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莫斯科，2012年10月19日

程序写在大纸板上，由环固定在一起，用绳系在支撑舱外活动控制面板的框架上。面板上布满控制键和指示灯，以及气动接口，中间有一个大大的蓝色旋钮，可以根据不同工作阶段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压力设置，打开和关闭通往航天服的氧气管道。在轨道上有两个相同的接口，各自位于用来充当俄罗斯式太空行走气闸舱的两个小太空舱。

阿莱克斯阅读程序，而我要根据他的指令以及需要操作按钮和阀门。首先要进行泄漏检查：我们打开氧气导管并给航天服充气，然后在一分钟内仔细观察压力表。它移动了一点，但压力下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在过去的几周里，我在“星城”做过许多次这种检查，但今天我格外留心。毕竟前几次没有人有意愿或者办法除去我们周围的空气。而今天，在星辰公司（Zvezda）——它一直是俄罗斯航天服的生产商——的总部，这正是我们计划要做的事：阿莱克斯和我正置身一间巨大的真空室。

从某些方面来讲，今天的练习与之前的模拟没有太大差别。今天早上，我们乘坐小巴从“星城”出发，在经历了习以为常的严峻交通考验之后到达这里，随后在陪同下走进一间小小的更衣室，在那里穿上亮蓝色的冷却服。它与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液冷通风服类似，里面装有循环水管，但同时还配有一顶帽子，不过看上去不太精致。穿成这样走在任何地方都会显得奇怪，但在星辰公司很正常。我们被带着穿过有些阴暗的走廊，这里有棕色的层压墙和印花油毡地板，通向一个宽敞高大的房间。房间中央就是真空室，它仿佛一条张开嘴的金属鲸鱼。这是一个巨大的白色圆柱体，直径约四米，长约七到八米。我们到达的时候，真空室较远的一端是关闭的，较近的一端已经打开，就像一个开盖的罐子，而盖子就悬挂在几米以外的绞盘上。

鲸鱼的腹部覆盖着灰色金属板条，航天服就在那里等待我们，它们被固定在一个悬挂装置上，与“星城”的那个类似，可以轻松地移动我们穿好航天服后一百五十公斤的体重。我们听取了关于安全的简报，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迅速地重新给真空室加压。随后，我们打开电源，就像俄罗斯同事喜欢说的那样，进入航天服中。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并不是穿上奥兰航天服，而是钻进去。只有手套例外，它们是独立的部分。与舱外机动套装一样，生命支持系统位于航天服背部一个类似壁橱的容器里。不过，在奥兰航天服上，这个壁橱是铰链式的，可以像门一样打开。宇航员坐在门上，把腿伸进航天服，同时连接循环水管，以及音频通讯和医疗遥测电缆；接着，风扇和水泵也打开了；最后，宇航员把身体滑入内部，让脚找到靴子，伸展手臂，直到双手戴上手套。与穿着舱外机动套装的复杂程序相比，这些操作显得尤其简单迅速。

在确保我们已经正确地穿好航天服之后，专家们离开了。我想象着身后巨大的盖子慢慢靠近开口处，直至封闭罐子。今天要进行的是最终实践测试。我们已经通过了关于奥兰系统的非常详细的理论考试，现在我们必须证明自己能够执行所有舱外活动之前和之后的操作。只有在这个阶段结束后，我们才能穿着航天服进行水下训练。在休斯敦，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而这里的做法却截然不同。

泄漏检查之后，我们排出奥兰航天服里的气体，从而恢复与外界压力的平衡。之后，当周围压力降至几乎为零时，航天服的调节器将进行干预，使内部压强保持在0.4 bar，即海平面大气压强的百分之四十。如果我们在这种条件下呼吸正常的空气，氧气的分压（仅占混合气体的百分之二十一）会过低从而不足以维持生命，所以，现在我们不得不用氧气替换所有空气，就像在轨道上进行真正的舱外活动之前所做的那样。因此，我们打开氧气供应管道，将空气从我们的航天服里面排出。

低至0.4 bar的压强会导致潜水员熟知的另一个问题：减压病的风险。我们的身体组织中总是存在一定量的氮气，这种惰性气体占空气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如果环境压强增加，比如当我们潜入水下的时候，额外量的氮气就会扩散到血液和组织中。在我们回到水面的过程中和之后，氮气又被释放，这与碳酸汽水罐被打开时，溶解在饮料中的二氧化碳所发生的情况有点类似。为了确保释放不会产生太大的气泡并造成危险，潜水员在上升并返回水面期间，会分阶段减压。潜得越深，时间越久，减压阶段便越是繁复漫长，允许氮从身体组织扩散到血液中，并逐渐安全地输送到肺部。身着压强为0.4 bar的奥兰航天服进行太空行走，和从水下返回水面时的情况是一样的，因为环境压强会降低。在这种情况下，解决方案不是一系列减压阶段，而是预防性去饱和：我们呼吸纯氧半个小时，这样有助于氮气逐渐排到体外。这在通常的练习中仅仅是模拟程序中的一个步骤，但今天我们要真的那样做。三十分钟后，准备就绪：我们打开模拟排气阀，坐在外面的技术人员为我们打开真空泵。

当周围的压力降到0.4 bar以下时，我开始听到航天服在充气时通常会发出的噼啪声。航天服里的空间开始扩大，腿和手臂上的软膜变成了坚硬的墙壁。这些都是熟悉的感觉，但我很清楚，这一次航天服外面的压力确实在减小，就好像我真的身处国际空间站，排气阀已经被打开，空气正向太空逃逸。我甚至没有察觉到来自外部的背景噪声在逐渐减弱，直到某一刻完全消失。除了技术人员通过音频系统发出的声音外，我们与外界之间的声音已经被隔绝。

我试着吹口哨。我把嘴噘成圆形，然后使出所有的力气，但只能偶尔发出一种沙沙的声响。我在耳机中听到阿莱克斯的尝试同样不成功。吹口哨本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当你的奥兰航天服里面的压强还不到海平面压强的一半时，就不一样了，因为可供嘴唇发出声响的空气太少了。甚至连我们的声音也变得沙哑，而且呼吸道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并非令人难受或不安，只是不同寻常。

我对声音的减弱感到满意，对嗓音的变化和不能吹口哨同样满意。我很高兴所有这些小的迹象向我证明这次经历的独特之处。事实上，我们所有人总是被真空包围，但真空是在包裹着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稀薄大气之外。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人类像我们此刻这样被真空包围。宇航员的训练必须将非凡转化为普通，在体验那些与众不同的经历之前就已经熟悉它们。然而，有时候，花一点时间来品味我们正在经历的非凡是多么美妙啊！

通常只有俄罗斯宇航员才能身穿奥兰航天服进行俄罗斯式舱外活动，正如只有美国人、欧洲人、加拿大人和日本人才被训练使用舱外机动套装一样。阿莱克斯和我之所以能得到这个非同寻常的机会，是因为“科学”号多功能实验舱（MLM）。按照计划，由欧洲航天局研发和制造的欧洲机械臂（ERA）将与它一起发射。根据协议，多功能实验舱发射后，将有一名欧洲宇航员参与欧洲机械臂在舱外的最终安装。这项任务预计在阿莱克斯驻站时进行。因此，阿莱克斯是被指定的宇航员，但在太空中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可能的延误，所以我也会作为这次舱外活动的后备宇航员接受训练。事实上，多功能实验舱经历了一段相当曲折的历史，以至于发射被推迟了好几年。因此，很有可能这次命中注定的舱外活动会从阿莱克斯的远征推迟到我的那次。不过，它被推迟到后面几次远征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无论如何，我们两个都为这个机会感到高兴。首先，因为不确定是否会有其他延误，所以，对我们两个人来说，这种训练都有可能变成一次真正的俄罗斯式太空行走，谁又知道呢。但无论事情如何发展，有机会通过如此特殊的训练来扩展作为宇航员的技能，我们当然不会抱怨，而是欣然接受。此外，至少就我而言，尽管与舱外机动套装有所不同，我依然很高兴有机会穿着加压航天服在水下多待几个小时。我想，水中的时间就像飞行员的飞行时间，钢琴家弹奏钢琴的时间，或者滑雪者在雪地上度过的时间。有些事情只有通过努力训练和重复才能掌握。

对于待在“星城”来说，当时也是一个不错的时段，因为一群着实有趣、关系亲密的宇航员正在那里训练。不仅三号小屋的集体生活非常活跃，我们还经常一起度过愉快的周末，包括在莫斯科开一下午的卡丁车。那次活动毫无疑问地表明，虽然在通常情况下受到控制，但胜负欲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很旺盛，只需要一个纯粹的竞赛环境就可以立即将它激发出来。

当时，美国航空航天局宇航员凯文·福特即将出发前往太空。他在“星城”度过的最后几个夜晚之一，这里组织了一次与国际空间站的视频会议，那是发射前最后一次交流机会。在正式会议结束之后，当时的国际空间站指令长苏妮对凯文提出，希望向我们所有人表达问候。他们的图像投射在大屏幕上，仿佛国际空间站上的乘组也来到我们的谢泼德酒吧，跟我们一起喝了一杯。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我们用的是玻璃杯，而他们用的是装满速溶橙汁的袋子和一根吸管。

同样在那段日子里，为了宣布一个重要通知，我们又在谢泼德酒吧与休斯敦进行了连线：他们会宣布两年多之后，将由谁执行一次与众不同的任务，它会持续整整一年，是通常时间的两倍。特里和我格外感兴趣，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抵达几个月后需要迎接的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是斯科特。我已经在很多场合见过他，也很欣赏他直接的行事方式，尽管有时稍显唐突，但他善于交际，人又慷慨，我确信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同伴。然而，对于谁将是我们在“联盟”号上的指令长，我们尚一无所知。与前几个月宣布的消息不同，那个人不会是谢尔盖伊·扎利奥汀。

鉴于需要等待与指令长共同在“联盟”号上进行训练，我得以躲过俄罗斯的初冬，前往气候温和的休斯敦。今年行程模板的气象情况对我很友好。这是一次相当短暂的旅行，但日程紧张：在较为轻松的课程之外，我还要在十二天中进行三次潜水训练。如果可能的话，每一次都要比平时更加谨慎地准备，因为需要弥补整个夏天的空白，而且之后还要再参加一次考试。在此之前，我每次潜水都有不同的教练员，而现在我被正式托付给负责我们远征任务的团队。法鲁克负责水下训练，阿莱克斯则负责舱外活动整体训练，包括舱外机动套装和气闸舱。他们将在未来的两年中陪伴特里和我。能够有固定的教练员连贯地指导训练，对我大有裨益，额外的潜水训练也提高了我对套装的认识和对自己的信心。考试进展顺利。

第二天，在去机场返回欧洲之前，我远程参与了评估委员会的工作，他们对我应要求提交给意大利航天局的任务拟议实验进行了评估。这只是我在空间站的六个月内需要进行的实验中的一小部分，但是，能够从一开始就参与意大利实验计划的确定过程，这一点令我感到高兴。

我的任务逐渐获得了实质性的内容。十一月三十日，特里从休斯敦发来短信，只有一句话：“从今天开始，还有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