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射手的世界

数以万计的敌军开始向诺曼底会聚，汗水打湿了他们土灰色的衬衫和黑色的外衣。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唱着伤感的民谣。从“七年战争”起，德国军队就喜欢在行军时唱起这些歌曲。他们有的乘坐火车，有的搭乘卡车，有的步行，有的骑车，还有的坐上了用树枝装饰过的法国老式公共汽车，兵分两路，向西部和北部前进。前面是运货马车和四轮马车，马拉弹药车跟在后面迤逦而行，清脆的马蹄声不绝于耳。

正如隆美尔所言，德军不能再贻误战机了，哪怕是片刻。然而，由于秩序混乱，再加上将领优柔寡断和盟军四处游弋的飞机造成的恐慌，德军贻误的已不仅是片刻，而是几分钟、几小时，甚至是几天。从星期二6月6日晚上开始，由1.5万名士兵组成的装甲教导师从位于距离登陆地区100英里以东的沙特尔出发，分别沿着5条土路向前行进，但不断遭到盟军空军的阻击。一名德国军官描述道，阿尔让唐火光冲天，就像“一座火红的牢笼”，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燃烧着的残骸，“轰炸机始终在上空盘旋。”6月7日，在接到白天行军的命令后，德军平均每小时前进6英里，速度仅相当于平时的1/3。该师师长在报告中称，他们一共损失了40辆加油车、90辆货车、5辆坦克，以及84辆半履带车和自行火炮。直到6月9日，这支装甲教导师才真正投入战斗，但早已溃不成军。

6个前往滩头堡的高射炮营遭到重创，尚未投入战斗就已经有200人负伤。在这支远征军中，最臭名昭著的要属6月7日奉命从图卢兹向北进发的党卫军第2“帝国”装甲师。一般来说，调动一个德国坦克师至少需要60辆火车，但卢瓦尔河上只剩下一座铁路桥，且早已不堪重负，每次只能通过一节车厢。因此，仅靠火车，党卫军第2“帝国”装甲师的辎重和士兵走完450英里就需要17天，而在平时只需要3天。

如此一来，乘坐卡车的士兵行军速度反而更快。他们被调往内地，屠杀法国游击队员。在里昂以西的蒂勒，一位神父对几名党卫军士兵说道：“我的朋友们，你们就要去见上帝了。”为了报复，这几名士兵所在部队残忍杀害了99名无辜民众。这些民众有的被吊死在路灯旁，有的被吊死在阳台上，最后尸体被扔到蒂勒镇的垃圾堆。6月10日，党卫军的车队驶入格拉讷河畔的奥拉杜尔。

工人们正在农场里奔波忙碌，孩子们正在接种疫苗。地保一边打着鼓，一边通知所有人前往中心广场。妇女和儿童被赶进一座教堂，有人开始投掷手榴弹，并用机枪扫射，整个教堂顿时燃起熊熊大火。党卫军士兵一边号叫，一边杀光了躲在谷仓和车库里的人们。随后，他们又用稻草、树枝和马鞍引火，将这座村庄付之一炬。奥拉杜尔共有640多名无辜者命丧黄泉。正如一位英国官方历史学家的记载，“‘帝国’装甲师亲手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耻辱柱上”。

邪恶也笼罩着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该师由东线老兵和一伙狂热的年轻人组成，他们以每小时4英里的速度缓慢行进了70英里，从埃夫勒赶到海岸。隶属于该师的“黑豹”装甲营于6月7日赶到卡昂附近，却因为燃料严重短缺而无法发起进攻。于是，此次进攻任务就交给了库尔特·迈尔上校的装甲掷弹兵团。

肩膀宽阔的迈尔曾经做过矿工和警察，1930年，19岁的他便加入了纳粹党。这个胆大包天的摩托车部队指挥官曾在德国与波兰、希腊和苏联的战事中屡获勋章，也曾在各种事故中摔断过19根骨头。被称为“装甲迈尔”的他跟在士兵身后向敌方投掷手榴弹，以督促胆小的士兵们向前冲锋。星期三下午，在位于卡昂西北方2英里处，修建于12世纪的阿登修道院中，迈尔沿着螺旋楼梯，登上了修道院角落处的一座塔楼，监视着从朱诺滩而来，正步行穿过麦田和苹果树林，向南赶往奥蒂耶的加拿大士兵。

德军掷弹兵抢在盟军舰炮和野炮开火前，像一群黄蜂般涌过近1英里宽的开阔地。与此同时，加拿大的炮兵前沿观测员还被困在海滩附近，因为拥堵的交通而寸步难行。橙色的炮火在“北新斯科舍高地团”中肆虐开来，下午5点30分，一发白色信号弹在天空中炸开，表明德国人已经占领了奥蒂耶。幸存的加拿大士兵在激战造成的硝烟中仓皇逃窜，德军装甲组员们在21辆被击毁的加拿大坦克里翻找着巧克力、花生和腌牛肉。

盟军战舰姗姗来迟的舰炮齐射及其装甲部队的反击都对迈尔的部队造成了伤亡。这个星期三，他损失了30多辆坦克。但加拿大人的部队被击退了2英里多，盟军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重新夺回奥蒂耶。“迫击炮和大炮的炮火一刻也不曾停，轰鸣声太过剧烈，我们只能通过手势进行交流，”“卡梅伦高地团”的一名士兵写道，“没人敢站起身子，我们只能爬行前进。”炮兵观测员在树上或屋顶上“坚持了几天、几小时或几分钟”。各个排的士兵们喝着牙买加朗姆酒，而军官们则以杜松子酒或“教师高地奶油”牌威士忌令自己振作精神。卡昂虽被焚毁，但仍在德国人手中。

可“装甲迈尔”也没有足够的力量继续扩大自己的胜利。夜幕降临前，他的部队距离海滩仍有6英里，而在奥蒂耶伤亡的100多人也令他和他的士兵怒火满腔。第一个惨遭杀害的是一名负伤的加拿大列兵，一名党卫军士兵朝着他大声咒骂，用刺刀将他刺死。在奥蒂耶，8名加拿大俘虏被命令摘掉钢盔，随即被枪杀。他们的尸体被拖到公路上，后被坦克履带碾碎。多亏一位法国村民将残留的遗骸收集起来。另外6名俘虏被押往一间厨房，随后头部中枪而亡。“舍布鲁克”燧发枪手团的牧师也被刺刀刺穿了心脏。

其他被俘的加拿大士兵被押往阿登修道院。“你们把这些俘虏带回来干什么？他们只会消耗我们的口粮”，迈尔说道，“以后不要再抓俘虏了。”俘虏们交出了军饷簿，随后要么被乱棍活活打死，要么被子弹射穿头部。6月8日星期四，屠杀仍然在继续。俘虏们被一个接一个地从临时充当囚舍的马厩中唤出，每个即将被处死的俘虏离开时都与战友们握手道别，随后攀上一段台阶，左转进入一座美丽的花园，在那里惨遭枪杀。40多名俘虏聚集在卡昂-巴约公路附近的一片空地上，被命令面朝东坐下，端着“施迈瑟”冲锋枪的党卫军士兵排成一条散兵线，扣动扳机，当场打死了30多名战俘。几个幸存者撒腿逃跑，但很快又被抓住，送往战俘营。

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被称为“屠戮之师”，他们被指控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杀害了156名手无寸铁的战俘，其中大多数是加拿大人，这引来盟军相应的报复，双方的屠杀和暴行持续了整个夏季。“眼下，哪个德国佬想要投降的话，必须拥有极大的勇气，”一名苏格兰士兵说道，“我们会把他们当场处决，哪怕对方高举双手。”一位英军排长用速记法记录下他接到的日训令：“军衔在少校以下的俘虏一概不用留。”

“霸王行动”的第一周，加拿大军伤亡近3 000人，其中有1 000多人阵亡。一句起源于意大利艰难战事的俏皮话说，要是把“操”和“正面”从军事词汇中删除，加拿大军队就无法说话，也无法发起进攻。不到5年时间，盟国远征军的实力就发展到了战前的50倍，不过事实证明，他们的专业能力仍需要加强。

加拿大第3师携带的弹药比正常补给量多了一倍，他们在战斗中展现出充分的勇气。一名下士描述说：“这是一场持续的交火，双方不分昼夜地轰击着对方……像曲棍球运动员那样投身于战斗。”尽管有第21装甲师和装甲教导师的增援，但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仍被炮火逼退，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力量重演奥蒂耶的胜利。“屠戮之师”匆匆组织起笨拙的进攻，却被榴弹炮、坦克和反坦克炮凶猛的火力击退。6月9日中午，一辆谢尔曼萤火虫式坦克以5发17磅反坦克炮弹击毁了5辆黑豹坦克。一名党卫军军官写道：“我愤怒而又悲痛地尖叫起来。”炮火的持续效果非常明显，一位加拿大炮兵指挥官后来评论道：“德国佬以为我们是苏联人。他们干了蠢事，我们要把这些‘王八蛋’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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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这些“王八蛋”中的一个正在阿登修道院里那座高高的塔楼上察看战况，他就是男爵莱奥·盖尔·冯·施韦彭堡将军，负责指挥希特勒的装甲预备队——西线装甲集群。这位身材高大、见多识广的骑兵曾在伦敦、布鲁塞尔和海牙担任过德国使馆的武官，比其他人更深刻地领悟了拿破仑“靠得越近看得越清楚”这句名言的真谛。在恪尽职守地发起一场进攻后，他亲眼看到了盟军飞机和大炮将党卫军部队逐一吞噬，不禁喃喃说道：“亲爱的迈尔，现在只能靠政治手段来打赢这场战争了。”第二天晚上，与隆美尔会谈后，施韦彭堡推迟了对位于卡昂北部的英国军队的进攻，命令他的装甲部队整编重组。

几分钟后，夜里8点30分，施韦彭堡走出了他的指挥部，即位于卡昂西南方12英里处的拉坎城堡。邻近的果园内挤满了拖车和帐篷，另外还有4辆大型无线电通信车。整个诺曼底地区的电话线路遭到破坏，这迫使德国人越来越依赖无线电台，尽管无线电传输容易被破译和定位。现在，光是英国人每天就能截获德军1.7万条电报，其中包括补给运输和部队调动的详细情况。事实上，“超级机密”当天早上的两次破译显示，施韦彭堡已将拉坎城堡确定为西线装甲集群的司令部。第二次拦截就发现了它的精确位置。

飞机正在逼近，嗡嗡作响，施韦彭堡竖起耳朵倾听着。声音越来越大，其他军官来到他身边，纷纷举起望远镜搜索天空。突然，皇家空军第2战术航空队的40架“台风”战斗机分成3个波次，呼啸着掠过树梢，发射了火箭弹。片刻后，71架米切尔式轰炸机朝这片果园投下了436颗500磅炸弹，拉坎化为一片瓦砾。

施韦彭堡逃过一劫，只受了轻伤，司令部却被夷为平地。他的参谋长和其他30多名军官被炸死，整个作战指挥部被端掉，通信设备也被摧毁。幸存者将阵亡者埋入一个弹坑，并在坑上竖起一个硕大的橡木十字架，装饰着纳粹的“”字和鹰徽。施韦彭堡和其他幸存者逃至巴黎，休养了两周，瓦砾一片的诺曼底地区的德军装甲突击力量损失惨重。

类似的“斩首行动”进一步削弱了德军的战场指挥能力。几天后，英国战列舰射出的一发炮弹在奥东河河谷的一棵遮阴树上炸开，弹片击中了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师长的面部，令其当场毙命，之后库尔特·迈尔接替他出任“屠戮之师”师长之职。另外3名师长和1位军长——埃利希·马克斯将军（炮兵上将埃利希·马克斯当时是第84军军长，他阵亡后，接任军长职务的是后来转任巴黎城防司令的肖尔蒂茨将军。——译者注），也在6月中旬阵亡。

身材修长的马克斯像个苦行者，他曾禁止自己的食堂提供鲜奶油，“只要我们的国家还在挨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毁了容，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条腿，右手也不太灵光。在这场战争中，他已失去两个儿子，现在，他失去了一切。其实有人提醒过他，不要在白天驱车外出，他对一名参谋说道：“你们这些人总是担心自己的小命。”6月12日，在卡朗唐附近，他的指挥车遭遇盟军飞机的扫射，那条木腿使他未能及时逃入路边的沟渠。

马克斯只是二战期间丧生的675名德军将领之一，这些人中，223人在战斗中阵亡，64人自杀，53人被第三帝国或战后的盟国处以死刑。

“第七集团军被迫转入防御状态”，西线总司令部6月10日的战时日志中写道。冯·龙德施泰特元帅于当天下令：“立即将瑟堡彻底破坏。”这道焦土令被“超级机密”拦截。在动身赶往巴黎前，施韦彭堡建议对1/3的坦克进行改装，搭载高射炮。铁路交通情况越来越糟糕，第七集团军每天需要2 300吨食物、燃料和弹药，能运抵前线的却只有400吨。一名德军军需官不得不向法国地方军事长官借用15挺机枪，以用作瑟堡的防御。

隆美尔也失去了信心。6月10日，在西线装甲集群司令部遭遇灭顶之灾前夕，隆美尔便在写给龙德施泰特的一份评估报告中描述了盟军的空中优势令第七集团军地面部队“瘫痪，并造成破坏性影响”，每天，盟军出动约2.7万架次（这个估测是实际数字的3倍）。他还担心盟军会在加来海峡发起另一场规模更大的登陆，并警告说：“美国人的物资和装备……无疑要优越得多。”在拉罗舍居伊翁城堡花园中散步的2个小时里，隆美尔告诉一位下属，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趁帝国目前还控制着一些可供讨价还价的领土，立即停战”。但希特勒并不这样认为，他要求第七集团军“不成功便成仁”。

“这场战役不会变得对我们有利，”6月13日，隆美尔写信告诉露西，“主要是因为敌人具备空中优势及猛烈的舰炮火力。”他想了想，又补充道：“我经常思念家中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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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马利将军听闻隆美尔的哀叹后，感到很高兴。作为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他经常尝试以对手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从而了解对方对战斗的看法。他那辆大型拖车是当年在突尼斯战役中从一位意大利元帅手里缴获的。蒙哥马利用大头针在车厢的墙壁上钉了一张纸，上面是一句引自《亨利五世》的祷文：“噢，战神啊！请让我的战士们心如钢铁！”除此之外，他还在旁边贴了一些交战双方重要将领的照片。一位去过蒙哥马利住处的访客数了数，有“3张隆美尔，1张龙德施泰特，蒙蒂（蒙哥马利的昵称。——译者注）自己的约有30来张”。

登陆日结束后第3天，蒙哥马利回到了诺曼底的家乡，这是他家族祖先的发源地。1559年，他的一位先祖在比武中用长矛刺中亨利二世的眼睛，误杀了这位国王。蒙哥马利的指挥部设在克勒利一座气势恢宏的庄园的花园内，这座四坡屋顶建筑有6根烟囱，位于黄金海滩内陆4英里处。20英尺高的铁门上挂着一块指示牌，建议“所有车辆靠左行驶”，这个规矩是从英国引入的。蒙哥马利还带着他钟爱的“打赌书”，数年来，他亲手在这本皮革封面的本子上记录下了许多小额“赌局”：罗马何时被攻占，战争何时能结束等。已见分晓的赌局旁边标记了“解决”字样。

另外，他还带上了他的宠物，“我现在有6只金丝雀、1只相思鸟和2条狗”，他后来写道。两条狗中，那条猎狐梗叫作“希特勒”，另一条可卡犬叫“隆美尔”，它们俩“在必要时会被痛揍一顿”。而后，这个动物园里很快又增添了1头牛、10只鸡和4只鹅，此后他的餐桌上每天都会有炒鸡蛋。克勒利花园中举行的礼拜仪式通过广播传回了英国，据一名皇家空军军官描述，“瘦高、结实、目光锐利、精力充沛”的蒙哥马利坐在花坛内，为众人朗读经文。

“功成名就的道路非常艰难，”战争结束后不久，蒙哥马利这样写道，“你会成为人们嫉妒并粗暴批评的对象，但你必须忍受，这时常会让你感到孤独。”他确实很孤独，成名却令他心花怒放：他的名字伯纳德；陌生女人的求婚；纽约贝雷帽热潮；他的第八集团军在地中海用过的一面旗帜在一场拍卖会上拍得275畿尼，捐给了红十字会……无一不令他感到骄傲。对副官们来说，他是“主人”；在丘吉尔看来，他是个“脾气乖戾的人”；加拿大人相信他就是“万能的上帝”；巴顿觉得他是只“小猴子”；其他英国将领则认为他是个“卓有成效的小混球”。

丘吉尔的妻子觉得他是个“惊险而又有趣的人物……和纳尔逊一样自负”。而丘吉尔首相的医生得出的结论是：“蒙蒂想成为一名国王。”艾森豪威尔相信，“作为部下，蒙蒂是个好人；作为同僚，他是个难缠的人；作为上司，则是个不好对付的人。”这番话简练地概述了盟军最高统帅部的状况。

蒙哥马利赶来这里是为了指挥这场战争中第二场必须打赢的战役——第一场是在阿拉曼——并作为被一位历史学家称为“大英帝国最后一支能投入战斗的庞大野战军”的统帅。这支野战军的正式称谓是“英国解放军”，其指挥部等级与美军相同。但这种平等很快就因为登陆欧洲的美军的兵力3倍于英军而被打破，这种失衡令蒙哥马利感到不安，同时非常不满。

很少有人会否认蒙哥马利具备在“传递能量时能够很好地控制情感”这一优点，这种品质也能在马尔巴罗家族的人身上找到。他的信念是“不必要的伤亡不可原谅”，同时具备一种“老马识途”的判断力。即便是后来非常讨厌他的奥马尔·布拉德利也承认，诺曼底的蒙哥马利“宽容而又聪明”，是“睿智、忍耐和克制”的典范。在穆尔黑德看来，尽管他“像个捕鼠器那般紧张”，但不失迷人、大方和活跃。乔治·伯纳德·肖钦佩他“像凸透镜那样，能将所有空间集中到一个小点上”。

“我不理会任何细节问题，我必须如此”，蒙哥马利告诉他的参谋人员，“我不看报告，也不看文件，这些事情全部交给高级参谋人员，他们必须在10分钟内向我反馈。”每当做出决定时，他会凑过身来，厉声问每个人：“你同意吗？你同意吗？你同意吗？”他那位精明的情报官，埃德加·T．威廉斯准将后来写道：“人们会对他卓越的能力、他的简练、他的明确，最重要的是他的决断力留下深刻的印象。”

蒙哥马利讲究纪律，生活很有规律，他通常在晚上9点30分上床睡觉，整个战争期间只被中途叫醒过两次，两次都在非洲，而且他不打算被再次叫醒。他来法国不是为了输掉这场战役、输掉这场战争，甚至不是为了失眠。当然，他跑来这里也不是为了失去自己出生入死赢来的声誉，他已经被声誉牢牢地束缚住了。

“蒙哥马利身上太多优秀品质都被他的愚蠢或判断失误抵消了。”他的传记作者罗纳德·卢因写道。他是个“被误解的人”，属于“品质在其生命中得到强化而非扩展的人”。“和普通人一样，他也会犯糊涂，而且意识不到自己的显著变化”，他的傲慢和过度自信的唯我论激怒了地中海战区许多将领，其中既有英国人也有美国人。正如丘吉尔所说，如果绅士是“那种除了故意无礼之外不会无礼的人”，那么，蒙哥马利是不合格的。无论某人是否与他熟悉，都会被他冒犯和激怒。对于一个在战壕中大声怒骂的中尉来说，这不是个要命的缺点，但对于一场联合作战中的高级指挥官，这种缺点几乎是致命的，因为微妙的政治和民族敏感性像火药那样，一点即燃。

用军事历史学家B.H．利德尔·哈特的话来说，蒙哥马利在他那位冷淡、脾气暴躁的母亲管束下，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孩子气”。母亲总是说：“看看伯纳德在做什么，叫他停下来。”后来，蒙哥马利拒绝参加她的葬礼。这个顽童就读于圣保罗学校，后来上了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除了体育之外，他的成绩并不出色，可如果不选他做队长，他便会发怒，极具破坏性。他最近告诉肖：“如果你的决定有51%的概率能够成功，你就能获得胜利。”实际上，他高超的指挥能力使他获胜的概率比这高出许多，但他经常自称，所有出色的计划都是他制订的，所有辉煌的胜利也只属于他，所有金色的桂冠都是他的……威廉斯准将道出了蒙哥马利的座右铭：“一切皆我独力所为。”

“尽可能地享受生活，”6月13日，蒙哥马利在给位于朴次茅斯的后方指挥部的信中写道，“在英国待了5个月后，再次率兵参战是种极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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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行动”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由蒙哥马利构思的，现在，他正设法使其生效。自5月初以来，蒙哥马利一直试图将尽可能多的敌人诱至英军和加拿大部队所在的左翼，制造机会让右侧的美军夺取瑟堡，随后向南杀向科唐坦半岛。6月11日，他向身在伦敦的布鲁克元帅重申了这一计划：“我大致的策略是将敌军引至第二集团军阵前，从而使第一集团军更快达成突破。”为了在滩头阵地取得回旋空间，他要求从登陆日下午开始，“派遣强大的装甲部队”沿左右两翼推进，他已做好牺牲4个装甲旅的准备，以钢铁和人员换取空间。

但1个星期后，滩头阵地依然狭窄、拥挤。34个盟军装甲营、30万名士兵外加2 000辆坦克已登上滩头，可他们无处可去。左侧，第二集团军削弱了德军的反击，但并未形成进攻的势头，也没有取得腾挪空间。对卡昂的直接攻击虚弱无力，已经失败。而动用英国伞兵部队在该城市后方实施空投的建议并未获得艾森豪威尔的空军司令利·马洛里的青睐，他担心飞机会遭受严重损失。“他是个无胆之辈，不肯冒险一试，”6月12日，蒙哥马利气愤地对他的参谋长说道，“我不喜欢他。”

6月13日，盟军从卡昂西面发动了一次进攻，很有希望取得胜利。英国第7装甲师——该师在沙漠中获得了“沙漠之鼠”的美誉——拿下了维莱博卡日，在宪兵和村民的指引下穿过镇内的街道。随后便是一场灾难：德军的虎式坦克从镇子的另一端发起攻击，轰击着行进中的部队。15分钟内，10多辆坦克和卡车被击毁，这都要“归功于”一位大胆的坦克车长——党卫军上尉米歇尔·魏特曼。英国人损失了共计50多部装甲车辆，仓促退出维莱博卡日后，这次拙劣的进攻失败了。遭到迎头痛击的“沙漠之鼠”退回到英美联军160门火炮组成的密集火力网后，皇家空军投下1 700吨炸弹将整座镇子炸成了一个硝烟弥漫的大坑。

“地面攻势混乱一片，”6月14日，利·马洛里在日记中写道，“德国佬将我们赶出了维莱博卡日，部队没能向前推进半步，根本没有丝毫机会可言。”

英国人直到8月才再次踏上维莱博卡日满目疮痍的街道。随着前线陷入僵局，战斗很快就变成了双方狙击手与狙击手、炮兵与炮兵的消耗战，穆尔黑德称之为“一个射手的世界”。“血腥的屠戮，士兵们倒地身亡，”一位连长写道，“我的一个排转身逃跑，又被押了回来……这个排后来再次逃跑了。”英军一名下士在日记中记载了6月中旬连续3天的作战情况：

6月18日：要命的一天，反击。

6月19日：要命的一天，反击。

6月20日：要命的一天，前进，反击。

西边美军的进展还稍稍令人振奋。第5军和第7军分别从“奥马哈”和犹他向内陆推进，夺取卡朗唐后会师，并于6月13日击退了党卫军第17“古兹·冯·伯利辛根”装甲掷弹兵师发起的一次拙劣反扑。“浑身虱子、矮小、营养不良、污秽不堪，”一名美军作战工兵描绘了一群战俘的样子，“油腻腻的头发、扁平的嘴巴、短脖子。”为保住梅德列河上的一座桥头堡，第82空降师激战了4天，最终获胜。

尽管该师仍有1 000多名伞兵下落不明，但第101空降师更为离谱，有近3 000人不知去向。这里的地面景观同样被夷为平地，“伊西尼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墙壁坍塌，所有的一切都在燃烧，”一名军官报告道，“这让我想起了迦太基。”但大多数平民似乎并不介意，哪怕是在废墟中。“这里的人都挺友好，称我们是解放者。”第18步兵团的一名中士在日记中写道。

布拉德利于6月13日命令第5军停止向圣洛推进。由于英军在卡昂周围停滞不前，他担心美国部队太过突出，从而导致侧翼脆弱。他还取消了原先直扑瑟堡的计划，取而代之的是先切断科唐坦半岛，3个师向西直奔大海，截住敌人的援兵，封死对方的退路。特德·罗斯福和第4步兵师则继续向北挺进，直奔港口。

“我坐在一座用灰色石头建成的小型诺曼底城堡里。”特德·罗斯福在位于瑟堡东南方15英里处一个糟糕的宿营地里给埃莉诺写信。他那辆“莽骑兵”吉普车停在外面的伪装网下，弹片在挡风玻璃上打出了一个旭日形弹孔。

士兵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年过30，可他们看上去都很苍老……在我身后是一片饱经战火蹂躏的田野……无数死者倒在地上，他们的姿势各不相同，军装又脏又破，一张张脸仿佛黄色的黏土，胡子拉碴。他们身上沾着褐色、凝固的血迹……今天又是一个战斗日，紧张感油然而生。

没有谁能比被倔强的法国人称为“两米”的那个人在诺曼底战场上拥有更大的特权。6月14日星期三，清晨5点40分，夏尔·戴高乐和他的15名随从搭乘6辆汽车离开伦敦的康诺特酒店，其中一辆车里装有2 500万法郎。在两名摩托车骑警的护送下，车队驶往朴次茅斯的“国王阶梯”。上午9点前，法国驱逐舰“斗士”号上升起一面三色旗，起锚驶向法国。旗子上还绣着戴高乐的姓名缩写。“这并不完全符合规定”，一名海军士官承认。

10天前，戴高乐与丘吉尔在列车车厢内发生口角后，以自己的方式改善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他撤销了自己禁止向盟军部队派遣法国联络官的命令，并解释说：“我写信给丘吉尔先生，以安抚给他造成的创伤。”现在，他身穿军装，扎着皮带，外套皮上衣，戴着缀有两颗将星的平顶军帽，透过望远镜扫视着地平线。自1940年被维希政权判处死刑并逃离以来，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国家。“将军，你记得吗，”一名副官在“斗士”号上问道，“4年前的今天，德国人进入了巴黎。”戴高乐往上抬了抬他那夸张的帽檐，回答道：“他们犯了个大错。”

蒙哥马利已经批准了戴高乐及其两名随从的来访。实际上，下午2点前，在朱诺滩的库尔瑟莱乘坐DUKW“鸭子”两栖战车上岸的有19人，正好一个排。“我们来法国不是为了跟蒙哥马利共进午餐。”戴高乐对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派来的一名特使这样说道，并坚持搭乘吉普车赶往克勒利，以进行一次简短的、令人尴尬的会晤。这位法国将军“显然认为闲聊是个恶习”，一位英国外交官注意到，这场会谈进行得“像胶水般缓滞”。克勒利的一名英国军官说，戴高乐“显然忘记了蒙哥马利对吸烟非常反感……竟然在他那辆著名的拖车中吞云吐雾”。蒙哥马利转而谈论起车厢墙壁上隆美尔的照片。“在非洲让他跑了，”他对戴高乐说，“但我希望这次能逮住他。”

戴高乐一行随即赶往巴约，一辆卡车上装着个大喇叭，不断播放着：“戴高乐将军将于下午4点在城堡广场发表讲话。”他沿着圣若望街走来，“一个拘谨、忧郁的人”。穆尔黑德这样描述道，宪兵们摇摇晃晃地骑着自行车，在前方向他敬礼，路边迎接的人群朝他投掷牡丹花，高呼着：“戴高乐万岁！打倒德国佬！打倒卖国贼！”数千名群众在广场草地的菩提树下等着他。“一看见戴高乐将军，”（一如既往，他以第三人称称呼自己）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人群先是愣了片刻，随即爆发出欢呼，有些人哭了起来……妇女们一边微笑一边啜泣。”

在洛林蓝色十字架下，戴高乐宣布法兰西共和国在他所谓的“我们光荣而又残破的诺曼底”重新屹立起来。他的代表将带着那只装有2 500万法郎的箱子留下来，重建政府，暂时以巴约为首都，直到巴黎解放。“战争之路也是通往自由和荣誉的道路，”他对欢呼的人群说道，“这是来自祖国的声音。”

放声高唱了《马赛曲》后，他又动身赶往伊西尼和格朗德康迈西。但当蒙哥马利获悉这个法国人在巴约预订了14间酒店客房后，愤怒地命令他立即返回英国，并威胁要逮捕并驱逐他。晚上8点30分，戴高乐极不情愿地登上“斗士”号，坚信“法国会存在下去，因为她承受得住她所经历的痛苦”，但他同时又很疑惑：“怎样才能治理一个有246种不同奶酪的国家呢？”

蒙哥马利写信告诉丘吉尔，戴高乐受到的接待“显然不冷不热，那里并未出现真正的热情”。这并非事实。事实是，戴高乐剽窃了盎格鲁-美利坚人的一次游行，既展示了他的大众合法性，又表明了他的原则：获得解放的法国可以由法国人自己来治理，并不需要另一次军事占领。“愿主赐福于他，”作家安德烈·纪德写道，“通过他，我们的尊严得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