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星城”，2010年9月12日

但是，萨沙……来自俄罗斯，

在那里，夕阳的时间更长，

黎明也没有那么突然。

在那里，话语时常在中间戛然而止，

因为不知如何更好地结束。

——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兰多》

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时刻：基础训练课程结束之后，我们就要开始为期两个月关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的课程，以及对“联盟”号宇宙飞船上各种操作的介绍。尼古拉，一个头发雪白、笑容温柔的男人，在多莫杰多沃机场迎接我们。在艰难地穿过莫斯科环城公路缓慢而混乱的交通后，他开着欧洲航天局的小巴，行驶在人迹罕至的道路上，两侧是白桦和云杉树林。两个小时的旅程之后，路旁出现了一块白色石头，上面装饰着一颗巨大的四角星。星星上雕刻着突出的文字Zvëzdnyj（星星）。我们终于靠近它了。“星城”，它几乎是隐藏在莫科斯以北大约二十五公里的这些巨大树林之中。这是一个传奇般的所在，大约半个世纪以来都书写着人类的太空史。从前，这里是秘密的军事小城，如今成为国际合作网络中一个关键性的枢纽，保障着国际空间站的运转。尤里·加加林和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都曾经在这里训练。如今，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在此针对所有俄罗斯的设备进行训练，当然还有“联盟”号。这一刻，我仿佛仍然置身于童话当中。在短短九年之前，我的电脑里保存着完成的毕业论文，口袋里装着航空学院的实习邀请，那是入学选拔的最后一个阶段，就这样离开了莫斯科，当时它还没有如此富有和现代化。

面包车放慢速度，把我带回现在。道路变得开阔，通往一座广场，两侧是墙壁。我们在唯一敞开的大门前停下，两个身穿军队制服的卫兵懒洋洋地守在门口。他们和尼古拉说了几句话，语调生硬而又干脆，这在俄罗斯并不意味着缺乏礼貌。他们检查了尼古拉的通行证，然后就退到一旁，让我们通过。我们沿着一条又窄又直的道路前进，道路的一侧是树木，另一侧是石头墙。因为读过太多科幻书籍，这条路令我想到通往另一个维度的隧道。我们身后是二十一世纪疯狂的莫斯科，面前却是一个神秘的所在，仿佛受到保护，时间在这里停滞。此处不存在从自然中抢夺空间的专横：树林无处不在，隐约可见的湖面上反射着俄罗斯人称为“金秋”的各种鲜艳颜色。一切都不会令人觉得，与那个能在林间遇到踩着越野滑雪板的太空探险青年先锋的时代相比，这里发生了什么变化。“海鸥”——这是捷列什科娃从“东方6号”与地面通话时的代号——从来都不曾离开这里，尽管她后来成为重要的公众人物，甚至进入了国家杜马，这里仍旧保留着她住的房子，而且，据说她经常参加宇航员群体的聚会和庆祝。在那次历史性飞行之后几年就过世的加加林，同样以他的方式生活在这里。他的雕像严肃地把守着入口处的道路。这尊雕像具有典型的苏联风格，他身上穿的不是苏联宇航员的航天服，而是普通劳动者的服装，背在身后的手中拿着一朵花。

我越来越急于发现这个我日思夜想的地方，但现在有一件更加紧急的事：我们因为迟到而错过了晚饭。几周前在欧洲宇航员中心结识的两位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宇航员，斯科特·凯利和罗恩·加兰，自告奋勇地在我们到达时准备了一点食物。我们立刻到自己简单舒适的小房间放下行李，然后骑上从明天开始作为在此地交通工具的自行车，请尼古拉带我们去三号小屋，大家正在那里等待着我们。

我们都听说过这些小屋，这些奇特的建筑是美国宇航员在一九九〇年代来到这里的见证，他们很多参加了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的乘组。“星城”的居民大多住在苏联时代建设的雄伟而朴素的水泥公寓里，那些房子有一些小窗户，没有探出的阳台，而且房间内部十分狭小。欧洲宇航员住在被称作“预防中心”（profilaktorium）的大楼二层。这是一座颇为舒适的建筑，宇航员在里面度过飞行后的四十天隔离检疫期。美国宇航员则住在三栋两层的白色小木屋内。在破旧且尚未竣工的住宅大厦和新建的亮蓝色东正教小教堂之间，这三栋小楼构成了一块北美区。房子里的水槽有垃圾粉碎机，还备有一百一十伏电源插座。

晚餐愉快而又随意。其他人已经吃过了，让我们到炉子上温着的锅里自己盛饭。我们既兴奋又愉快，努力加入到交谈中，不时说一句俏皮话，引起一阵笑声。不过，我们主要还是饶有兴致地倾听。他们之中有些是正在受训的宇航员，有些是“星城”的驻站医生，还有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后勤人员。他们说的一些话对我们来说很难理解，因为其中有太多我们还不知道的缩略语和尚未来得及对上号的人名。我们不时提出问题，有时某个人会回答。已经吃过饭而且认为自己为餐具洗涤和厨房清理做出了诚实贡献的人，就会到地下室去，我们也被邀请一起前往。沿着小楼梯走下去，我们来到了谢泼德酒吧（Shep's Bar）。

Shep就是比尔·谢泼德。他是前海豹突击队队员，之后成为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担任国际空间站第一次远征的指令长。那已经是十年以前的事了，当时他和尤里·吉先科、谢尔盖·克里卡列夫一起，登上了尚属于胚胎期、仅仅由三个舱构成的国际空间站。从那一刻起，人类就从未有一天在太空中缺席。为了准备那次屡遭推迟的历史性任务，谢泼德在“星城”待了很久。有一天，他想到将三号小屋的地下室改成一个聚会场所，用来放松一下，与大家一起度过晚间时光。除了吧台以外，这里还有一张破旧的长沙发、一张乒乓球台、一张台球桌、一台大电视，以及几打破旧的物件，我想都是在许多年中自然而然堆积起来的：三角旗、奖杯、照片，还有在这里多少有些名气的人们留下的签名。莫斯科的夜生活非常热闹，然而，在所有最热闹的场所中，最为独特的恐怕就是“星城”这个简朴的地下室。

晚上的聚会很快结束了，我们向住处走去。预防中心距离小屋很近，就在大广场的另一侧。但是我们这个小组人数众多，所以被安排在招待所，步行需要大约十分钟。这是一条宜人的小径，沿着湖向前延伸。没有遇到任何人，只有几条流浪狗。我们打开袖珍手电，因为路上没有照明设备，月亮已经落山。白日的激动平息，身边是寂静与安详，还有理想的伙伴，使我品尝到这个夜晚的幸福。

我们这些宇航学员对于在“星城”得到的热情接待表现出的激动很容易理解：在几乎一年的基础训练之后，我们获得了很多知识和能力，却鲜少有机会接触载人航天飞行的国际群体，尤其是非欧洲籍的宇航员。的确，春天我们曾经在休斯敦的约翰逊航天中心（JSC）住了一周，但那次访问非常短暂，而且我们的活动也是与中心工作人员分开的，所以感觉仿佛仅仅是路过的游客。我们只是从一个复杂而又忙碌的世界匆匆而过，而他们几乎没有察觉到我们的存在。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与姐妹班级“木头人”（Chumps）建立起友谊，他们是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的宇航员。和我们一样，也是前一年招募的，正在约翰逊航天中心进行基础训练。在他们随后对科隆的访问中，尤其多亏在安迪家那次传奇般的聚会，我们之间的友谊变得更加深厚。

七月底的那个晚上，我们还开了一瓶香槟，庆祝卢卡被选中搭乘预计在二〇一三年春天发射的火箭，开启前往国际空间站的第36/37次远征。这是意大利航天局（ASI）的飞行机会，注定只能派遣卢卡或者我。我们经常讨论这件事，而且非常坦诚，毫不隐瞒两个人都无条件地希望得到这个机会，因为这是自然而然。无论谁被选中，都会直接从基础训练进入出发前的训练，面对越来越刺激的挑战，并且在三年内被送上发射台。另外一个人则会陷入专属于宇航员的轻微焦虑和潜在担忧，他们等待着自己的第一次太空飞行，但无疑不能确定那个如此渴望的机会是否会到来。

卢卡被选中并不意外。假如我的军衔更高，机会很可能会属于我。选择标准是客观而无可置疑的，它使得意大利航天局能够在空军的建议下做出决定，否则事情会很棘手，因为他们拥有两个同样训练有素和跃跃欲试的宇航学员。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失望。当然，意大利航天局预计在大约两年后再进行一次发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鬼把戏”小组招募了两个意大利人。不过，当涉及太空任务时，没有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存在着太多的变数。唯一能够肯定的是，我会在很多年中受到来自这种不确定性的压力。

当然，这件事并不能阻止我激动地憧憬在“星城”的两个月训练，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星星之城”，但对于在那里生活的人来说，它只是Zvëzdnyj。如今，这里的几千位常住居民并非都在航天领域工作。他们大部分人每天早上都要沿着那条小路经过大门，然后再穿过树林，到另一边的齐奥尔科夫斯卡亚站去。火车轨道旁边是两个简易站台，上面的顶棚只能遮住站台的一部分。一列朴素可靠的电动小火车从那里经过，连接着莫斯科和周围的小城市，将他们带到一个多小时路程以外的雅罗斯拉夫斯基。从那里出发，莫斯科广阔的地铁网络会将他们输送到工作场所或者大学。另一部分人的路线则刚好相反：一旦进入“星城”，他们会穿过守卫着所谓“技术区”的第二道门。这些人就是加加林宇航员训练中心的专家。他们中很多年纪大的曾经亲眼见过尤里·加加林，而另外一些又是那么年轻，甚至不记得苏联。最近二十年社会和经济的动荡，令中间的几代人悲剧性地减少。

在“星城”，与在历史书里读到的人物偶遇并不稀奇。假如在宇航员健身房锻炼之后留下来做桑拿放松，你会经常发现身边的某个老人家曾经在一九七〇年代搭乘苏联最早的“礼炮”号空间站航行。实际上，年纪最大的那批宇航员仍旧住在苏联时期分派给他们的房子里。一天，我巧遇了弗拉基米尔·提托夫。一九八三年，他经历了有史以来唯一一次从发射台紧急逃逸。在火箭起火后，多亏飞行控制器的迅速反应，以及救生系统无可挑剔的运行，“联盟”号宇宙飞船与发射器分离，并以15 g的加速度远离，拯救了他和其他乘组人员。更不要说另外一次，当我从一位步行去“技术区”工作的老妇人身边经过时，俄罗斯同事平淡地对我解释说：“她是捷列什科娃‘东方6号’任务的后备宇航员之一。”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没有人会离开“星城”。

这几周训练的主要目标，是获得俄罗斯舱段的用户资格，这些太空舱占据了国际空间站所有可居住空间的三分之一。这是最低级别的用户资格：用户应该对于空间站上的设备具有一般性了解，能够使用应急设备和进行日常操作，比如使用开关、插座、饮水机和通讯系统。通过各种在教室里进行的理论课程和在模型中的实践，还有典型的俄罗斯教学方式，也就是锤击般的重复，教练员使我们熟悉了这个在未来许多年我们甚至不会抵达的地方。即使到了今天，尽管再也没有复习过这些课程，我仍可以闭着眼睛找到服务舱里那些十伏电源插座。

尽管我们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在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舱段，但最令我们迫不及待的还是在“联盟”号模拟器中进行的训练。有朝一日，这架小型宇宙飞船会将我们带到国际空间站。我激动地得知，我们将直接使用发给乘组人员的程序手册学习飞船的操作，而这些手册是不允许带出俄罗斯的。穿上索科尔航天服（Sokol），我感到异常兴奋。尽管它并不舒适，而且尺码太大，我还是立刻爱上了它。这是我第一次透过航天服的头盔注视这个世界。

放置“联盟”号模拟器的大厅是一个宽敞而又明亮的空间，天花板很高，而且有宽大的窗户。大厅呈长方形，四个模拟器如孤独的蘑菇矗立在那里，彼此之间距离相同。每个模拟器都有一个球形轨道舱，安装在钟形的返回舱上面。几级台阶通向返回舱舱壁上的开口处，从那里可以坐到舱内的座椅上。在真正的宇宙飞船上，这种通道并不存在，进入返回舱的唯一方法是通过轨道舱，但在正常重力条件下的日常训练中，宇航员从顶部下去是非常不切实际和不安全的做法。

在同一个大厅里，我们这些宇航学员刚刚开始认识“联盟”号，与此同时，一个宇航员乘组正在进行最终考试。几周之后，他们将在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升空。尤里·彼得罗维奇建议我们在晨课之前去观摩考试的开始部分。我们认识他仅仅几天时间，但很明显，他已经成为我们的守护天使。尤里备受俄罗斯、美国和欧洲宇航员青睐，大家总是尊敬地连名带姓地称呼他。几年以来，他管理“星城”的欧洲航天局办公室，以能够细致有效地解决所有问题闻名。

早晨八点钟，一小群人已经聚集在模拟器大厅里。乘组的三名成员从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走出来，他们已经在那里换好了索科尔航天服，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斯科特·凯利也在其中。想想看，他们在“联盟”号的座椅上只能保持胎儿蜷缩而非直立的姿势，航天服迫使他们行动笨拙，身体向前弯曲。他们向考试委员会的六名成员走去。这些成员衣着优雅，在木制小桌子后面肩并肩排成一列，桌上放着四个蜡封的信封。指令长从中间选出一个，三位宇航员都在上面签了名，但没有看里面的内容。

尤里·彼得罗维奇用他平和却颇具权威的声音耐心地给我们解释：那些信封里装着考试中可能会出现的场景，每一个信封中都预先设计了一系列运转问题或者紧急状况，乘组人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负起责任的主要是两位俄罗斯宇航员，他们分别是飞船指令长和随航工程师。斯科特是空间站的指令长，在“联盟”号上起辅助作用。他被指定坐在右边的位置上，不能直接接触遥测和控制设备。而且，与俄罗斯同事相比，他接受的训练远远不够深入。但无论如何，斯科特已经在职业领域获得了很大的满足感：作为海军飞行员，他有超过八千个小时的飞行记录，而且已经是第三次执行太空任务，一路从飞行员成长为航天飞机的指令长。

下午过半，当我在下课后回到模拟器大厅时，考试已经到了最后环节：在模拟场景中，“联盟”号与国际空间站脱离，乘组人员准备再入大气层。模拟器控制室挤得满满当当，大概所有能够从工作中抽身的人都来到了这里。教练员、老师、宇航员，所有人都在观察、评判，怀着体育场中粉丝的热情参与讨论。我尚未掌握理解或者评判考试进展所需要的所有知识，但从教练员自豪的评价来看，乘组人员似乎表现得非常出色。

突然，谨慎的低声交谈被七嘴八舌的说话声以及搬动椅子制造的混乱所取代。考试结束了，乘组人员离开模拟器去换衣服，委员会成员退到旁边的房间里，以便给出自己的评价。我充满好奇地听取了总结，也就是通常在训练之后进行的讨论和分析。鉴于这是一次考试，所以也对宇航员进行了评估。听别人讲，乘组人员会被鼓励与委员会进行讨论，并且果断地为自己的操作申辩，从而得到更好的分数，据说有时这种讨论非常热烈。不过，这一次并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况，因为乘组由一位非常有经验的指令长带领，他们的操作几乎无可挑剔，委员会提出的少量意见也被毫无异议地接受了。

所以，到了庆祝的时刻。按照传统，乘组人员在旁边的大楼里准备了冷餐。我们所有人，教练员、翻译、医生、宇航员，还有庆祝者的家人和朋友，围坐在一桌丰盛的饭菜旁边。我代表“鬼把戏”小组发表祝酒词。这是我作为宇航学员期间所做的一系列祝酒词的开始，它将在几年后结束，当时发射台上有一架即将起飞的火箭等待着我。另外，在“星城”，我很快明白了祝酒词是一件严肃的事。与其他的事情不同，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草率地发表祝酒词是不可原谅的。从诙谐的轶事到睿智的哲学讲演，俄罗斯的祝酒词向勇气、忠诚、友谊、爱情和家庭致敬。重要的并非新颖，而是一番发自内心且具有说服力的阐述，所以，甚至直到几个月之后，你仍会因为一段特别诙谐和感人的祝酒词得到称赞。尤其要注意的是，俄罗斯的祝酒词不会简短。在场的人会耐心、礼貌、沉默地聆听，克制着胸中越来越强烈的激情。在按照传统的劝酒方式说过tri（三）和četyre（四）之后，便会响起雷鸣般的“胜利，胜利，胜利！”我还将发现，最终的考试仅仅是用来标注“星城”岁月的许多事件之一。在那个地方，呼吸的节奏是由航天任务的周期决定的。遵照几十年来的仪式，当地居民组成的小小人群兴高采烈地紧紧围绕在即将出发去太空的乘组人员周围，之后也会在归来时为他们庆祝。即使在很多年之后回到这里，依然很容易找回与那种节奏的和谐，熟悉的面孔亲切地欢迎你，仿佛你仅仅是去度了个短假。

在最终的考试之后，斯科特的乘组可以休息一周。俄罗斯人以他们的智慧，在训练结束之后为宇航员预留了一段休息时间，以便完成他们在地球上可能要办的事，因为随后他们会有很长时间离开这个星球。那一周结束之后，我们重新聚集在宴会桌边。这次是在清晨，而这顿传统早餐是为了向即将前往拜科努尔的乘组告别。在这种情况下，时间非常紧急：干几次杯不可避免，然后我们立刻就被邀请入座，尽管大厅里的椅子不够让所有人都坐下来。有的人坐在窗台上，有的坐在旁边人的腿上，重要的是在出发之前，每个人都可以坐上一会儿，这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代表着好兆头。没有人碰食物。不到二十分钟之后，当乘组人员已经登上开往飞机场的大巴，我们“鬼把戏”小组带着新兵的天真回到宴会大厅，想着现在可以赋予“早餐”这个词更加具体的内容。然而，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桌子已经清理完了。即使是在几年后的今天，我也没有给这个谜团找到确定的答案：宴会上的那些食物到哪里去了？

正如预计的那样，斯科特和他的乘组在两周之后飞往国际空间站。我格外投入地关注着空间站上的活动，因为第一次有一个我熟悉的人成为乘组的一员。当时，我还不知道未来的某一天自己将在国际空间站接待斯科特。

几周之后，他发给我来自国际空间站的第一份礼物，那是刚刚从穹顶舱拍摄的一张美丽的意大利的照片。当时我们的基础训练刚好结束，正在科隆举行一场简单的庆祝会，从俄罗斯归来后，我们被授予结业证书，正式成为“欧洲航天局宇航员”。这是与家人欢庆的美好时刻，但我并没有非常激动，因为我们知道，情感的浓度与通往目标的道路的陡峭程度有关。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认为这个过程有多困难，这证明欧洲航天局选拔的人员具有很好的素质。很可能我们并非最优秀的：认为如此漫长而复杂的选拔是完美的并不理智。但至少我们显然是最适合的。

基础课程结束之后，“鬼把戏”小组的成员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卢卡已经在为他的任务做准备，任务代号是“飞翔”，而欧洲航天局第二年的那次飞行指派给了德国航天局，所以，接下来的“蓝点”任务属于阿莱克斯。而托马、蒂姆、安迪和我的未来更加不确定。一年中我们会有几周的训练，并且参与面向中学、大学和公众的交流活动，承担欧洲宇航员中心的其他任务，比如复核技术文件，还有为新项目的准备工作提供支持。

很快，我感到焦虑。一个尚未在太空飞行过的宇航员，她身体里的每一根纤维渴望的只有一件事：得到第一次飞行任务。我知道，对我的派遣不会在两年之内到来，我仅仅希望继续训练，最大限度和尽快地开始训练。就在那时，我得知可以通过一种方式在没有得到太空任务的情况下开始真正的飞前训练，那就是成为欧洲航天局“后备宇航员”。后备宇航员将会接受一定水准的训练，大约相当于国际空间站服役准备项目第一年的水平，能够取代自己所属机构被迫放弃第一阶段准备的同事。这只是一个异常遥远的可能性，但并不重要：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与其他得到太空任务的宇航员一起训练的机会，有资格操作机械臂和练习太空行走，了解欧洲以及俄罗斯以外的太空舱，并且感到自己真正是国际宇航员群体的一分子；最后一件事也格外重要，而这个宇航员群体的重心在休斯敦和“星城”。我毫不犹豫地提交了申请。

在等待决定的那段时间里，我参加了无数公众交流活动。从卡塔尼亚到柏林，从米兰到巴黎，我的足迹遍布欧洲的二十四座城市，主要是学校的见面会，偶尔参加机构活动和电视节目。时间一个月又一个月地流逝，我感到痛苦在心中增长。交流当然是宇航员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某些阶段变得尤为重要，这一点很正常。然而，当我需要讲述我的过去、基础训练、我的未来、在空间站的飞行，却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生活才能重新充满有意义和令人兴奋的训练，这种情形使我感觉很不好。直到一个无异于往常的日子，最后一个签字，最后一道手续，或者仅仅是最后一个一致的看法变成现实，我终于成为欧洲航天局的后备宇航员。

我不知道通往目标的道路是笔直还是曲折，也不知道它有多长，但至少我重新走上了通往太空使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