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　毛泽东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阅读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对陈独秀非常崇拜。1918年8月至1919年春，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时认识了陈独秀，更是受到很大影响。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专程拜访了陈独秀。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对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也做过多次评价。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作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关于陈独秀建党时的情况是这样说的：“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把陈独秀誉为五四运动以至整个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呢？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事件，它以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姿态，展开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多年来，对于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认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这个评价是中肯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起了传播新思想的重要作用。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1916年9月1日改名为《新青年》，其发刊词《敬告青年》中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对青年寄予希望，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后人称这篇发刊词是一篇向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宣战的战斗檄文。

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的这些思想，振聋发聩，石破天惊！于是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迅速地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这场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文化运动，向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由此引发了一场伦理革命、教育革命、文学革命，使中国的思想界特别是青年学生解除了思想的禁锢，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五四运动的发生，正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大成果。

由于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在当时有着崇高的威望和广泛的影响，所以很快吸引了全国一大批先进的青年。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新青年》杂志，非常佩服陈独秀的文章。像毛泽东这样在《新青年》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先进的青年人，在全国各地有一大批。他们成立的社团、创办的报刊，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例如，北大学生许德珩等成立了国民社，创办了《国民》杂志；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人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周恩来等人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创办了《觉悟》杂志；等等。这批先进青年和社团、报刊，在各地的五四运动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培育了一大批骨干力量，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和精神领袖。

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共同创办的专门报道评论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推动政治运动的刊物《每周评论》创刊。在发刊词中，陈独秀明确提出其主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在此刊物上，陈独秀发表了大量的很有战斗力的文章，如明确提出欧战后东洋民族的两大“觉悟与要求”：“对外的觉悟和要求是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颜色人种的偏见”；“对内的觉悟和要求，是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这实际上成为五四运动纲领中“反帝、反封建”的两面旗帜的思想指引。

1919年5月4日前夕，当得知5月4日当天将有学生示威游行的行动时，陈独秀立即在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战斗檄文，尖锐地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要有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非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等号召，在当时都极具政治号召力，实际上是发出了五四运动的动员令。

五四运动发生后，陈独秀和蔡元培、李大钊等人一起，努力引导运动的正常进行和深入发展。从5月4日至6月上旬，他一个月发表了多篇文章。他针对学生运动只注重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情况，列数政府从二十一条以来的一系列卖国行为，指出斗争矛头不能仅仅指向这三个卖国贼，更应指向造成这些“根本罪恶”的北京政府；他针对北京的运动只是局限在学生阶层和某些人把民族斗争视为山东一省问题的错误认识，又号召全民起来奋斗；他针对反动当局不断镇压和逮捕学生，而运动中又出现妥协和厌倦倾向的情况，指出国民“应该有不能单纯依赖公理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并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鲜明有力的战斗口号。为了推动运动进一步深入，陈独秀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印成中、英两种文字，亲自到闹市区散发，结果被捕。

陈独秀的被捕，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对陈独秀的被捕表示强烈的抗议，热情赞扬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并高喊“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精神万岁！”这都有力地说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是起了领导作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视察安庆时还称赞过陈独秀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是有贡献的，后期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