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信贷权力

现如今，全球金融部门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对政府、产业和劳工行使着超凡的权力。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主导着经济决策，破坏民主决策，并决定了几乎所有经济部门（除了与宗教相关的组织）的融资服务。金融家可以通过从债务中获取租金（利息）来赚取巨大的资本收益，也可以从现有资产中毫不费力地获得租金，如土地、房产、自然资源（水、电）垄断、森林、艺术品、赛马、品牌和公司等。正如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写的，“金融部门的目标不是尽量减少道路、电力、交通、水或教育的成本，而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垄断租金的作用”。华尔街和其他金融中心的银行家以及对冲基金，都通过削弱金融监管来削弱民主体制，其中包括为削减资本利得税和改变累进税制而游说。金融家利用资本流动将境外资本收益转移到巴拿马、英国伦敦、美国特拉华州、卢森堡、瑞士和英国海外领地。事实上，全球金融部门以绝对的优势获胜。它成功地征服并有效掠夺了政府及其纳税人，使其服从于不受约束和不负责任的金融家和金融市场的利益。

剑桥大学社会学家杰弗里·英厄姆（Geoffrey Ingham）将这个部门现在掌握的权力描述为“专制”。

遗憾的是，由于金融部门高度不透明，再加上它本身刻意模糊其活动，所以，对于如何创造货币，信用和债务在经济中如何发挥作用，银行业以及金融和货币体系如何运作，人们普遍不太了解。大多数正统经济学家都错了，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在大学课程和经济活动的分析中都忽视了货币、债务和银行体系。用一位匿名的国际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货币或信用是“第三重要的事情”。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古典”、“新古典”和许多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把货币视为经济交易的“中介”或仅仅是交易的“面纱”。他们认为银行家只是储蓄者和借款人之间的中间人，利率是对货币需求和货币供应做出回应的“自然”利率。由于对货币和银行业存在盲点，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没有正确预测或分析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货币体系所管理的正是金融行业的利益，而专家对与经济融资有关的基本问题的无视，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都忽视了关于金融的“专制权力”的讨论。有人认为这种忽视不是偶然的。毕竟，正是这种忽视，使全球金融资本得到蓬勃发展，而丝毫不受学术或公众密切监督的影响。

但这种忽视也导致了严重的误解。其中最严重的误解便是，公众长年累月反复指责，中央银行的“印钞”导致了通货膨胀。虽然中央银行确实对货币的价值及价值的维持负有责任，但它们不负责“印制”国家的货币。正如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曾经的解释：“私人商业银行体系‘印制’了95%的广义货币（任何形式的货币，包括银行存款或其他存款以及纸币和硬币），而央行发行的货币只占约5%或更少。”在一个缺少监管的体系中，拥有通过经济活动来分配或阻止融资权力的，恰恰是私人商业银行。然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私人货币的“印制”，并将注意力瞄准了政府和国家支持的中央银行家，还经常指责他们引起了通货膨胀。对于私人银行的货币创造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货币主义者是不清楚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撒切尔夫人的经济顾问发现自己无法控制通货膨胀。原因在于，他们只聚焦了公共货币供应——政府支出和借贷。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同时还主导对私人商业银行的贷款标准解除管制。这种解除管制使得银行家开始了一波放贷狂潮，反过来又推动了通货膨胀。这就是为什么撒切尔夫人在上任第一年之时，通货膨胀率达到21.9%。只有在她执政的第四年，通货膨胀率才低于她上任时的水平，紧接着才是严重的紧缩情况。正如威廉·基冈（William Keegan）的解释：“失灵的（货币主义）经济学说不仅导致了通货膨胀率上升，而且也导致英国经济受到严重挤压，失业率不断上升。”

对私人信用创造的盲点，属于某种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种意识形态认为，公共的便是坏的，私人的便是好的。有人认为，“自由的、竞争性的市场”既是无形的，也是无责任的，他们认为这可以用来管理全球金融部门和全球经济。这种想法不仅来自对自由市场近乎宗教般的信仰，而且也来自对民主监管国家的蔑视——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和里根政府以及此后当选的政治家，他们的支持者对这种蔑视毫不避讳，甚至大肆宣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