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的会面未经预谋。我没有，艾德没有，按理说在操控他的隐秘之手也没有。我没有被设为目标。没人安排艾德拿我当目标。我们没有受到监视，无论是隐蔽性的还是侵略性的。他向我发起运动场上的挑战。我接受了。我们打了比赛。其中不存在预谋，不存在阴谋，不存在密谋。我的生活中有些事件只存在一种诠释，尽管近来这种事确实屈指可数。我们的相识就是这么一个事件。他们逼着我说了无数遍，但我的叙述始终如一。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巴特西的竞技场俱乐部里，我坐在室内游泳池旁的一把软垫躺椅上——本人是俱乐部的荣誉秘书长，一个大体而言的虚衔。聚会厅非常宽敞，房梁架得很高，所在的建筑物翻建前是啤酒厂；聚会厅一头是游泳池，另一头是酒吧，两者之间的走廊通往隔开的更衣室和淋浴区。

我面对游泳池，斜对吧台。吧台另一侧是聚会厅的出入口，往外是大堂，再往外是临街的大门。因此从我这个位置看不见谁走进了聚会厅，谁待在大堂读告示、预定场地或把自己的名字放上排名表。酒吧生意兴隆。年轻女人和情郎戏水聊天。

我一身打羽毛球的行头：短裤、汗衫和有利于脚踝的一双新训练鞋。买这双鞋是为了缓解我脚踝的烦人隐痛，一个月前我在爱沙尼亚的森林里漫步时受了伤。先前我长期在海外执行一个接一个的任务，回爱沙尼亚是为了享受我当之无愧的探亲假。乌云笼罩着我的职业生涯，我尽可能地视而不见。到了星期一，上头很可能会宣布我为冗员。哎，那就这样吧，我一直这么对自己说。我的人生正在进入第四十七个年头，我有过辉煌的日子，这个结局只是迟早的事，所以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因此，尽管年龄渐长，脚腕作怪，但我依然以俱乐部冠军的身份睥睨群雄，这个事实就更加能够安慰心灵了；仅仅上周六，我还捍卫了单打冠军的宝座，对手比我年轻，而且很有天赋。单打通常被视为脚步轻盈的二十几岁年轻人的专属领地，然而目前我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今天，根据俱乐部的传统，作为新加冕的冠军，我同河对岸切尔西的那家作为我们宿敌的俱乐部的冠军打了一场友谊赛，本人成功地履行了职责。这会儿他就坐在我旁边，因为刚打完比赛而满脸红光，拿着装啤酒的品脱杯。他是一位年轻的印度裔出庭律师，心气很高，有运动员的那个劲头。他咬得很紧，直到最后几分，经验和少许运气使得局势朝着对我有利的方向偏转。也许这些单纯的事实能从某种程度上解释，当艾德向我发起挑战时，我为什么会如此大度，以及我为什么会觉得（尽管短暂）成为冗员后我还有生活可过。

我的手下败将和我亲热地聊着天。话题是我们的父亲，我记得很清楚，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事情。结果他们都曾是狂热的羽毛球运动员。他父亲是全印亚军。我父亲在鼎盛期拿过英国驻新加坡军队的冠军。就在我和他愉快地你来我往的当口，我觉察到爱丽丝在向我进逼——她出生于加勒比，是俱乐部的接待员兼记账员，另有一位年轻男人陪着她，个子特别高，但不怎么起眼。爱丽丝六十来岁，脾气古怪，身材粗壮，总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我和她是俱乐部年资最久的成员，我是球场名将，她是中流砥柱。无论我去世界上的哪个角落，我们都绝对不会忘记互寄圣诞贺卡。我的贺卡有多顽皮，她的就有多神圣。之所以说“向我进逼”，是因为他们二人从后侧攻向我，爱丽丝打前锋，二人先向前走，然后转身面对我，动作整齐得滑稽。

“纳特爵士阁下，安好。”爱丽丝像报幕似的通报。她一般称呼我纳特勋爵，然而今晚我只是一名普通爵士。“这位非常英俊和有教养的年轻人希望能和您私下里谈一谈。但他不想在您最得意的时候打扰您。他叫艾德。艾德，和纳特打个招呼。”

在我的记忆中，接下来的一个瞬间特别漫长。艾德站在她背后两步远的地方——这个年轻人身高六英尺多点，像只呆头鹅，戴着眼镜，有着某种孤独的气质，勉强挤出尴尬的半个笑容。我记得两个相互竞争的光源在他身上汇聚，一面是酒吧的橙色条形灯，赋予他神圣的光彩，另一面是他背后游泳池的射灯，给他勾勒出夸张的剪影。

他向前走，变成有血有肉的活人。笨拙的两大步，左脚，右脚，停下。爱丽丝急急忙忙地告辞。我等他开口。我调整面部肌肉，露出耐心的笑容。他至少高六英尺三，黑发乱糟糟的，学生气的棕色大眼睛被眼镜烘托得像个出尘高人，下身穿齐膝的白色运动短裤，就是游艇族或波士顿富豪的孩子常穿的那种东西。他二十五左右，但出尘高人加学生气的组合使得他有可能年轻几岁也有可能年老几岁。

“阁下？”他终于开口了，但语气并不怎么尊敬。

“不介意的话，叫我纳特好了。”我纠正他，又对他笑笑。

他吸收这点信息。纳特。思前想后。皱起他鸟嘴般的鼻子。

“哦，我叫艾德，”他自我介绍，重复爱丽丝提供过的信息，免得我没听清。在我最近回归的这个英格兰，没人有姓氏。

“哦，你好，艾德，”我喜滋滋地答道，“有何贵干？”

对话再次中断，他思考我的问题。然后脱口而出：

“我想和你打，可以吗？你是冠军。但问题在于，我刚加入俱乐部。上个星期。对。我把名字放在排名表上了，其他该做的也都做了，但轮到我需要他妈的几个月”——字词不由自主地挣脱了束缚。一阵寂静，他轮流看我们两个人，先看我亲切的对手，然后再看我。

“你看，”他和我说理，尽管我根本没反驳他，“我不懂俱乐部的规矩，明白吗？”——声音因为愤慨而升高。“这又不是我的错。于是我去问爱丽丝。她说，你去问他自己呗，他又不咬人。所以我就来问你了。”就好像还需要进一步解释似的，他又说，“只是我看了你比赛，明白吗？我打败过几个你打败过的人。还有一两个打败过你的人。我很确定我能跟你好好打一场。真的好好打一场。对。非常好的一场，事实上。”

这个声音本身，听到现在我是不是已经有个数了？在根据说话方式揣测同伴在社会阶梯上的地位这个久经时间磨砺的大不列颠客厅游戏里，我顶多只是个差劲的玩家，因为我把人生中太多的年月耗费在了国外。然而在我遗传给了女儿斯蒂芬妮（一位公开宣称的平等主义者）的耳朵里，我觉得艾德的说话方式只是马马虎虎过得去而已——也就是说，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私立教育的存在。

“艾德，我能问一下你都在哪儿打吗？”我说，这是我们球手之间的一个标准问题。

“所有地方。只要我能找到像样的对手。没错。”他像是又想到了什么，“然后我听说你是这儿的会员。有些俱乐部允许你打一场付一场的钱。但这儿不行。这地方你必须先入会。要我说，这是欺诈。于是我入了会。花了我他妈一大坨钱，但还是入会了。”

“嗯，艾德，很抱歉你不得不大出血，”我尽可能和气地回答他，将突如其来的脏话归结为紧张，“但假如你想打一场，那我也不反对。”我又说，注意到酒吧里的交谈逐渐停歇，一颗颗脑袋转向我们。“咱们回头找个时间好了。我会很期待的。”

但艾德不为所动。

“所以你觉得几时比较适合你？我说的是个准确的日期，而不只是找个时间。”他步步紧逼，引来了吧台方向的哄堂大笑——从他的怒容来看，笑声惹他生气了。

“唔，艾德，这一两个星期是不可能了。”我回答得相当真诚。“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去处理。事实上，是个拖得太久的全家假期。”我说，希望他能给我一个微笑，但我得到的是个木然的瞪视。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下下周六，只要我们没弄断任何东西。我们去滑雪。”

“哪儿？”

“法国。默热沃附近。你滑雪吗？”

“滑过了。我在巴伐利亚。那下下周日如何？”

“很抱歉，艾德，我只约工作日。”我坚定地答道，因为全家共度周末（只要普鲁和我能做到）是神圣不可侵犯之事，今天是个罕见的例外。

“那就两周后从星期一开始的某个工作日吧？哪一天？你随便挑。你说了算。我都行。”

“星期一我应该最方便。”我提议道，星期一晚上是普鲁每周做法务义工的时间。

“那就两周后的星期一了。六点？七点？几点？”

“唔，你说你什么时候最方便吧，”我建议道，“我的时间安排还没定下来”——也就是说，到时候我多半会在外面闲逛。

“星期一晚上我有时候要加点班，”他说，语气像是在抱怨，“八点如何？八点你可以吗？”

“八点我没问题。”

“要是我能约到，一号球场可以吗？爱丽丝说他们不喜欢把球场订给单打比赛，但你不一样。”

“我哪个球场都行，艾德。”我向他保证，吧台方向传来又一阵笑声和噼噼啪啪的掌声，想必是为了褒奖他的坚持。

我们交换手机号，这向来是个小小的难题。我给了他我的私人号码，说要是有问题就发短信给我。他对我做了相同的请求。

“对了，纳特？”——他绷得太紧的声音突然软了下来。

“怎么了？”

“祝你全家度假快乐。”就好像我会忘记似的，“两周后的星期一再见。晚上八点。这儿。”

这会儿所有人都在大笑或鼓掌了，艾德抬起一整条瘦长的右臂，漫不经心地挥手作别，迈开大步走向男更衣室。

“有人认识他吗？”我问，发现我不由自主地扭头观察他的背影。

众人摇头。抱歉，哥们。

“有人见过他打球吗？”

继续抱歉。

我陪着来访的对手走进大堂，往更衣室走到一半，我在办公室门口把脑袋伸进去。爱丽丝趴在电脑前面。

“艾德姓什么？”我问她。

“香农，”她抑扬顿挫地说，连头都没抬，“爱德华·斯坦利。单人会籍。按标准城镇会员资格收费。”

“职务？”

“香农先生，他填的职务是研究员。他没说他研究谁，也没说他研究什么。”

“住址？”

“哈克尼区的霍克斯顿。我的两个姐妹和侄女艾米也住在那儿。”

“年龄？”

“香农先生无权申请未成年会籍。他没说他超出了多少岁。我只知道他是个盯上了你的饥渴小子，横穿全伦敦就为了挑战城南冠军。他听说过你，现在他要来打败你了，就像大卫对歌利亚。”

“他这么说？”

“他没直说，是我用自己的脑袋想出来的。纳特，你这把年纪当单打冠军当得太久了，和歌利亚一样。还想知道他老妈老爸叫什么吗？他背了多少贷款？他在监狱里待过多久？”

“晚安，爱丽丝。谢谢你。”

“也祝你晚安，纳特。记得跟你家普鲁说声我爱她。另外，别因为那个年轻人产生什么不安全的感觉。你会打败他的，趾高气扬的小子们哪个不是你的手下败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