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桑德尔教授的公开课

哈佛大学的明星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2020年秋天要开设一门新课——“公正：病毒大流行和种族猜忌时代的伦理学”。哈佛大学的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人数限制在750人。这是绝对的大课。但这个课是如此抢手，以至于750个名额几乎一扫而空。

桑德尔教授的名字对于许多中国的读者来说可谓如雷贯耳！他是“公正：该如何做是好？”（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这门哈佛大学公开课的主讲人。(4)这门课程还做成了视频，放在网上，一时间好评如潮。许多中国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乃至如我这样毕业多年的其他专业的学者，都曾认真学习过这门公开课。

对于桑德尔教授在哈佛大学桑德斯剧院的大教室里以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方式呈现的课堂，以及桑德尔教授对公正问题的深刻追问，我们都印象深刻。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这门课程一开始，桑德尔教授提出的那个著名的电车难题：你驾驶着一辆刹车坏了的电车一路狂奔，前面出现了一个岔道：往左拐会撞死1个人，往右拐会撞死10个人。此时，你会怎么做？

而今，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世界，我们似乎真的遇到了那个我们原来以为这一生都不会遇到的电车难题。

就在一个多星期前，德国柏林有18 000多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他们反对政府采取过于严格的防疫措施。按照我的看法，无论是德国还是管控更为严格的澳大利亚，他们的标准都已经够松了。整个8月，德国每天的平均感染人数超过1000人，中小学都已经开学。可是，示威者仍然认为防疫措施是小题大做，限制了自由、破坏了经济。而美国多地早在6月就爆发了游行示威活动，人们纷纷要求重启经济，反对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甚至有一些美国人反对戴口罩，不愿意保持社交距离。

的确，对于基本上不存钱的美国人来说，因疫情造成的经济困顿，会使他们陷入生活艰难的境地。但如果完全恢复以往的自由生活，大规模重启经济，以美国人爱社交的天性，疫情恐怕在短时间内更难控制。截止到今天，美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已达637万，单日增幅接近3000人，死亡19万人，今日新增死亡人数高达462。我们真的站在了电车行进的岔道口。

公共卫生专家和政府官员已经表示，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可以有效阻断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但为什么仍然有一部分美国人不愿意这样做呢？

长期以来，美国都将个人权利视为建国精神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即便是采取简单的预防措施，也会产生不小的争议。在当下的美国，之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为了公共利益而选择遵守政府制定的预防举措，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许多美国人认为，戴口罩这个规定侵犯了个人自由，他们不希望政府强迫自己戴口罩；第二，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对精英阶层的不信任。特朗普总统的许多支持者就是这样，对精英阶层以科学之权威凌驾于大众之上表示普遍的不满，就是出自这样的一种不信任。他们对戴口罩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的抵制，并不是关于公共健康的，而是关于政治的。他们在政治上选择不信任以专家和政府官员为代表的精英阶层。

历史上，美国人民并不是一直都这样不信任他们的政府和国家的。在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历史时期，许多美国人为了国家和家园，投入战争、志愿献身的故事俯拾皆是。当代美国人的祖父母曾经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浴血奋战，而他们现在只要坐在沙发上，不要乱跑乱动就能为国家做贡献却反而做不到了。

在桑德尔教授看来，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凸显了美国社会在相互依存关系方面出现的困境，在最需要美国人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时候，他们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困境，原因要追溯到这场危机之前的社会动荡。桑德尔教授认为，正是美国40年来不平等状况的加剧，造成了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和党派政治的严重分歧，人们对由这一时期的政策所造成的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导致了民粹主义的盛行。

不得不说，桑德尔教授对政府的批评，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接触的教授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对特朗普总统表示过好感。还记得2020年4月疫情肆虐时，我在哈佛大学的合作导师弗里曼教授当时到德国开会，被困在柏林，无法返回美国。我们去信询问他的情况，他回信报平安之后，又在末尾加了一句：“德国比美国更安全，因为德国的领导人是默克尔而不是特朗普。”

美国在处理疫情危机方面，确实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要糟糕得多。桑德尔教授在接受哈佛校报采访时表示，美国在疫情初期每天的死亡人数不仅高于德国，更是大大超过了日本和韩国。知识分子阶层普遍认为，美国联邦政府领导不力以及公共卫生体系欠缺，是防疫失败的主要原因。值得反思的是，对个人主义的推崇，在某些情况下是优势，在抗击流行病方面却造成了负面影响。桑德尔教授特别指出，日本国民对口罩的接受态度，似乎很快就减缓了病毒的传播，而德国的公共卫生支出比例远远超过美国的政府预算部分，韩国的医疗系统也使病毒检测变得更加便捷和普遍。同时，在这些国家，房东减免租金的社会运动也让小企业有了喘息之机。

相比之下，这场危机凸显出美国社会的问题所在：不平等带来的阶层疏离，以及领导人没有起到社会契约中他本应起到的作用。

桑德尔教授认为，在疫情蔓延之际，信任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体现在对政府提供的科学信息和医疗意见的信任，还体现在公民之间的信任上。危机来临之际，领导人的最大责任就是激发这种信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是这样的领导者，她有效地帮助本国渡过了危机，部分就是因为搭建起了信任的桥梁。虽然德国政府现在也遇到了民众抗议，但过去半年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相比之下，在美国，我们看到领导层更多是在逃避责任、制造矛盾，这当然会破坏美国社会应对疫情所需要的信任和团结。

早在2020年4月，桑德尔教授就曾在面向哈佛全校的一场线上活动“哈佛生活：大流行伦理学”中，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哈佛大学被允许明天重新开放，如果学生经检测后没有感染病毒且愿意每天重复检测，那么，允许一定数量的学生返校是否符合道德？”在那次活动中，许多学生和教职工都参与了辩论和讨论，桑德尔教授也像之前在桑德斯大剧院的大教室里一样，充分利用这种交互式的方法，引导大家表达意见。

那是一场激烈的辩论。巴考校长在最后的发言中表示：“我为我们在这个特定问题上面临的所有选择都是糟糕的选择而感到震惊。没有一个选择是显而易见的正确选择，但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和桑德尔教授一样，我也认为，这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露出了美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除了不平等问题所造成的政治上的割裂之外，还有就是个人主义社会在应对流行病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治理困境。个人主义有其值得肯定的优势，但推崇到极致，对一个社会而言也会带来种种问题。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在这两者之间，还有许多中间地带。如何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是政治学的大问题。19世纪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访问美国后，写出了政治学名著《论美国的民主》(5)，在这本书中，托克维尔曾对美国社会社团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保有深刻印象，认为那是美国社会自治和经济发展的根源。

如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桑德尔教授面对的美国也许与托克维尔面对的美国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2020年9月9日星期三

于哈佛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