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分葬”

由于雍正帝立志创新又建了一处大清王朝的陵园，改变了以往固定的“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帝王葬地旧制，那么雍正帝以后的清朝皇帝应该怎么选择自己的万年吉地呢？

对于这个问题，着实令雍正帝的继承者乾隆帝颇费脑筋：假如他追随父亲，将自己的陵址选在西陵的话，那么势必使日后的继承者效法自己，也将陵址选择在西陵。这样下去，东陵必然日远日疏，冷落了东陵的香火，给人以冷清孤独之感。思前想后，为了兼顾东西陵的香火延绵不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乾隆帝做出了一项关于嗣皇帝选址建陵的规定——“父子分葬”的方法，这项规定被后人称为“昭穆相建”。什么是“昭穆相建”呢？嘉庆元年（1796）十二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在一道谕旨中做了详细说明：

向例，皇帝登基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乾隆元年，朕绍登大宝，本欲于泰陵附近地方相建万年吉地，因思皇考陵寝在西，朕万年吉地设又近依皇考，万万年后，我子孙亦思近依祖父，俱选吉京西，则与东路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是以朕万年吉地即建在东陵界内之圣水峪，若嗣皇帝及孙曾辈，因朕吉地在东择建，则又与泰陵疏隔，亦非似续相继之义。嗣皇帝万年吉地自应于西陵界内卜择，著各该衙门即遵照此旨，在泰陵附近地方敬谨选建。至朕孙继承统绪时，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我朝景运庞鸿，庆延瓜瓞，承承继继，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连，不致递推递远。且遵化、易州两处，山川深邃，灵秀所钟，其中吉地甚多，亦可不必于他处另为选择，有妨小民田产，实为万世良法。我子孙惟当恪遵朕旨，溯源笃本，衍庆延禧，亿万斯年，相承勿替，此则我大清无疆之福也。

乾隆帝的这道谕旨除了阐明他不葬在西陵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规定：如果父亲葬在东陵，那么儿子就应葬在西陵；父亲葬在西陵，则儿子就要葬在东陵，依此类推，不可违旨。也就是说，现在乾隆帝葬在了东陵，那么他的儿子嘉庆帝就要葬在西陵。相承勿改，是大清无疆之福。

乾隆帝为了把这一规定落到实处，先是亲自为他的儿子嘉庆帝在西陵界内选定了陵址，后又唯恐这一良苦用心被子孙违背，不按他的规定办事或者像他的父亲雍正帝那样另辟陵寝搞出一个什么“南陵、北陵”来，于是在嘉庆二年（1797）三月十五日再次降旨强调这种规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乾隆帝像

前经降旨，以嗣后万年吉地当各依昭穆次序，在东西陵界内分建，不必另卜他处。但堪舆术士每多立异邀功之习，所言最不可信。即如朕选择万年吉地时，定于东陵界内之圣水峪，而进爱又欲改卜，经朕查出，即将进爱治罪示惩。万世子孙皆当以此为法，庶不为形家之言所惑。且遵化、易州两处山川灵秀宽广，其中吉地甚多，我子孙务须恪遵前训，永垂法守，断不必另择他处，有妨民业。

后来的历史证明，乾隆帝的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他的这个规定虽然作为祖训被保留下来，但执行得并不是很顺利。首先打乱“昭穆相建”规定的就是一向标榜勤俭的乾隆帝的孙子道光帝。本来，道光帝的父亲嘉庆帝葬在了西陵——昌陵，按照这个规定，道光帝就应葬在东陵。然而在即位之初，道光帝曾想将自己的陵建在北京西南的王佐村，这就等于要另建大清国新的陵园“南陵”。后来由于众大臣极力反对，道光帝才将陵寝改为建在东陵宝华峪。不过，道光帝最终还是以陵寝地宫渗水为借口，将已经在东陵修建好的陵寝拆毁，改在西陵建了自己的皇陵——慕陵。

道光帝最终如愿以偿地安葬在西陵，由于他的自私和一意孤行，打乱了乾隆帝留下的昭穆制度。因此他的儿子咸丰帝在选择陵址时是同时在东陵和西陵等处相度的，虽然最终咸丰帝的定陵又建在了东陵，从而形成了以道光帝和咸丰帝为新的“昭穆相建”，然而没过多久，这种刚刚重新建立的“父子分葬”制度再次被慈禧打破。慈禧将自己的儿子同治帝也葬在了东陵。光绪帝将陵址选在了西陵，从而又回归到了乾隆帝制定的“昭穆相建”的轨道上来。

纵观历史，乾隆帝制定的清陵“昭穆相建”选择陵址制度，虽然没有被子孙严格执行，但其平衡东西陵关系的基本原则还是得到了贯彻执行。不管怎么说，并没有出现接连三个皇帝同葬在一个陵区的现象，因此可以说乾隆帝的意愿还是基本达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