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集此后的杂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创作和翻译，或大题目的长论文，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便是一个证据。还有，我想，有名的作家虽然未必不改换姓名，写过这一类文字，但或者不过图报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战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灭了。
“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过一点苦，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只因为翻阅刊物，剪帖成书，也是一件颇觉麻烦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终于没有动过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来了[1]，越打越凶，终于使我们只好单身出走，书报留在火线下，一任它烧得精光，我也可以靠这“火的洗礼”之灵，洗掉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2]这一个恶谥。殊不料三月底重回旧寓，书报却丝毫也没有损，于是就东翻西觅，开手编辑起来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3]，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4]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5]，太阳社[6]，“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7]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8]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自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9]，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那时候，我是成了“这样的人”的。自己编着的《语丝》[10]，实乃无权，不单是有所顾忌（详见卷末《我和〈语丝〉的始终》），至于别处，则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挤”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进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东西。
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11]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传，去年的“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12]说，就是老谱里面的一着。自问和文艺有些关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实呢，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13]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这集子里所有的，大概是两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书籍的序引，却只将觉得还有几句话可供参考之作，选录了几篇。当翻检书报时，一九二七年所写而没有编在《而已集》里的东西，也忽然发见了一点，我想，大约《夜记》是因为原想另成一书，讲演和通信是因为浅薄或不关紧要，所以那时不收在内的。
但现在又将这编在前面，作为《而已集》的补遗了。我另有了一样想头，以为只要看一篇讲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时香港的面目。我去讲演，一共两回，第一天是《老调子已经唱完》[14]，现在寻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这《无声的中国》，粗浅平庸到这地步，而竟至于惊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的。是这样的香港。但现在是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15]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但是，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16]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17]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18]。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编讫并记。
[1] 指一·二八上海战事。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向闸北地区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激战月余。日军不断增兵而中国军队未得增援，被迫撤退。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作者当时住在临近战区的北四川路底，战事发生后即避居于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3月19日迁回原寓。
[2] “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 梁实秋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期（1929年10月）发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其中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
[3] 作者于1927年10月从广州到上海后，曾先后应邀在一些学校讲演。10月25日在劳动大学作题为《关于智识阶级》的讲演，现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10月28日在立达学园作题为《伟人的化石》的讲演，讲稿未详。11月2日在复旦大学作题为《革命文学》的讲演，有萧立记录稿，发表于1928年5月9日上海《新闻报·学海》。16日在光华大学讲演，有洪绍统、郭子雄记录稿，发表于《光华》周刊第二卷第七期（1927年11月28日），由编者加题为《文学与社会》。17日在大夏大学讲演，题目和讲稿未详。12月21日在暨南大学作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讲演，后收入《集外集》。此后，1928年5月15日在江湾复旦实验中学作题为《老而不死论》的讲演，讲稿未详。11月10日在大陆大学讲演，题目、讲稿未详。1929年12月4日在暨南大学作题为《离骚与反离骚》的讲演，有郭博如记录稿，发表于《暨南校刊》第二十八——三十二期合刊（1930年1月18日）。1929年5月，作者到北平省亲，于5月22日在燕京大学作题为《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的讲演，后收入本书。5月29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6月2日上午在第二师范学院、同日晚间在第一师范学院讲演，题目、讲稿均未详。
[4] 广州国民党当局执行蒋介石“清党”指示，发动“四一五”事变，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二千余人，其中杀害二百多人。当时作者在中山大学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忿而辞去一切职务，于9月间离广州去上海。
[5] 创造社 文学团体，1921年6月成立于东京。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1927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同时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国外回来的新成员。1928年，创造社和另一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和鲁迅对他们的反驳，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1929年2月，该社被国民党封闭。它曾先后编辑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创造丛书》。关于革命文学论争，本篇是鲁迅针对1928年初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批评而写的。当时创造社等的批评和鲁迅的反驳，曾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这次论争扩大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促进了文化界对革命文学问题的注意。但创造社、太阳社的某些成员，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和文艺领域时，出现过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鲁迅作了错误的分析，对他采取了排斥以至无原则的攻击的态度。后来他们改变了排斥鲁迅的立场，与鲁迅共同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6] 太阳社 文学团体，1928年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等。1928年1月出版《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该社自行解散。关于太阳社和鲁迅在1928年的论争，本篇是鲁迅针对1928年初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批评而写的。当时创造社等的批评和鲁迅的反驳，曾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这次论争扩大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促进了文化界对革命文学问题的注意。但创造社、太阳社的某些成员，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和文艺领域时，出现过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鲁迅作了错误的分析，对他采取了排斥以至无原则的攻击的态度。后来他们改变了排斥鲁迅的立场，与鲁迅共同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7] 新月社 文学和政治性团体，1923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闻一多、罗隆基等。取名于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该社曾以诗社名义于1926年4月1日至6月10日在北京《晨报副刊》出过《诗镌》（周刊），提倡现代格律诗。1927年春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出版综合性的《新月》月刊，主张“英国式”民主政治。新月社主要成员曾因办《现代评论》杂志而又被称为“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事件时，拥护北洋政府的《大同晚报》在8月7日的一篇报导中，称现代评论派（后为新月派）的陈源等人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8] “有闲即是有钱” 见《文化批判》第二号（1928年2月）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该文引用成仿吾说鲁迅等是“有闲阶级”的话，并说：“我们知道，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就是有钱阶级。”“没落者”，见《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1928年5月）石厚生（成仿吾）的《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传闻他（按指鲁迅）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问题’：他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吗？还是只涂抹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式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封建余孽”和棒喝主义者，见《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28年8月）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按法西斯蒂，当时有人译为棒喝主义。
[9] 廖君 即廖立峨（1903—1962），广东兴宁人。原为厦门大学学生，1927年1月随鲁迅转学中山大学。1928年与其妻等到沪，寄寓鲁迅家中。
[10] 《语丝》 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1924年11月17日在北京创刊，1927年10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1930年3月10日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它的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该刊在上海出版后，鲁迅编辑了1927年12月17日第四卷第一期至1929年1月7日第四卷第五十二期。
[11] 《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 均为李何林编辑，上海北新书局分别于1930年3月和1929年10月出版。前者收入1923年至1929年间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评论文章二十四篇，后者收入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中各派的论争文章四十六篇。
[12] “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 这是当时一些报刊对进步作家的诬陷。如1930年5月14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刊载的《解放中国文坛》中说，进步作家“受了赤色帝国主义的收买，受了苏俄卢布的津贴”；1931年2月6日上海小报《金钢钻报》刊载的《鲁迅加盟左联的动机》中说，“共产党最初以每月八十万卢布，在沪充文艺宣传费，造成所谓普罗文艺”等等。
[13] “杀，杀，杀” 这是杜荃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的话：“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些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这是这位‘老头子’（按指鲁迅）的哲学，于是乎而‘老头子’不死了。”
[14] 按《老调子已经唱完》曾发表于1927年3月广州《国民新闻·新时代》，后由许广平编入《集外集拾遗》；又据鲁迅日记，这篇讲演作于1927年2月19日，即作者去香港的第二天，第一天的讲演是《无声的中国》。
[15] 蒲力汗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1856—1918） 通译普列汉诺夫，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艺术论》，内收普列汉诺夫的四篇论文：《论艺术》、《原始民族的艺术》、《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1930年7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
[16] 成仿吾（1897—1984） 笔名石厚生，湖南新化人，文学评论家，创造社主要成员。早期主张文艺“表现自我”，追求“纯文艺”；后转向革命，倡导革命文学。他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1927年1月）《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说“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并说：“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17] 锻炼周纳 意思是罗织罪名，陷人于法。语出《汉书·路温舒传》：“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
[18] “刀笔” 这里指刀笔吏（讼师）罗织人罪的手法。《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928年9月）所刊克兴的《驳甘人的“拉杂一篇”》中说鲁迅“拿出他本来的刀笔，尖酸刻薄的冷诮热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