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8　毛泽东在湖南五个县开展调查工作的收获

1927年1月4日，一个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的青年走在大路上，准备去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考察农民运动。这位意气风发的青年就是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

毛泽东为什么要到农村开展调查工作呢？

20世纪20年代，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农民运动迅速蔓延到全国，并引发了农村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等省农民运动相继展开。1926年6月，农民协会已遍及粤、湘、鄂等17个省，全国200多个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会员达900多万人。面对这一大好革命形势，国民党右派极度恐慌，大肆攻击农民运动。是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却不敢支持农民革命斗争，极力限制农民运动发展。急风暴雨般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在世人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决定一探究竟。在接下来32天的时间里，他行程700公里，广泛接触和访问广大群众，亲眼目睹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闻逸事，收获满满。

在湘潭县，他组织了有县农协、工会、妇联、商协、青年等组织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了解到湘潭各地农民已经组织起来，在农民及各界群众强烈要求下镇压土豪劣绅晏容秋等的情况”。在银田寺，人们告诉他原团防局长汤峻岩等自民国二年（1913年）以来就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最先被杀的竟是两个无辜的乞丐。他鼓励农民群众敢于同土豪劣绅斗争。

在湘乡县，农会干部汇报，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他鼓励农民“要组织自己的武装，把团防局接收过来，在全县组织农民自卫队”，反抗地主豪绅。

在横山县，人们告诉他，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成群结队地涌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也只好听便。他鼓励农民和农运干部尽快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不然，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经济的斗争，绝无胜利的可能。

在醴陵县，农民告诉他，有个诨号叫“乡里王”的土豪易萃轩，最初极力反对农协，后来又低头作揖，给乡农会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他号召中共醴陵县各地支部书记和区农协要加强党的领导，扩大农民组织，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和巩固农民政权。

在长沙县等许多地方，他还看到农会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给他们戴高帽子游乡，甚至枪毙罪大恶极之徒；在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他们加租加押，不准退佃；还推翻了过去维护封建统治的都团机构，人们谈论都总、团总，都说：“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农会组建起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农民还禁烟禁赌，组织起来修道路、修塘坝等。

蓬勃开展的农民运动像磁铁一样深深吸引着毛泽东。这些新鲜活泼的生动事情，使他大大打开了眼界，为之兴奋不已。社会上出现的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讦，也使他忧虑不已。

2月5日，毛泽东结束了对上述五县的考察，回到长沙，便立即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他们在农运工作中的错误。12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后，致信中共中央，在简要报告考察行程后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他报告了自己在考察过程中纠正了几个主要错误：“（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2月下旬，毛泽东根据在湖南调查所得的农民运动的第一手材料，在武昌寓所写出了两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着重阐述了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对中国社会及农村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了科学分析，强调了贫农的作用；第二，阐明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充分估计了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第三，论述了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四，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从3月5日起，首先在中共湖南区委的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全文刊载。12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也登载了该文的前七部分。4月，中共中央局委员瞿秋白指示共产党领导的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炼，耐人寻味”。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深刻而又系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即农民问题，指出了农民运动发展的正确方向，有力抨击了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学说，为推动中国农民运动的开展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在党内并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始终站在中国革命的时代潮头去思考和解决问题，这就为他以后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胜利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