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星城”，2012年1月18日

托马率先进入古老忧郁的返回舱，侧身躺在被踩过的雪上。我跟在他身后滑了进去，发现他以奇怪的姿势蜷曲在控制面板上。结束基础训练之后，我们还是第一次一起训练，我已经忘记他的工作方式是多么高效。我蜷缩在角落里，尽量留出空间，以便我们的指令长谢尔盖也能够找到合适的位置，并且在身后把门关上。在简短的无线电通话之后，训练开始了。

教练员对我们重复了很多次，避免失温的最好方法是保持干燥，所以要缓慢地移动，这样才不至于出汗。我果断而一丝不苟地奉行这个建议，但短短几分钟之后，我们就都大汗淋漓。在狭窄的空间里，我们在光线昏暗而且很难到达的角落寻找冬季生存服，每套衣服上都标有我们的名字：薄外套、毛衣、厚外套，然后是手套、帽子和鞋。我们互相帮助，脱下今天早上体检之后穿上的索科尔航天服，换上最内层保暖衣。为了方便，我们把其他衣服拿到外面去穿，因为也并不是特别冷。

说实话，我们是幸运的，温度只有零下十摄氏度。假如刮一点风，晚上或许会降到零下十五摄氏度。在这种条件下，刚刚齐膝的雪在太阳底下也不会融化，我们也就可以保持干燥。最近几周我始终关注天气预报，发现温度不会降到零下三十摄氏度以下，积雪也不会齐胸，因此我不用成为那些夸耀自己在极端条件下存活下来的宇航员中的一员。那些故事事后讲起来当然非常美妙，但我很怕冷。应该承认，俄罗斯的冬天令我有些恐惧。

即使天气情况相对仁慈，接下来的两天也将是不小的挑战。实际上，那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尤其现在“联盟”号配备了卫星电话和GPS接收设备。我们模拟的是紧急降落后的场景，而搜救队伍无法立刻赶来帮忙。我们必须自己想办法，使用冬季生存服、救生包、带有珍贵绳索的降落伞，以及返回舱中可以拆下来的任何其他东西：比如座椅的赋形减震垫可以用来在雪地上拖曳和运输物资，用于海上生存的“鳟鱼”防水服可以从膝盖处把裤腿切下，变成一双高效防水靴。

我们收集起生存装备和降落伞，为步行穿越树林做好了准备，白天还剩下大约四个小时。我们还有一点储备，所以不需要寻找食物；另外，也不需要担心危险的野兽，因为树林实际上是“星城”附近一片封闭的空间，周围甚至有一圈围墙。不过，我们必须迅速准备好庇护所以及作为信号的篝火，还要在夜晚降临之前收集点燃篝火所需的木柴。谢尔盖找到了一片适合的区域：那里有两棵相距两米左右的笔直大树，在它们中间迅速搭建一个庇护所非常理想。我们明白如何行动，因为圣诞节之前我们已经和教练员一起来过这里，目的就是熟悉如何搭建庇护所和使用救援装备。

坦白说，我心中常想，假如我们是在太空度过六个月之后刚刚回到地球，肌肉、心脏、大脑还很难适应重力，前庭系统也需要重新学习平衡，我们到底能做到些什么。当然，我们知道，人类会装作很高兴去做不得不做的事，也就是在紧急情况下，他能够调动起自身令人惊讶的精力。无论身体上有哪些局限，明白需要做什么总好过被迫即兴发挥。此外，除了实用的一面之外，生存课程也被认为是行为健康及执行训练（BHP）的一部分，可以借此机会了解自己在恶劣条件下会如何反应，比如疲劳与寒冷，同时为自己找到继续充当小组中积极的一分子的策略。当然，当参训的是一个真正的“联盟”号乘组，这还是更好地相互了解和巩固团队凝聚力的绝好契机。

但我们并没有被派去执行太空任务，而仅仅是一个为期三天的乘组。托马和我能够参加训练，是因为欧洲航天局定期为后备宇航员提供预备性训练的机会，而对于谢尔盖来说，这门课程是他基础训练的一部分。作为俄罗斯宇航员，他担任我们这个模拟乘组指令长的角色。在确定营地位置之后，他就开始分配任务，然后我们分头行动。我从一开始就欣赏他明确而又果断、平静而又礼貌的指挥风格。作为曾经驾驶“海盗旗”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图-160的飞行员，谢尔盖非常喜欢野外生活，并且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照顾每个人需求的本能。因此，我们在最开始的几个小时就建立起一种安详与和谐的工作氛围。

我们利用救生包里的小刀和大砍刀劈下一些中等长度的树枝，再用降落伞的绳子把它们捆在一起，搭建庇护所的框架。接着，我们用大量的树枝和树叶覆盖庇护所的底部和屋顶，最后将降落伞的伞面和反光救生毯铺在庇护所内部。当然，这个小小庇护所并非宫殿，但对我们来说足够了。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应对等待着我们的十六个小时的黑暗。我们收集了足够夜晚使用的木柴，并且准备好作为信号的篝火堆。一旦收到来自无线电的呼叫，或者听到附近救援直升机的声音，我们可以立刻点燃篝火，以便指示我们所在的方位。

我很高兴今天的工作结束了，特别是能够靠近篝火取暖。尽管今夜的温度相对友好，我还是觉得冷，尤其是手指，“联盟”号里过时的手套不太保暖。晚上，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吃点东西，同时确保篝火把供夜间使用的木柴烘干。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去睡觉了，但有一个人留下值班，守着篝火，并负责每小时发出三次无线电求救信号，每次间隔两分钟。

早上起床时，用树叶和树枝搭成的简易床铺，还有寒冷，使我四肢僵硬。因为饥饿没有被昨晚少得可怜的食物满足，加上睡眠不足，我觉得越发寒冷。然而，这并非一个不眠之夜，我还是断断续续睡了一会儿，每次二三十分钟。

今天，我们有整整八个小时的白日可以支配，足够搭建一座舒适的帐篷。我们在里面点燃篝火，烟从顶棚中间的开口冒出去，围绕着我们这个庇护所的两条降落伞带系在长木头框架上，带子之间的缝隙保证了空气的流通。

晚上，我们的求救信号收到了回应。就像预计的那样，我们被找到了。也像预计的那样，救援者要求我们发射一个信号火箭——它就放在求生包里——还要我们点燃事先准备好的篝火。还是像预计的那样，他们说已经发现了我们的位置，会在明天出太阳的时候来接我们。我们要准备好放弃营地：他们会告诉我们到接头地点需要走哪条路，虚拟直升机将在那里等待我们。

夜晚还很漫长，太阳快到十点才会升起来。所以我们待在帐篷里，现在主要是训练耐心和承受寒冷。事实上，里面还不赖，尽管我们可能应该把帐篷建得再小一点，以减少热量流失。我们静静地在篝火旁边坐了一会儿，享受今夜的平静。到了睡觉的时候，我自告奋勇第一个值班。现在，我已经不再感觉到疲倦，而是安静地享受火苗催眠似的舞蹈。一个小时后，我叫醒了托马，把无线电交给他。我在进入轻度睡眠之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想象一旦逃离俄罗斯的冬夜，明天等待我们的将是温暖的桑拿。

在休斯敦进行了一个月繁忙的训练之后，我在十一月中旬回到“星城”，重新开始夏天中断的训练，也就是继续关于“联盟”号生命支持系统的课程。这是一个由相互依存的部件和功能构成的复杂整体，从内部压力的维持，到二氧化碳的排除，还包括使用索科尔航天服和饮水机。涉及空间站上人员的生命安全，有很多需要面对的问题。比如说，当氧分压因为乘组人员呼吸造成的消耗而变得过低时，会发生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阀门会自动打开，借助专用气瓶里的储备，新的氧气会被输送进返回舱。假如自动系统发生故障呢？当氧分压低于一百二十毫米汞柱，警报器和红灯会警告乘组人员，然后，他们会手动打开阀门。但是也要注意及时关闭阀门，因为氧气过剩会带来火灾的危险。

这个内容以及其他很多东西，我在夏天的一系列理论课中都已经学过。那位具有不可抗拒热情的中年教练员维克托，用一根小木棍指着图上的管道、阀门、传感器、指示灯、风扇，解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日复一日地引导我在挂在墙上的图表中徜徉。理论课在模拟大厅旁边的一个房间进行，与仓库相连，仓库里存放着从前几次航天任务中回收的用于训练的索科尔航天服。负责仓库的是另一位维克托，他年纪更大，但同样热情。老维克托总是围着那些在模拟器前试穿索科尔航天服的宇航员忙碌。“维克托&维克托”是整个国际空间站群体最可爱的团队之一。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我在秋天重新回到这里并第一次去进行训练的时候，年轻的维克托热情而且毫不尴尬地向我介绍卫生间的用途。我们一起爬上围绕着模拟器上升的陡峭螺旋形楼梯，通过一扇圆形小侧门进入轨道舱。这扇小门真的存在，从前宇航员们就是从那里出去完成舱外活动。如今，这扇门连通“联盟”号和发射台。不过，一旦乘组人员进入预定位置，它就会被负责支持的工作人员关闭，不再打开。不过，在模拟器中，它通往在轨道舱里有规律地进行的各门课程。

维克托和我像往常那样把鞋子留在外面，然后爬进舱内，在直径只有两米的球体内部直起身来。我们并肩走在可以通行的狭窄地板上，有格栅保护的圆形舱门通往下面的返回舱。多年以后，我会惊讶地看到这个狭窄的空间可以容纳多少货物，以及在向国际空间站航行期间，能够自由活动的空间是多么狭小。

当时，航程持续两天，而不是三年后我经历的那种只要六个小时的短途旅行。在那个时刻，也就是当维克托向我展示位于轨道舱中的生命支持系统时，太空中的乘组可能正在讨论如何使用堆满巨大货物的空间。事实上，前一天夜里，“联盟TMA-22”号已经出发了。从被暴风雪猛烈袭击的发射台起飞仅仅几秒钟之后，它就被风暴吞噬。飞船上有三位非常可爱的同事，他们都是第一次搭乘“联盟”号飞行，其中包括安东·什卡普列罗夫和阿纳托利·伊万尼辛，他们曾是“米格-29”战斗机的飞行员，另外，还有美国航空航天局宇航员丹·伯班克，他曾是海岸警卫队军官。夏天的时候，安东和我建立起友谊，他既阳光又善于交际的性格鼓励了我。参加欧洲宇航员中心的最后一次训练时，他在科隆短暂停留，我邀他共进晚餐。面对我这个永远是新手的厨师做的意大利千层面，他建议干一杯，这是他对女主人表示的善意。我们为祝愿我的第一次和他的第二次太空飞行早日到来，而且最好能被分到同一个乘组干杯。假如我知道那次干杯是多么具有预言性，一定会保留那瓶红酒。

几十年来，俄罗斯宇宙飞船的内部结构几乎没有变化。与略显冷漠的西方航天器相比，它甚至显得有些居家。轨道舱的一侧有一条长凳，上面铺着用魔术贴固定的深绿色毯子：由于地球引力，再加上内部可供站立的空间实在有限，人会自然而然地坐在上面，所以，俄罗斯人将它称作“长沙发”。我蜷缩在长沙发上，为维克托留出空间，以便他能够向我解释安装在对面象牙黄和浅绿色可移动面板后面的部件。比如，在那里隐藏着氢氧化锂筒式过滤器，这种物质与乘组人员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反应，将呼出的气体囚禁在白色晶体中。另一块面板后面的容器用来收集舱内冷凝的水蒸气，以避免湿度过高，因为这不仅会造成不适，还可能会使头盔起雾。

在一个只有窗帘保护的小隔间里，我见识到了“联盟”号的“豪华”卫生间。我注视着维克托从墙上摘下一个黄色圆锥形塑料容器，它通过软管连接着一个金属容器，后者看起来像个小喷壶。金属容器与黄色容器一起旋转，因此在静止位置不会碍事。我必须承认，当维克托带着惯有的热情，事无巨细地演示这些操作时，我强忍着才没有笑出来。他显然丝毫不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好笑，甚至是当他告诉我，在必要时，金属容器可以在固定它的轴上旋转，使其黏附在臀部，与此同时黄色容器仍将保持在正确的位置，以捕获流动的尿液的时候。当然，一切都要严丝合缝。

就像所有的太空洗手间一样，即便是“联盟”号的极简主义厕所也必须解决两个基本问题：如何在一切都飘浮着的环境中，使物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以及在使用后如何处理那些令人不快的产品。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使用风扇，它可以制造出气流，将液体和固体垃圾输送到目的地：尿液通过软管流入一个装有吸收材料的特殊容器中，粪便则进入金属容器里——必须事先套好一次性袋子，然后将其密封，外面再套上两层袋子，最后扔进垃圾袋。维克托的讲解事无巨细，比如他还建议在密封之前将空气从袋中排出，但要注意将其引向尿液容器，以便被吸入管中，通过过滤器减轻难闻的气味。很明显，在“联盟”号上没有多少隐私，假如某个人需要使用洗手间，乘组的另外两个成员便移步到返回舱，半掩上舱门。

我忙碌于“星城”的考试和各种小型社交活动，秋天就这样很快过去了。这一年的秋天异常温和，几乎没有下雪。因为不断有困难的理论考试，我并不总是能够参加桑拿聚会或者周末前往莫斯科的旅行。不过，我非常乐意在与朋友们共进晚餐后到谢泼德酒吧聊天。在感恩节那天，三号小屋的晚餐达到了巅峰：我们用美国宇航员们准备的传统火鸡庆祝，他们还邀请了美国航空航天局雇用的所有俄罗斯员工及其家人。

白昼变得越来越短。尽管课程从早上九点开始，我还是很快就需要摸黑去上课了。作为随航工程师的理论培训已经在快速收尾，只剩下几门复杂的课程，比如返回地球的再入系统，还有一些更容易消化的课程，比如发射台上的紧急逃逸系统，还有降落伞和制动火箭的操作。当我进行到四场令人生畏的导航、制导和控制系统考试中的最后一场时，圣诞节已经临近。这场考试涉及国际空间站交会对接系统，包括众多可能出现的故障和相应的备用模式。

顺利通过考试令我稍稍松了口气。我回到预防中心的住处，从壁橱上把前几天粘上去的纸撕下来。我在那张纸上努力画出了一个系统的逻辑，而起初在我看来这个系统根本没有逻辑可言。然后我迅速准备好行李，尼古拉正紧张地等待着我，亟不可待地想要出发。冬天终于来到了莫斯科，而且正是在今天，这个不寻常的十二月的第一场雪也终于落下。天气非常糟糕，而我要面对前往机场不可预料的交通状况。有八十公里的路要赶，所以我们准备比预计的起飞时间提前五个小时左右出发，但尼古拉还是觉得太迟了。即使在正常情况下，莫斯科环城公路上的交通也很糟糕，更不用说是这样的天气，收音机里宣布交通拥堵程度是九级，而最高级别是十级。我拥抱了尤里和安娜，按照东正教日历的顺序祝他们新年好和圣诞快乐。在那之后我的思绪已经飞到哈萨克斯坦。仅仅几个小时之后，欧洲航天局的同事安德烈、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唐·佩蒂特，以及俄罗斯指令长奥列格·科诺年科，即将搭乘“联盟”号出发。此时，他们可能正穿上索科尔航天服，做最后一次泄漏检查，然后就前往发射台。由于忙着考试和出发，我忘了给手机充电。虽然看上去非常不可能，我还是希望按时赶到飞机场，到现场观看发射。

经过两个小时令人痛苦的缓慢旅程，收音机里宣布交通拥堵级别降到了六级。我注视着交通状况，得出一个结论：六个级别的拥堵都在我要走的这条路上。在拜科努尔，乘组人员应该已经进入位于五十米高的火箭顶部的返回舱。当头上的舱门关闭时，谁知道三位经验老到的宇航员在想些什么呢。我想，他们应该感到非常轻松，因为终于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唯一的一件事情上——那就是发射——而不再会有成千上万的要求。在地球上度过的最后几个月里，乘组人员始终处于那些都是出于好心却令人精疲力尽的要求的轰炸之下。终于能够专注于当下，应该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我想，有点担心在所难免，但是在模拟器中无数次重复过的发射之前平静而惯常的程序，无疑是一个坚实的锚点，使思想能够在熟悉的舒适感和对即将开启的旅行的不确定性之间安栖。或者至少我是这样想的。我没有看到发射，但是赶上了火箭上升的最后几分钟。当看到他们携手庆祝时，我也和朋友们一起享受喜悦。他们正在告别熄灭的三级火箭，迎接六个月失重生活的开始。

一月，我在约旦瓦地伦的火星景观中度过了新年，然后回到“星城”，发现那里已经完全进入冬天。我继续骑自行车，尤里·彼得罗维奇已经帮我在上面安装了镶钉轮胎。另外，自行车也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肯定比走在冰封的街道上风险更小。有一天，我撞大运地骑着自行车穿越大广场，将一箱蔬菜杂烩从预防中心带到三号小屋，奇迹般地没有摔跤。

二月初再次离开时，我已经完成了“联盟”号随航工程师的所有课程。假如有一天，我被指派坐在宇宙飞船中左边的位置上，扮演我一直渴望的角色——在进行了如此多的学习之后，这种渴望愈发强烈——该是多么令人羡慕啊，因为我已经上完了理论课，准备好与指令长一起开始模拟训练。显而易见，我不能等太久，因为证书是有期限的。换句话说，我需要得到意大利航天局二〇一五年的太空任务。

时日无多，但我仍然在令人精疲力尽的不确定中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