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们拼命追求完美，却忘记了不完美才能带来真快乐。

凯伦·内夫（Karen Nave），帕金森症幸存者

如果机器永远不会犯错，那它就无法具备智能，有几个数学定理已得出了相关结论。但是，这些定理都没有讨论如果机器毫不掩饰自己的差错，它能够表现出多大程度的智能。

艾伦·图灵

我相信，自然选择会使健康的思维克隆人占据优势。在羊和其他物种的实体克隆实验中，大部分被克隆动物的健康状况都不尽如人意，通常它们的寿命也很短，但为什么我们会期待思维克隆人有所不同呢？创造病态的思维克隆人是不是太过残酷了？思维克隆人实际上就是我们，而非只是我们的简单映射体，因为它们将建立在对生物学原型思维尽善尽美的重塑的基础上，这是一种足以愚弄所有人的重塑。不过这样并不是真正的愚弄，相反，通过在软件中创造我们的思维，我们是在克隆自己的身份，并且在此之后，能够拥有多种身份运转。如果能够使用思维克隆人延伸自我，我们一定也会遇到随之产生的消极影响，因此对此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思维软件从思维文件中提取思维克隆人的过程看起来很魔幻，实际上却面临着很多技术疑问。你知道我的声音如何通过手机穿越整个国家到达另一个人耳中，而与此同时我们两个人都在高速公路上吗？正如英国科幻小说宗师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曾经说过的，任何完备的技术进步都与魔术相差无几。就像魔术师和所有人类一样，思维克隆人也会不可避免地犯错、会遭遇事故（事故有大有小）。

在人类层面，我们会讨论身体和精神的折磨，小到轻微感冒或爱人故去后的消沉，大到复杂的病症，如癌症或严重的神经元损伤。思维克隆人的“故障”（bug）将会产生同类的问题，从简单的、可以快速解决的，到复杂的、难以诊断和修复的。认为软件能够保持比人类更“健康”的状态的观点会令人产生怀疑。毕竟，软件开发似乎永远无法让所有事情都分毫不差，因为开发软件的人是不完美的。我们会做出错误计算、错误的模型，而软件将通过产生不同的技术故障对开发错误做出回应。

如果软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或不能“开箱即用”，我们都会感到沮丧。人们一直在抱怨软件项目的拖延、不完整或功能欠缺。但是，事实比这些表面现象要好，并且还在快速改善。1994—2006年这12年间，按时完工并且运转良好的软件项目从16%上升到了35%。20世纪90年代，软件总会崩溃，而现在这种现象已不再常见。虽然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而且，思维克隆人将变得更独立，独立于人的躯体和情绪。换言之，它们将实现自我修复。我们或许都不会注意到它们的重启过程，这就像后台同步和应用更新一样。

软件仍然会发生故障，偶尔会运转不畅或停滞。一些思维克隆人中或许会存在“致命缺陷”，类似于人类的绝症，我们对其将束手无策。此时，问题就会变成：我们能够接受什么样的错误，哪些会是“终结者”？我们的大脑会产生许多不恰当的思维和思考过程。虽然偶尔会遗忘，无法完成某个推理，思维阻塞、出现似曾相识的错觉、做噩梦、情绪暴躁、胡思乱想、厌倦、做出坏的决策、沮丧，但我们还是可以愉快地生活。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想：思维克隆人会像我们一样，偶尔会变得疲惫、烦躁、刻板。错误的边际是我们必须搞清楚的问题。

让病理常态出现差异的是我们执行监督和重置的能力。如果这些故障不会让我们陷入神经疾病性的循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出现机能失调，大都可以接受。当思维克隆人遇到导致问题的软件故障，无法通过重置快速解决时，它们就可能会走上一条不正确的道路，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我认为，大多数这类问题就像电脑的功能紊乱一样，可以在承载真实用户意识之前通过beta测试解决。但是，还有一些问题会避开测试，这也是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

首先，就像神经药理和神经外科所做的一样，如果能够通过记录检测出，少数残余的网络病理就可以得到解决。无疑，一定会出现一些存在严重的无法治愈的心理疾病的思维克隆人，这可能会是意外故障造成的或无法想象的恐怖经历导致的，抑或是坏人怀着不良企图创造的恶魔思维克隆人。我们需要尽全力解决这些恶意的故障，建立一个框架去阻止不良企图。但是，正如人类一样，偶尔的心理疾病风险（全球有5亿人受到抑郁症的困扰，并且每年有100万人选择自杀）并不是阻止创造生命快乐源泉的理由。这种风险不会阻止人类复制乐观。为什么要让它阻止思维克隆人呢？

新生婴儿存在1%～2%的概率罹患神经性心理疾病，这种风险只会让一小部分人对生孩子望而却步。所以，类似概率的风险不会磨灭人们创造数千万思维克隆人的愿望。另外，心理疾病的界定存在不确定性。事实上，我们经历过许多时期，在当时，人们会认定一些其实并没有心理疾病的人患有心理疾病，然后将他们关入监狱，甚至还要更糟，只因为他们不符合社会主流对“正常”的定义。

精神病学家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于2012年离世，享年92岁，他认为，许多人受到了心理健康行业和社会的不公正指责。他致力于对抗将人们标记为“患有心理疾病”的行为，无论主流文化如何认定“心理健康”，这些人都不应该被标记。萨斯提到，在大多数例子中，将人们标记为患有心理疾病的行为都是不诚实的。使用这一标签作为剥夺人们权利和责任的借口，同样是不道德的。

萨斯曾说：“人们通常说，某个人还没有发现他自己。但是，自我不是某个可以发现的东西，它是人们创造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发现一些被定义为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对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做出了巨大贡献时，其实并不应该感到惊讶。

想想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社会是如何认识、如何对待天宝·葛兰汀（Temple Grandin）的。她是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动物学博士、教授、畅销书作、自闭症活动家、畜牧业顾问，她在三岁时就被诊断患有自闭症。她对人们理解自闭症儿童和成人，对动物权利运动，对社会理解“不同于常人”的人们的世界，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有许多像她一样的人，对音乐、艺术、文学、科学和政治做出了杰出贡献。

我期待，在我们凭借正常的和边界化的思维克隆人将人类生命映射到网络空间的过程中，来自人类和思维克隆人的类似贡献仍会继续。我期待，改善自我的有效管理状态所映射的思维克隆人，它们的观点将帮助我们的文明更进一步发展。我相信，我们都将修正对所谓的心理疾病的不正确看法，并且我认为，思维克隆人将继续创造它们自己，并进一步发展它们的意识。

邪恶的思维克隆人

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总会有人试图创造邪恶的思维克隆人。这些当然会被视作“故障”思维克隆人，因为它们的行为或许会威胁他人的自由和安全。之所以这么猜测，是因为这是在一小部分人类中出现、发展出的人类本质的虚无面。但是，一旦网络意识被接纳为生命，购买思维软件制作未得到政府机构认可的人类意识的行为就是非法的。思维软件或许会被视作一项神经医学技术——移植一个人的意识，以增强某人的能力或延长寿命。

故障思维克隆人会大肆横行吗

作为政府监管公共健康职能的一部分，任何新的医疗技术在商业化之前都必须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因此，有三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这类故障思维克隆人的数量会是极少的。

首先，正如第3章中所提到的，人们不想因为自己制作出“失控”的思维克隆人，去承担犯罪和民事责任。

其次，这样的思维克隆人没有市场，因为它不仅没有达到政府的认证标准（因此不能被视作“思维移植”），而且会令人们如坐针毡。

最后，能够为思维克隆人制作出开源思维软件的黑客文化非常重视代码的质量，绝不会容许故障代码的存在。总而言之，黑客将致力于编写出受到同行认可的代码，创造出能够被同行修改以尽善尽美的代码。黑客文化追求卓越，特别是在引领软件项目的前沿阵地，比如思维克隆人的思维软件，尤其如此。

当差异性原则和统一性原则发生冲突时，我们总能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例子中，我们可以通过允许使用拥有证书的思维软件克隆非分裂状态的思维，以达到平衡点。有了这个限制，差异性的大多数目标就能够实现，因为个体能够复制他们的大部分人格。同时，统一性的目标同样能够实现，因为没有疾病会被有目的性地创造出来。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思维克隆人而言，存在因为某种状况转变为精神失衡状态的风险。但是，接受这个风险是平衡差异性和统一性原则的一部分。有精神分裂症的思维克隆人将会拥有可以治愈这一症状的软件工具。如果这变得有危险，网络空间中将会出现类似医学和制度性的方案，来治疗有害的心理疾病，比如在一个受到防火墙保护的网络心理治疗中心接受软件囚禁。

有一点似乎不太合理，并没有禁令要求一个或两个人类出于疾病原因不能通过性接触，传递他们的主要或隐性基因，而通过政府机构认证的思维克隆技术想要传递这些是不可能的。在过去，美国最高法院曾通过法律强制要求患有精神残疾的妇女绝育，以降低生育低能后代的风险。但是，今天的生物学繁殖在自由民主中是站不住脚的、没有先验约束的。关于这一点，有5个理由。

·　生育被认为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它既是女性自主的一部分，也是家庭意义的一部分。（相应的看护后代的责任如果遭到废除，将导致这种权利的丧失，监狱囚禁。）

·　对基因预测的科学傲慢支持了美国最高法院的上述决定，但这种傲慢随着人们对与基因多态性相关的不确定性的深入理解而土崩瓦解。（本来会受到美国最高法院禁止的孩子还是出生了，这被证明是相当正确的。）

·　那些试图通过基因政策制造“高等种族”而造成的死亡遭到了持续的唾弃，比如纳粹屠杀和其他类似行为。人们对限制生育权利的行为十分警觉。（但是对个别有问题的妊娠而言，情况就没那么简单了。）

·　社会在日益接纳“生命的文化”，在主观上或精神上承认每个生命的价值，否定“生命的价值依赖于某种常态标准”这一观念。

·　技术可以让具备任何能力的人都能够度过有意义的一生，这导致环境优生学战胜了人种改良学。

因为这些情感，实际上，并没有法律限制一个母亲做出可能会伤害子宫中婴儿的行为。在美国，法律一般不会判决怀孕期妇女（或者她们的同居伴侣）吸烟、酗酒或使用非法药物违反法律。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做出这些行为的怀孕期妇女会被判刑，在极少数情况下，毒品成瘾的孕期妇女会在生下孩子后服刑。（没有哪个同居伴侣会因为吸烟、酗酒、使用毒品等可能对胎儿造成影响的行为而被要求与孕期妇女分居。）也没有法律禁止高龄妇女产子（可能会增加生下患病婴儿的风险），或禁止艾滋病检测呈阳性的妇女产子。

有缺陷的虚拟人应该存在吗

因此，我们需要再次提问：在即将到来的网络意识生命得到广泛接受和尊重的世界里，如果人们能够蓄意伤害胎儿，或者至少显著增加这种伤害的可能性，为什么人们不能制造任何形式的思维克隆人或网络人，甚至是一个存在缺陷的思维克隆人或网络人呢？为什么政府对自然生育做出的任何限制都是错误的，而限制有公民权利的思维软件就是正确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隐藏在一个事实中：自然生育远超政府的控制范围，而网络生命出现在了政府无处不在的控制范围内。因此，自然生育成了基本人权之一，属于自然法则下的绝对母亲自主，而网络生命不偏不倚地落在了政府规章的范围内，这些规章宣称权利高于一切。类似事情（生育）的境遇大相径庭，是因为法律更关注的是这些事物中的差异（胚胎／胎儿妊娠和思维文件/思维软件编译），而非它们的功能对等性（形成新生命）。

或许在更加遥远的将来，当网络生命成为主流时，政府监管将为人们的不同利益选择展现更多尊重。在任何事件中，正如全体健康护理和自然健康护理，通过使用未经认证的思维软件创造思维克隆人或网络人有一定的市场前景，唯一的问题是，这样的虚拟人很可能会持续处于没有官方记录的状态，继而被压迫，就像今天的许多移民一样。

甚至，我们可以预见，如果能够制造人类网络意识的思维软件拥有了政府许可证书，一些存在故障的思维克隆人就会出现。每个系统都会有例外，事故会发生，一些父母太过短视或自私，没能充分考虑即将诞生的孩子的利益。我们都明白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妇为了生下孩子会付出多大努力，包括在极少情况下要依赖非法中介或者高风险的生育技术。当然，这种人类夙愿也可以通过生育思维克隆人和网络人来表达。一个未接受药物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将在自己的思维文件中复制反映那种思维的状态。并且，如果安全有效的思维软件不会重塑这种思维状态，那么或许“黑市”思维软件可以。

另外，我们也可以期待，思维克隆人或网络人的样子就是我们所期待的模样，但其内部栖居着我们无法察觉的狂躁。正如哲学家约翰·塞尔提到的：“意识的拓扑关联到哪里，哪里的外部行为就是无关的。”他通过这番话意在指出，对意识的评估是存在缺陷的，比如加强版的图灵测试。没有人意识到，世界各地的杀人犯的行为根源在于他们的思想，而思想的根据是他们如何表现。行为无法确切地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意识中有什么，或者，对思维克隆人而言，它们的思维中会有什么。塞尔提出：

意识的本质是，它由内部定性的、主观的心理过程组成。你不能保证通过复制那些过程的可观察到的外部行为，去复制这些过程……通过创造机器来试图创造意识——这台机器的行为会表现得似乎是有意识的，但其实是无关的，因为它的行为本身是无关的。

因此，思维克隆人最大的风险之一是，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已经根据专家对它们行为的评估制造出了虚拟人。但实际上，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或许只是制造出了高仿的木偶；在最糟的情况下，我们会造出网络杀人犯。如果使用了经过严格测试、经过政府批准的思维软件，就可以降低这种风险。但是，我们无法杜绝这种风险，因为思维软件的能力将会迭代，这种繁殖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恶意、愚蠢或意想不到的后果。对待虚拟人，要像对待道德沦丧的人类一样，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行为是意识的不完美反映。同时，我们也应关注这两个群体，因为前瞻性的帮助和预防才是最好的治疗药物。

疯狂的变种人会占领世界吗

所有这些绝望，不只关乎潜在的疯狂思维克隆人。人们或许希望创造网络意识的新变种是一个超级偶像破坏者——政府机构认证的思维软件包不可能制造出这样的思维克隆人。或者政府机构认证的思维软件包含了某些公司拥有版权或进行授权的代码，而思维克隆人或网络人的创造者想要得到一个完全“没有版权”（没有任何与版权所属人的法律纠纷）的思维。¹

可能有很多方法可以用来创造有道德的思维克隆人和网络人。我认为，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将新的道德选择与先前做出的道德选择进行比较，每个思维文件或者道德卓越之人的复合思维文件会让新的道德选择尽可能接近思维软件能够识别的先前选择。但是，其他人将会试图自上而下地设计“道德分子”，让每个道德选择都尽可能符合一些既有规则，比如“十诫”、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康德的“绝对命令”、黄金法则等。其他人将尝试自下而上地制造“自设计”的道德分子。

伴随不同规则的尝试过程，这种方法将通过发展决策制定规则的软件算法完成，其根据是来自与思维软件交互过程中的积极和消极强化，以及关注相互满意度或通过长期规划的一致同意的结果。在模拟中，经历多次这种自下而上的道德分子迭代后，结果代码将能够作为一个完整的分子进行封装，以便每个新的思维克隆人和网络人不必重新学习人类道德的全部内容。可以根据每个思维克隆人或网络人的经历学习新的规则。进化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一般认为这是人类道德戒律的建立过程。同样也有概念融汇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

总的来说，关键点在于，创造新思维将会遇到的网络心理疾病和无限制自由的风险不足以抺除创造思维克隆人的吸引力。我们挺过了人类的疯狂、自闭和怪异，我们也熬过了无家可归、犯罪和社会混乱的影响。同样，我们也将战胜这些有偏差的网络意识变体。我相信，我们将会创造出更美好的文明，迎接那些创造性思维，同时也在前进的人类伦理、行为和道德中，迎接将网络意识用作辅助工具的时代。

怪胎与朋克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种偏见，认为任何种类的计算机智能都将是枯燥乏味的。但是，如果不认为软件式思维是有创意的、时髦的，甚至是奇异的，我们将倾向于认为它们并未真正拥有意识。特质是创意的仆人，是通往意识的大门。但是，我们有理由期望，思维克隆人将和热爱朋克摇滚的教徒一样奇异。软件将反映人们遵守或破坏范式的最广泛多变的趋势。一个破除旧习的思维软件拥有的信息处理算法设置一定与规则传播者的思维软件大不相同。一些人将继续采用这种方法：

如果我相信“一个男人打他的妻子”是错误的，而宗教典籍与我意见相左，那么我不需要因为一次空乏的阅读去延展它、阐释它。我不需要用历史文献来为它开脱。我同样确信，我不需要只是接受它，然后找一个好的旧式硬摇滚。所以我删掉了它。

这些规则的不同方法只是思维不同部分之间不同联系的结果，一部分思维识别规则，一部分思维确定与规则相关的思考和行为。就像不同的联系（如追随者、不可靠的人、编辑）能够在神经模式中存在一样，它们也能在软件模式中存在。思维软件将识别我们在思维文件中体现出的人格类型，并在思维克隆人中匹配那些倾向。

大部分人都会紧紧追随社会惯例。所以，大部分思维克隆人也将如此。少数人是怪胎，这意味着他们的表现超越了正常范围。用数学术语来讲，我们可以将疯子视作高于标准钟形曲线变化范围两到三个标准差的某个点。这意味着，一个人是怪胎的概率大约有1/20或者大约1/400（分别为两个和三个标准差对应的值），而怪胎中也不乏天才。这些人不应该被视作患有心理疾病的，他们只是与常人不同。当然，将会有许多思维克隆人怪胎，因为有许多生物学原型是怪胎。²

在创造性活动的早期，你得变成流浪汉，变成波希米亚人，变成疯子。

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

存在“令人不快的反社会思维克隆人或网络人”这一事实既不是禁止思维克隆人的理由，也不是限制思维克隆人非暴力疯狂的理由。任何一种压制都不会奏效。思维克隆技术不可避免地存在不为人知的一面，或许会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或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等机构的秘密组织中展现。

另外，我们将否认自身思维克隆人的多种益处，越奇怪的思维克隆人越可能是我们所喜爱的。相反，我们必须发展出一种群落文化，以便发现初期的反社会行为，例如一些在工作场所发现的“go postal”现象（因工作压力而行为失常，常有暴力倾向），或者在学校检测“go Columbine”现象（曾发生校园枪击事件的美国高中）。

对思维克隆人或网络人而言，潜意识运行或在潜意识层面运行的编码问题或许能够被检测出来。修复相应的代码要比解决（怪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简单许多。这就好比一个老鼠巢穴的失调交叉关系——问题很小，而非孤立地进入防火墙空间，在那里无法引发伤害。狂热分子仍将悄然越过裂缝，但至少这些社会延伸的努力，让我们能够以最小的代价获得多样化思维克隆人的最大利益。

最终，我们要抢先一步抓住控制反社会思维克隆人的最好机会，允许健康思维克隆人的正常发展。如果需要让贼去抓贼，或许也应该让思维克隆人去抓思维克隆人。我们需要多样性的思维克隆人，具备所有人类的怪异性，这既是为了将生命的愉悦最大化，也是为了掌握最强大的力量，对抗不可避免会出现的“恶人”。

20世纪中叶，一位名叫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心理学家因为研究社会中的快乐人群而名声大振。他总结出，社会中最快乐的人有着某些共同特征。通过研究他发现，这些特征是跨越文化存在的，是共通的。他也为想要实现更高层次心理快乐的人提出了宝贵建议。思维软件必须将马斯洛关于健康思维的发现整合起来，准确地映射我们最快乐的“怪胎”人格，当然同样要包括那些想要生活得更加快乐的人格。事实上，思维克隆人或许会成为我们内心的马斯洛，它们可以在不干扰我们本质的情况下指引我们走向自我实现的道路。

在没有面包的地方，“人要靠面包生存”，这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当有充足的面包并且一个人的肚子被填饱时，这个人的欲望会发生什么变化？相比生理性饥饿，其他需求会出现并主宰这个生物。当这些需求得到满足时，又会有新的、更高级的需求出现，以此类推。这就是我们将基本的人类需求划分为相对优势层次的用意所在……我们或许仍会常常期待新的不满出现，除非个体正在做适合他做的事情。

如果想最终对自己的状态感到满意，那么音乐家必须创作音乐，艺术家必须绘画，诗人必须写作……一个人能够做什么，他就必须做什么。我们可以将这种需求称为自我实现……这指的是一个人对自我充实的欲望，即对于他而言，想要实现他有能力实现的事情的意向。这种意向或许可以解释为，随着一个人希望自己变成某个模样的欲望越发强烈，这个人就会变成他有能力变成的样子。

思维软件将会整合马斯洛需求层次，以便准确地将我们的思维文件映射为思维克隆人。这种编程将使思维克隆人像它们的生物学原型一样，不断攀向更高层次的需求满足。我们内心的声音在催促我们继续前进或者止步歇息。所以，思维克隆人不会改变我们是谁，它们只是通过向我们提供一种自我实现动机的额外资源，来扩展我们已经存在的意识。用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话说就是：“人生活在自身意识豪宅中的一个小房间里。”

一个独立的ID

当思维软件犯错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如果BNA像DNA一样偶尔会犯错又会如何？人们会在何时通过什么方式知道，我的思维克隆人是不是真的是我，或者是个错误，抑或是个冒牌者？这些问题来源于人类：人们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当警察、雇主或政府官员希望知道我们是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会亮出我们的身份证明（ID），它可以是驾照、护照或其他官方文件。它们证明了一个事实：某个专业过程认证了我们的身份。它们或许会被一个生物计量的等效物取代，比如指纹、视网膜、语音或其他躯体扫描。思维克隆人也将需要一个ID，来证明一个专业过程认证了它们是某人身份的一部分。

为了让思维克隆人得到ID，它必须证明自己的身份，就像我们在得到人生第一本护照时所做的事情一样。当然，思维克隆人的ID将会是数码虚拟ID卡，到那时，它也将是可以验证的、防伪的，就像指纹、语音识别一样。

生物学原型的思维和思维克隆人的思维之间的微小差异就像我们自己的记忆和人格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产生的微小差异一样。之所以要在第一、第三项测试中选择“一年”这个时间长度，是因为只有当某个事件能够坚持较长时间时，人类才会产生认同。人类会认为，能够持续的事物更有可能是真实的，而非伪造的。例如，在政府机构将某个变性人的ID从一种性别改为另一种性别时，在外科手术进行性别重造手术前，他们一般会需要心理学家根据至少一年的治疗结果，证明该个体变性后的心理本质。类似地，在一个移民成为公民前，他们需要先成为长期居民，以证明其合法性和获得国籍的持续愿望。

这种做法会令没有通过以上测试或尚未完成以上测试的思维克隆人的身份悬而未决。它们是谁或它们是什么？我认为，它们一定会被认作一个人或某个负责创造它们的组织的法律责任，直到它们最终作为网络生命获得自己的唯一ID。一个有良知的宠物主人的法律责任将成为思维克隆人最低限度的法律责任。抛弃、折磨和忽视将被视作对新创造的有意识软件的犯罪行为，类似于对动物所负的责任。蓄意创造一个受折磨的新数字化身，特别是，如果法庭认为这个化身的意识达到了人类水平，创造者将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³而且，这些创造行为将需要创造者承担责任和惩罚，就像某人的狗咬了邻居，某个孩子用父母的枪杀人一样。

意识对社会如此重要，没有哪个社会能够缺少意识，当涉及“引发伤害”这一问题时，统一性的生物网络伦理价值要高于差异性的生物网络伦理价值。在一个团体中，你无权不尊重意识。相反，让自己的意识得到尊重的权利与尊重他人意识的义务相互平衡，即使那个意识是基于软件的。

没有其他站得住脚的可选方案。我们假设，网络意识拥有个人设备的合法身份，就像今天的个人计算机一样。这意味着，创造者可以终结它们的存在。但是，这种方法等同于说“因为不是蓄意的，不是由血肉制造的，所以可以杀死一个人类级别的有意识的存在”。我认为，在看到虚拟人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宣称自己具有人性，并祈求生的权利时，社会不会支持这样的行为。相应的惩罚无疑会随着意识的程度而发生变化，该程度是指网络人有多接近人类意识，以及人们对该意识的不尊重程度。

早期的网络人和思维克隆人可能使人类遇到实质性的麻烦，比如在某个人的房子上放火，希望大火不会使邻居受牵连。不过我认为，这种错误极少会出现，极少有无法验证的虚拟人会被制造出来。但是，当它们被创造出来时，这就像是生孩子，你需要对它们的幸福负责，直到它们到达法定成年期。

一旦网络人和思维克隆人得到了独立ID，它们就有希望获得像人类一样的权利和义务。获得合法ID以后，如果是网络人，它们将不再是其创造者的责任范畴；而如果是思维克隆人，情况就正好相反。当然，就像人类一样，一个成年的网络人或思维克隆人或许最终会需要社会服务或者永远需要陪伴支持，如果它们无法独立获得的话。

虽然社会服务机构常常被指责未能保障被虐待儿童的利益，但所有人都赞同，这些机构至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需要进行延展，以便同时照顾到“尚未得到承认”的思维克隆人的利益和“尚未获得独立网络人身份”的网络意识存在的利益。社会将必须尝试做出一些努力，以保护最易受到伤害的成员。随着思维克隆人引导我们接受网络意识，我们也将开始感觉到，具备人类级别意识的软件存在同样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它们应该得到社会的保护。

具备人类级别意识的软件存在的法定成年期有一些可以预见的需求。政府将希望确保，用来制造人类级别的意识存在是经过认证的。我相信，政府同时也将需要至多三位可信任的心理学家提供的专家意见，证明某个存在等同于成年人。协助一个网络存在达到法定成年期将被认为是父母的责任，而没有做出合理照顾的行为将被视作儿童虐待。随着这一问题继续酝酿，最终，社会服务机构将必须承担“协助没有人照顾或父母无能力照顾的网络意识存在达到法定成年期”的责任。一些人将永远不符合法定成年的标准。就像一些发育严重受限的残疾人士一样（智商水平介于20～40），这样的网络意识存在将一直处于家人或国家的关怀之下。

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软件存在，最终停在一个灰色地带中：不符合政府关于完全人类权利的正常标准，但又具备一定的知觉、自主、移情能力，并且重视自己的自由。例如，会有一些数字存在通过“有能力制造人类级别的意识存在，但未得到政府认证”的思维软件被制造出来。正如前文提到的，这属于创造者的责任范畴，如果创造者无法承担这一责任，政府社会服务机构将会承担。然而，如果通过未经认证的思维软件被创造出来，在它们走向成熟和独立以及争取权利的过程中，将会面对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这种情况就像一只海豚或类人猿通过一个“脑波-语言翻译器”，来表达自己想要独立、享受自己生活的意愿。处于控制地位的人类会辩论，海豚或类人猿的DNA是不是真的能够产生“理解和重视自己所追求权利”的存在。

我认为，对于这个以及其他灰色地带，我们将需要依靠一批网络意识专家，也就是身心健康专家，例如思维文件、思维软件和思维克隆人领域的心理学家与医学伦理学家。如果这批专家认定一个网络生命重视人权，那么他们的决定将会使这个存在获得合法的ID证件，尽管这个网络生命的BNA是非常规的（即未得到授权的思维软件）。我们可以在网络上接触到这类网络意识专家，这样，那些感受到创造者压迫或为难的存在就拥有了获得解放的渠道。

一个虚拟人获得人类意识认证的过程要比花费数年接受精神病学专家的治疗高效许多。正如柏拉图所说的：“你在一小时游戏中对一个人的了解要超过你在一年的对话中对一个人的了解。”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今天在大学广受欢迎的研究工具、行为经济和心理测量游戏的高级版本——“囚徒困境”、“社交困境”、“最后通牒”（ultimatum）、“独裁者”（dictator）等，将会被用于探索人类意识。这些游戏引出的人类价值在不同人类文化中都有体现。

这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按完全相同的方式去玩这些游戏，网络人也不会这么做；事实上，如果对个体游戏者而言成本不是很高，就会出现向非自私、亲社会的行为猛烈发展的趋势，但合作和社交性的级别会有很大的多样性。重要的是，游戏行为可以帮我们区分出哪些网络人具备人类级别的意识，哪些不具备，其中一个原因是人类游戏会产生大规模数据库。

一个经过认证的、拥有ID的思维克隆人可能也会发生故障，偏离创造者的身份。这类似于心理疾病，而“神经网络外科工程师”（neurocyber surgineers，也即思维软件编程专家）将负责修复这样的思维克隆人。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思维克隆人的生物学原型既可以将思维克隆人送到软件医院接受修复，也可以用社会接纳的方式（即无痛苦的）终止它。这不是谋杀，因为思维克隆人是生物学原型身份的一部分，它的死不会终结生物学原型的生命，就像生物学原型的死不会终结思维克隆人的生命一样。在这两个例子中，多存在身体都会继续生存。不过，终结一个非思维克隆人数字存在的生命，即网络人，将被视作谋杀，特别是当它已经获得合法身份后。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一个思维克隆人是你的模仿物，你也许无须法律裁定就能够终结它。但是，如果它的能力不及你，同样的行为将使你受到谋杀的指控。实际上，这与社会对待“自杀或杀婴”“践踏自己的生命和践踏别人的生命”的不同方式没有太多区别。

尽管自杀是非法行为（排除某些特殊情况），但很少有自杀的人会受到指控。但是，企图杀死某人的婴儿（或年纪稍大的儿童）就会面临牢狱之灾。如果你试图以窒息的方式自杀，人们会让你接受精神治疗，直到你说服医院，你不会再对自己构成威胁，不过，你不会因此进监狱。如果你令自己的思维克隆人窒息，你将会因为蓄意谋杀而接受强制监禁。类似地，通过酗酒或其他一系列愚蠢草率的决策断送某人的职业生涯不属于犯罪，但是，口头诽谤或欺诈他人将要承担法律后果。造成这些不同结果的原因是，社会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自我伤害空间。

要知道，以人人平等为原则的国家几乎不会容忍伤害他人（根据定义，这将包括除你的思维克隆人之外的任何意识软件存在）的行为存在。

创造思维克隆人或者创造一个新的网络存在的自由属于人类繁殖权利的一部分，因此这种权利能够得到强有力的保护。相对应的，我们也要承担一些重要责任。其中一项责任就是避免给你创造的存在造成伤害，并将网络生命儿童抚育至成年。同任何人类权利一样，如果未能履行责任义务，终将导致失去这些被滥用的权利。

银行密码会被泄漏吗？

“故障”“修复”“导致伤害”“试图帮助”，这些概念不会总是那么清晰易辨。思考一下虚假记忆的问题。人们对思维克隆人的一个担忧是，它们可能会被赋予虚假记忆，这或许可以通过软件病毒悄然进行。例如，一个思维克隆人可能被错误地灌输“某人是一位可信的好朋友，可以与他分享银行密码”的想法，而事实上，这个人可能是个骗子。或者，一个思维克隆人被清除了童年时令人恐惧的回忆，以期望解决虚拟人的网络心理创伤。

事实上，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能让人相信，思维克隆人的虚假记忆相比人类大脑产生的思维更容易发生或者更不容易发生。情景记忆，也被称作“记忆痕迹”（engrams），作为一种神经轨迹穿越多个神经元被存储起来，大多数被存储在颞叶中。虚假记忆是人类社会最常见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家甚至已经成功地在老鼠身上移植、记录了虚假记忆。通过使用转基因神经元，运用特殊波长的光激活构成记忆的海马体，这些神经科学家已经成功令老鼠对它们本不应该害怕的地方感到害怕。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学和神经科学教授利根川进（Tonegawa Susumu）提出：“无论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蕴藏在记忆唤醒过程中的大脑神经机制是一样的。”

虚假记忆故障可能在思维克隆人中更少见，因为思维因子神经架构和思维克隆人的思维软件经过了有意地、仔细地构建，能够符合某个人的真实生活体验。这样的思维软件能够借助杀毒软件和错误纠正程序进行设计，以排除虚假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