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宗教运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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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再洗礼派——加尔文体系——下层阶层和修道会——宗教迫害的影响——对外战争的影响——《卡托—康布雷西和约》——改革派的发展——教会联盟——君主制的衰落——旺多姆家族——吉斯家族——安博瓦兹阴谋——贵族

任何一场宗教运动，迟早会演化成一场政治运动，反映正在崛起的阶层的愿望或受压迫的阶层的不满。宗教运动有时会促进政府的发展，但更多的情况下会阻碍政府的发展。一般而言，宗教运动始于人们对现存政体的不满。这种不满促进现存政体的改革和发展，加速现存政体的衰落和瓦解。宗教运动提供了纲领和口号，将人们长期存在的愤怒和不满，带到战争中。

宗教改革运动也是如此。每个欧洲国家都经历过宗教改革运动。因为宗教改革运动会把所有社会矛盾转化成一种矛盾。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对外战争，使法兰西国内出现了问题。法兰西人开始对君主专制统治感到不满。因为法兰西人特别容易接受新观点和新事物，所以法兰西有进行宗教改革运动的可能性。探索宗教改革运动对法兰西各个方面的影响十分有趣。这些影响包括对法兰西政治体制的影响；对王权、教会、贵族、市民的影响；对三级会议和议会的影响；对人们认知的影响，特别是人们对王权与人民关系认知的影响。

本书主要从政治角度讨论法兰西宗教改革运动，既不会详述胡格诺信仰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也不会详述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宗教迫害史。宗教不满、政治不满、社会不满，三者相互关联。大家可能知道，弗朗索瓦一世镇压宗教异端时，自认为是在镇压人们对社会和政治的不满。他的儿子——正统的天主教教徒亨利二世实行了更加严厉的宗教政策，使法兰西人民对宗教的不满迅速转变成了对政治和社会的不满。这里会简单提及新教形成的初期情况，特别是加尔文教的一些情况。长期以来，对天主教持异议者被称为路德派。法兰西的宗教改革运动如果由路德派主导，很难达到高潮。签订《奥格斯堡和约》后，路德派就变成了欧洲宗教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在法兰西，只有在王室支持的情况下，路德派才有用武之地。高卢派主张将法兰西从教皇的神权中解救出来。如果用一句格言说明这个主张，那就是“一个信仰，一个法律，一个国王”。这句格言体现了路德派“教随国定”的原则。

因为法兰西宗教改革运动进行得较晚，所以没有受到再洗礼派公有制理论的影响。在明斯特，再洗礼派公有制理论早已被粉碎。在尼德兰的主要商业中心，具有本土性和不确定性的再洗礼派十分盛行。然而，由于加尔文主义的输入，使尼德兰再洗礼派发生了改变。此外，尼德兰的再洗礼派，无论是在地理分布，还是在社会成分和种族特点上，都与法兰西的新教差异显著。商业活动较少的皮卡第、香槟被以乡绅贵族为主的天主教区——阿图瓦和艾诺隔开。因此，皮卡第和香槟不太容易受到佛兰芒教区新教的影响。由于法兰西财政管理不善和与英格兰的竞争，根特和安特卫普的无产阶级失去了工作。他们忍饥挨饿，同法兰西富裕的资产阶级，甚至同一些河边城镇的手工业者的生活条件天差地别。除了阿拉斯、瓦朗谢讷和里尔，尼德兰早期的新教教徒都来自佛兰芒教区。很明显，他们对德意志或英格兰的影响力大于法兰西。因此，法兰西的宗教改革运动既不受埃拉斯都学说——国家至上主义的束缚，除个别情况，也不受再洗礼派公有制理论的影响。的确，再洗礼派想利用法兰西早期的动乱，发展自己的势力。但在再洗礼派领导阶层的影响下，该想法没有实现。

在法兰西宗教改革运动中，加尔文体系具有特殊优势。宗教委员会、教会法院、宗教会议的成员很容易转变成各种政治党派，或成为军事组织的骨干，也特别善于利用党派的财政资源。在法兰西，天主教教徒不仅在人数上有压倒性的优势，还得到王室的支持。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在法兰西，加尔文教的抵抗运动不断，因此可以证明加尔文主义在法兰西生命力旺盛。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贵族和人民几乎全是路德教教徒。他们只能屈服于拥有少量资源的天主教政府，备受压制。

和德意志情况类似，法兰西宗教改革运动主要影响的是下级阶层和修道会。在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统治时期，火焰法庭的判决登记册上记录了被定罪者的职业。我们发现，被定罪者主要是小商人、工匠、家庭佣人或小官员。有几个宗教团体也深受法兰西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尤其是方济各会。方济各会的许多修道院受到了严格的监视。一般而言，教区神职人员是坚定的天主教教徒，也有少数例外。举例来说，在布雷教区，领圣俸的神职人员因信仰问题而饱受折磨。布雷教区的僧侣和修士多是天主教的精英人士。一旦他们受到异端邪说的污染，必会受到严惩。布雷教区的下级阶层无权无势。他们即使遭到迫害也没有能力提出异议。因此，修道会和下级阶层更容易遭到迫害。然而，无论是文职官员还是高级教士，似乎都不敢、也无法迫害有公认地位的人。举例来说，1548年到1549年的冬天，许多有异端倾向的贵族和有钱人前往日内瓦避难，包括英俊、富有贵族气质的迪德·德·贝兹。

王室的宗教迫害产生了直接的政治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教会法院的权力，削弱了议会的权力。巴黎议会抗议教会法院侵犯了其特权，并反对教会法院通过宗教迫害改变人们的信仰。鲁昂议会也提出类似抗议。因持有不同的意见，鲁昂的几名议员被教会法院惩治。教皇保罗四世统治时期，在1557年，法兰西引进了西班牙实行的异端裁判所。该举动进一步激怒了司法体系的专业人员。法兰西王室授权异端裁判所负责任命主教法庭成员，异端裁判所的裁定结果不得上诉。但巴黎议会不同意这条王室法令，并继续接受上诉。最终，在著名的周三大会上，国王破坏了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下令逮捕了五名议员，做出了有利于议会极端天主教少数派，而不利于温和多数派的裁决。这种做法引起了维埃耶—维尔元帅弗朗索瓦·德·切佩奥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是由王室的宗教政策引起的。因此，改革派和司法体系的专业人员开始站到同一阵线。

法兰西宗教改革运动也受到了对外战争的影响。这种影响更加直接。战争期间，行政机构很难有效运作，内乱无法得到有效治理。地方当局也常常不愿或者无法执行上级命令。此外，尽管在战争中已经小心避免法兰西军队中的改革派与路德派直接接触，但由于异端裁判所的存在，天主教成了法兰西的公敌，改革派的发展势力不可阻挡。

如果说战争促进了法兰西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那么《卡托—康布雷西和约》则将法兰西宗教改革运动推向了高潮。从领土角度来看，《卡托—康布雷西和约》并不像人们当时认为的那样会对法兰西不利。此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法兰西和西班牙为控制意大利进行的六十五年战争结束，也意味着法兰西宗教战争拉开了帷幕。如果不是枢机主教黎塞留领导的王室军队封锁了拉罗谢尔十四个月，这场反复不断的宗教战争不知何时才能彻底结束。

在有关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的著名传说中，曾经提到，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和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就共同镇压异端一事达成了共识。这种说法很可能是假的。因为该传说与当时的有力证据相互矛盾。该传说最早出现在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辩解词事件之后。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亨利二世和腓力二世都有镇压异端和进行宗教改革的动机。一方面，军事阶层不喜欢和平，而喜欢战争。和平时期，拥有法院职务或有俸圣职的“大人物”很少受苦，军事人员却失去了获得荣誉和晋升职务的机会。另一方面，小贵族发现自己的产业因战争而瘫痪，长期靠工资或抢劫为生。小贵族的幼子虽然有武器，但没有工作。有俸圣职也越来越要求担任者为王室成员。这些法兰西的小贵族向政府申请就业，结果只是徒劳。因此，他们对政府感到不满。他们尤其是对改革派最可怕的敌人——枢机主教夏尔·德·洛林感到不满。

与此同时，改革派的势力越来越大。然而，改革派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亨利二世统治时期，改革派发展迅速、组织有序。1555年，法兰西中部和南部的许多城镇按照日内瓦模式建立了教堂。

1559年，在周三大会上，教会联盟成立。教会联盟代表，包括地方教务会议、省教会会议和全国会议代表，都由选举产生。在这些代表中，世俗人员和神职人员的比例相同。如果出现危险，教会联盟会转变成政治组织甚至是军事组织。由于小贵族的大量加入，改革派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改革派从一个长期备受压迫的、宽容的组织逐渐变成了一个具有政治性的、侵略性的，有时甚至具有压迫性的组织。

签订《卡托—康布雷西和约》不久后，亨利二世死于一场骑士比武大赛。虽然在政治上是个傀儡，但他是一个成熟、健康的男人。然而，亨利二世的继任者弗朗索瓦二世是一个身体虚弱的孩子。弗朗索瓦二世长期处于妻子玛丽·斯图亚特的控制之下。玛丽·斯图亚特受到了自己的家族——吉斯家族舅舅的影响。于是不满的声音出现了。这表明君主制衰落了。

如果君主制衰落，君主就会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法兰西两个家族——蒙莫朗西家族和吉斯家族，获得了亨利二世及其情妇迪亚娜·德·普瓦捷的支持和提拔。除了法兰西王室，蒙莫朗西家族的地位最高。蒙莫朗西家族的首领阿内·德·蒙莫朗西拥有法兰西最高的官职——“治安官”头衔。阿内·德·蒙莫朗西拥有能干的儿子和三个同样能干的外甥——沙蒂永三兄弟。沙蒂永三兄弟是阿内·德·蒙莫朗西的妹妹路易丝·德·蒙莫朗西的儿子。其中，加斯帕尔二世·德·科利尼成了法兰西海军上将；弗朗索瓦·德安德洛·德·科利尼在法兰西境内当步兵指挥；奥代·德·科利尼是罗马天主教的枢机主教。支持蒙莫朗西家族的还有波旁王室成员——旺多姆公爵夏尔·德·波旁的儿子。夏尔·德·波旁的长子安托万·德·波旁是嫡系继承人，他与让娜·德阿尔布雷联姻，从而获得了纳瓦拉国王头衔。夏尔·德·波旁最小的儿子孔代亲王路易娶了埃莉诺·德·鲁瓦耶。波旁公爵夏尔三世叛变后，旺多姆家族始终不渝地效忠亨利二世。但旺多姆家族不受法兰西王室的重用。因为和治安官阿内·德·蒙莫朗西的亲缘关系，旺多姆家族才获得法兰西王室一点微薄的奖赏。

吉斯家族是洛林家族的一个小分支。吉斯家族的母族有法兰西王室血统。但由于与洛林公国有关联，吉斯家族的人被法兰西人视为外国人。人们一说起外国人，就会想到洛林家族的人。吉斯公爵弗朗索瓦功绩显赫、富有个人魅力，赢得了法兰西人的喜爱。然而，他的弟弟夏尔·德·洛林虽然才能卓越，但不受百姓爱戴。

蒙莫朗西家族和吉斯家族的竞争，与其说是观念、原则上的竞争，不如说是地盘、势力上的竞争。在外交政策上，两个家族也存在明显分歧。蒙莫朗西家族希望与天主教结盟，吉斯公爵弗朗索瓦则希望和土耳其人或异教徒结盟，共同对抗西班牙。吉斯公爵弗朗索瓦为外甥女玛丽·斯图亚特与亨利二世的王位继承人——弗朗索瓦安排了婚姻。在弗朗索瓦即位，成为弗朗索瓦二世后，吉斯家族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和英格兰情况类似，法兰西君主制崩溃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法兰西政府被外国人把控；第二，法兰西的国家顾问和宪法顾问被排除在王室委员会之外。正如尼德兰的贵族和市民敌视安托万·佩雷诺·德·格朗韦勒，法兰西人也仇视夏尔·德·洛林。首先，这两位枢机主教都有外国血统。其次，他们被认为是教皇绝对主义者，对教会财政管理不善。蒙莫朗西家族是众所周知的改革派，其中阿内·德·蒙莫朗西是政治上的改革派。波旁家族的加斯帕尔二世·德·科利尼海军上将和沙蒂永枢机主教奥代·德·科利尼是宗教上的改革派；弗朗索瓦·德安德洛·德·科利尼改信了新教。但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对外政策仍然是一致的。虽然在各省，天主教教徒和改革派闹得不可开交，但在政治上，很难区分政治上的改革派和宗教上的改革派。

16世纪60年代，法兰西发生了叛乱。该叛乱被称为安博瓦兹阴谋。关于安博瓦兹阴谋的目的，众说纷纭。敌方说，这是为了暗杀国王和议会成员，并建立一个瑞士模式的联邦共和国。友方称，该叛乱唯一的目的是提出请愿。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安博瓦兹阴谋想消除吉斯家族对法兰西王室的影响力。

安博瓦兹阴谋遭遇了背叛，受到了野蛮镇压。不仅胡格诺派参与了这次行动，许多天主教教徒也都参与其中，甚至阿内·德·蒙莫朗西也有参与的嫌疑。虽然安博瓦兹阴谋是一个不成熟的行动，但由于最后的处决十分残酷，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且胡格诺派在法兰西南部公开起义，导致了显贵会议在枫丹白露召开。温和改革派米歇尔·德·洛皮塔尔和科利尼家族成员，以及坚定改革派主教让·德·蒙吕克和大主教米歇尔·德·马里亚克都公开表达了政治和宗教两方面的不满情绪。法兰西政府认为安博瓦兹阴谋明显是异教徒对法兰西王室的攻击，因此坚持支持天主教和绝对主义原则。有人主张，弗朗索瓦二世召集信任的人来参加显贵会议，并在协商会议上宣誓支持天主教。然而，由于反对的声浪太大，弗朗索瓦二世同意召开三级会议。法兰西政府希望在改革派组织完全建成前，杀死他们的头目，用来恐吓异教徒代表。1585年，吉斯家族得到腓力二世的支持，在南特重组了天主教同盟，计划赶走波旁家族。如果不是年轻的亨利三世突然驾崩，孔代亲王路易，可能还有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都会掉脑袋。波旁家族其他成员也就不可能成为党派领导人。改革派将失去骨干成员。无论是驱逐外国人，还是判决改革派领导人死刑，都无法治愈国家的顽疾。这两种所谓的“灵丹妙药”，只不过是江湖骗子的手段。

以前发生过君主制的衰落。这次，再次发生。法兰西的君主政体是一棵茁壮成长的植物，吸取周围土壤的营养，使其他植物营养不良，最终枯萎死亡。这片土地需要大量的叛乱和流血，才能再次开花结果。法兰西原本组织完备、体系健全，一旦变得混乱无序，就会成为最糟糕的无政府状态。同时代的人，尤其是意大利人，意识到从路易十二时代开始，法兰西的君主制在不断衰落。曾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说，典型的、严密的君主立宪制应该建立在一个限制王权的完美司法体系之上——教会可以向国王提出建议，众多爱国贵族团结在国王周围共同维护政体。菲利佩·德·科米纳更有先见之明。他认为控制立法和司法不如控制财政。意大利观察家把宗教战争时期的法兰西，与都铎王朝时期的英格兰及腓力二世统治时期的西班牙进行了对比，发现法兰西人的自由权利很小。税收先摧毁了国家，后摧毁了王权。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把法兰西比作他可以随意收割的美丽草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把法兰西国王比作一个拥有黄金绵羊的牧羊人。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问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剪下了多少羊毛”时，弗朗索瓦一世答道：“我想剪多少，就剪多少！”

在战争时期，贵族的贡献很大。但在和平时期，贵族便失去了价值，甚至失去了生存的手段。贵族无法成为商人和律师，也无法被市政部门雇用。他们要么反抗国王，要么被农民反抗。只有国王发动战争，贵族才能找到工作。法兰西曾经引以为傲的中央集权制度，在内战开始之前就土崩瓦解了。一方面，工商界的大资本家试图使自己在省政府的职位能够世袭。最终，这一想法实现了。另一方面，真正的掌权者，即副总督正在试图使自己的权力独立于国王和总督之外。签订《政教协议》后，教会成了君主制的一部分。教会的力量在逐渐削弱。教会几乎不再是一个神职机构，也不受司法体系的约束。国王利用教会随意征税。教会的收入大约达到整个法兰西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有俸圣职成了法兰西王室获取税收的一种形式。如果圣职人员在战争中服役，或在外交、艺术、文学或舞蹈方面有功绩，都会得到相应的奖赏。威尼斯的一位大使说，有俸圣职就像威尼斯的股票一样，人们先投资再获利。天主教的支持者一致认为，这些是造成教会问题的主要原因。弗朗索瓦科·安东尼奥·科雷尔十分赞赏胡格诺派的纪律性，他曾说：“如果我们的神父能做到胡格诺派教徒的一半，天主教就不会像目前一样混乱。”人们认为《政教协议》是所有罪恶的根源。罗马教皇使节的冷漠态度使法兰西教会的内部问题更加严重。佛罗伦萨的乔瓦尼·托尔纳博尼恳求主人向罗马教廷抗议教廷大使的贪婪。“罗马教廷应该派遣更加虔诚、尽职的天主教使节或大使出使欧洲各地。要知道，地方修道院的神父已经把新教种子传到了日内瓦和德意志，毁灭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天主教国家，还给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国家带来了危险。”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认为，司法制度是宪法的保障，但司法制度已经丧失了应有的公正。弗朗索瓦科·安东尼奥·科雷尔写道，司法的堕落，一方面是由于普遍的花钱买官行为，另一方面是出于宗教偏见。为获得职位，律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只能通过腐败交易补偿自己的损失。那段时期是法兰西法学家的黄金时期，但科学的法律体系并不意味着司法就是廉洁的。威尼斯人补充说，律师赚了很多钱，多得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花。在法兰西，买官卖官增加了政府官员人数，这使诉讼程序更加复杂，耗时更长，费用也更高。此外，一些司法官员的宗教狂热对司法体系的破坏性更大。天主教官员曾作证说，一些法官被过分的宗教狂热冲昏了头脑，还有一些法官不能被信赖。因此，无法依靠法官来惩罚胡格诺派。由于司法不公，议会也不再被尊重。

法兰西城镇的商人阶层很富有，甚至在战争期间也能够继续保持财富。但这似乎对法兰西没什么好处。各城镇商人缺乏共同利益，没有形成一个社会阶层，不是统一的社会单元。这种分离主义倾向表现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感中。在法兰西动乱初期，这种恐惧非常普遍。法兰西的各个城镇纷纷组建共和政府。此外，和现在一样，当时法兰西的繁荣更多依赖于农村而非城市，而农村的繁荣则依赖于自然经济。

苏利公爵马克西米利安·德·贝蒂纳的格言——“耕地和牧场是法兰西的两个乳房”——具有普遍适用性。国外战争耗资不菲，国内王室生活奢侈，两者构成双重负担压在了农民身上。在诺曼底和皮卡第，农民放弃了土地。因为他们需要交纳的赋税远远超过了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神职人员负担过重，贵族不满且不团结，人民积怨已久”，这是意大利大使向意大利送信时反复提及的事。

法兰西出现了普遍的道德败坏和社会不满。解决方法是什么呢？一如既往，法兰西人说：“回到过去，恢复我们已经放弃了的体系，重组三级会议。八十年来，法兰西没有认真开过一场代表会议。必须召回国王的国事顾问团——王室委员会的血统亲王，并恢复到《政教协议》之前的状态，给予教会足够的自由。”这与法兰西宗教改革运动前的方案非常相似。然而，现在思想潮流和政治潮流都发生了变化，旧的体系不再适用。很久以前，旧体系就已经被证明毫无价值。高卢教会现在受制于贵族，比受制于国王时更加混乱。法兰西最大的灾难是由御前大臣的不和引起的。外界观察人士认为，即将爆发的战争正是由于这种不和引起的。蒙莫朗西家族和吉斯家族的宿怨分裂了法兰西。用威尼斯人的话来说，蒙莫朗西家族和吉斯家族的宿怨是“战争的渊薮”。1560年，佛罗伦萨使者预言，“吉斯家族和蒙莫朗西家族之间将爆发大冲突，并将发展成宗教战争”。三级会议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没有受到法兰西人的尊敬。三级会议的过失，既源于其集权主义的意图，也源于其能力的缺乏。三级会议从前被利用过，以后还会被利用，会被法兰西王室和改革派轮流利用。然而，新思想会把法兰西人推向未知的地方。任何体制必然会存在“验错”的过程。一旦发现错误，新思想必然会冲击旧的体制，而新旧思想对抗的结果只能交给命运。1560年12月10日，孔代亲王路易被判死刑。1560年12月5日，因耳部感染引起病变，年轻的弗朗索瓦二世驾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