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本序[1]
在我死以前，哪怕再有一次
看一看第聂伯河、基辅和乌克兰。
当我死了的时候，
把我在坟墓里深深地埋葬，
在那辽阔的草原中间，
在我那亲爱的乌克兰故乡……
我的生活的历史，组成了
我的祖国的历史的一部分。
在乌克兰人民和苏联多民族人民的文学史上，农奴出身的伟大的乌克兰人民诗人、画家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塔拉斯·谢甫琴科（1814—1861）的光辉的名字，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谢甫琴科继承和发展了俄罗斯文化与乌克兰文化的优秀传统，以自己不朽的诗歌创作在乌克兰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像普希金被尊称为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人和现代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造者，谢甫琴科则一向被尊称为乌克兰近代文学的奠基人和现代乌克兰文学语言的创建者。
作为一个伟大的乌克兰人民的儿子，谢甫琴科出自人民的底层，和人民血肉相连；他深深知道人民的生活疾苦，他忠于受苦受难的人民。为了反对沙皇暴政和农奴制度，他忍受了一切折磨，一生中自始至终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作为一个伟大的乌克兰人民诗人，谢甫琴科不仅在自己的诗歌作品当中歌颂了乌克兰人民英勇斗争的过去，写出了乌克兰人民在沙皇暴政和农奴制度之下所遭受的重重压迫和不幸命运；他还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并用充满革命激情的诗句唤醒他们，号召他们起来为争取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
谢甫琴科一生的命运是极其悲惨的，他的生活道路是布满了荆棘的坎坷不平的“苦难的历程”。他一共只活了四十七岁：最初的二十四年（1814—1838）过的是农奴生活；赎身后获得了十年（1838—1847）的自由；接着是十年（1847—1857）的流放；被释放后度过了三个多病的年头（1858—1861），实际上他的十三个所谓“自由”的年头，是在沙皇宪警的监视之下度过的。但无论是“最粗暴的亚洲式的农奴制度”（列宁语），还是“巨棒”[2]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暴政，都不能把这个坚强的巨人摧毁。乌克兰著名作家和诗人伊万·弗兰科这样讲起过谢甫琴科：
他曾经是个农民的儿子，后来成了精神王国的主宰。
他曾经是个农奴，后来成了人类文化界的巨人。
他曾经是个自学出身的人，后来却向教授们、学者们指示了新的、光明的和自由的道路。
在俄国兵役制度的重压之下，他曾经受过十年的折磨，可是为了俄国的自由，他却做出了比十支常胜无敌的军队更多的事情。
命运尽可能地迫害了他一生，却不能把他心灵的黄金化为铁锈，不能把他对人的热爱化为憎恨和蔑视，也不能把他对上苍的信念化为疑惑和悲观失望。
命运毫不吝啬地把一切苦难都加在他的身上，却不能遏止从健康的生活源泉里流出的欢乐。
只有在他逝世以后，命运才把最美好和最珍贵的财宝给予了他——不朽的光荣，还有他的创作在千百万人的心灵中所唤起的并且还将继续唤起的不断增长的欢乐。
对于我们乌克兰人，塔拉斯·谢甫琴科过去是这样一个人，现在还是这样一个人。[3]
伊万·弗兰科所写的这段话，虽然非常简短，却为谢甫琴科的艰苦而又光辉的一生下了一个确切的定论，并把这个伟大的乌克兰人民诗人、这个伟大的“科布扎歌手”[4]的光辉形象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当一八八九年谢甫琴科诞辰七十五周年纪念时，在谢甫琴科和弗兰科等人的诗歌传统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年方十八岁的女诗人乐霞·乌克兰英卡曾这样写道：
你的科布扎琴啊，
用明朗的琴弦在喧响，
它在每个人的心里，
都引起了纯洁的回响。
我们的父亲啊，
你静静地长眠在坟墓里，
但是你的歌声啊，
却在乌克兰唤醒了人民的思想。
但你的歌声啊，
在我们中间闪耀着光芒，——
“烈焰中的星星火花”[5]
永远不会消亡！
一
塔拉斯·格里戈里耶维奇·谢甫琴科于一八一四年三月九日（俄历二月二十五日）诞生在乌克兰基辅省兹维尼戈罗德县莫林采村的一个农奴家庭里。他的祖父伊万是个皮鞋匠，“谢甫琴科”这个姓就是从这行职业而来的。[6]他的父母和全家人都是地主恩格尔哈特家的农奴，生活极其贫困，因此农奴的悲惨生活从童年时起就像烙印一样铭刻在谢甫琴科的心上。三岁时，他随着父母迁居到邻近的基里洛夫卡村[7]去居住。九岁时，他的母亲留下五个孩子去世了，接着父亲就和一个恶毒的生了三个孩子的寡妇结了婚。谢甫琴科在回想自己的童年生活时曾这样写道：“谁要是从远处看见这个后娘和她的那几个孩子，谁就在她那种最可恶的扬扬得意的表情中看见了地狱，在我们孩子中间几乎无时无刻不是流泪和打架，在父亲和后娘之间几乎无时无刻不是争吵和咒骂。”在这种毫无幸福的童年生活当中，只有祖父伊万成了他唯一的亲人。在漫长的冬夜里，祖父常常把许多古老的民间传说乌克兰人民光荣的统帅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和十八世纪乌克兰农民反对波兰贵族地主的英勇斗争的事迹讲给他听。他还喜欢听那些流浪的盲乐师——“科布扎歌手”所唱的关于扎波罗热哥萨克反对土耳其人和波兰人的英勇斗争的民歌。这些英勇的故事和传说都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成为他的诗歌作品，特别是长诗《海达马克》——的题材。十一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了。在分家产的时候，他的父亲这样讲道：“我的儿子塔拉斯不需要我的产业当中的什么东西；他不会成为一个无用的人。”继母是一向不喜欢谢甫琴科的，因此在父亲死后他不得不离开家庭独自出去谋生。他做过牧童，当过教堂里酗酒的执事和神父的童仆，生活极其艰苦，但他却利用这些机会学会了读书识字，而且从这个时候起对绘画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当谢甫琴科十五岁的时候，年轻的地主恩格尔哈特把他编为自己的仆人，最初是在厨房里当帮手，后来就当地主内室的小厮，整天守在前厅里供地主使唤。他时常跟随在地主的马车后面，步行到基辅和维尔诺[8]等地去。在维尔诺他学习了波兰文，读到了波兰大诗人密茨凯维奇的诗歌作品。这期间，他时常偷偷地学画。在一八二九年十二月的一个深夜里，地主出去参加舞会，他点起蜡烛来作画，因此曾被地主痛打一顿。一八三一年初，十七岁的谢甫琴科随着地主到了圣彼得堡，这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京城圣彼得堡的生活像一片新的天地展现在谢甫琴科的眼前。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起义的英勇事迹还留在很多人的脑海中，这对于谢甫琴科并不陌生。普希金的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作品，也激动了他的年轻的心灵。一八三二年，地主恩格尔哈特想把他培养成为一名家庭画家，就把他送到画匠希里亚耶夫的油漆装裱作坊里去当了四年学徒，为圣彼得堡各大剧院、为贵族人家的天花板和墙壁绘制彩画。尽管希里亚耶夫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但是谢甫琴科还是有可能看到各种绘画、版画和雕刻的作品，而且还能利用夏天白夜的机会，偷偷地跑到涅瓦河旁的夏令花园里去画林荫路上的各种雕像。就在一八三五年的一个夏夜里，美术学院的一个名叫伊万·索申科[9]的乌克兰学生发现了这个很有才能的少年画家。索申科就把他介绍给著名的画家卡尔·布留洛夫[10]、大诗人茹科夫斯基[11]和乌克兰作家格列宾卡等许多人。大家都非常关心谢甫琴科的命运，而且要设法把他从农奴的枷锁下拯救出来，让他能进美术学院学习。当时美术学院的另一位著名的老画家韦涅齐安诺夫，曾专为这件事情去拜访地主恩格尔哈特，请他从慈善的观点出发释放谢甫琴科，但是恩格尔哈特却让他在前厅里等候了一个小时，而且粗暴地回答道：“这里有什么慈善可言？只要出钱，其他没有多话可说。”他还立即提出了两千五百卢布作为赎身的代价。要筹集这笔巨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就由布留洛夫为茹科夫斯基作了一幅画像拍卖出去，用所得的代价在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从地主恩格尔哈特的手中把谢甫琴科赎了出来。对于谢甫琴科，这是他一生当中最难忘的日子。一八三八年他在写作著名的长诗《卡泰林娜》时，在诗前的题词中写道：“献给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茹科夫斯基，纪念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他在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写给大哥尼基塔的信里也讲道：“我在生活，我在学习，我对谁都不低头行礼，我也不用害怕谁。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是多么大的幸福！”
谢甫琴科在获得自由之后就进了美术学院，成了布留洛夫的心爱的学生。从一八三八年到一八四七年的十年自由生活，既是谢甫琴科在政治和文化水平上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年代，也是他的诗歌和艺术才能日益成熟的年代。这时候，他专心研究历史、哲学和艺术史，阅读荷马、莎士比亚、歌德、司各特、茹科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赫尔岑以及乌克兰的科特里亚列夫斯基、克维特卡—奥斯诺维亚年科等作家的著作，还学习法文。由于勤奋好学，他终于成为一个杰出的肖像画家和水彩画家，先后得过三个银质奖牌，现在只有一幅得奖的名画《占卜的茨冈女人》保存在基辅的谢甫琴科博物馆里。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从事诗歌创作。最初的诗歌作品都是在一八三七年夏天明亮的白夜里写成的。一八四〇年，他的第一本诗集《科布扎歌手》由他的一位乌克兰朋友出钱印刷出版了。这本诗集里的八首诗立即带给他很高的荣誉，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读者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别林斯基曾为当时的《祖国纪事》杂志写了评论文字，对这位新诞生的诗人的作品给予相当高的评价。
一八四三年春天，谢甫琴科回到久别了的乌克兰去探望亲人。乌克兰人民的悲惨不幸的生活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他在写给自己的朋友库哈连科的信中说道：“我到过乌克兰，访问了所有的地方，到处都是一片哭声……”他在一八四四年回到圣彼得堡之后，就和秘密的革命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某些成员发生了联系，并在当年写成了著名的革命讽刺诗《梦》，揭露了沙皇暴政的可怖景象，最初表现出他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政治信念。一八四五年三月，谢甫琴科从美术学院毕业，荣获“自由艺术家”的称号。一八四五年春天他回到乌克兰，准备在基辅定居。这时他受到乌克兰考古委员会的委托，遍访了基辅、波尔塔瓦、切尔尼戈夫、沃林尼亚、波多利亚等地的名胜古迹，作了不少绘画，接着在基辅大学担任了绘画的教职。在这两次回到乌克兰期间，他写了不少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作品，其中尤以《遗嘱》最为有名。
一八四六年，谢甫琴科在基辅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他的诗歌作品的热爱者——科斯托马罗夫。科斯托马罗夫是当时在乌克兰刚成立的秘密文化政治团体“基里尔—梅福迪协会”的组织者之一。这个团体主张团结所有的斯拉夫民族进行政治和文化的交流，并主张废除农奴制度，争取自由解放。谢甫琴科参加了这个协会的集会之后，接近了它的左派。他不同意协会的温和的自由主义的立场，而主张用起义的方法来推翻封建农奴主的统治。由于有人告密，一八四七年三月，协会的很多成员被捕。四月五日，谢甫琴科从切尔尼戈夫回基辅，在第聂伯河渡口被宪警逮捕，在他的箱子里搜查出了长诗《梦》和他的诗集《三年诗抄》中的一些作品。接着谢甫琴科就被押送到圣彼得堡去，经沙皇当局第三厅[12]的秘密审讯和关押了一个半月之后，在五月被判处流放到奥伦堡的兵营里去，贬为一名小兵。沙皇尼古拉一世还在判决书上加了一句批语：“严加监视，禁止写诗和作画。”从此，刚获得自由的谢甫琴科又成为一个丧失自由的人。
十年艰苦的流放生活从此开始了。他先被送到离奥伦堡二百多公里的奥尔斯克要塞去当小兵，被编为191号普通列兵。兵役的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但并不能伤害他对生活的信念和对真理的向往。他这样讲过：“受尽折磨，吃尽苦头，……但我决不后悔认错！”这几句话成了他在流放生活中的座右铭。他虽然被严格禁止写诗和作画，过着非人的生活，但他还是偷偷地用纸订成小本子，写成了一百多首诗，藏在自己的皮靴筒里，留下了四本《靴筒诗抄》。
一八四八年春天，由参谋部的军官布塔科夫组成的中亚咸海科学考察团即将出发，他们特别挑选了谢甫琴科，要他负责描绘咸海一带的风景。谢甫琴科怀着愉快的心情接受了这个任务，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摆脱步兵司务长的磨难，走出闷人而又肮脏的营房。他们穿越过卡拉库姆大沙漠来到咸海边，然后乘上帆船沿着咸海航行，在科斯—阿拉尔岛过冬，直到一八四九年十一月方回到奥伦堡。在这次考察当中，谢甫琴科写了不少抒情诗，作了三百五十多幅美丽的水彩风景画和肖像画。由于谢甫琴科对这次考察有功，奥伦堡的司令奥布鲁切夫将军曾向圣彼得堡请示，把他从列兵升为军士。但这时有人告密，说谢甫琴科违背皇上的禁令，仍在写诗作画，因此沙皇拒绝了将军的请求，并在一八五〇年六月下令把他押送到里海边的诺沃彼得罗夫斯克要塞去严加管制，前后将近七年之久。幸好他在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〇年三年当中在奥尔斯克要塞、科斯—阿拉尔岛和奥伦堡所写的《靴筒诗抄》事先请朋友藏匿起来，没有被搜查到，因此这份珍贵的遗产能一直保留到今天。一八五一年，谢甫琴科被派往参加卡拉特山脉的地质考察队，又作了不少画。在诺沃彼得罗夫斯克要塞期间，谢甫琴科偷偷地用俄文写了好多个中篇小说，其中尤以《音乐家》等几篇自传体小说最为有名。
一八五五年，沙皇尼古拉一世逝世，新皇亚历山大二世登基宣布大赦时，谢甫琴科很希望能获得释放，但是亚历山大二世却把他的名字从大赦的名单中划掉了。当亚历山大二世举行加冕典礼宣布第二次大赦时，谢甫琴科仍然遭到拒绝。新沙皇在想到谢甫琴科在《梦》一诗当中辱骂了皇室时这样讲道：“要是我能宽恕他的话，那就太屈辱了我的母亲和我的先父了。”后来靠了许多朋友的营救，特别是美术学院副院长托尔斯泰夫妇的奔走，一八五七年六月初他方得到即将释放的消息，七月二十一日接到正式通知。从这时起，谢甫琴科就开始用俄文写《日记》。他当时这样写道：“我觉得，我还是和十年前一样。在我的内心里没有丝毫改变。这是好现象吗？是好现象……”
十年零三个月的流放期满了。一八五七年八月二日，谢甫琴科就从诺沃彼得罗夫斯克乘上渔船，沿着里海航行了三天到达阿斯特拉罕，再从当地改乘轮船，沿着伏尔加河到了尼日尼诺夫戈罗德[13]。谢甫琴科是被禁止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去的，他在当年十一月十二日写给他的好朋友、农奴出身的著名演员史迁普金的信中说：“现在我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算是获得自由了——但，这样一种自由，就像一条狗被系在铁链上。”史迁普金虽然已是七十岁的高龄，还是冒着冬季的严寒来到尼日尼诺夫戈罗德探望谢甫琴科，带给他很大的温暖和慰藉。就在停留当地期间，谢甫琴科有机会读到了赫尔岑在伦敦出版的《钟声》和《北极星》两种刊物。直到一八五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谢甫琴科在四十四岁诞辰这一天，方最后获得前往圣彼得堡的许可。路过莫斯科时，他又见到了史迁普金，还和名作家阿克萨科夫[14]、十二月党人伏尔康斯基等许多人相见。三月二十七日，他回到圣彼得堡之后，认识了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诗人涅克拉索夫、米哈伊洛夫和库罗奇金，小说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还有乌克兰女作家马尔科·沃夫乔克和格鲁吉亚诗人蔡烈泰利等许多人。大家都对这位经历了十年苦役流放生活的农奴出身的诗人和画家表示了最热烈的欢迎。
谢甫琴科在回到圣彼得堡之后写了不少革命诗歌，号召广大人民“要把斧头磨得更加锋利”，一致起来反对沙皇暴政和农奴制度。一八五九年五月，谢甫琴科被允许回到乌克兰去。他访问了自己的故乡基里洛夫卡村，见到了那些活着的但仍然是农奴的亲人。谢甫琴科原想从此就留在乌克兰，定居在第聂伯河旁，但没有得到当局的允许。他在这次访问期间在农民当中进行了不少革命宣传工作，当局接到了密报，说谢甫琴科到处讲着渎神的话，还说“既不要沙皇，也不要神父，更不要地主”。七月间，谢甫琴科又被逮捕，由宪警押送到基辅，要他立即返回圣彼得堡。一八五九年八月十四日，谢甫琴科永远地离开了乌克兰。回到圣彼得堡之后，他开始准备出版诗集《科布扎歌手》的新版。由于审查的原因，很多革命诗歌都被删掉了，但当这本诗集在一八六〇年出版时，还是在广大读者当中获得了很好的反响，杜勃罗留波夫在当时写的一篇评论中给了它很高的评价。此外，他又着手编辑乌克兰文的《识字课本》，专心研究铜版画艺术。在一八五九至一八六〇年的学院展览会上，谢甫琴科荣获院士版画家的称号。
多年的士兵和流放生活使得谢甫琴科的健康受了很大的影响，最后他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和水肿病。在他一八六一年四十七岁诞辰这一天，他接到不少朋友来的贺电，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希望他能回到乌克兰去。这正是沙皇当局准备颁布所谓废除农奴法令的前夜，但他在第二天，即三月十日（俄历二月二十六日）的清晨五时半，在美术学院自己的画室里弃世长逝了。
谢甫琴科逝世的消息立即传遍圣彼得堡、莫斯科和乌克兰等地，沙皇当局马上采取了各种措施，严防发生游行示威，但是整个进步的社会人士——作家、诗人，画家和大学生，还是对这位伟大的人民诗人表示了深深的敬意。在一个寒冷的三月天，谢甫琴科的朋友都来到斯摩棱斯克公墓，其中有诗人涅克拉索夫、库罗奇金，小说家屠格涅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史家比平等许多人。库罗奇金在墓旁致了悼词，涅克拉索夫在悼诗中把他称为“俄罗斯大地上的杰出人物”。甚至当时赫尔岑在伦敦编辑出版的革命刊物《警钟》上，也特别刊出了讣告，对这位伟大的人民诗人表示了悼念。赫尔岑曾这样讲到谢甫琴科：“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完全是位人民的作家。”
谢甫琴科一八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乌克兰的古城佩列雅斯拉夫利卧病时，写过一首题为《遗嘱》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当我死了的时候，
把我在坟墓里深深地埋葬，
在那辽阔的草原中间，
在我那亲爱的乌克兰故乡，
好让我能看得见一望无边的田野，
滚滚的第聂伯河，还有峭壁悬崖；
好让我能听得见奔腾的河水
日日夜夜在喧吼流荡。
诗人生前曾经梦想在康涅夫的山脚建一座茅舍以度过晚年，但这个愿望在他逝世四十多天之后才实现，这时他的遗体被允许迁移到乌克兰去安葬。沿途的城市和村镇的人民都迎接了这位伟大人民诗人的遗体。一八六一年五月十日，他的遗体安葬在第聂伯河旁离康涅夫不远的修道僧山[15]上，从此谢甫琴科就长眠在他心爱的乌克兰故乡的泥土里。
这就是伟大的乌克兰人民诗人谢甫琴科的一生。他在逝世的前一年所写的《自传》中曾讲过：“我的生活的历史，组成了我的祖国的历史的一部分。”从他一生中所经历过的充满苦难的道路来看，这句话并不为过。
二
作为一位伟大的乌克兰人民诗人和画家，塔拉斯·谢甫琴科留给我们的文学和艺术遗产是极为丰富而又珍贵的。在诗歌方面，收集了二百五十多首诗歌作品的诗集《科布扎歌手》，是谢甫琴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此外他还写过《尼基塔·加达伊》（1841）、《纳扎尔·斯托多利亚》（1843—1844）等诗剧。在散文方面，他先后用俄文写了将近二十个中篇小说，现在只留下了《女雇工》（1844）、《苦役犯》（1845）、《公爵夫人》（1853）、《音乐家》（1854—1855）、《不幸的人》（1855）、《上尉夫人》（1855）、《双生子》（1855）、《艺术家》（1856）、《满心高兴和并非毫无道德的漫游》（1858）等，其中不少作品带有自传性。他在流放期满时写成了一卷《日记》（1857年6月12日至1858年7月13日）。在造型艺术方面，谢甫琴科一向被尊称为乌克兰现实主义绘画的创建者。他留给我们几百幅作品，其中有油画、水彩画、暗棕色画、铜版画、素描等。他所作的许多人物画像和自画像，比如《美丽如画的乌克兰》（1844）和《浪子》（1856—1857）等几套组画，还有流放期间在咸海和卡拉套山脉一带所作的风景画，以及描绘哈萨克人民和吉尔吉斯人民生活的绘画，都是极为有名的。
谢甫琴科的诗歌创作道路，正像他的生活道路一样，大体上可分成三个时期：从最初从事创作到被逮捕；从被逮捕到流放结束；从释放到逝世。
谢甫琴科远从童年时起就热爱乌克兰的美丽的大自然，尤其喜欢听盲乐师们所唱的有关乌克兰古老的传说和往事的民歌与民谣，这对于他后来走上诗歌创作道路是有很大影响的。他到了圣彼得堡之后，读到了茹科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诗人的作品，他就偷偷地开始从事写作。据谢甫琴科回忆说，在一八三七年的“明亮的无月的白夜里”，他在夏令花园里写出了他最初的诗歌试作。在现在保留下来的早期作品当中，只有一首民谣《一个得了邪病的姑娘》。他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的诞生，是在一八三八年获得自由以后。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乌克兰的严肃的诗神，在长久的时间里是不愿意接近我那被小学校里、地主的前厅里、旅店里以及城市寓所里的生活所败坏了的爱好的；但当自由的呼吸把在父亲的贫苦的茅舍顶下所度过的童年时代的纯洁重新在我的感情里恢复起来的时候，她呀，应该感激她，在异乡将我拥抱，并给我以安慰。
当谢甫琴科走进美术学院的圣殿，在布留洛夫的画室学习时，诗神也时常来访问他。谢甫琴科回忆道：
那时候，我开始写起小俄罗斯的诗歌来了。……在布留洛夫的美极了的作品前面我沉思着，并且在自己的心里孕育着自己的盲乐师科布扎歌手和勇猛的起义者们的形象。在他的优美豪华的画室的阴影里，就正像在第聂伯河上炎热的粗犷的草原上一样，我的可怜的黑特曼首领们受尽苦难的影子在我的眼前闪现过去，散布着许多荒冢古墓的草原，展现在我的眼前，我的美丽的，我的贫苦的乌克兰，带着它全部纯洁无瑕的忧郁的美丽浮现在我的眼前……于是我沉思着：我不能把自己心灵的眼睛从这种亲切而又迷人的美丽转移开去。……
在这种情况之下，谢甫琴科的早期诗歌作品就接二连三地涌现出来。一八四〇年，谢甫琴科的第一本诗集《科布扎歌手》由圣彼得堡的费谢尔印刷所出版了，卷首由他的朋友和同学施特恩贝格绘制插图，画了一个盲歌手，由一个小男孩带路，坐在茅舍的屋檐下弹着科布扎琴歌唱。谢甫琴科选用这个书名绝不是偶然的，这正表明了他同人民、同人民的创作血肉相连，而这种联系贯穿了他的一生。这本包括了《卡泰林娜》《塔拉斯之夜》《“我的歌啊，我的歌”》《佩列本佳》《白杨》《“黑色的眉毛，褐色的眼睛”》《致奥斯诺维亚年科》《伊万·波德科瓦》的诗集，立即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使他成为一个著名的乌克兰人民诗人。在这本诗集出版之后，乌克兰老作家克维特卡—奥斯诺维亚年科写信给谢甫琴科说：“当我和我的妻子开始阅读《科布扎歌手》的时候，头发在我的头顶上耸立起来，眼睛里发出光亮，心里感到了某种痛苦。……我把你的书紧按在胸前……你的思想也留在我的心上……好极啦，真是好极啦，我再讲不出更好的话来。”大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读到这本诗集之后，立即为《祖国纪事》杂志写了评论文字，一开头就说道：“谢甫琴科先生的名字，假如我们没有错的话，还是第一次出现在俄国文坛，而我们更加高兴的就是在那本非常值得评论界赞扬的诗集上见到这个名字。”别林斯基在为《文学报》所写的文章中讲道：“我们怀着极大的满足阅读了这本诗集，并且把它推荐给所有小俄罗斯文学的爱好者。在谢甫琴科的诗歌当中，有很多的热情，有很多深邃的感情，到处透散着对祖国热爱的气息。”但是反动的批评家们却对谢甫琴科竭尽毁谤之能事，说他玷污了俄罗斯语言，骂他是个“庄稼汉诗人”。可是谢甫琴科却怀着骄傲的心情说道：“让我就当一个庄稼汉诗人吧，只要是诗人就行，我再不需要什么！”伊万·弗兰科后来讲道：“这本小小的诗集，立即好像展开了一个诗歌的新世界，它好像一股纯洁、清凉的泉水涌现了出来，并且使在乌克兰文学上以前无人知晓的表现力的明朗性、朴素性与诗意的优美放射出光彩。”
谢甫琴科在自己早期所写的诗歌作品当中，继承了乌克兰民歌和科布扎歌手的传统，用民歌体的诗句歌唱了辽阔的第聂伯河和一望无边的草原，写出了乌克兰黑眉毛姑娘们的不幸的命运（《卡泰林娜》《白杨》）；刻画出流浪的科布扎歌手的形象（《佩列本佳》）；歌颂了乌克兰人民为了争取自由解放和土耳其人及波兰贵族地主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塔拉斯之夜》《伊万·波德科瓦》）。尽管这些作品带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而且也只能用悲怆的无言的愤怒对民族压迫和社会的不义提出抗议，但它们表达出了乌克兰人民内心的痛苦、愤怒、斗争和向往，因此在乌克兰获得广泛的流传。诗人在一八四三年回到乌克兰时，在很多地方都听到盲乐师唱他的诗歌作品。他在民谣《一个得了邪病的姑娘》开头的十二行诗，早就成为乌克兰著名民歌，一直流传到今天。
一八三九年秋天，谢甫琴科开始写他早期的重要作品——长诗《海达马克》。这篇二千五百多行的长诗受到审查机关的长期留难，一八四一年方才出版。在这篇长诗中，谢甫琴科继《塔拉斯之夜》《伊万·波德科瓦》等以历史为题材的诗歌之后，描写了他从童年时就熟悉的乌克兰人民在一七六六年所进行的反对波兰贵族地主的英勇斗争的故事。谢甫琴科在诗里塑造了在马克辛·热列兹尼亚克和伊万·冈塔领导下的被称为“海达马克”的起义者的光辉形象。他们击败了波兰贵族地主的军队，焚毁了地主的庄园，声势非常浩大。谢甫琴科还在乌克兰文学当中最早创造出了贫雇农出身的起义者亚廖马和他心爱的姑娘奥克珊娜的动人形象。谢甫琴科在全诗的《尾声》中写道：
想当年我还是没依靠的孤儿，
穿一身破衣服，没帽子，没粮，
我沿着热列兹尼亚克和冈塔走的路，
在咱们乌克兰曾到处流浪。
想当年我曾用孩子的小脚步，
沿海达马克们走过的路跑，
我边走边流泪，把好人寻找着，
要找到这些人，向他们学好。
……
想起爹，还想起我那位老爷爷……
我的爹早去世，爷爷还健存。
……
他就求老爷爷讲海达马克起义，
讲农民怎样漫游在乌克兰，
讲冈塔、马克辛怎样杀敌，
老人的两只眼像星星一闪闪，
他的话夹着笑，像流水滔滔：
讲鬼子被消灭，斯美拉被焚烧……
邻人们静听着，又急又苦恼。
就连我这孩子也为了那长老
不知道伤心地流下了多少泪，
可没人知道我在屋角痛哭……
爷爷啊，谢谢你把整整百年前
哥萨克的光荣保存在脑子里：
我如今又把它向孙子叙述。
善良的人，请原谅我，
没用一点典故，
把哥萨克的光荣，
只是信笔写出。[16]
就在这篇长诗当中，谢甫琴科不只是动人地描写了历史往事，他也和在一八四一年所写的诗剧《尼基塔·加达伊》一样，直接号召乌克兰人民起来斗争。
谢甫琴科在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五年所写的《三年诗抄》中的作品，代表了他的创作新时期，也是他在政治思想上更为成熟的时期。这个时期，他从早期的浪漫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不再把乌克兰的历史加以理想化，而开始用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作品来揭发和暴露残酷的现实，表明自己的政治信念，鼓舞和号召大家起来进行反对沙皇暴政的斗争。谢甫琴科在一八四四年所写的称为“喜剧”的长诗《梦》，通过三个梦乡的旅行影射和讥讽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暴政。在第一个梦里，诗人在美丽迷人的乌克兰上空飞翔，但他所见到的却是在农奴制度重压之下的一片悲惨现象。在第二个梦里，他飞到了西伯利亚，在那里见到了被流放到当地去做苦役的十二月党人，他向这些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表示了自己的敬意。在第三个梦里，他飞到京城圣彼得堡，看到了这个建立在劳动人民的尸骨和血肉上面的城市。他在诗中嘲笑了沙皇的宫廷，讽刺了一切贵胄，还痛骂了沙皇尼古拉一世本人是个最残酷的刽子手。这是一首强烈的政治性的诗歌，伊万·弗兰科后来在《黑暗王国》一文中评论了这首诗，说它是“政治诗歌的典范”。
谢甫琴科在一八四五年十二月写成的通称为《遗嘱》的诗中，公开地号召推翻沙皇统治和农奴制度，更达到了他的思想的最高峰。他嘱咐人们在他死后把他埋葬在辽阔的第聂伯河旁，而且号召大家：
把我埋葬以后，大家要一致奋起，
把奴役的锁链粉碎得精光，
并且用敌人的污血
来浇灌自由的花朵。
在伟大的新家庭里，
在自由的新家庭里，
愿大家不要把我遗忘，
常用亲切温暖的话语将我回想。
接着，在谢甫琴科的生活当中，黑暗的日子来临了。十年的流放剥夺了诗人的自由，但是牢狱的铁窗、营房的黑暗、“非人的禁令”都不能禁锢住诗人的自由奔放的思想。这时候，他称自己失掉自由的诗神是“被俘虏了的缪斯女神”，称自己失掉自由的诗歌是“被俘虏了的诗歌”，但尽管这样，他还是在牢房和要塞中写成了《牢房诗抄》《靴筒诗抄》，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渴望自由，怀念乌克兰故乡，热爱祖国和人民。我们从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当中可以读到不少这样的句子一八四七年下半年他在奥尔斯克要塞写道：
哦，我的歌啊！哦，恶毒的荣誉啊！
为了你，我在异乡无缘无故地遭苦受难，
我受尽折磨，吃尽苦头……但我绝不后悔认错！……
我像热爱自己真诚的女友一样，
热爱着亲人似的可怜的乌克兰！
一八四八年下半年他在科斯—阿尔岛写下（一八五八年在圣彼得堡改写）：
既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为了荣誉，
我只是为了自己，我的同伙弟兄们啊，
我才在纸上写出了这些精美的诗行！
在囚禁中写出这些诗句，
我心里感到了轻松愉快。
就好像这些诗句，
是从遥远的第聂伯河边飞来，
最后落在我的纸上。
它们哭啊，笑啊，
如同孩子们一样。
它们使得我那孤独的
不幸的心灵快乐起来。
和它们在一起，心里是多么欢畅，
……
我非常满意，我非常愉快，
我要祈祷上苍，
在这遥远的异乡，
我不会让自己的孩子们进入梦乡。
谢甫琴科在流放期间写的不少诗歌作品中，虽然带有悲伤的情绪，但这并不是悲观主义，正如高尔基曾经指出的：“在他对个人苦命的诉苦当中，可以听见整个小俄罗斯的诉苦的声音。”
一八五七年八月，谢甫琴科从流放的地方归来之后，重新获得自由写作的可能。他在一生的最后三四年当中，还是写了不少诗歌作品，并且它们的锋芒都是针对着沙皇暴政的。
一八五八年二月，谢甫琴科先后写成的《命运》《缪斯女神》《光荣》三组诗，表达出他对于艺术的信念，认为艺术应该为崇高的理想服务。他在《缪斯女神》一诗中写道：
你用我的星星啊，
我的神圣的安慰啊，
你用神的光辉在我的头顶上照耀着。
你是我年轻的命运！
不要离开我啊。
无论黑夜，无论白天，
无论黄昏，无论早晨，
你在我的头顶上飞翔吧，教导我吧，
教我用不撒谎的嘴
去讲出真理。
一八五八年十月一日，在赫尔岑编辑的革命刊物《钟声》上，发表了唤起俄国被奴役的农民拿起斧头来进行斗争的号召，要他们不要指望沙皇，也不要指望地主——“你们只有指望自己，指望自己的坚强的两手：磨快斧头，行动起来！”在这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谢甫琴科就用自己的激昂的诗句来响应这个号召：
不要妄想好的日子马上会来临！
也不要等待大家期望的自由——
它现在正在沉睡：
是沙皇尼古拉把它催进了梦乡。
为了把虚弱可怜的自由唤醒，
大家要一致起来铸造巨斧，
要把斧头磨得更加锋利，
只有那时才能把它从睡梦中唤醒。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三日，也就是在谢甫琴科逝世之前四个月，他在讽刺皇室的诗《“哦，人们！可怜的人们！”》中这样写道：
哦，人们！可怜的人们！
为什么你们需要沙皇？
为什么你们需要看管猎狗的人？
要晓得，你们不是狗，你们是人！
……
什么时候审判才会来临？
大地上所有的沙皇和皇太子
什么时候才会遭到严惩？
在人们中间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真理？
真理一定会来到；当太阳一升起，
就要把这片玷污了的大地烧光。
除此以外，谢甫琴科还写过不少政治性很强的诗歌作品，甚至通过赞美诗或是拟作《圣经》章节的形式表达思想。他的一位同时代人写道：“谢甫琴科的揭发，成为不可遏止的力量；他打击着和鞭挞着；他整个的人像被某种狂烈的和要焚毁一切的火焰所燃烧着。”
一八六〇年，谢甫琴科的诗集《科布扎歌手》的新版终于通过将近两年的层层审查和留难出版了。谢甫琴科这样写道：“今天，书报审查机关才从自己的利爪当中把我的不幸的诗歌释放出来，这个该诅咒的机关把它们那样清洗了一番，弄得我几乎都认不出我的可怜的孩子们了。”在他的《自传》中有这样的话：“在两年长久的拖延之后，书报总审查委员会只批准印刷那些在一八四七年以前发表过的作品，还从它们当中删掉了几十页（这就是所谓进步）。”从这两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反动的沙皇当局是怎样害怕谢甫琴科的诗歌作品了！
谢甫琴科从事诗歌创作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多年，而且其中还有十年是在流放中度过的，但我们从他留给我们的仅有的这卷《科布扎歌手》当中，可以看出他所走过的创作道路：从早期的浪漫主义走向批判现实主义，从朴素的民歌发展为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而他本人也终于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和伟大的人民诗人。谢甫琴科在自己的一生中，自始至终用诗歌作品来揭发和反对沙皇暴政与农奴制的黑暗统治。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写出了乌克兰人民的生活疾苦，表达出他们对自由解放的强烈渴望，而且还用诗歌来激励他们，号召他们起来为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谢甫琴科的诗歌作品是用朴素的人民语言写出来的，它们在乌克兰广泛地流传着，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正因为这样，乌克兰人民把谢甫琴科尊称为“科布扎歌手”“我们伟大的科布扎歌手”绝不是偶然的。
谢甫琴科是属于人民的，他是人民的诗人，并且无愧于人民诗人这个光荣的称号。他在为《科布扎歌手》新版写的序中这样讲：“为了要知道人民，就应该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为了要写他们的事情，自己就应该首先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粗制滥造的作家。那时候，你再去写作吧；只有那时候，你的作品才会是真挚的作品。”谢甫琴科本人正是用这种精神来写作的，这也正是他的作品充满人民性的原因。杜勃罗留波夫在一八六〇年新版《科布扎歌手》出版之后写过一篇评论，其中明确地指出：“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诗人。……他的思想和同情的全部范围，是和人民生活的含义与情况完全相符合的。他从人民当中出身，他和人民一起生活，他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生活的各方面，都是和人民紧密地血肉相连的。”普列汉诺夫、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对谢甫琴科都有过很高的评价。普列汉诺夫在一八九〇年就指出了谢甫琴科的重大意义，他说：“塔拉斯·格里戈里耶维奇是属于全世界文学史上那些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之列的。”高尔基则把谢甫琴科和普希金、密茨凯维奇两位大诗人相提并论：“谢甫琴科、普希金、密茨凯维奇——都是用最高的美、最大的力量和完整性体现出了人民精神的人。”卢那察尔斯基在一九一一年谢甫琴科逝世五十周年时讲道：“伟大的诗人谢甫琴科和他的亲密的故乡是分不开的，他把自己的天才的巨大坚强和充满花朵芳香的树枝远伸到乌克兰的边境以外去。作为一个乌克兰的民族诗人，谢甫琴科是伟大的；作为一个人民的诗人，他就更为伟大。但是他最为伟大的地方，还是作为一个深刻的革命诗人，同时就精神本质来讲，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诗人。”
三
伟大的乌克兰人民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的名字和他的作品，对于中国广大的读者并不生疏。早在一九一二年，周作人就曾经在绍兴出版的《民兴日报》上，用文言文编译介绍过谢甫琴科的一首诗：“是有大道三歧，乌克兰兄弟三人分手而去……”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翻译谢甫琴科的作品。五四运动以后，当俄国文学被广泛地介绍到我国来的时候，谢甫琴科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也就随着被介绍过来。首先是在一九二一年九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的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上刊载了沈雁冰（茅盾）编写的《近代俄国文学家三十人合传》，其中就专门介绍过谢甫琴科（当时译为“西芙脱钦科”）。同年十月，《小说月报》出版了《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其中发表了鲁迅用“唐俟”的笔名翻译的《小俄罗斯文学略说》一文。[17]这篇文字是从德国学者古斯塔夫·凯尔沛来斯写的《文学通史》中翻译出来的，除对谢甫琴科（当时译为“绥夫专珂”）的生平作了简短的介绍之外，还引用了他所写的《遗嘱》一诗的全文。在同一期专号所刊载的沈雁冰的《杂译小民族诗》中，选译了谢甫琴科的《狱中感想》[18]。根据我们目前发现的史料来看，这都是我国最早介绍谢甫琴科的文字和译文。
在此后的许多年代当中，谢甫琴科的作品被陆续地介绍过来。一九四二年一月在桂林出版的《诗创作》的《翻译专号》中介绍过他的评传，并译了他的《遗嘱》《在茅棚旁边》《我在异国人中间生长》《快活的日子呀！黄金的青春呀！》《如果你知道》《我不感伤》《梦》等七首诗。同年六月在重庆出版的《中苏文化》杂志上，刊载了谢甫琴科的评传。同年十一月在上海出版的《苏联文艺》第一期上，发表了鲍哥穆列次、柯尔纳楚克、帕乌斯托夫斯基等人写的关于谢甫琴科的文字，译了谢甫琴科写的《自传》和《遗嘱》《梦》等诗，还刊载了他的两幅自画像和《遗嘱》一诗的原稿。一九五四年三月号的《译文》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无题诗《“说真话，那对我全是一样”》《文艺女神》[19]《写给妹妹》《我走在涅瓦河上》等诗，还印了他的自画像以及《吉卜赛女子》《卡泰林娜》《盲人》等画。乌克兰基辅电影制片厂在一九五一年摄制的传记片《塔拉斯·谢甫琴科》，曾被制成华语对白在我国各地放映，一九五六年他写的电影剧本也被译成中文（《舍甫琴珂》，艺术出版社），都受到我国广大观众和读者的欢迎。
一九五九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谢甫琴科的小说《音乐家》（项星耀译）。一九六一年谢甫琴科逝世一百周年时，各大报纸和《世界文学》《诗刊》等刊物都编印了特辑，《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专文来纪念这位伟大的人民诗人。当年三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会上，曹靖华作了报告《春风啊，把“亲切温存的细语”送到塔拉斯耳边》。一九八三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由戈宝权、张铁弦、梦海、任溶溶等四人合译的《谢甫琴科诗选》，这是我国第一本完整介绍谢甫琴科作品的集子。
谢甫琴科的丰富而又珍贵的文学遗产尚待我们研究和介绍，而且其中也有不少史料可以证明他对中国的关心，特别是他在一八五七年九月所写的一段有关太平天国的文字，更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20]当一八五七年九月谢甫琴科从流放地归来之后，在从阿斯特拉罕乘轮船前往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途中，方知道我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他在九月六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船长室的地板上，我看见一张揉皱了的老相识《俄罗斯残疾军人报》，我把它捡了起来，由于无事可做，就开始阅读上面的一篇文章[21]。这篇文章讲到了中国起义军的情况，还讲到起义军的领袖洪秀全在进攻南京之前所发表的讲话。
我们知道，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对我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是非常关心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曾为《现代人》杂志写过专门的论文。从谢甫琴科所写的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关心和同情。尤其是他在这段文字后面所写的一句话，更反映出他当时对沙皇和贵族地主们的憎恨，这和他在一八五八年所写的号召大家“要把斧头磨得更加锋利”、一致起来反对沙皇的统治，在思想上可说是前后相呼应的。
塔拉斯·谢甫琴科这位伟大的乌克兰人民诗人，生前在沙皇暴政和农奴制度的重压之下受尽了一切折磨和苦难，他的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作品受到审查当局的任意删改和禁止，但他的光辉的名字和不朽的作品却早已超越了沙皇俄国的国境，流传到欧洲各国。从不少史料中我们知道，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熟悉谢甫琴科的生平和作品，在他的藏书中有乌克兰政论家德拉戈曼诺夫在一八七八年用法文写的《被俄国当局禁止的乌克兰文学》，马克思曾在有关谢甫琴科的地方留了记号；此外，马克思可能还曾读过奥地利翻译家奥布里斯特在一八七〇年用德文翻译的谢甫琴科的诗歌作品。当谢甫琴科逝世的时候，沙皇当局采取了各种措施，严防群众举行示威游行。甚至当一九一四年谢甫琴科诞辰百年纪念时，沙皇当局也禁止举行任何纪念活动。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当时曾以布尔什维克党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名义，对这种禁令表示了严正的抗议，而且指出：“利用禁止纪念谢甫琴科的事件来反对政府，是最好的、绝妙的、最顺利的和最成功的宣传方法，再也想不出比它更好的宣传方法来了。我认为我们所有反对政府的社会民主党的优秀宣传家，在反对政府方面，决不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取得像用这种方法取得的那种惊人的成就。自从采取这种方法后，千百万‘庸人’都变成了自觉的公民，都深信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牢狱’这句名言是正确的了。”
谢甫琴科生活在十九世纪前半叶，无论是他的思想还是他的作品，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而且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他只能达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高度。但是由于他出身自人民的底层，和人民血肉相连；由于他用自己的诗歌作品来鼓舞人民和激励人民，自始至终忠于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事业，因此他的光辉名字和他的不朽作品一百多年来一直活在广大人民的心中。他在乌克兰文学上所创建的光荣传统——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人民性、革命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传统，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的许多乌克兰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当中被继承着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今天，谢甫琴科的光辉名字，不仅在乌克兰，不仅在他所预言的“伟大的新家庭里，自由的新家庭里”，就是在全世界各国进步人士的心中，都得到了应有的尊敬和热爱；他的不朽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不仅成为乌克兰人民和前苏联境内各民族人民最珍贵的遗产，同时也成为全世界文化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正因为这样，他的不朽的诗歌作品今天也为中国广大的读者所欣赏和喜爱！
戈宝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