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伊斯特拉纳军用机场，特雷维索，2009年5月18日
我想，这些星星闪闪发亮，
是否为了有一天每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颗。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电话，但我没有接到，因为我任由自己在莲蓬头下面多冲了几分钟。现在已经是晚上，今天我不能再寄希望于从欧洲航天局（ESA）得到消息。然而，那不可能是别的电话：一个未知的法国号码，录音电话上没有留下任何信息。在简陋的小房间里，我坐在嘎吱作响的床上，上面铺着空军的蓝色床罩。心脏仿佛要跳出胸膛，所以我做了几次深呼气，使心跳慢下来。怎么办？等他们再打过来，还是我自己试试给他们打回去？这个电话我已经等了几周，越来越强烈的紧张情绪吞噬着我。在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丹麦和芬兰，另外九个欧洲年轻人也怀着同样的焦虑，像我一样等待着。这次宇航员选拔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我们是坚持到最后的十名候选人。我们以为选拔会在两个月之前结束，当时我们二十二个人一起参加了由欧洲航天局高级领导团队主持的面试。然而，上个月发生了最后一件意料之外的事：又一通来自法国的电话——并非通知我们一直在急切等待的那个结果，无论好坏，它都可以结束这种烦人的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去参加由局长亲自负责的最终面试。我们十个人参加了那次面试，只有十个人。在前面几个阶段的选拔中，已经有几千名候选人被淘汰。假如现在出局，那将是沉重的打击，因为梦想似乎已经变得实实在在，而并非仅仅是虚无缥缈的愿望或者想象。
在最后几天里，紧张情绪变得难以忍受。按照计划，后天将会在巴黎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当选者。谁又能够想到，仅仅在两天之前的晚上九点，我们还在等待最后的结果？幸好我们是互联网的一代：所有人之间都保持联系，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而且，我们已经互相确认，没有人收到过消息。
当我仍然坐在床上不确定何去何从的时候，收到了一封邮件，我吃惊地跳了起来。邮件的主题：欧洲航天局选拔。我立刻打开邮件，确认里面只有一个回拨的号码和时间。然而，比起一个简短的句子，它干脆而又明确，立刻消解了所有的紧张。我身体里的每一根纤维和神经都松弛下来。我没有雀跃，没有大笑，也没有哭泣。一种恬静的愉快沁入身心。我静静地品味着深深的放松。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有的只是耀眼的现在。整个宇宙都静止了，对我报以善意的微笑。
我回复了邮件，然后打电话确认。我说：毫无疑问，我非常高兴后天去巴黎！我当然明白需要保密，以免破坏记者招待会。我早就想到会有类似的要求，所以在两天前已经向朋友们道歉，告诉他们很可能会从媒体那里得知选拔的结果。我只给父母打了电话：成为宇航员的梦想从童年开始就伴随着我，他们是这个梦想的见证人，是他们为我创造了很多机会，帮助我实现梦想。在他们的声音中，我听到了同样的释然。
然后，我给保持联系的最后几个候选人写了信。假如一板一眼地按照保密要求行事，很可能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我们曾经承诺过互通信息。而且，在最近的几个月中，我们天各一方地共同承受着等待的折磨，这也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我觉得不信守诺言是无法想象的。深夜，他们中的两个人给我回了信，说没有收到任何通知。没有人说出口，但他们很可能被淘汰了。有时候，令人兴奋的成功和令人压抑的失望，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多么细微而又专横。
临睡前，我望了一眼窗外的那一小块夜空。有一天，身处国际空间站，我也将成为天上一个闪亮的小点儿。我难以相信自己真的走到了这一步。借助天赋、艰苦的努力，还有很多很多的幸运，我实现了几乎不可能的梦想。事实上，生活赐予我的是一个强大而又艰难的梦想，成为宇航员是一件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通往太空的道路已经开启，或许我需要等待很多年，但我相信，或早或晚，会有一架火箭在发射台上等着我。
我睡着了，同时还在想着：今天，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颗星。
一切都始于一年多以前。当时我正在游泳池的更衣室里，距离我服役的伊斯特拉纳军用机场不远。晚上，我刚刚游完泳就吃惊地收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邮件、短信和电话，都是关于同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根据不同的消息来源，欧洲航天局即将开始选拔一批新的宇航员。家人和朋友们的话语中，无疑透露出这个没有用言语表达的信息：就在这里！实现我生命中伟大梦想的机会已经到来！
我的反应比较谨慎。我控制着自己的兴奋，以免为一个错误信息而失望。对于候选人的要求是什么，我够资格吗？我害怕这个时刻来得太早：当时我只有三十一岁，比大部分欧洲或者美国宇航员得到派遣时的年龄要小。而且，我刚刚开始空军飞行员的生涯，还远未拥有试飞员的资质。我希望有一天能够获得那个资质，因为那一直是通往太空的捷径，我还需要几年才能做到。
然而，在下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我肯定已经超过所需的年龄。在美国和俄罗斯，选拔每隔几年就会进行一次，在欧洲却非常少。因此，对于每个想要成为宇航员的人来说，一生或许只有一次机会。上一次选拔是在一九九八年结束的，当时我还在慕尼黑工业大学读书。那一年，国际空间站的首个组件“曙光”号功能货舱（FGB）发射成功，而我完成了为期两年的机械工程学课程，未来三年，我选择的专业方向是航空航天。那一年，我二十一岁，这是一个令人伤心而又意义重大的年纪。经历了漫长的对于军队能够向女性开放的等待，就在那一年，我时时刻刻都在规划的道路，也就是进入意大利空军学院成为飞行员学员的道路中断了。在我一生中遇到的众多机遇当中，最幸运的可能就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随着意料之外而且令人惊喜的政策转变，法律规定女性可以自愿服兵役，而且临时放宽了年龄限制，于是一个仿佛已经消失的可能性重新被摆在桌面上。尽管在硕士最后一年参加选拔考试在实际操作上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我当然还是要尽力一试。当时我正在莫斯科撰写关于固体火箭推进剂的毕业论文。起初，我怀疑是否能够成功。然后，八月的一天，我接到意大利空军学院的一封电报，通知我在入学考试中名列第一，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所以，几年之后，我会出现在那间更衣室里，回想当年那个大胆的决定：在二十四岁又从头开始大学本科的课程——不过这次用的时间比较短——而我的同学都刚刚高中毕业，比我年轻很多。即将开始宇航员选拔的消息让我不禁思考自己的选择是否明智，我已经放弃了很多自由、社会关系、不同的未来等等。这一切当然是有回报的，但是会非常慢。从空军学院毕业之后，我在美国获得了空军飞行员执照。随后，我又在意大利完成了预操作课程，这是成为真正战斗机飞行员的过渡。在经历了一系列不利因素造成的几个月漫长等待之后，我终于可以前往位于福贾的阿门多拉军用机场，开始专业课程，也就是学习驾驶分配给我的AM-X攻击机。
当然，对此我是高兴的，但我多么希望在课程结束之后再去参加欧洲航天局的选拔！从游泳池返回机场宿舍的路上，我的脑海中出现了很多未知数。或许欧洲航天局会立刻刷掉我，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飞行时长，又或者军队不允许我参加选拔，因为我还在训练当中。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巧合中，存在着多少命运的讽刺。正当我准备开始一门困难的课程——它要求绝对的投入和最大限度的专注——时，公布了宇航员选拔的通知，这个我平生的梦想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迫使我投入所有精力。我又如何能够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平衡两项繁重的任务呢？如何能够全身心投入两个目标的其中一个，而又不冒险搞砸另外一个呢？
几周之后，我带着满脑子的疑问来到阿门多拉军用机场，住进了另一个带家具的房间。从博尔扎诺到明尼苏达，从慕尼黑到图卢兹，从莫斯科到那不勒斯，从得克萨斯到特雷维索……从少年时代开始，我就总是轻装简行，很少的几个行李箱就可以消除我经过的所有痕迹，然后在另一个地方暂时扎根。除了很多年之后从太空归来时以外，我从来不曾因为怀旧而痛苦。
在那些漂泊当中，数不胜数的相遇使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在各个地方，我的朋友圈子中不断加入新的相识。尽管距离遥远，我还是执着地与他们保持联系，与他们中的很多人分享即时的兴奋与希望，也从他们那里收获了数量惊人的鼓励。阅读收到的邮件时，我会觉得，成为宇航员现在对我而言只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我嘴边挂着愉悦的微笑对他们的话照单全收，但心里很明白，友谊常常使客观性让位于情感。
不过，我从与毛里奇奥·切利的一次交谈中获得了很大的安慰。他曾是空军试飞员，而且有过一次搭乘航天飞机执行太空任务的经验。我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联系到了他。对于那次长谈，我始终心怀感激。他非常认真地一边倾听一边给我建议，当谈话进行到某个时刻，他惊呼道：“您是完美的候选人！”不过，他随后又说：“名额很少，您这是处在激烈的空战当中。”一定会是这样。天知道有多少完美的候选人准备参加选拔，当时的欧洲航天局有十七个成员国。
那时，我到阿门多拉已经一周，与三位非常优秀的伙伴一起上关于AM-X系统的理论课。五月十九日，astrosel.esa.int主页开始运行。想要获得登录密码，必须发送一份适合飞行的医生证明。这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可以淘汰明显不符合要求的候选人。
收到密码之后，就可以进入一份很长的问卷，里面要求提供非常详细的关于中学和大学的学习以及职业经历的信息，还需要填写飞行经历和相关科研情况、掌握的语言、志愿者经历、个人爱好和从事的运动，尤其是诸如潜水、洞穴生存，或者跳伞的经历。这些细节关系到个人动手能力，以及在公众面前发言的经验。我还需扼要地解释希望成为宇航员的动机、对于宇航员使命的想法，描述我的长处和弱点，并展现可能存在的其他有助于获得候选资格的特质。
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填写这份问卷，然后一再阅读，进行修改和确认、增添和删节，估算着与每个领域相关的分数，设想开放性问题的关键词，努力做到简洁而又详尽。同时，我在自己过往的人生中搜寻，以免遗忘任何东西，一门课程、一次经历，以及能够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的能力。从周一到周五，整个白天我在教室里听关于AM-X系统的课程，晚上还要花很多时间研究飞行手册，以应对频繁的考试。周末，我埋头填写欧洲航天局的问卷。我极其注意细节，这种做法得益于工程学的学习，更是源于空军飞行员的训练。假如说飞行中的一个细节决定着是否能够返航，那么，问卷上的一个细节则关系到我是能够参加这场空战，还是立刻放弃自己伟大的梦想。
命运变幻莫测，而且这种情况还将持续一年。四周之后，提交问卷的期限到了，关于AM-X主系统的第一阶段课程也已经结束，接下来是飞行训练。经过如此漫长的期待，摆在我面前供我操作的第一次并非训练飞行器，而是一架真正的战斗机。在等待获知是否有一天能够飞往太空的那段时间里，AM-X的驾驶舱是我最渴望的地方。
两周之后，当我正在准备首次独立飞行的时候，收到了第一封回复邮件。后来，在每个阶段的选拔结束之后，我都会焦虑地等待这样一封邮件。
来自：astronautselection@esa.int
主题：祝贺！
签名：米歇尔·托尼尼，欧洲宇航员中心主任
我心中充满喜悦，甚至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这才是第一步，我还只是一千名候选人中的一个，这就意味着七千五百名竞争者已经被淘汰。在我看来，最需要侥幸而又最无法预料，也是最取决于偶然因素的部分，我已经通过了。现在，我真的进入了空战阶段：我的简历已经引起足够的兴趣，可以肯定，从现在开始，将不再涉及形式上的要求，而是需要展示能力与性格之间的正确配比。尽管我身上存在着局限，而且总有可能犯错误或者遇到无法控制的不利情况，但我感觉胜算很大。
仅仅十几天之后，我就成为被首先召到汉堡的几个四十人候选人小组中的一员，到那里进行一整天的能力测试，也就是一系列通过电脑进行的考试，考试中间有短暂的休息。那是令人疲惫的一天。测试节奏紧凑，而且要求在长达几个小时的时间内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在英语、数学和机械理解力方面，我感到稍稍松了口气，因为涉及的是已有知识，对脑力劳动的要求比较有限。然而，其他的测试涉及对于纯粹认知能力的严峻考验，比如说持续的注意力、三维可视化、视觉运动协调、注意力分配、视觉和听觉记忆。每一项测试结束之后，我们都会觉得自己的水平不符合要求，因为电脑是不可战胜的。速度和难度逐渐增加，直到人脑无法避免地达到自身的极限，犯错也就越来越频繁。借助良好的瞬时记忆，以及对于联想式记忆法的一定了解，我几乎肯定自己在视觉记忆部分没有犯错误。然而，在所有其他测试当中，我和别人一样感到迷茫。我们不仅无法知晓自己在测试中表现如何，而且连打分的标准也只能靠揣测。直到很久之后，当欧洲航天局的训练已经开始、所有人都住进旅馆里的时候，我们才通过讨论确认了最可信的一个假设：重要的不是在某些测试中显示出超人的能力，而是不要在任何一项测试中得到低于标准线的分数。如今我清楚地知道，宇航员不需要在任何特定的方面才华横溢，而是需要在所有方面都能应付。
我怀着对于测试结果的某种谨慎的乐观，以及对于遇到的其他候选人的尊敬——当中也包含着兴奋和不安——离开了汉堡。候选人中很多都是工程师或者科学家，在航天工业领域非常活跃，有一些甚至就在欧洲航天局工作。能够见到这么多优秀而又对航天事业充满激情的人，与他们进行愉快而令人兴奋的交谈，发现为同一个梦想跳动的心灵中那种自发的共鸣，或者仅仅是因为接受过相似的技术与科学培养，所以都使用某种语言，具备某种思维上的严谨，并因此能够立即彼此理解，这一切都令人欣喜。不过，我也意识到，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埋头飞行课程，专注于开启空军飞行员的生涯，我与空间探索前沿发展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微弱。明确地说，成为宇航员的梦想对我而言从来不是一种执念。我没有收集过签名和回忆录，也不会孜孜不倦地追踪关于国际空间站的每一条小道消息，更不曾试图截获即将进行新宇航员选拔的传闻。对于我来说，集中精力于眼下的努力始终是重要的。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的日常生活就是空军训练。然而现在，展望未来的选拔，我感觉自己必须真正沉浸在航天世界当中。尽管汉堡的测试结果仍然是未知数，我还是力求为接下来的几个阶段做好准备。我觉得有很多知识需要复习，还有一系列的漏洞需要填补。
周末，我开始频繁出入福贾一家可爱的网吧，在那里如饥似渴地搜寻最近七年航天活动的消息。去海滩上晒太阳时，我会带着关于空间推进或者轨道力学的书籍。开车时，我会听“哈利·波特”第一部的俄语版有声书，这是圣彼得堡的一个好朋友送给我的。我觉得青少年读物的语言应该更容易理解，也适合我多年以来因为缺乏练习而生锈的俄语。这样做最明显的结果是，我至今仍然掌握令人羡慕的关于魔法主题的俄语词汇。
多少年时光流逝，我也已经完成了一次漫长的太空使命。如今我能够肯定，在空军学到的那些东西，是任何工程学博士都无法教给我的：纪律，谦卑，坚忍，对自己局限的认知，对细节的关注，团队合作的能力，领导力和追随力。我相信，当成绩最好的候选人进行最后的认知和心理评估时，这些能力会使我脱颖而出。我也肯定地告诉自己：假如我成为最终候选人中的一员，任何涉及开普勒定律的问题，或者用俄语交谈的要求，都不会使我感到为难。
与此同时，关于AM-X的课程要求我非常努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会感觉到同时跑两场马拉松的压力，艰难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一次持续一个小时多一点的飞行，需要几个小时的准备和计划。飞行练习、密集的课程大纲，以及介绍越来越复杂的新类型任务之前的测试彼此穿插：一次次模拟器上的训练，还有许多本涉及最先进的飞机系统、武器装备，以及使用方法、通讯程序与交战规则的厚重教材。在普利亚闷热的夏季接近尾声的时候，那是训练期间唯一的一天假期，也就是仲夏节的周五，我收到了来自欧洲航天局的那封期待已久的邮件和一个好消息：我进入了下一阶段的选拔！当时还剩下一百九十二名候选人。
我们被分成几个六人小组，前往科隆的欧洲宇航员中心（EAC），进行第二次为期一天的心理和认知评估。这次的重点不是个人能力，而是人际关系和沟通能力，以及在团队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和马丁一起参加了第一场测试。他是个可爱的德国人，数学专业博士。测试类似某种视频游戏，我们的任务是改善交通状况。每个人要单独负责城市的一半（“东城”或者“西城”），但只有对方能够看到自己做决定所需的数据，因此要迅速有效地交换信息，并且及时传达指令。沟通时表达简洁清晰，必要时进行有效的领导，这一点对于飞行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能力，也是数学家天生具有的素质。在仅有的几分钟准备时间里，我和马丁制定了一套在我们看来行之有效的沟通用语。第一次热身之后，我们俩都对这个策略表示满意。所以，当对我们进行观察的心理学家建议，在真正的测试中不要用如此不容置疑的语气，以及更多地使用礼貌用语的时候，我们都感到有点吃惊。或许从军事飞行干脆有效的沟通模式中寻找灵感，并非给人留下好印象的最佳策略。尽管对彼此表现出了无意识的粗鲁，但在后来的几年中，我和马丁一直有规律地互通邮件，而且开玩笑地继续称呼对方“东城”和“西城”。
后来，我们整个小组被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一起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一切在一个由心理学家、人力资源官、医生和前宇航员组成的委员会观察下进行。或许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无论如何，到了截止时间，结束了一番混乱无序的讨论之后，我们并没有找到解决方法，这一点还是令我感到有些失望。没有人承担起协调员的角色，或许是害怕表现出过于强势的倾向，又或许是怕遭到小组其他成员的反对，并因此处于尴尬而难以控制的境地。我迅速权衡了这些风险，然后决定无视它们。我凭借直觉认为这不是看重战术的时候，唯一正确的选择是按照自己的性格行事。自从记事以来，我从来不曾腼腆或是害怕在必要的时候担任领导的角色，当然也不会从那天开始这样做。在向我们提出第二个问题时，我毛遂自荐作为主持人，而且毫不犹豫地指挥讨论，目标是使这次的讨论能够向着找到解决方法的方向，有的放矢地进行。在这次涉及认知深度的测试中，我们是否能够跻身二百名被认为最优秀的候选人当中呢？截止时间到了，我们已经商量出一个可以提交的有效建议。测试结束之后，一些候选人感谢我采取了主动，这一点使我确定自己做对了。我对自己感到满意，而这很少是个好兆头。在接下来的个人面试中，我将不走运地确认这一点，每个人都要单独和观察员委员会见面。
轮到我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晚些时候了，我感到疲惫，但充满信心。在我前面被询问的候选人说，面试的气氛友好而又放松，所以，在我看来，那一天总体来说还是积极的。所以，我面带真诚的微笑，坐在委员会面前。四十分钟——我觉得仿佛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我起身离开。告别时勉强挤出来的微笑，是我使尽全身解数遵守纪律的结果。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选拔多半是结束了。委员会里有两个人肯定不喜欢我，这一点我能够确定。在紧张的气氛中，他们要求我总结自己在小组测试时的表现，这使我隐约觉得，在他们看来我是在欺压别的候选人。我任命自己作为讨论的主持人，满怀热情想要取得一个结果，但我可能侵占了其他人的空间，没有对他们表达的所有想法表现出适当的尊重，或许是我再一次参考了更适合军队的互动方法？或许，或许，或许……
在随后的几周里，我大概把那次面试在心中回放了几百次，而且恨自己不能不去想那些。当然，面试中不仅仅有紧张和回答欠佳的问题，其中有些阶段还是颇为轻松的。我认为给委员会中的一些成员留下了好印象，而且，我在其他人身上觉察到的敌意，或许并非当真如此，而只不过是考验我的一种方式。无论如何，十月初在科隆的那个下午，对于在短短几分钟内使我的伟大梦想化为泡影的恐惧，相当折磨人。
接下去的两个月也是在磨人的等待中度过的，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为黑暗的日子。在几周的时间里，我不得不与经常出现的头痛共处，这种头痛往往只在飞机上发作。除了避孕药以外，当时我不服用任何药物。而且我从前很少头痛。于是我与之安然相处，并没有求助于止疼药。尽管在那些天，头痛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我仍然天真地没有想到用任何药物去减轻疼痛。我对于现实生活的常识是如此匮乏，以至于朋友和同事总是以此为由善意地嘲笑我。
十一月，课程移师撒丁岛的代奇莫曼努，以便在弗拉斯卡角的射击场进行训练。这是训练中要求格外严格的一个阶段，指挥官曾经事先告诉我们，遇到困难是常见的事。结果我的确遇到了困难，而且几乎影响到课程的最终成绩。
一个周日晚上，家中传来丧报，令我陷入深深的沮丧。我哭了很久，甚至没有碰用来准备第二天飞行的资料。在一种宿命论的控制之下，鉴于存在着其他更加沉重的压力，AM-X的课程和宇航员选拔在我看来都变成无关紧要的琐事，我对于它们的执着也只是一种任性。
我认识许多拥有极高天赋的飞行员，他们可以在没有进行多少准备而且睡眠很少的情况下飞行，因为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能够搞定。我并非他们当中的一员。正确的做法是在第二天早上放弃飞行，但我没有那么做。由于持续的坏天气，课程预计的飞行已经推迟了很久，而且后颈肌肉拉伤使我在额外增加的几天训练里也没有能够飞行。所以，再次推迟在我看来无法容忍。我飞行时是编队里的四号，在射击场的跑道上，视野条件有限，我造成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因此对于那次任务的评分并不太好。
从严重性来说，我犯的是射击场训练中比较典型的错误，所以并没有引起教官的特别警惕。出于善意，而且为了使我能够尽快恢复状态，他们让我加入另一个即将起飞的编队。当然，没有人能够猜到前一天晚上我经历的悲恸。我又一次做出不负责任的决定，没有放弃飞行，所以再次犯下糟糕的错误，也得到了另一个糟糕的评分。同一天里在两个任务上得到差评。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更糟的状况：假如连续三次飞行得到差评，就会被课程开除。
几年之后，我可以说那个倒霉的日子是天佑，是一个残酷而明确的警示，而且明显正是我所需要的：我不可以心不在焉，或者做出轻率的决定。没有什么能够比近在咫尺的威胁更有效地迫使我们改变思路，调动所有力量，聚精会神。幸好我仍然相信，咬紧牙关自己还是可以做到的。幸好我被托付给特别能干的教官，而对于这种情况也早有预案。幸好我可以依赖三个同班同学的友谊，他们总是向我施与善意，或者简简单单用一句玩笑来化解悲伤。
我埋首于AM-X课程和射击场的飞行训练，不再去想科隆的面试。头疼过去之后，我像往常那样感到自己完全专注于唯一的目标，这对我大有好处，尽管我需要艰苦地重新爬坡。射击场的训练结束了，我没有再犯下其他错误。回到阿门多拉，我仍旧保持谨慎，同时也找回了从前的平静。
一天，将近晚上的时候，我正在完成一张地图，也就是在我的飞行编队第二天将要经过的可能存在敌人的领土上，用红圈标出一些不存在的地对空导弹的活动范围。此时，我收到一封邮件，两个月令人疲惫的不确定就此结束。
“亲爱的宇航员候选人，我高兴地祝贺你……”
我走出房间，向天空呐喊，无法克制的喜悦突破了所有自控力的边界。等待是如此漫长，多少次我曾经想象完全不同的结果。
晚上，除了满怀兴奋地给家人和朋友发去邮件以外，我还加入了科隆和汉堡的面试之后组成的不同小组候选人之间的交流群。其中很多人收到了坏消息，因此退出了选拔，而我们这些幸运儿的告别词完全不合时宜。我们还不敢相信这个消息，就已经在继续前进了。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哪里表现得更好，不过对他们表示的遗憾是真挚的。
我们发现只剩下四十五个人，而且我们很快将被召去，分成七到八人的小组，进行整整一周的体检。一天，我接到布丽吉特的电话，我记得她是我在科隆见过的一位法国医生。她负责把我的体检安排在几个可能的时间段里，所以需要知道我上一次例假的时间。可能的雇主关注我的例假周期，这无疑证明了，假如需要的话，宇航员的工作和其他的都不一样！在随后的几年里，布丽吉特特殊的法语腔将变得熟悉，而且我们之间很快就开始的针对个人话题进行交流的习惯，会一直延续下去。实际上，布丽吉特将成为我的航天医生。我们不仅会长时间讨论如何在宇宙飞船上避免例假的到来，而且在任务结束几个月之后，她也将是欧洲航天局第一个知道我怀孕的人。
在发出邀请的同时，欧洲航天局还寄来一份资料，里面简单描述了我们即将参加的几十项测试。都是纯粹医学上的测试，从简单的皮肤科检查到骨密度测量。里面没有出现离心机、旋转椅和隔离室，以及在众人想象中与宇航员选拔联系在一起的其他特别艰巨和惊心动魄的测试。所以，无需进行任何准备，除非你想在短短几周内改变自己的健康状况。我只是试着抽出更多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尤其注意健康饮食，减掉几公斤的体重，以达到理想状态。
作为空军飞行员，我定期进行体检，以确定身体状况能够胜任高性能飞机的飞行，因此我有理由相信自己没有大的健康问题。这一点令人鼓舞，当然也不能说把握十足，因为长长的体检清单令人恐惧，欧洲航天局的选拔标准可能更加严格。
在体检前夜，我和大学时代的老朋友共进晚餐。当时我已经只能喝水了，因为第二天早上要验血。然后，我到距离德国航天局营地入口仅仅几百米的一个小旅馆，与这次冒险的伙伴们会合。那里的航天医学研究所将对我们进行身体状况的评估。我认出坐在身边的姑娘是雷吉娜，她是比我晚一年在慕尼黑开始机械工程学课程的学妹，这使我万分惊喜。后来我们都去了国外留学，没有再见过面。十年后重逢的时刻，我是空军飞行员，而她已经获得了航天工程的博士学位，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那一天，雷吉娜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幸运的一个。但之后，由于一个毫无症状、在日常生活中也不重要的医学问题，她被认为不适合承担太空任务。仅仅由于一个她完全无法控制，而且假如不是参加欧洲航天局的选拔甚至永远不会知晓的不幸细节，她的梦想破灭了。
体检和在地下候诊室等待的那些时光，时常伴随着没大没小的欢闹，那是空军飞行员——我们中间大部分人都是——特有的玩世不恭。一周的时间就这样飞逝而过。心脏病科和整形外科医生，眼科和耳鼻喉科医生，妇科和精神科医生，牙医和胃肠病学家，放射科和超声医师……在五天的时间里，我们按照严格的计划，有组织地从医院的一个科室到另一个科室，从航天医学研究所的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见到了各种专家。
一周结束的时候，我带着某种担忧离开了那里，这种担忧来自眼睛。在第一次持续了几个小时的深度检查之后，我被要求再增加一项检查。我的视力一直很好，然而，恰恰是眼睛有可能背叛我，这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尽管所有人都重复做了至少一项检查，但其他人都没有再次被眼科医生召唤。没有任何解释。只有出现需要立刻就医治疗的情形，我们才会当场被告知。否则，就像在前面的所有阶段一样，我们只会在几个星期之后获知结果。
这一次，我不需要等待很久。二月中旬，回复邮件出现在我的信箱里：
来自：astronautselection@esa.int
主题：祝贺！
最终眼睛并没有背叛我！健康的身体是我出生时就赢得的大乐透，因为它从来没有要求得到特别的关注。而且，在很长的时间里，它也没有因为紧张的生活节奏、缺乏睡眠，还有马虎的饮食和心理上的紧张，抱怨受到了虐待。只是在最近几年，我的身体才开始腼腆地向我发出一些信号，劝说我更加留心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当时，我的身体又一次全力支持我：飞往太空吧，萨曼莎！
还有一个小细节：选拔尚未结束。当天，我与其他候选人开始密集的邮件往来：谁已经收到回复，谁又只能在经历二十四小时的折磨之后，在随后的一天得到或好或坏的消息。我们的泛欧洲情报网络很快得出结论：只剩下二十二个人。很难计算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少，不过我们还是进行了尝试。我们甚至不知道最终会剩下多少个候选人。四个，五个，六个？对此，欧洲航天局从来没有明确的说法。肯定会有国家之间的平衡：比如说，很难想象五个当选者里面有两个英国人，或者六个人中有一半是德国人。假如说到目前为止，选拔仅仅是以每个单独的候选人为基础进行评估，那么，我们知道从此刻开始，最终组成一个人员均衡的团队将成为首要目标。走到这一步，我们都有实力成为宇航员。现在，欧洲航天局将要组建团队。
当然，破坏好印象的方法多得是，比如说，在由欧洲航天局高级领导组成的委员会面试中，表现出准备不够充分。这将是选拔的最后一步，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会与局长进行一次附加面试。现在还不是放松警惕的时候，恰恰相反。我鼓起所有勇气，或者说是厚着脸皮，敲响指挥官的房门，他是负责带领我们完成这次训练的军官，一个理智的人，甚至也对航天充满热情。对我这么一个既想获得AM-X驾驶资格又想成为宇航员的怪咖，他表现出出人意料的善意，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这一次，我的要求的确过分：我想暂停训练一周，以便全身心投入面试的准备。现在不是提这种要求的好时机：由于不利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课程已经超出了通常的时长。不过，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试。还剩下二十二个候选人，梦想仿佛触手可及。
令我非常吃惊也颇为感激和欣慰的是，指挥官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几年之后，已经成为朋友的他会到拜科努尔观看我起飞。几周之后，他又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你好像生来就应该做现在所做的事。”或许当时在阿门多拉的办公室里，他就已经这么想了，谁知道呢。
在一周的时间里，我忘记了AM-X，完全投入到宇航员的世界中。我甚至花了一整个周六的时间购物，简直和看牙医一样吸引人。在福贾市中心，我向三位可爱的女售货员解释说，自己需要一套适合重要工作面试的衣服。她们对我的事情非常用心，帮我挑选了一套简洁优雅的成衣。随后，我就出发去阴雨连绵的诺德韦克。这座荷兰城市濒临北海，异常寒冷，欧洲航天局的航天技术中心（ESTEC）就设在那里。
面试重点关注的是性格，而不是技术能力，在轻松甚至快乐的气氛中进行。委员会的成员轮流提问，通常是问在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价值观与优先权之间发生对立，或者希望落空等各种情况下，我会如何自处。在我看来，这次面试与普通工作面试并无大异。只不过在场的是一些重要领导，我想他们通常不会参与普通的新人招募面试。
我平静而自信地结束了面试。我感受到一种和谐，而且不觉得有任何困惑。根据我当时得知的情况，选拔结束了。我已经倾尽所能，毫无保留。现在，一切都不由我掌握，只剩等待。我还不知道那种漫长的等待会如何折磨我，也无法想象最后那段紧张磨人的日子有多么令人精疲力尽：宣布最后当选者的时刻即将到来，每一个电话铃声，手机的每一次闪烁——说明有一个未接电话——都会令神经一颤。我是如此全情投入，以至于任何坏消息都会让我当场昏倒。
就这样，在那个五月的晚上，在伊斯特拉纳军用机场的小房间里，我收到了当选的消息。紧张在瞬间消散，我感到一种平静的解脱。我感到快乐，心存感激，甚至因为能够成为欧洲宇航员群体的一员而产生了一点点骄傲。这些情感将一天一天地，一个接一个地，缓缓渗入和充斥我每一条神经纤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