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肯尼迪航天中心，佛罗里达，2010年2月8日
我坐在伯尔尼专利办公室的沙发里，突然想到：
“假如一个人成为自由落体，就不会感到自身的重量。”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东京演讲”，一九二二年
“九分钟倒计时开始。”一个声音从高音喇叭里传出来。刚过凌晨四点，在预计的暂停结束之后，看台前的巨大显示屏上倒计时重新开始。我们面前是一片如镜的水面，轻风微微吹起波澜，但所有眼睛都望向水的另一边。在大约六公里以外，巨大的灯塔将39A发射复合体照得雪亮。发射台上耸立的“奋进”号航天飞机熠熠生辉，宽大的底舱装载着为国际空间站准备的两个新舱：三号节点舱和穹顶舱。它们六月从都灵运抵这里，将会使太空中那个完美的人类前哨变得更加完整。十年以来，那里始终有宇航员居住。穹顶舱有巨大的窗户，将为宇航员展现令人惊叹的地球景观，人类的目光也将第一次在地平线之间自由游荡。
我稍感忧虑地注视着天空，几片没有星星的斑块证明乌云的存在。想到就要第一次目睹太空发射让我激动得发抖，但未必会是今夜。乌云的存在导致发射在昨天的第一次尝试之后被迫推迟，今天发射成功的可能性被认为是百分之六十。航天飞机是一架奇妙的机器，但也非常复杂和苛刻：不仅需要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天气条件有利，而且三个紧急降落地点中至少有一个的天气条件也要良好，它们都位于大西洋的另一侧。我完全清楚存在着一再推迟的危险，因此请了两周的假，时间十分宽裕。我不想失去观看这次发射的机会，因为在基础训练阶段，我不可能再有机会来佛罗里达，而再过不多的几个月，这架航天飞机即将完成它的最后一次使命。
今天我能够来到这里，已经是一种偶然。与此同时，我的同事们正在圣彼得堡进行俄语强化学习，而这对我来说没有必要。在德国结束了第一个月的课程之后，我要求考试证明我的俄语水平，评估结果是我的俄语能力已经超出了在一架俄罗斯宇宙飞船上飞行的需要。尽管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能够用原文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过，现在可以度一个假，到佛罗里达观看“奋进”号的发射，比起二月份待在圣彼得堡上课诱人多了。
航天飞机一直都在我的世界里。“哥伦比亚”号第一次发射的时候，我只有四岁。我还清楚地记得电视上“挑战者”号失事的画面，那一年我九岁。第一个意大利人佛朗哥·马莱尔巴搭乘“亚特兰蒂斯”号进入太空的时候，我已经是少女。当时，我觉得这种幸运不太可能降临到我身上。几年之后，艾琳·柯林斯上校成为航天飞机上第一位女宇航员，后来她又成为指令长，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只可惜，我这一代宇航员在航天飞机彻底退役之前，没有机会搭乘这种非凡的飞行器飞行。在美国发明胶囊式新飞行器之前，到达空间站的唯一方法就是搭乘俄罗斯“联盟”号运载火箭，以及同名的小宇宙飞船。
在预计的暂停结束之后，倒计时重新开始。距离发射还有七分钟时，供乘组人员进入“奋进”号的登机桥撤掉了。鲜艳的橘黄色大型外储箱（ET）能够容纳八百吨低温推进剂，即液氢和液氧。一小部分不可避免地会蒸发，通过专用阀门排出，产生一阵阵典型的白色蒸气，在发射台上的灯光中闪耀。几台主发动机点燃之后，强大的涡轮泵将氢气和氧气输送进燃烧室。不过，固体火箭助推器，即外储箱两侧的两支大型白色雪茄，将在飞行一开始提供最强烈的推动力，以抵抗地球引力。
我心里想：那六名身穿橙色制服、后背与地面平行、已经以不舒适的姿势坐了几个小时的乘组人员，他们此刻在想些什么呢？其中特里·弗茨是首航，我想他非常渴望起飞。
倒计时四分钟，我看到几台主发动机被点燃了。此时尚不需要起飞。假如有一台发动机不能正确运转，还有办法终止发射程序。倒计时结束，突然爆发出的光亮将夜空照得如同白昼，固体火箭助推器被点燃，“奋进”号两千吨重的身躯飞向卡纳维拉尔角的上空，此时再也无法终止发射。尽管隔着一段距离，声音还是非常响亮，我的整个身体都在声波中颤抖。包裹在冷却水的白色蒸气中的发射台，继续散发出强烈的光亮，与此同时，航天飞机迅速飞上东北方的天空。上升的“奋进”号穿越柔软的云层，在航天飞机和它耀眼的尾巴靠近云层时，黑暗中突然出现如卡拉瓦乔作品般美丽的光影效果，随后航天飞机重又被夜的黑暗所吞噬。
两分钟后，助推器按照预定计划熄灭，坠入大西洋，随后会被打捞回来，再次使用。主发动机继续推动着“奋进”号飞向它的轨道。在差不多七分钟的时间里，我的目光还能追随航天飞机，看着它化作一个越来越遥远和无法分辨的点，最终消失在高远的云层之后。我不会期待看到一次更加引人入胜的发射。
十五年前，当我在美国的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时，曾经在亚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太空营度过一周，那个地方距离此处不远。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非常愉快地学习尽可能多关于航天飞机的知识，而且参加了一次二十四小时的模拟飞行。至今，当我想到正在进入轨道的“奋进”号上的乘组人员时，画面仍旧会与我少女时代那次经历的记忆交织在一起。
除了这次壮观的发射，我无法想象出任何更加合适的方式，与少女萨曼莎告别，并且最终从梦想中闪闪发光却又面目模糊的宇航员生活，过渡到打造一个具体的未来。又或许所谓过渡只是幻想，我始终在那里，还是那个胸中跳动着对太空渴望的小女孩，那个用梦想的眼睛埋头阅读科幻书籍中奇遇的少女。这些不仅仅是微不足道的痕迹，而是我行动和感受的奥秘源泉。
小女孩、少女、女人，如今同时生活在这个女宇航学员的身体里。
那天夜里，我尚无法知晓，在短短数年之后，我的生命将与那位首次进行航天飞行的宇航员联系在一起。我也无法想象，看台上站在我身旁的那个我刚刚认识的男人，将成为我的人生伴侣。
那时，我望向未来的目光只看到唯一确定的东西：欧洲航天局在欧洲组织的第一次宇航员基础训练。前一年五月在巴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同时与这次历险的另外五名同事见面。我们年龄相仿，将一起进行差不多十五个月的课程学习。我在那里认识了蒂姆、阿莱克斯、托马，而且又见到了在体检时认识的安迪和卢卡[2]。我和卢卡不仅同为意大利人，还都隶属空军，不过他入伍的时间比我早很多，是在高中毕业考试结束之后。在那几个月，他即将结束旋翼飞机试飞员的课程。第二天，我们一起在罗马的意大利政府所在地基奇宫拥挤的新闻大厅里，第二次与记者见面。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空军接到的采访和与公众见面的要求多得异乎寻常。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选择尽可能地迎合媒体。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我身上，因为我是“意大利第一位女宇航员”。这一点令我尴尬，但其他人好像觉得理所当然。当我面对经常出现的轻率问题，以及吃惊而又欣赏的表情——这些常常让我失去现实感——时，卢卡以他特有的幽默与自嘲来应对局面。他经常会向记者自我介绍：“你好，我是另外那个宇航员。”
那时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面对电视和媒体。不过，有一天，我们从欧洲航天局得到了十条建议。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其中的四条，因为我至今仍然将它们奉为圭臬：永远不要失去镇定，只谈你知道的事情，不要谈论时政，不要谈论你的私生活和家庭。
这些都是简单的常识，但确实帮助我在那个夏初令人眩晕的大海上掌舵。当时，我还没有学会将自己与媒体勾勒出的形象，或者与我碰巧成为的人们口中的谈资分开。我甚至没有决定、选择，以及要求以适合的形式进行合作的自由。如今，尽管不是每一次，但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有这种自由的。所以，在那个夏天，我非常高兴可以利用积累的假期远离那几周里令人心绪纷乱的喧嚣。
鉴于要到欧洲航天局工作，我去了科隆寻找住处。在那里，我签订了合同，平生第一次租下某个比带家具的房间更好的住处。我选择了舒尔茨区的一套小公寓，那里是莱茵河左岸一个优美的街区，耸立着著名的哥特式大教堂，从那里乘坐有轨电车，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市中心。几周之后，我开车从意大利到了科隆，当晚入住。我随身携带了几个行李箱、一把椅子、一张野营用的小桌子、一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我把很少的几样东西放在客厅里，那是唯一一间灯泡还亮的房间，而且准备了过夜用的充气床垫。
幸福总是令我惊喜，出其不意而又无法解释地悄悄到来。我想，它在我的内心缓慢成熟，毫无波澜，直到琐碎的细节令它溢出边界，随后沁入整个身体和灵魂。或者它始终在那里，在皮肤下面，只是等待着为它腾出一些空间。那天晚上，透过起居室宽大的窗户，明净的天空呵护着我安眠。满月带着银色的光环出现了，我突然感到幸福。
九月一日，我们到欧洲宇航员中心开始第一天的课程学习，对未来的训练充满兴奋与好奇。十多年之前，作为航天工程学的学生，我曾经参观过欧洲宇航员中心，那次机会是由《载人航天》这门课程提供的，授课者是德国宇航员赖因霍尔德·埃瓦德。我还保留着一九九八年《科学美国人》杂志一篇封面文章的影印版。那篇文章是当时埃瓦德发给我们的，美国宇航员香农·卢西德在其中讲述了她在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度过的一百八十八天非凡的经历，那是美国和俄罗斯在太空领域合作的先锋年代。
我还发现，埃瓦德目前在欧洲宇航员中心有一间办公室，就在我的办公室对面，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因为我将和安迪共用一间办公室。他是一位可爱的丹麦航天工程师，拥有博士学位，而且有多年在西非海上石油平台工作的经验。
无论如何，在十五个月的基础训练阶段，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在办公室里度过。从第一天开始，我们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从九点到十八点。开始的四周主要是入门课程，一些技术性课程，很多关于组织结构的介绍：欧洲航天局如何运转？主要项目有哪些？如何组织宇航员的训练？我们被关在一间专用教室里，快速观看几千张幻灯片。有时，课程计划里也包括一些体育运动：我们必须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或者是午饭时间抽空锻炼。
课程并不繁重，但每天的学习时间很长。有时，我能够在回家的路上，赶在宜家关门之前在里面飞速转一圈，有时则要到深夜才能回到住处。除了家具以外，家里仍然没有网络、洗衣机和窗帘。无论如何，在科隆我立刻就觉得宾至如归。这是一座好客的城市，并不十分严肃，这里的狂欢节甚至会持续三个月。
尽管上课阶段那些深居简出的日子与太空飞行带来的激动相去甚远，我还是觉得自己犹如漫游奇境的爱丽丝。欧洲宇航员中心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在这个小小的中心里，聚集了来自整个欧洲和俄罗斯的几百名专家。中心为宇航员提供技术支持、训练，以及医学治疗。我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感受到多元文化氛围带来的益处，首先是倾听用很多种语言交谈的乐趣，课程也逐渐变得更加有趣。我们开始了一系列涉及各式各样专题的短期强化课程，从生物学到地质学，从信息网络到水晶的生长，所有课程都有一个小型的结课考试。学习的目标是为我们提供太空飞行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涉及技术和科学的各个方面。如此一来，一旦得到前往国际空间站工作的任务，我们可以有效地与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进行交流。
国际空间站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最好的假设是，我们中的第一个会在四年之后飞向太空，最坏的假设是最后一个要等上十年。我们六个都是有此能力和志愿的学员，而且都将以优异的成绩完成训练，对此我毫不怀疑。我们出发去太空的顺序，取决于欧洲航天局各个成员国航空任务的轮替，而不是我们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安慰，因为我们之间没有竞争，可以毫无保留地为整个团队的成功而努力。
我们在那个气泡一样的教室里度过了最初的几个月。房间位于高处，视野开阔，可以俯视宽敞的训练大厅。大厅中央是国际空间站“哥伦布”实验舱的模型。这个模型是与在轨道上飞行的空间站舱体同样大小的复制品，一个直径4.5米的巨大铝罐，与构成空间站的其他或大或小的舱体类似。每个舱都是一个潜在的压力容器，舱体和舱门能够保证舱内具有与地球海平面一样的压力。实际上，各个舱体是连在一起的，舱门通常是开着的，构成一个九百三十立方米左右的空间，就像是一架巨大的飞机。当然，并非整个空间站都可以居住：家具占据了很多空间。在国际空间站，尤其是非俄罗斯舱段，家具由所谓的机架组成，类似于高大而狭窄的壁柜，前面是平的，后面则是弯曲的，贴合圆柱形的舱体。这些壁柜分布在整个太空舱里，一个挨着一个，构成有“墙壁”“地板”和“天花板”的方形内部隔间。尽管有这些机架，能够自由活动的空间依然很大：在“哥伦布”实验舱的模型里，我可以站在正中间，而手不会触摸到两侧的墙壁。
我们这些宇航学员带着某种焦虑，希望能够开始在“哥伦布”号里上课。尽管沉浸在基础课程的学习当中，能够了解事物——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人类创造的产品——如何运转令我们开心，但我们仍然觉得被排斥在真正的训练世界之外，也就是那些被选中组成未来几次国际空间站乘组的宇航员，他们是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日本，或者欧洲的同事。有时候，我们透过教室的窗户看到他们进入模型上课。我们也渴望着从课桌旁移身训练厅，或者那个很深的游泳池，因为之后我们会在那里上关于舱外活动（EVA）的初级课程。这项活动通常也被称作“太空漫步”，但这个词汇体现不出完成它所需要付出的努力。舱外活动的准备是在水下进行的，在那里至少可以模拟失重的某些方面，也就是感觉不到重力影响的状况。
众所周知，我们无法摆脱重力，当然，并非只是在地球表面，甚至在国际空间站也不行，后者在距离地表四百公里的轨道上运行，这段短短的距离只能使地球引力减弱大约百分之十。另外，至少根据我们的观察和数学模型的计算结果，重力仅仅是一种引力，并不存在一种相等而又相对的力与之平衡。总之，无法将其屏蔽。
无论如何，在基础训练结束之前，我们会有几分钟处于失重状态：在抛物线飞行中，我们会发现自己在飞机的驾驶舱内飘浮，就像宇航员在空间站里飘浮。在这两种情况下，失重都是由自由落体造成的，就像电缆被切断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那个著名的理想电梯一样。他的失重是因为与电梯以同样的加速度下降。如果他站在一个秤上面，那么体重无疑会显示为接近零点。
然而，假如国际空间站里的宇航员是自由落体，为什么他们不会撞向地球表面？那是因为他们被以每小时两万八千公里，也就是差不多每秒钟八公里的令人眩晕的速度发射出去。他们的轨迹不断受到地球引力的影响，而弯曲的程度恰好贴合地球的曲率。总之，他们永远不会落到地球上，因为飞快的速度注定他们总是错过地球，又不停地围绕它坠落。月亮也是如此。后者的距离千倍遥远，但同样因为地球引力的关系，月亮围绕着我们的星球做永恒的朝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