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3　南开大学校长为什么问三个问题

1935年9月17日，南开大学举行新学年的开学典礼。校长张伯苓发表了题为《认识环境，努力干去》的演说，这是他的一腔肺腑之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振聋发聩的三问，一问民族血脉，二问家国情怀，三问责任担当，寄寓着深沉的报国壮志，时至今日仍发人深省。

“爱国三问”，与张伯苓本人的理想追求是分不开的。张伯苓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服务于海军。1898年，英国强租由日本占领的威海卫，22岁的张伯苓随船护送清廷官员前往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他亲眼目睹了两天内“国帜三易”，从第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上清朝的黄龙旗，再到第二天降下清朝的黄龙旗，升上英国的米字旗的屈辱场面，义愤填膺。他看着同行士兵们的麻木不仁，深感从军报国无望，转而走上了教育救国之路。1919年，43岁的张伯苓同严修一起创办了南开大学，这是他从教十余年，游历日本和美国考察数年的成果。这所大学承载着他普及新式教育、培育国家栋梁的拳拳爱国之情。自成立之日起，张伯苓一直带领着南开师生活跃在天津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地带。1927年，成立东北研究会，先后四次组织师生实地考察；1931年秋，编纂成《东北地理教本》，作为当时南开的“独有教材”；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开幕式上，数百名南开学生用紫、白两色小旗组成“勿忘国耻”“收复失地”等字样，种种抗争之举遭到了日军的记恨。

时间进入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咄咄逼人的骄横气焰，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争夺。1935年7月，“何梅协定”达成，国民政府对日本一再姑息，使得河北省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日本在华北的势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张伯苓已经预见到天津随时都可能失守，南开大学的局势危机四伏。

在民族危机关头，张伯苓校长的爱国三问，旨在激发学生认清时局的紧迫感。张伯苓强调，是中国人、南开人就应该清醒认知变化的局势，有忧患意识。他指出，不能适应环境的人，终将被时代所淘汰，南开学子接受高等教育，应锻炼自己应对动荡的能力。张伯苓说：“最近几年，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有个很不安全的感觉。我们自以为是一个国，而这个国可是没有门，没有墙，这怎么好！以前的环境，四面的墙一齐倒，彼此互相支持住，没有倒下，现在几面墙都塌了，有一面墙要整个地倒下去，自己又没有柱子支着。”他将国防力量比喻成“门”，指出当前国防上的无力，对外不抵抗的策略如同门户大开，造成极不安全的局面。他又将支撑中国的各方面势力比喻为“墙”，作了今昔对比，指出以前军阀割据混战之时是四面的墙一起动摇，彼此相互支撑，恰成鼎力之势，没有最终倒下，而今天只剩国民党蒋介石一方势力，在抵御外辱过程中软弱无力，就是孤零零的一堵墙倾颓，没有柱子支撑，终将轰然倒塌。张伯苓语重心长地告诫学子们要团结一致，勇于应对处于危墙之下的危机，努力储备自身的力量报效祖国。

“爱国三问”，更重要的是落在践行上。张伯苓对学子们说，如果爱中国、愿意中国好，就必须要公、要诚、要努力。他说：“绳子一共是六根，一个气力大的人拉一头，那五个人要向一处拉，就拉过来了；五个人分向各处拉，就拉不过来了。这样浅的理，何以不懂呢？懂，为吗不做呢？就是太私。”他认为，中国人大多只知为子孙为家族谋利益，而没有国家的观念，虽然人多，但不团结，力量弱小。因此，要由一个班、一个学校起下功夫，练习为公。他又指出：“中国人还有一种特性，小孩大人一样，总不愿别人好。大家在一块谈，谈到别人的坏处，大家精神百倍；说人好处，就不高兴了，好像不愿中国有好人。这就是亡国的根源。”因此，每个人都要增大度量，改掉自私狭隘的毛病，加强合作，为国家和民族作贡献。除此之外，中国有许多人爱耍小聪明，敦厚不足，做事总是浅尝辄止，知难而退。他指出：“现在要改造国家社会，非有傻干的人不行。要恳切、诚挚，各个人都加份重量，沉住了气，顶着北风走，咬定牙根，紧张又紧张向前努力。”学生要“允公允能”，以“公”化私、化散，以“能”去愚、去弱，做到高瞻远瞩，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追求极致，掌握好科学本领。

“爱国三问”，让初入南开的学子们深切感受到了国家的危难和南开人的责任，鼓舞他们投身于救亡图存的革命事业中。由爱国学生首倡，迅速席卷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1935年12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开始踏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1937年7月29日凌晨开始，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轮番轰炸和纵火焚烧，只剩“半座思源堂”，成为第一所被日寇毁掠并化为焦土的中国高等学府。不过，正如张伯苓校长所说：“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作为南开精神核心要义的爱国主义精神，自此更加深刻地扎根在一代代南开人心中。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郭永怀等一大批名家大师与国之栋梁的伟大事迹，都是对“爱国三问”的郑重回答。

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开大学考察调研时，高度赞扬了张伯苓校长的“爱国三问”，指出：“这既是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抚今追昔，“爱国三问”仍需一代一代问下去，时刻反躬自省；“爱国三问”仍需一代一代答下去，方可行稳致远，奋发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