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有为说到顾颉刚——史学方法的错误

“甚矣！说之贵于怪也！怪则人信之，不怪则人不信之矣！”在崔述的《丰镐考信录》里有这样的几句话。这真的把学术界的一般心理，一语道破了，现在一般流俗的学者，也真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一点，这所以怪不得怪说奇论，层出不穷，渐次“层累地造成”了！

我们回头看一看晚清的今文学家，尤其是康有为，他们能一口咬定《左传》是刘歆的作伪，非但《左传》，一切古文，也全是王莽、刘歆窃篡的勾当。不但一切古文，只要与古文有一点的相同，也无非是刘歆所窜入，这样刘歆的本质，真要比夏禹治水的本领要大得多呢？不禁使我疑心，恐怕刘歆是神而不是人了！我们不能不佩服他胆量的大，能这样的“发奸露覆”，二千年来，真是第一人了。他这种偏激的主张，在当时，虽然碰了个大大的钉子，他《新学伪经考》这书，三次给朝廷降旨毁板，但是社会一般的心理是这样的，愈是查禁的书，愈有人搜求，也愈有人看，康有为就因此成了学术界的巨子了！甚矣！说之贵于怪也！

康有为把一切古文都说是刘歆作伪，连与古文相同的也说刘歆窜入，凡是遇到古文说相异之处，矛盾之处，说这是刘歆作伪的痕迹和证据；凡是遇到古书和古文说相同之处，暗合之处说是刘歆改窜的，又说这是刘歆作伪的周密和巧妙。这全是成见的作怪！拿这种考证方法来考证，真是把两面锋的剑了，重心向东，就向东劈，重心向西，就向西劈，什么书，什么事，无有不可说它是伪的。做学问的人，尤其做历史考证作辨伪工夫的人，最不可有什么偏见，有什么门户，方法要客观，论断有审慎，更千万要不得“立异求胜”“沽名钓誉”的勾当！

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的叙录，自叙他的史学方法是：“以《史记》为主，遍考《汉书》而辩之。以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辩之。遍考周、秦、西汉群书，无不合者。虽间有窜乱，或儒家以外杂史有之，则刘歆采撷之所自出也。”他把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辩之，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方法，全是成见的作用而已！他把群书和今文合者，拿来做今文“货真价实”的证据，也算是刘歆作伪的铁案，很欣然的说是：“遍考周、秦、西汉群书，无不合者！”至于群书和古文合的，他就轻轻地一笔，说是“间有窜乱”，或则“刘歆采撷之所自出也”，他在卷三上又说：“歆既多见故书雅记，以故规模弥密，证据深通。”刘歆这样一个“规模弥密，证据深通”的大骗局，到康有为才能破案，我们非但要惊叹刘歆这个骗子的本领高强，还得深深地发叹这康有为侦探的神通广大了，正是二千年来第一人了！非但二千年来第一人，“孔子大矣！孰知万世之后，复有大于孔子哉！”（康氏礼部试文结语），怪不得他在《考信录》末了，很负气地说：“刘歆之伪不黜，孔子之道不著，吾虽孤微，乌可以已！窃怪二千年来，通人大儒，肩背相望，而咸为瞀惑，无一人焉发奸露覆，雪先圣之沈冤，出诸儒于云雾者，岂圣制赫暗，有所待邪？不量绵薄，摧廓伪说，犁庭扫穴，魑魅奔逸，雺散阴豁，日黋星呀，冀以起亡经、翼圣制，其于孔氏之道，庶几御侮云尔！”他这样一番苦心，我们不能不感佩，他恨不得把《左传》等书，全部烧毁，也可见他主见的强了。

顾颉刚氏在《古史辨》第一册序里说章太炎氏，是纯粹的古文家。是从经师改装的学者，其实康氏何尝不是经师，他何尝不是站在纯粹今文家的地位说话？而且是晚清今文家的地位呢？康氏这种偏激的态度，除了崔述曾替他和调外，连他一同做书的弟子梁启超，后来也不敢多谈了。梁氏曾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里声明过，可是现在又在死灰复燃了，最近几十年又闹得乌烟瘴气了，这不是别人，就是说“夏禹是虫”的顾颉刚！顾氏拾了康氏的余沫，挂上了新的旗子，说是“超今文家”，惜夫，未见其“超”也！

从前顾氏忘却了假物命名的例，据《说文》：“禹，虫也”的通训武断的说：“禹是动物，出于九鼎。”后来学术界舆论哗然，弄到不得不放弃这主张，只得割爱了，但顾氏也因此竟成了名，甚矣！说之贵于怪也！顾氏张起了“超今文家”“历史学家”的旗子，做了《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也说《左传》里的古史是刘歆伪造的，五帝的少昊是刘歆插入的，甚至说《国语》里的古史，也有窜入的部分，他的说法，和康有为一般无二，何尝有一点“超”呢？所走的路，仍然是晚清今文家的老路，决不是历史家的途径，更不是考古家的新途径！还是再割爱了吧！

顾颉刚最初主张的是层累地造成古史，以为“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愈多。”这说有许多人誉为“卓识”，其实这是完全根据崔述的，崔述的《考信录》说：“夫《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始于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

这和顾氏之说，如出一口，其实古史传说的演变，固自有其事实，不但今文家认识之，就是章太炎也是认识的。章氏论许由传说，以为许由即皋陶，尧让许由传说是禹让皋陶的辗转误迁。其实不但是古史传说，本来一切传说，都是有演变的，有因地而变异的，有因时而变异的，至于因人而变异的，这成分很少，因为一人之力，毕竟有限。崔述之说，是只能说明因时而变异的。最近蒙文通氏主张古代邹鲁、晋、楚三方传说相殊之说，是只能说明因地而异的。在古代交通比较不便，所以因地因时而异的，成分确较多。顾氏从崔述之说，虽然是偏了一面去，还没有上人的大当，现在顾氏又全从康氏新学伪经之说，以为古史皆刘歆一人所编造，这未免上了大当了！

我们研究古史，“疑古”是应有态度，怀疑本来是为学应有的方法，不过这是第一步的工夫，同时应该切实从事整理，渐次踏上“考古”的道路上才是。一味照着自己的偏见，“信口雌黄”“任情臆说”，闹得满城风雨，是会障碍学术的进展的。

在《列子·杨朱》篇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人有亡鈇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鈇也。言语，窃鈇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鈇也。俄而掘其沟而得其鈇。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其行动、颜色、动作皆无似窃鈇者。”假使康、顾二氏做了“亡鈇者”，即使后来掘谷得鈇，必定仍旧要疑心，所得的鈇就是贼赃，是邻之子藏在谷里，贼赃不藏在别处，仍旧放在失主家里，这是邻之子的巧妙！总之怀疑应得有一定的分寸才是！

在今日而研究历史，我们要认清史学家的大道，千万不能再走上经学家的老路。我们应该指出，从康有为一直到顾颉刚的这条歪曲的路，“此路不通”。

（原刊上海《大美晚报·历史周刊》1936年6月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