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散文与骈文

中国散文发展到魏晋时期，开始产生变化，骈俪化成份越来越多。这其实也是自东汉以来文学发展的结果。魏晋时期尚有象曹操这样散文风格比较朴实的作家，到了南朝，则骈化之风愈趋严重，即使是章表书信这样的应用文体也莫不如此。当然，骈文的发展也与文人们对于汉语文学特点的认识密切相关，因为对偶与平仄声律的协调本是汉语的独特之处，而用典与藻饰也是文学发展的一种结果。

第一节 概述

东汉以来，散文写作越来越讲究辞采，注重偶对，往骈俪化的方向发展。三国时期的文士大都延续这个特点，曹丕、曹植与建安七子等人都是如此。曹操的散文则比较质朴，其《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身世，《求贤令》求贤若渴，皆真诚恳切，不事雕饰，以情感人。孔融《论盛孝章书》和《荐祢衡表》追求文采，颇有气势。陈琳、阮瑀的章表书记为时人所赞，陈之《檄豫州》、阮之《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可为代表，皆用语准确，颇见精炼，达到文清气盛之效。曹丕、曹植散文以清丽见长，曹植前期《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虽无意于雕采，但辞意畅达，风华自见。曹植后期所作，如《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欲求建功立业，不愿默默无闻，与其后期诗歌一样，骈丽渐多，然情真意切，剪裁得当，达到“辞采华茂，骨气奇高”之境。

竹林七子中，阮籍思想出入于儒道之间，《乐论》、《通易论》属于儒学论文，后来渐归于以道家思想为主的玄学，其《通老论》、《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皆属此类，文笔也洒脱不羁，肆意挥洒。而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答难养生论》、《难自然好学论》等文师心使气，析理绵密，逻辑井然，成为“论”体文的典范。其《与山巨源绝交书》虽非论体，却仍是一鼓作气，任性而为，无意于雕采，而气盛言宜。

两晋散文，刘师培在《中古文学史讲义》中谓其异于汉魏者有三：用字平易，偶语益增，论序益繁。此论大体得之。晋初，潘岳、陆机等人各有所长，潘之《哀永逝文》、《马汧督诔》巧于序悲，易入新切；陆之《吊魏武帝文》、《辨亡论》、《五等诸侯论》长于议论，寄予历史兴亡之感而兼有风致，可谓文质彬彬，为清末民初之章太炎所深赏。李密《陈情表》虽不似潘陆之渐有骈丽，多以散体，然以真情感人，叙述自己奉养祖母之志，终遂其愿，历来传为名篇。东晋崇尚玄谈，文章亦多染玄风，孙绰《喻道论》调和儒玄佛道，实是时势使然。王羲之虽不以文见长，然其《兰亭集序》率意而作，写景抒情，尽得魏晋风流。至于东晋末年的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等文自然真淳，一如其诗。然就时代发展而言，陶是另类。两晋文章的总体特征仍是渐重辞藻对偶，趋于骈俪化。就骈文发展的整体而言，魏晋时期的曹植、陆机等人只是先驱，完全成熟的骈文固然要到齐梁时期，而南朝刘宋正是这其中的关键环节。

刘宋时期，帝王大臣颇好文章，散文创作中，隶事用典，对偶之词，新奇之风，浓墨重彩，是他们有意识的追求。但此时文章尚以命意为主，虽刻意求新，却并不显得堆砌臃肿。傅亮《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为宋公修张良庙教》等文被《文选》收录，典丽而有疏逸之气，前者甚至被孙德谦《六朝丽指》作为骈散合一的典范。颜延之文章骈化色彩更为浓厚，其《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陶征士诔》、《宋文元皇后哀策文》等，工于修辞，巧于用典，骈词多而散体少，然犹不失疏朗。谢灵运虽以山水诗赋见长，然其《辨宗论》则为哲学论辨之作，在思想史上自有其地位。鲍照文章风格遒丽，用语奇崛，《登大雷岸与妹书》最为代表。

齐梁时期，文学追求“新变”，散文除了愈加骈丽化以外，诗歌创作中的四声八病之论也影响到于此，因而文章中也追求声韵的自然和谐。江淹《狱中上建平王书》、《与交友论隐书》、《报袁叔明书》等笔力爽健；任昉长于辞笔，当时与沈约一起有“沈诗任笔”之称。与此同时，不拘常体的写景文也应运而生，一些山水小品尤其简短而富有情致。丘迟《与陈伯之书》本欲以理取胜，以情感人，而尤为动人则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样的写景片断。吴均文体清拔，时人称“吴均体”，其《与宋元思书》云：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嶂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唳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文字清新秀丽，工整而自然，实为“清拔”。陶弘景《答谢中书书》亦为此类。

但总体来看，南朝散文的骈化色彩愈加浓厚，诸多文体皆染此风。刘宋初年范晔著《后汉书》，其叙论部分亦多骈化。刘勰《文心雕龙》为文学理论之作，体大思精，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影响甚巨，而其文字则多为骈文。至于萧梁君臣，其文之追求典丽自不待言。徐陵由梁入陈，博涉经史，文辞赡丽，其《玉台新咏序》轻艳靡丽，颇多骈四俪六之句，将骈文的形式特征发挥到极致。

北朝散文，在数量与影响上当然不能与南朝相比，并且颇受南朝影响。其后期的入北文人如庾信、颜之推等人所取得的成就可另当别论。而能够代表北朝散文成就并且在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上颇有影响的却是北方文人的两部散文著作：郦道元《水经注》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第二节 曹丕《典论·论文》与《与朝歌令吴质书》

曹丕散文风格异于其父曹操，而接续汉末以来重辞藻、多偶句的清丽之风。《典论·论文》和《与朝歌令吴质书》可为代表。

《典论》是曹丕的一部著作，现在只存《自叙》和《论文》两篇。《典论·论文》（收入《文选》卷五十二）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涉及了古代文论中的相关问题。其云：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乃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忽。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论，成一家言。

他提出了“文以气为主”，强调作家的个性问题，并以建安七子为例，分析了各人之长短。文中还讨论了不同文体的不同要求，特别是“诗赋欲丽”的说法，对于诗与赋这种重抒情的文体以“丽”求之，这在文学理论史上是第一次。最后，此文还明确提出了“文章”的社会作用与重大意义，将文章提到如此高的地位，虽然古人有“立言”之说，但没有这里说的这样明确。后世认为中国文学自觉始于魏晋者，常以此论为重要依据。整篇文章较之于前世，虽有不少偶词，但尚出于自然，不见斧痕之迹，诵读而一气呵成。同样的风格更突出表现在《与朝歌令吴质书》（收入《文选》卷四十二）中：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无恙。途路虽局，官守有限，愿言之怀，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书问致简，益用增劳。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

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今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行矣自爱。丕白。

这是写给其朋友吴质（字季重）的私人书信，明白如话，亲切自然，回忆当年同游共处时的快乐时光，展其思念之情。其中描写“南皮之游”的场景，多对偶词句，如“北场”对“南馆”，“清泉”对“寒水”，然自然之至，毫不费力，似是无意拾得，却恰成妙句。文章该行则行，当止则止，娓娓道来，似朋友间扺掌而谈，通脱有味，故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

第三节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224—263），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州市）人。他在魏时曾官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他是“竹林七贤”之一，也是当时名士，性情刚烈，风度潇洒，不满当时司马氏提倡的虚伪名教，后被钟会陷害，为司马昭所杀。他鄙弃世俗，追求“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诗意般的理想生活方式，其论理文在当时及后世均备受推崇，刘勰《文心雕龙》称其“师心使气”、“师心独见”、“师心以遣论”，亦即以自己内心为师，气势充沛，论证缜密，理直气壮。这在其论体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释私论》、《管蔡论》、《难自然好学论》等。虽然当时散文的发展渐趋整齐与骈丽，但嵇康散文并不刻意为之，而是以气为主，在形式上以散为主，只求抒情达意，不拘辞语之质与华。其《与山巨源绝交书》即是如此。

《与山巨源绝交书》（收入《文选》卷四十三），是一封写给其友人的绝交信。山巨源即山涛，也是“竹林七贤”之一，本在司马氏朝中为官，当他向上升迁时，举荐嵇康代表自己原职。山涛本是好意，但嵇康不愿在司马氏手下为官，认为山涛此举乃是对自己的不了解，所以写信绝交，以示决心。此信无拘无束，信口而谈，先说自己禀性疏懒，不适为官，又难以做到出言谨慎，被“礼法之士”“疾之如仇”。实际上，他所针对的并非山涛，而是借此表达对司马氏为首的礼法之士和虚伪名教的痛恨。为了展示其决绝之心，他还特意说自己不容于世俗的“九患”：

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作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

这“七不堪”、“二不可”的九大缺陷，实际上说的都是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之所以如此不满，正在于司马氏假借名教之名，以儒家圣贤为招牌，提倡礼法孝顺等名目，干的却是欺世盗名的勾当。虽然此时司马氏尚没有代魏自立，但自正始十年的高平陵事件之后，他们已完全掌权，将曹魏王室完全控制并玩弄于股掌之上。所以，嵇康借此绝交书，其实是向司马氏作彻底决裂的宣言书。更何况，他公开宣称“非汤武而薄周孔”，等于将儒家崇奉的圣贤从圣坛上拉下来，与他此前在《释私论》中所言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同一道理，都是针对被司马氏利用的虚伪名教，未必真的是非薄周公孔子这样的圣贤。当然，他理想的生活确是诗意的，也就是此书后面所说的：“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这与他在《赠兄秀才入军》中所说的“乘风高逝，远登灵丘。结好松乔，携手俱游。朝发泰华，夕宿神洲。弹琴咏诗，聊以忘忧”同一旨趣。

嵇康是当时名士，颇受时人推崇，也因此而被所谓的“礼法之士”所忌恨，最终被钟会陷害至死。在他死前曾向山涛托孤，而山涛作为朋友，对其家小确实甚为关照，尽到了一个真正朋友的义务。这也更加说明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其实并非真的要与山涛绝交，真正合适的题目应是“与司马氏决绝书”。就此文本身来说，不拘言辞，虽非说理论辨，但也自有逻辑，行文随着自己的思想而流淌，随性而发，可称“清峻通脱”。

第四节 王羲之《兰亭集序》

王羲之（321—379），字逸少，曾官为右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他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的杰出人物，被称为“书圣”。他出身东晋第一高门——琅琊王氏，诗文俱佳。《兰亭集序》（收入《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被视为典范和珍宝，实则从散文角度而言也是名文。如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上文为唐人所编《晋书·王羲之传》所载，而现存最早记载此文的是《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引，题为《临河叙》，文字略有不同，特别是《晋书》所载多了“夫人之相与”到“悲夫”这一段感慨。究竟这段感慨文字是王羲之原文所有，还是唐人所加，古今学者至今还有争议。但如果我们通读全文，无论是文章风格还是思想主旨，将全部文字视为一篇优秀散文的整体，亦并无不妥。

王羲之所记是一次名士雅集活动，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王当时为会稽太守，与谢安、支遁、孙绰、许询等许多名士聚集在兰亭（今浙江绍兴西南），为的是“修禊事也”，也就是在农历三月上巳日于水边举行祭礼，以消除不祥的一种习俗。此处风景优美，他们在水边赏景，同时创作了不少诗歌。为了纪念这次集会，也为了把这些诗歌保存起来，他们将这些诗汇成一集，由王羲之亲自撰写序言并书写之。所以，文中首先交代了这次雅集的时间地点与目的，描写了胜地美景，以及名士们从欣赏美景中得到的快乐。就名士们对于山水的欣赏而言，他们一方面从中得到山水清音的美妙乐趣，另一方面，他们更看重的是从好山好水中体会一种超越感，一种超越了山水景色本身之外的玄理之妙悟。这与当时名士们对待山水审美的态度有关。因为他们喜欢游山玩水，并不仅仅是自然山水本身之美，而是为了神超理得，亦即从中体悟玄理，故抱着“以玄对山水”的欣赏心理。王羲之自己也写了几首《兰亭诗》，体味“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的庄子式的“齐生死，等万物”的人生哲理。面对着“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良辰美景，他们的情绪是高亢而兴奋的，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没有什么悲观可言。但人生的乐趣各不相同，每个人都追求快乐，而时光是无情的，生死问题始终是无法避免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历史是变动不居的，真正面对生死问题时自己其实难以洒脱，所以，《晋书》多的一段感慨，文字优美清新，与上下文并无隔阂，也符合当时名士们总体的价值观念，就像当时另一位名士孙绰在《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中所说的：“耀灵纵辔，急景西迈，乐与时去，悲亦系之。往复推移，新故相换，今日之迹，明复陈矣。”

六朝是个乱世，东晋虽偏安江左，稍稍安逸一些，但在玄学思潮背景下，加上佛教的兴盛，士人们对于生命问题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王羲之处于这样的环境中，自有很多的体验。《世说新语·言语篇》云：“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东晋本是多情时代，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羲之与谢安这些名士们对世态人情自有诸多体验，对大自然也是一往情深，本来对悲欢离合并不陌生，又经常遇到生命消逝这样的例子，所见到的前辈名士或许已风流不再，从书本上读到的那些“人生如寄”的篇章化为活生生的现实场景，因而无法总作潇洒状，认为“齐生死”是可以真正做到的，“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而“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不但增添了历史的兴亡感，同时将自身也置于历史中，所以很自然地发出“悲夫”之叹，也符合兰亭雅集时的深层思考。

第五节 徐陵《玉台新咏序》

徐陵（507—583），字孝穆，早年随其父徐摛一起入侍萧纲东宫，与庾肩吾、庾信父子同为文学侍从，诗歌多为宫体。既长，博涉经史，有口辩之才，曾出使北齐被留，写下著名的《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一文，慷慨激昂，洋洋洒洒，陈述自己不愿留北的思乡之情。文章虽有文采，但完全出于自然，并非刻意为之，乃出自真情实感，故清丽而有风致。而他的《玉台新咏序》（收入《玉台新咏笺注》上册）则是别样风格，可作为六朝骈文的典型代表：

夫凌云概日，由余之所未窥；千门万户，张衡之所曾赋。周王璧台之上，汉帝金屋之中，玉树以珊瑚作枝，珠帘以玳瑁为押，其中有丽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选掖庭；四姓良家，驰名永巷。亦有颍川新市、河间观津，本号娇娥，曾名巧笑。楚王宫里，无不推其细腰；卫国佳人，俱言讶其纤手。阅诗敦礼，岂东邻之自媒；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弟兄协律，生小学歌；少长河阳，由来能舞。琵琶新曲，无待石崇；箜篌杂引，非关曹植。传鼓瑟于杨家，得吹箫于秦女。

至若宠闻长乐，陈后知而不平；画出天仙，阏氏览而遥妒。至如东邻巧笑，来侍寝于更衣；西子微颦，得横陈于甲帐。陪游娑，骋纤腰于结风；长乐鸳鸯，奏新声于度曲。妆鸣蝉之薄鬓，照堕马之垂鬟。反插金钿，横抽宝树。南都石黛，最发双蛾；北地燕脂，偏开两靥。亦有岭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宝凤，授历轩辕。金星将婺女争华，麝月与嫦娥竞爽。惊鸾冶袖，时飘韩掾之香；飞燕长裾，宜结陈王之珮。虽非图画，入甘泉而不分；言异神仙，戏阳台而无别。真可谓倾国倾城，无对无双者也。加以天时开朗，逸思雕华，妙解文章，尤工诗赋。琉璃砚匣，终日随身；翡翠笔床，无时离手。清文满箧，非惟芍药之花；新制连篇，宁止蒲萄之树。九日登高，时有缘情之作；万年公主，非无累德之辞。其佳丽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

既而椒宫宛转，柘观阴岑，绛鹤晨严，铜蠡昼静。三星未夕，不事怀衾；五日犹赊，谁能理曲。优游少托，寂寞多闲，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纤腰无力，怯南阳之捣衣；生长深宫，笑扶风之织绵。虽复投壶玉女，为观尽于百娇；争博齐姬，心赏穷于六箸。无怡神于暇景，惟属意于新诗。庶得代彼皋苏，蠲兹愁疾。但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不藉篇章，无由披览。于是燃脂暝写，弄笔晨书，选录艳歌，凡为十卷。曾无参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泾渭之间，若斯而已。

于是丽以金箱，装之宝轴。三台妙迹，龙伸蠖屈之书；五色华笺，河北胶东之纸。高楼红粉，仍定鱼鲁之文；辟恶生香，聊防羽陵之蠹。灵飞六甲，高檀玉函；鸿烈仙方，长推丹枕。至如青牛帐里，余曲既终；朱鸟窗前，新妆已竟。方当开兹缥帙，散此条绳，永对玩于书帏，长回圈于纤手。岂如邓学《春秋》，儒者之功难习；窦专黄老，金丹之术不成。固胜西蜀豪家，托情穷于《鲁殿》；东储甲观，流咏止于《洞箫》。娈彼诸姬，聊同弃日；猗欤彤管，无或讥焉。

《玉台新咏》是徐陵编撰梁代以前专门描写闺情的一部诗歌总集，内容多以艳情为主。此序是典型的骈丽之文，几乎一句一典，极尽隶事之能，又骈四俪六，对仗工整，辞采靡丽，还注重声律平仄的抑扬顿挫，把骈文的形式美功能完全释放出来。文章先写宫中佳丽的出身高贵，继而赞其出众才情。至于她的倾国倾城之美貌，无双无对之装扮，更是描写之重点。如此佳人，更难得的是其对前代艳歌的选录与整理。《玉台新咏》无论是否真的出于这位佳人之手，自不必分辨，作者的目的还是说明这本著作编纂的目的。而他用如此秾丽之笔，展示骈文的形式之美，无怪乎前人将他与庾信一起视为六朝骈文的集大成者。清代许梿因而在《六朝文絜》卷八中评曰：“骈语至徐、庾，五色相宣，八音迭奏，可谓六朝之渤澥，唐代之津梁。而是篇尤为声偶兼到之作，炼格炼词，绮绾绣错，几于赤城千里霞矣。”

第六节 郦道元《水经注》与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郦道元（？—527），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鹿）人，北魏时人。《水经》三卷，本是前人记载全国河流水道的一部地理书，郦道元博采古代文献，参考晋宋地志和地方风习传闻，又根据亲身经历，旁征博引，成为四十卷的《水经注》。此书叙述了一千多条全国各地大小水道的源流及其相关的景物、传说与风土人情，文字精炼优美，骈散相间，不仅仅只是地理著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亦可视为清新雅丽的文学散文。《江水注》中的《巫峡》是历来传诵的名篇，其实类似于此的还有不少。如卷四《河水注》中的“孟门山”：

河水南径北屈县故城西，西四十里有风山，上有穴如轮，风气萧瑟，习常不止，当其冲飘也，略无生草，盖常不定，众风之门故也。风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门山。《山海经》曰：孟门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黄垩、涅石。《淮南子》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故《穆天子传》曰：北发孟门，九河之隥。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也。实为河之巨阸，兼孟门津之名矣。此石经始禹凿，河中漱广，夹岸崇深，倾崖返捍，巨石临危，若坠复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濬波颓叠，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龙门，流浮竹，非驷马之追也。

文章夹叙夹议，在交代地理环境的同时，多引古代文献为证，又像水墨画一样将相关景物描写得如在目前，还加上自己的感知与议论。作者处于北方，有些河流可以亲身经历，但南方的一些水道却并未亲历，于是便借助于晋宋地志的相关记载，同时附以己见。而将文献记载与亲身经历相结合，在做到“信而有征”的同时还加入自己的亲身感受，所叙所写犹如一幅风俗画卷，如卷三十四《江水注》中的“西陵峡”：

江水又东径西陵峡，《宜都记》曰：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袁）山松言：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叠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

地理环境、历史传说、文献记载、风土人情、亲身经历，这些往往相互杂揉，构成了此书独特的价值。所以，《水经注》传世以来，颇得盛誉，不但是一部历史文献与地理著作，也是一部文学佳作。

杨衒之，北魏至东魏时人，生卒年不详。《洛阳伽蓝记》是记载北魏时期洛阳城内外众多佛寺的盛况。伽蓝，为梵文的音译，意为僧院，佛寺。北魏时期佛教盛行，文成帝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就曾凿山建佛窟五所，即今之云岗石窟。孝文帝拓拔宏于公元495年迁都洛阳，更是营造了大量佛寺，达到一千多所，所谓“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佛寺辉煌壮丽。但是不久，经过战乱，洛阳佛寺大多毁于战火。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杨衒之重过洛阳时，有感于“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洛阳伽蓝记序》），往日繁华已荡然无存，不禁感慨万千，一方面产生《黍离》《麦秀》的悲慨，另一方面，他曾“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广弘明集》卷六），对大肆造寺造成社会财物的巨大浪费也甚为不满。

本书按照洛阳城内外及其东南西北的方位为序，记述了几十座著名佛寺。但在记载这些佛寺的地理环境及其建筑的同时，也将相关的史实、风俗、人物及传说等揉入其中，使其成为一幅内涵丰富的北魏时代洛阳城的风俗画卷，具有极高的文化史价值。而且，作者文笔清通，叙事或详而整饬，或短而简炼，全书也是优美的散文名著。如卷四《白马寺》：

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教入中国之始。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帝梦金神，长丈六，项背日月光明。胡神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时以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明帝崩，起祗洹于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图焉。

寺上经函，至今犹存。常烧香供养之，经函时放光明，耀于堂宇。是以道俗礼敬之，如仰真容。浮图前荼林蒲萄异于余处，枝叶繁衍，子实甚大。荼林实重七斤，蒲萄实伟于枣，味并殊美，冠于中京。帝至熟时，常诣取之。或复赐宫人，宫人得之，转饷亲戚，以为奇味。得者不敢辄食，乃历数家。京师语曰：“白马甜榴，一实直牛。”

有沙门宝公者，不知何处人也，形貌丑陋，心识通达，过去未来，预睹三世。发言似识，不可得解，事过之后，始验其实。胡太后闻之，问以世事。宝公曰：“把粟与鸡呼朱朱。”时人莫之能解。建义元年，后为尔朱荣所害，始验其言。时亦有洛阳人赵法和请占早晚当有爵否。宝公曰：“大竹箭，不须羽。东厢屋，急手作。”时人不晓其意。经十余日，法和父丧。大竹箭者，苴杖；东厢屋者，倚庐。造《十二辰歌》，终其言也。

从白马寺的来源，到寺中景物的相关传说，或详或略，言简意赅。至于其中所涉佛徒神通之事，这在南北朝佛教兴盛时期甚为普遍，书中他处也多有记述。所以，本书的内容不仅仅是限于地理方面，作者有叙述，有描写，也插入自己的主观感受，有时还通过客观的描述表达其情感倾向。如卷四《开善寺》：

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校数。及太后赐百官负绢，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称力而去。唯（章武王）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蹶倒伤踝。侍中崔光止取两匹。太后问曰：“侍中何少？”对曰：“臣有两手，唯堪两匹。所获多矣。”朝贵服其清廉。

寥寥几笔，将贪鄙与清廉作了对比，作者的态度不言而喻。至于其中的描写，如卷一《景林寺》所云“讲殿叠起，房庑连属。丹楹炫日，绣桷迎风，……加以禅阁虚静，隐室凝邃，嘉树夹牖，芳杜匝阶，虽云朝市，想同岩谷”等等，语言清丽，恐亦受骈化之影响。

课后思考与练习：

1.魏晋南北朝散文和骈文的联系与区别。

2.魏晋南北朝骈文的主要特征。

3.如何认识庾信和徐陵骈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参考文献与拓展阅读：

1.〔南朝陈〕徐陵编、〔清〕吴兆宜注、〔清〕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

2.〔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释《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

3.〔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4.郭预衡著《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张仁青著《中国骈文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刘文忠选注《汉魏六朝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