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者按

周党伟

《新书》（《红书》）被视为荣格的私人日记，在荣格去世48年之后，由资深荣格学者索努·沙姆达萨尼教授经过大约13年的精心编译，最终在2009年得以出版。索努教授在18岁回到家乡寻找自己的心灵导师时，曾读到卫礼贤翻译荣格评论的《黄金之花的秘密》，以及《荣格自传》，对荣格的思想和传记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开始进行深入研究。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索努教授的成果得到了荣格家族的认可，经过一系列的讨论和论证，最终荣格家族授权索努教授负责编辑荣格所有未出版的著述和通信。腓利门基金会也因此在索努教授和斯蒂夫·马丁的倡导下于2003年成立，专门负责编辑整理出版荣格的遗著和信札。由腓利门基金会出版的荣格作品构成腓利门系列丛书，与以前出版的荣格作品共同形成完整的荣格作品全集，至今这些项目还在持续进行中。由于《新书》在荣格所有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它也成为腓利门系列丛书中最为重要的一册，它的出版不仅在分析心理学界，甚至是思想界都引起不小的反响。荣格的理论和思想的研究也因为《新书》的出版发生巨大的变化，以往对《新书》以及相关内容的猜测和幻想也都被打破，使得荣格的理论和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环最终被填补上而变得完整。

鉴于《新书》自身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腓利门基金会在处理《新书》翻译成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以及出版时非常谨慎，甚至专门为此制定特别的条款。由于种种的原因，《新书》的中文翻译和出版在其出版之后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授权，直到2014年译者前往伦敦跟随索努教授进行研究之时，才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取得《新书》的中文授权，编辑联系译者进行翻译工作。但《新书》的翻译带来的挑战却远远超越译者的预料，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也遭遇大量的难题，并在翻译的过程中不断地向老师和同行请教，从而形成今天《新书》的中译本。

荣格在创作《新书》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语言危机使得他在描述自己的内在经验时面临很大的困难，他甚至也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疯狂的。他不断地交替使用不同风格的语言模式，在记录和分析时使用的语言形式各异，但在翻译的过程中，中译者并未刻意将书中的语言转译成古语，也未刻意迎合现代化趋势，而是保持行文的连贯和一致性。

荣格在《新书》中所使用的三种语言风格也给译者带来比较特殊的困难，三种语言风格代表三种思维模式，即报告式、反思式和浪漫式的语体风格交替出现，相互呼应，但绝非荣格刻意而为，而是他丰厚的文化知识底蕴的自发呈现。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中译者试图借助比较成熟的三种文体翻译模式完整地呈现出《新书》的架构和内容，特别是书中在修辞风格上的互文模式。

尽管有大量的学术研究供参考，但由于荣格中译作品翻译风格各异，而且《新书》中的语体与《荣格全集》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如何选择《新书》的翻译模式也是译者主要考量的问题，在尊重荣格原著语体的同时，又如实地传递出历史转变时期的语言。所以译者将《新书》的德文本与英译本深入比较，从而尽量保持《新书》原有的特征，在转引《荣格全集》的内容时，译者主要参考的是德文版《荣格全集》的内容，并重新整理修改已有的英文版译文。英译者为《新书》增加大量的注解以利于《新书》的理解，其中引用了大量的但丁、斯维登伯格、歌德、叔本华和尼采等作品，例如《神曲》、《浮士德》、《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以及印度教中的经典，如《吠陀》、《奥义书》和《薄伽梵歌》等，由于这些作品大部分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因此译者在前人译文的基础上加以整理修改，使其符合荣格的语言模式和术语构成。《新书》中有大量从《圣经》中引用的经文，荣格本人直接引用的是路德版的《圣经》，英译者引用的是詹姆斯五世钦定版英文《圣经》，而中译《圣经》也有很多译本，中译者采用的是《圣经》新译本，以保持引文的一致性。

在翻译《新书》的内容时，《荣格全集》中的内容也影响着概念的转译。由于荣格所使用的很多概念在中文中并没有既定的词汇与之对应，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尽量传递荣格在其作品中的原始定义。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两个重要概念“Self”与“Individuation”。在荣格看来：“Self就像一个单子，我也是一个单子，单子就是我的世界……相当于微观的灵魂本质”（37页），因此译者将之翻译成“原我”，国内也有学者将其翻译成“自性”。而“Individuation是个体存在的形成和分化的一般过程，特别是个体的心理发展，成为一个有别于普遍性的存在，脱离集体心理。因此，Individuation就是一个分化的过程，有自己发展成个体人格的目标”（524页，注85），因此译者将之翻译成“个体化”，而国内也有学者为了契合“Self”的翻译将其翻译成“自性化”。荣格在《新书》中的概念也并非和《荣格全集》中的概念在形式和意义上高度一致，尽管在沙姆达萨尼看来，荣格的其他作品都可以视为是对《新书》的展开和注解，但概念和意义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

“Izdubar”是荣格在《新书》中经常使用的名字，但“Izdubar”是“吉尔伽美什”（Gilgamesh）早期的名字，由于早期的误译而一直被沿用。现在已经证实，“吉尔伽美什”是史诗中的一个主要人物，而非以前认为的“Gistchubar”或“Izdubar”（注96，247页）。因此为了消除歧义，译者在译文中一直采用“吉尔伽美什”代表“Izdubar”。

《新书》的主体内容来自《花体字抄本》和《卡莉“拜恩斯的抄本》以及《审视》的《打印的草稿》，以及最后三十页的《草稿》内容，因此在中译的文本中依然沿用英译文本的划分方式，将《新书》中不同的内容进行标记。其他手稿和《新书》中的内容主要差别在“第二层”中的文字，而这一部分的文字都是荣格对原始经历的“诠释”，不同版本之间差异之处在于荣格在不同时期“诠释”的变化。编者将不同的地方都加入到脚注中，但由于篇幅的限制，并非所有版本的改变都会被呈现出来，决定是否加入到《新书》中的因素是此部分是否有利于理解当时的状况和显示荣格的谨慎。

{}中的数字代表的是《第二卷》第二十一章与《审视》中增加的副章。由于《第二卷》的189页之后的部分是选自《草稿》中的内容，而这一部分和《审视》的内容皆未被收录到《花体字抄本》中，因此荣格没有在这两部分中标注章节划分，为方便参考，加入带有数字的{}，以区分不同的章节内容，从而形成第二十一章的副章或《审视》中的章节。

[2]表示《草稿》中的第二层内容，第二层的内容是荣格对自己遭遇的评论。

[1]代表回到《黑书》中的顺序。荣格在写完第二层的内容后会在下一章的开头回到《黑书》中的幻想顺序，在加入到副章的段落中，以[1]表示恢复到《黑书》的顺序。

荣格在《花体字抄本》中的以彩色的首字母进行分段，中译文本中依然保留这种分段传统，但由于中文翻译和德文以及英文字母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中文字标注的红色和蓝色所在位置并非完全吻合。

[HI000]代表每一章的标题图及其所在的原稿中的页数。荣格在每一章的标题中以大写字母配图片的方式将章节标题画出来，因此为了保持章节标题的完整，每一章的图和标题都被完整地复制到每一章的标题之上，并在图片下用[HI000]标出，000指的是该图在原稿中的页数。

[Image000]指的是书中的插图及其所在原稿的页数。荣格也为书中的情节内容配有插图，译文中的插图也根据原稿内容置于文本的相应位置，并用[Image000]标出，000指的的该图在原稿的页数。

[OB000]表示的是荣格所绘制的装饰边框以及其在原稿中的页数。荣格在书中为部分的内容绘制装饰性的边框，译文也根据原稿内容将边框置于文本的相应位置，并用[OB000]标出，000指的的该图在原稿的页数。

[BP000]表示的是荣格在页底绘制的图片以及其在原稿中的页数。译文根据页底画在原稿中的位置将其置于文本的相应位置，并用[BP000]标出，000指的的该图在原稿的页数。

荣格在《新书》中使用了两种页码标注方式，为了方便读者定位译文中的内容在原稿中所在的位置，本书沿用英译本的页码标注方式：在《第一卷》中，左手页上的数字指的是张数页码，左手页和右手页共同构成一张。例如，fol.ii（v）/fol.iii（r）指的是译文来自原稿的第二张（fol.ii）的左手面（verso），以及第三张（fol.iii）右手面（recto）。原稿从前一张到下一张的分界处在译文中用“/”标出，并在页边上标出分隔张数的页码。

在《第二卷》中，荣格使用的是现代页码标注方式，页边的“3/5”指的是原稿中第3页到第5页，文中的“/”表示原稿中页数分界的位置。文中的“/”和页边的“3/4”指的是从第3页到第4页。

由于《新书》中的语言风格与模式以及整体结构给译者所带来的挑战，以及译者的学识和精力有限，译文中难免有不妥之处，译文中的引文也难免会存在疏漏之处，欢迎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