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关于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文章已经够多了，我要是再写，似乎就没有必要了。为一个画家树碑立传，说到底还得靠他的画作。其实，我对他的熟悉程度要超过大多数人—— 我跟他初次见面，远在他学画之前。后来他在巴黎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那时我也常见他。不过，若不是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我去了一趟塔希提岛，我是不会写这部回忆录的。众所周知，他是在那儿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几年，而我在那儿遇见了几个跟他很熟的人。他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而他在塔希提岛的遭遇鲜为人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它写出来。如果有人相信斯特里克兰的确是伟大的，那么与他有过亲身接触的人以现身说法加以佐证，恐怕就不是多余的了。为埃尔·格列柯写回忆录的作者是很熟悉埃尔·格列柯的，而我熟悉斯特里克兰的程度不亚于那位作者。读一读这样的回忆录，难道不是一大快事吗？

不过，我说这话并非想为自己写这部书寻找借口。记不清是哪位哲人说过这样一句格言：每天做两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有益于灵魂的健康。说这句话的人是个聪明人，我一直在一丝不苟地按照这条格言行事—— 我每天早上都起床，每天晚上也都上床睡觉，这有悖于我苦行主义的天性，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加重我肉体的磨难。《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我每期必读，这也在其中。世间的书籍浩如烟海，写书人见自己的成果面世无不满怀憧憬，却不知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想想这些，你的内心就会释然。那么多的书，如欲崭露头角，又有几分胜算呢？即便一炮打响，那也只是瞬息即逝的成功。天晓得，作者要为一本书花费多少心血，吃多少苦头，经历多少磨难，只为了能让偶然读到这本书的人放松几个小时，消除些许旅途中的劳顿。如果能根据书评下结论的话，我认为很多书都是作者呕心沥血的结晶，不可谓不绞尽脑汁，有的甚至是终生孜孜以求的成果。这种现象叫我颇有感受：耕耘即欢乐，作者应该从中获取慰藉，而不应斤斤计较得失—— 赞誉也罢，诋毁也罢，成功也罢，失败也罢，全都应该置之度外。

战争硝烟一起，世人对人生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年轻人信奉的神灵是我们老一代人所不了解的。至于下一代人会朝哪个方向走，已经可以看出眉目来了。年轻的一代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聒噪声不断，早已不仅仅是在外边敲敲门而已，而是直接冲进屋里，坐在了我们的位子上。空气里回荡着他们的笑闹声。老一代的人有的不服老，硬是认为自己的黄金时代尚未消失，跟着年轻人学耍怪，随着年轻人大吼大叫的，岂不知那声音从他们嘴里吼出来却是如此空洞—— 他们就像一群可怜的浪荡女人，虽然年华已过，却仍然希望靠涂脂抹粉、描眉画唇、搔首弄姿来恢复如幻影一般的青春。聪明一点儿的则有他们自己的表现方式，呈现出一副体面、端庄的姿态，会得体地一笑，既宽容又不屑。他们记得自己也曾将上一代人撵下了宝座，也曾像这般大喊大叫、桀骜不驯。他们预见得到：这些高举火把的勇士们有朝一日同样也要让位于他人。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尼尼微城昌盛一时、闻名遐迩的时候，新的福音书已经老旧。说出这些豪言壮语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英雄语言前人并未说过，可哪里知道它们已被说过上百次，甚至连腔调都没有丝毫改变。钟摆荡过来又荡过去，这样的循环永无止境。

有的时候，一个人曾经风光一时，但时过境迁，进入一个新时代后，关注他的人便会看到人间喜剧中一幅最奇特的景象。例如，谁能想到乔治·克雷布如今是怎样一种境况呢？在他那个时代，他曾是家喻户晓的诗人，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天才，而且众口一词—— 这在当今日趋复杂的社会是极为罕见的。他曾投于亚历山大·蒲柏门下学习写诗，用押韵的对句写了很多道德说教故事。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爆发后，诗人们开始写新诗，而克雷布先生继续用押韵的对句写他的道德说教故事。我想他一定读过那些年轻人写的轰动一时的新诗，也许觉得那些新诗都是些难登大雅之堂的糟粕。当然，许多新诗当属此类。不过，济慈和华兹华斯写的颂歌，柯勒律治写的一两首小诗，雪莱创作的为数不少的诗歌，确实发现了前人未曾探索过的广阔的精神领域。克雷布先生已经陈腐过时了，但他依然如故，仍在继续用押韵的对句写道德说教故事。我零零星星地读过青年一代的诗作，觉得他们当中比较有激情的是济慈，而作品比较优雅的是雪莱，他们二人发表的许多作品都可以永藏于世人的记忆（这一点谁都说不准）。他们文采飞扬，令人赞叹—— 他们尽管年纪轻轻，就已经成就斐然，如果用“前途辉煌”这样的话形容他们，就显得荒唐了。他们的文风巧夺天工，叫我刮目相看。不过，尽管他们用词丰富（从他们所用的语汇看，仿佛他们在摇篮里就已经翻阅过罗杰特的《词汇宝典》了），却看不出有多少新意。在我看来，他们知道得太多，感觉过于肤浅—— 他们拍你的肩膀套近乎，或者跟你拥抱表现得热情洋溢，实在让我接受不了。我总觉得他们的激情患有贫血症，他们的梦想有点无聊乏味，叫我喜欢不起来。我本人也是个吃不开的人，也要继续用押韵的对句来写道德说教故事。不过，我写东西只是自娱自乐，并无其他目的，否则我就是双料傻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