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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欧洲正面临着比1914年那次更为恶劣的灾难。在这一危急时刻，出版这样一本书也许会受到谴责，会被视为分散人心之举，无助于保卫文明和对抗现代野蛮暴行的紧迫需求。
一年接一年，一月接一月，我们那支离破碎、岌岌可危的文明处于越来越严重的困境之中。在国外，法西斯主义变得愈发猖狂和残酷，不断地对外扩张，因其全然蔑视精神生活，对自己的公民也愈发暴虐和野蛮。即便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也有理由害怕出现一种日益军事化并压迫公民自由的趋势。不仅如此，在数十年间，没有人采取决然的手段去缓解社会秩序中的不公正。我们陈旧破落的经济体系，让千百万人一败涂地。
在这些形势下，要让作家们去追求其事业，既要有勇气，又要有能够平衡的判断力，实在困难重重。有一些人仅仅是耸耸肩膀，便从我们时代核心的斗争中撤离。这些人的心灵既然封闭起来，不接受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主题，势必也只能写出对同时代人来说不仅毫无深度，而且在细微处也缺乏真诚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家必然会有意无意地设法说服自己：人类的处境中并不存在危机，或者这些危机还不如自己的作品重要，又或者这些危机不关他们的事。但是危机确然存在，也极其重要，并且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一个稍有智力和知识的人怎能不自欺欺人地去反对这一点呢？
但是我仍然对一些知识分子感到真挚的同情：他们宣称，自己对于这一斗争既然无法贡献什么有用的东西，因此也就最好不要涉足其中。事实上，我就是其中之一。为了给我们辩护，我要说一句，尽管我们无法行动或无法有效地行动以直接支持斗争的事业，但我们也没有视而不见。实际上，它一直让我们不能不密切关注。但是长期以来，我们从一系列尝试和失误中也认识到，对我们来说，所能提供的最有效服务是间接的。 1
对于有些作家来说并非如此。他们如骑士般英勇地投入斗争，运用他们的力量去传播紧急的宣传，甚至拿起武器去为这事业而战斗。如果他们具有合适的能力，并且他们所服务的具体斗争事实上是保卫（或创造）文明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他们当然是在从事有价值的工作。此外，他们也可能赢得丰富的经验和人道的同情心，因此也能大大提升其文学能力。但是他们工作的迫切意义也可能蒙蔽他们，让他们看不到即便在危机时代保持和拓展那种也许可以在形而上学上称为“人类种族自我批判的自我意识”者，也就是在与其他万物的联系中，将人类生活视为一个整体的努力，也是十分重要的。
这就需要一种意志，尽可能放下一切人类的偏见，去看待人的一切事务、理想以及理论。那些陷入斗争之中的人，虽有伟大和正义的事业，却难以避免党派的偏向。他们以高贵的方式放弃了某种超脱的立场，某种冷静评估的力量，而这正是人类最为宝贵的能力之一。在他们看来，这也许正是理所当然的，竭尽全力的斗争更需要投入，而不是超脱。但是一个人若把这一事业放在心中，在对人的忠诚之外，也必须努力保持一种更加冷静的精神。也许尝试将我们动荡的世界放在浩瀚群星的背景下去看待，最终可能会增强——而不是减弱——目前人类所面临的危机的意义。它也可能增强我们对于彼此的博爱。
怀着这样的信念，我尝试画出一幅草图，描绘想象中万物的整体，它森严可畏而又充满活力。我知道，这是一种极为潦草简略的草图，宛如孩子气的荒唐漫画，即便以当代人类的经验来看也是如此。在一个更为冷静和智慧的时代，也许这本书看起来就是胡言乱语。但它尽管简陋粗糙且远离实际，但或许并非与现实全然无干。
冒着同时激怒左翼与右翼的危险，我时而会使用一些来自宗教的特定概念和词汇，并且尝试根据现代的需要进行诠释。诸如“精神的”和“敬拜”这类虽说遭到曲解但仍有价值的词汇，对左翼来说几乎像是右翼眼中老式的色情用语那样淫邪，它们意在提示一种体验，容易被右翼滥用，也容易被左翼误解。这一体验应该说包含一种超脱，从一切个人、社会和种族的目标中超脱出来。当然并不是说，它会让人去反对这些目标，而只是能够让他以一种新的方式去评价它们。这种“精神生活”看上去本质上是一种努力，要去发现以及运用与我们的经验整体事实上相适应的态度，正如看到一个身材健美的人，自然会令人感到倾慕。这一事业能够让意识变得更澄明、更精细，因此对行为也大有裨益。的确，如果这种高尚的人性化经验除了某种对于命运的诚敬之外，并不产生出决断的意志以服务于我们苏醒的人性，那也不过是暗藏陷阱的镜花水月而已。
在这篇序言的最后，我必须对L.C.马丁教授 2 、L.H.迈尔斯先生3 及E.V.里乌先生4 表示感谢，他们提供了许多切实中肯而有益的批评，我据此重写了许多章节。即便是现在，我也犹豫要不要把他们的名字和这样一部离经叛道的作品联系起来。如果用小说的标准来判断，它是相当的糟糕。事实上，它也根本不是小说。
还有我的妻子，我必须感谢她对书稿的校对，以及感谢她的存在本身。
在本书的最后，我附上了关于量级的注解，这也许能帮助那些对天文学不太熟悉的读者阅读此书。那几张非常简略的时间图表也许能供读者们一笑。
O.S.
1937年3月
1 在1937年初，作者所说的斗争，具体是指当时的西班牙内战（1936—1939）。斯特普尔顿是明确站在左翼共和国政府一边而反对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权的。他也并非如序言中所自责的那样置身事外，而是协助做了一些工作，包括向马德里运送物资、安置西班牙难民等。
2 L.C.Martin，利物浦大学英文系教授，主攻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他也是斯特普尔顿的邻居和朋友，斯特普尔顿的几乎所有作品发表前都会请他过目。
3 L.H.Myers，英国小说家，主要作品为描写印度的《根与花》（The Root and the Flower）三部曲。他是这一时期斯特普尔顿最为交好的文友之一，他非常关注《造星主》的写作进程并提出过许多修改意见。1944年自杀身亡。
4 E.V.Rieu，斯特普尔顿在牛津时的同班同学，后任职于梅休因出版社，也是其大部分作品的编辑。
5 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生物化学家和科普作家，爱尔兰裔，1929年出版《世界、肉身与魔鬼：探询理性灵魂三个敌人的未来》。在书中，他提出了可以在太空建立中空球体作为人类永久居所的设想，后来被称为贝尔纳球（Bernal Sphere），斯特普尔顿在本书中吸收和改编了这一点子，见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