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悲喜故事

到13岁以后，我终于搞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父母送我去我的好友杰弗里家过夜，那么家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上一次他们送我去杰弗里家时，我发现母亲去医院做了子宫切除手术。这一次我感觉是我父亲出了什么事，因为从那以后，他的行为就变得很怪异。通常他是很冷静、很稳重的，但最近他变得很情绪化，有的时候很愤怒，有的时候又暗自饮泣。

在送我去杰弗里家的途中，他突然深吸一口气，把车停到路边休息。我们坐在车里没有说话，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左半边身体失去感觉，麻痹了一两分钟。我可以感觉到他声音中的恐惧，我吓坏了。

他那时只有49岁，正值生命的巅峰期。由于经济大萧条，尽管他是法学院的高材生，但也不敢去冒险找一份高薪的工作，而是选择了公务员的职位。不久前，他终于做了一生中最大胆的决定——去竞选纽约州更高的职位，我为他感到骄傲。

我自己在那个时候也正面临着成长中的第一个危机。秋季开学时，我父亲把我从公立学校转到一个军事化的私立高中，因为这个学校的升学率很高，是奥尔巴尼唯一的好学校，毕业生都可以进入好大学。我进去之后才发现我是全校唯一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孩，其他人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我觉得非常孤单，被排斥。

我父亲将车停在杰弗里家的前门，我向他道别，我喉头哽咽，深感不安。第二天破晓我醒来时，莫名其妙地感到惊恐，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我必须赶快回家。我偷偷离开杰弗里家，跑过六条街赶回家，到家时正好看到父亲躺在担架上被抬了出来。我躲在树后偷看，我看到他想要展现出勇气，但我听到他喘息着说他不能动。他没有看见我，也不知道我目睹了他最狼狈的样子。他后来又中风了三次，他完全瘫痪了，从身体到情绪都变得无助了。

他们没有让我去医院看他，转到疗养院后也没有让我去。最后有一天他们终于让我去看他了，当我走进病房时，我可以感觉到他跟我一样紧张，因为他不愿让我目睹他的无助。

我母亲跟他谈上帝和以后该怎么办。

“艾琳，”他悄声说，“我不相信上帝，从今以后，我也不再相信任何事情。我只相信你和孩子，我不想死。”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无助带来的痛苦。然后，我一次又一次地看见父亲处在这种状态中，直到几年后他逝世。他使我走上这条研究探索之路，他的绝望强化了我的研究决心。

在父亲中风后的一年里，我念大学的姐姐常带回一些大学生的读物给早熟的我阅读，在她的鼓励下，我初次接触到弗洛伊德。我躺在后院里的吊床上读他的《梦的解析》，当我读到他说人常常梦到牙齿掉落时，我感到一阵熟悉，我也做过这种梦！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对这个梦的解析——弗洛伊德认为梦到牙齿掉下来代表着阉割及手淫的罪恶感，做梦的人害怕他的父亲用阉割的方式来惩罚他手淫的罪恶。我在想弗洛伊德怎么这么了解我！我后来才知道，弗洛伊德是把青少年期常出现的牙齿掉落的梦和在青少年期很普遍的手淫联系在一起，使读者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他的解释结合了令人迷惑的可能性以及吊人胃口的暗示。我当时就决定以后要走像弗洛伊德一样的路，提出像他那样的问题。

许多年以后，当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想成为一位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时，我发现普林斯顿的心理学系没什么名气，它的哲学系却是世界一流的。心灵的哲学和科学的哲学似乎是一体的，直到我拿到哲学的学士学位，我都深信弗洛伊德的问题是对的。但他的解答已经无法让我信服，而他的方法——只凭几个病例观察就做出宏大的假设，让我觉得很糟糕。我这时已经知道了，只有靠实验才能找出合乎科学的因果关系，这个原则应用在像“无助”这种情绪问题上也一样适用，只有找出因果关系才能学会如何去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