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外研究和对内研究的二分向度：区域和国际研究的基本机理

刘：要对认识区域和国际研究取得一些所谓“原理性”的认识，有哪些基本的认识进路和思考方法？

牛：我想首先应该指明和突出对外（域外）研究和对内研究的二分向度。而在对区域和国际研究的认识中，这是一个原初的、基本的向度，但也经常被遗忘或者忽略。

人以群分，人们在集合成共同体和社会的过程中形成集体认同和他我之辩。而社会性的信息、知识和学术，在其他向度的分类和组织方式之外，还可以被区分成两个基本部分，即关于“我族”和关于“他者”群体的部分。认知区域和国际研究，首先应该突出这个基本的概念向度。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各种正式的、明显的知识分类和组织的向度，但在现代以前，关于“他者”——“非我族类者”——的知识经常被湮没在主流的和正式的知识体系之中，甚或被排除在外，很少被赋予正式的、制度化的知识地位，经常处于弱小、边缘、零散和身份模糊的状况。一般说来，在前现代世界，由于社会生活范围狭隘封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交往较少，关于“他者”的知识动力和兴趣一般都不强。西方文明兴起以来，欧洲殖民国家逐渐达成对非西方世界的宰制和“包纳”，它们首先致力于关于外部世界的制度化知识生产。而在民族国家的基本社会组织方式之下，“他”“我”之别得以强化和清晰化，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必要性、重要性总是会凸显出来，取得前所未有的动力。所谓国族构建（nation building）和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均有服务知识工程的功能，而外部世界的知识就是其中必然的要素。但内外知识的关系、对外知识所占的分量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因国家情境和文化传统不同而有差异，一些国家会比另一些国家在域外知识上有更大的兴趣和驱动力。现代国家的构建一般伴随知识生产体制的重大变化，即职业化、专业化、制度化的现代学术知识形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现代知识生产体制有一个内在的长期趋向，即不断扩展它的知识对象的范围，把越来越多的自然和社会事物对象化，也就是说把越来越多的事物和议题纳入专业化、职业化的正式知识生产体制。现代学术演进的过程是扩张认知对象的过程，是把先前不以专业学术方式加以认知和处理的东西变成学术研究的对象。大体而言，以本国和母文化（及亲缘文化）为对象的知识，总是比对外部世界的研究更早地达到“专深研究”（advanced research）的境地，并取得专业化、制度化的地位，而且这种倾向在社会科学中比在人文学术中更强。

以上当然是非常粗略的讨论，但应该可以引出一个基本路径，即在对外知识和对内知识二分的向度之下，对前者加以知识社会学的或者说“知识社会史”的认知。6在我们熟悉的人文社会知识的当前分科体制下，对内和对外知识之间基本区分的向度经常被淡化、被淹没、被忽略。而在这里把它凸显出来，为的是帮助人们去了解这些问题：在一个国家的知识生产体系和学术体系中，是否会建立，又如何供养一个域外知识的组成部分？域外知识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如何在制度上加以组织？它和整体的知识生产体系（首先是社会人文知识体系）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不同国家的对外知识体系与他们的总体的政治、智识和文化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发生过什么样的历史演变？对外研究和对内研究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不同国家的对外研究体系相互之间有什么差别？这些都是复杂、困难的问题，要有大规模、多方面的研究为才能回答。但对构造区域和国际研究所需的充实和合理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对今天理解地区和国际研究在国际和中国范围内的处境、机理和方略而言，这种概念向度要负责提供一些“原理”也就是“rationale”意义上的认识。而要获得一种比较成熟的“概念化”和原理性认识，仅靠今天不同学科和专门领域中原有的、自发的、比较狭窄的学术史概念、问题意识和知识背景是不够的。对于国别和区域研究而言，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是必需的。尤其是对参与这方面工作的学者、管理者和学术规划者来说，在这个向度上建立问题意识，展开自我教育和更宽阔、深入的思考，是必要的甚至是紧迫的。

在对外研究和对内研究二分向度下，首先可以照见对专业化、制度化对外研究而言的两个机理性的东西。第一个是“后进性”（backwardness）机理，也就是在专业化学术体系建立的早期阶段，对内研究的规模和地位总是远远超过对外研究，甚至形成前者对后者某种挤压和排斥效应。换言之，在现代学术体制中首先获得全面制度化建制的是对内研究，而对外研究必然具有“后进”性质。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社会和文化系统对其自身的关注、兴趣和知识存量总要远远超过其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兴趣和知识存量。而民族国家时代的专业化学术体制通常也会延续甚至强化这种态势。在我们所观察到的称得上有国家体系（national system）的各国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关于本国的部分一般都要远远大于关于外部世界的部分。其中原因可能包括：第一，在国族构建和国家构建过程中所需要的治理知识和意识形态资源首先面向和偏重内部，比如，现代历史学的在创立初期总是呈现为“国史”（national history）独大的格局，而现代社会科学也常常发端于对国内社会经济问题的政策性关切，经常呈现为“病理式研究”的旨趣和样式。第二，为“专深研究”所标识和界定的现代专业化学术中，对外研究特别是对地理和文化距离遥远的地区的研究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更高，技术和研究条件也更难达成，对个体学者的培训资质和精力投入的要求也更高。第三，对外研究的智识兴趣的比对内研究的智识兴趣更难发育和涵养。智识兴趣生发的一大机理是“熟悉生发兴趣”，或者说“知识生发求知欲”（有一定的知识才会产生获得更多的知识的愿望），对外部世界的研究要以一定程度的“去陌生化”为条件，而在母文化拥有天然权威性和国际交往不足的情况之下，这一机理更少在场。第四，建立于欧美的现代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在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归约论（reductionism）偏向，在意识形态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执念，在组织制度上的学科界墙和“门户主义”（parochialism），共同促成一种虚妄的“普适主义”，即美国区域研究的“宪章”即《霍尔报告》（Hall Report）指出那种情形——把“西方的”不假思索地当作“世界的”，从而轻贬和排斥对非西方的严肃知识兴趣和努力。7于是我们可以在很多国家观察得到的情况是，在专业化学术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社会缺乏供养域外知识的意愿和动力，学术人缺乏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外部知识在高等教育和学术体系中的地位边缘、资源匮乏，制度基础薄弱。总之，在本国知识和域外知识二分的向度之下，就社会供养和在学术体制中的存在来说，本国知识和域外知识之间经常呈现差距和不平衡。

第二个机理，是在上述“先发－后进”的格局之下，对外研究所呈现出更大程度的——借用发展研究和经济史的概念——“后进发展效应”：对外研究比对内研究更多地具有外部性／外源性，或者说服从于外部干预机制。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专业化对内研究更多地符合默顿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或者库恩意义上的“范式”的内生机理、智识“纯粹性”和稳定性，因而也更多呈现学术领域的“自主性”和“自由放任”的情况，而对外研究则更多地在专业化学术之外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领域获得动力和条件，更多地受外部因素的引导、规定和制约。尤其突出的一点是，对外研究由于所需成本更大、条件更高，从而经常需要更多地仰赖政府的供养，所以很多国家的对外研究经常存在于政府的组织卵翼之下，或者依靠政府资金供养。与经济发展领域里的“后进发展”类似，对外研究也更多呈现出更多的规划和组织的特性，而规划和组织中也经常有政府的参与甚至主导。与经济发展领域里的情况类似，“后进”的对外研究往往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模仿和“追赶”特性，一方面吸收和模仿外国的“本国研究”；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是，本国学术体系中已经存在的、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对内研究经常相对于对外研究构成具有某种潜在的，但有一定强制性的典范和标准，后者在专业化水平、研究质量、训练和培养方式上不得不向前者“看齐”，以建立学术上的合法性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