“他者”到底处于什么位置、承担什么角色，与这个社会界定自身的方式密切联系的、了解和理解“他者”的意愿和方式是怎样的，这个社会能不能涵育对外部世界的合理的、有反思性的态度和兴趣。进而言之，对外智识涉及一个社会如何抗衡“母文化的权威性”自发膨胀的趋势，如何削弱“我族”的封闭性和过度硬化，如何抑制任何人群和文化中都具有的排斥、贬抑和歧视“他者”的本能倾向。需要强调的是，域外智识的动力机制，不仅与通常界定下的效用相关，而且是和大至社会总体、小至学者个人的“兴趣”大有关系。也就是说，文化和日常生活中有多少生发对“非我族类”的和遥远而陌生的事物的兴趣——那种经常被称为（exoticism）的情调和态度。而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以及决定这种兴趣存在的大小、形式的“民情”，在人群、国家之间和不同时代之间是有重大差异的。

就美国而言，承自欧洲启蒙运动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国父一代以来绵延不绝，在19世纪以来为多元文化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文化相对主义、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不断予以充实和更新，又为外来学术和思想要素（尤其是欧洲犹太源流的思想资源）所滋养和辅助。在对外政策上的孤立主义、文化上的白人清教主义的“大海”中，最初如孤岛一样存在着的世界主义从小到大、从精英文化领域向公众文化和教育领域扩散，至20世纪乃有大卫·恩格曼所说的美国式“新世界主义”的格局。31这正是美国战后地区和国际研究兴起和发达的智识和文化氛围，而地区和国际研究也在拓展、强化和“制度化”这种世界主义精神要素。说到底，外部世界的智识是一种国家智识和文化能力——即在智识上把别人的都变成自己的东西，从而丰富和扩张自身的能力——的核心内容。毫无疑问，美国历史地构建了强大的这种能力，而它的国际智识既是结果也是原因。话说到这里，我们中国今天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应该有什么样的宽度、厚度和“精神气质”，它应该和我们的智识和文化生活建立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浮出一大部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