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相互牵引的家庭系统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家大型精神医院①的一群研究员②开始对观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行为感兴趣。虽然一般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只会按照自己内心扭曲的世界观来反应，已经“脱离现实”，但研究员观察到，一旦病人的母亲来医院看望过，之后好几天里，病人通常会产生一些急性反应或明显的沮丧。他们好奇病人和母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显然这些剧烈的情绪变化并非来自病人的幻想世界。因此，研究人员把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他们的母亲同时安排在医院中，持续观察他们之间的互动。
观察结果令他们大为惊讶。病人不但不会自我隔离，反而会深深卷入和母亲之间极为复杂又不安的沟通中。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他们的沟通分为两个层面——语言和非语言，而病人与母亲在这两个层面上传递的信息往往是矛盾的。
举例来说，当病人看到母亲来医院探望他的时候，会笑得很开心，很高兴看到她。他张开双臂想拥抱她，母亲也想接受儿子的拥抱，但却对这种肢体接触感到不自在而显得有点僵硬；在语言上她对儿子说的话却又像儿子对她一般亲切。儿子感觉得到母亲非语言上的排斥，因此他开始往后躲。然后母亲又冷冷地说：“怎么了？看到我不高兴吗？”儿子被她的话弄糊涂了，神情茫然地望着她。
儿子此时的处境被研究者称之为“双重束缚”（double bind）——陷在两个互相矛盾的信息当中。如果他想对母亲亲切的语言有所反应，就必须无视她肢体上的冷漠。当他对肢体语言的信息有所反应时，母亲却又否认了它。他们无法面对这种矛盾的关系，儿子也无法避免要在这种矛盾的困境中做出反应。因此，他更会为应付这种不确定的情况而困惑不已。
研究人员很兴奋地从这种母子之间情绪不安的沟通模式中发现许多精神分裂行为的意义。这项特殊的研究发展出有关家庭研究与治疗的著名的沟通学派，与当时其他理论相较，这种学派特别重视母亲和子女的关系。在家庭研究领域中，最敏锐的研究者之一杰伊·哈利指出：“我们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母亲大有关系！”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母亲和子女的关系被认为是心理疾病的罪魁祸首。有位精神科医师③用“制造精神分裂的母亲”（schizophrenogenic mother）的名词来诠释——即母亲制造出了精神分裂症，而另一位精神科医师则称其为“有悖常理的母亲”（perverse mother）。当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母亲们都喜欢这个阶段的精神医学史。
此后有些学者又发现父子间的情绪困扰也同样重要。在这些家庭中，父亲大多毫不关心子女，和孩子的关系极为疏远，因而母亲会变得过度介入孩子的世界，掌握着支配权。至于父亲们为什么会如此冷漠和被动，研究者还不能确定原因，但至少有件事是很明显的，就如杰伊·哈利所说：“精神分裂症与父亲也大有关系。”
接下来，他们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接受研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中，父母之间几乎都存有长期而严重的婚姻问题。更进一步说，病人的精神分裂发病期似乎都和父母亲的婚姻冲突史一致。每当父母的争吵开始变得激烈，子女就会发病，然而一旦子女被送进医院，夫妻俩便停火，摇身变成照顾“生病的孩子”的慈爱双亲。因此，子女的精神分裂症似乎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效果，就是以此帮助父母逃避他们的冲突。而家庭的稳定也就靠这间歇性的“发病”来维持。
通过这项研究，科学家开始用新的角度来思考家庭问题。以往家庭被视为个体的总和，现在则变为类似生物的完整有机体。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实体，一个“完整体”，有其独特的结构、规则和目标。
另一种说法是研究者开始视家庭为一个系统。什么是系统呢？家庭理论学家林恩·霍夫曼（Lynn Hoffman）指出：“定义系统是个很麻烦的问题，一般的解释似乎是，一个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若干部分组合成的实体，它由一种错误反应的方式来维持平衡。”听起来的确很麻烦：由一些部分组合而成，这些部分以某种可预测的方式相互关联，合力创造出一种以改变自身来维持稳定平衡的模式。
另一位家庭治疗师保罗·瓦兹拉维克④的说法或许能使系统的概念更为清晰：假设我们在西部某地研究兔子的总体数量，经过长时间记录观察，会发现频率曲线图上呈现出规律性的起伏。时而大量增加，时而急遽减少，曲线的起伏如此具有规律性，使我们不得不探究其中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继续研究兔子，找出起伏的原因，或者，找找周围环境中其他可能影响兔子数量变化的因素。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偶然明白了其中奥秘。把当地狐狸数量变化的曲线图也画出来后发现，狐狸的数量波动和兔子的十分类似，只是兔子数量递减时狐狸数量会递增，反之亦然。于是真相大白：兔子繁殖旺盛时，被狐狸大量捕食，因而造成兔子数量锐减。而狐狸的食物来源减少之后，狐狸的数量也会随之减少。随着狐狸数量的减少，兔子数量又会激增，这又使狐狸再因食物来源丰富而大量繁殖，这个循环就这样周而复始永不停息！
上面的例子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思考转变，这与研究者在精神分裂症起源上的思考如出一辙。在这两个案例中，研究者都从研究个人或某个物种，转变为研究影响该个体或物种的一连串关系。生物观察者从研究单一物种“兔子”转向考察整个草原生态环境的结构，而医院的研究者则将焦点从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转移到患者家庭互动的模式上，从而发现病人情绪不安的起伏，与“外界”力量的关系，这都是只能在实践中发现的事实。
当然，狐狸和兔子的循环只不过是大草原生态系统中的一小环，此外还有土壤、天气、昆虫以及该地区其他动植物等因素。而家庭系统也远比爸爸、妈妈、孩子的三角关系更复杂。但系统的概念具有普遍指涉（如家庭系统、生态系统等）的性质，这的确是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想法。
系统的概念贵在提供了一种将复杂的事物概念化的方法。整个宇宙，其实可以视为许多系统的集合体。这个宇宙系统之下分为两大类：生物和非生物。例如行星或气候属于非生物系统，但它们绝不是“死”的，它们是活动的、可视的，其表现可称得上是“行为”（behavior）。如行星运动，气候剧烈变化，等等。因此生物与非生物系统之间最大的区别应该是，非生物系统的行为可以用物理学的法则来推断，而生物系统的行为则含有许多无法捉摸的过程。
所有的系统都是有组织的，并能保持某种平衡的状态。例如我们所处的行星系统就有明确的秩序，借着已知的物理作用力维持平衡。即使是气候系统也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某种平衡。
生物系统也很有组织，只是方式迥异。例如一个非常简单的有机体，阿米巴变形虫，它本身就是个系统，但是它仍有明确的界限。在界限之内，它是个繁杂的有机体。它有活动能力，它通过活动来维持本身的结构。假如阿米巴变形虫遇到不怀好意的化学物或有机体时，它会立刻闪避躲开侵入者，以保护自己的完整性。
这是生物系统一个非常有趣的特性，它们基于环境发出的信息来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一点在以后的讨论中很有用。这种机制被称为“反馈”，为了更长远的发展目标，系统会改变其活动、结构或方式。非生物系统当然也按照反馈运作，例如火箭系统依据搜集到的有关高度、速度和方向等信息来修正其运行的轨道。但是这类非生物系统也只有在人的认真操作下，才能做到反馈修正。
这种对照看似牵强，但是系统概念的确能让我们把简单如阿米巴变形虫的有机体和更复杂的家庭系统放在一起加以对照比较。它们之间确实也有相似的地方：家庭也有界限，在界限之内每个组成部分都努力活动以维持这个有机体的组织。先前提到的精神病理研究者就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发病，可能就是家庭为了维护自身的稳定而采取的一种措施。
以下观点尤其有趣：系统是按照高低层级组成的。例如把一个人视为一个系统，当顺着这个系统的层级往“下”看时，我们将会发现许多的“次级系统”，它们按照大小和复杂程度依次递减排列：
人或有机体
器官系统
器官
细胞
分子
原子
粒子
我们当然不必停在这个层级。我们也可以一直朝上寻求能影响个人的更复杂的各种系统。只要将焦点集中在与个人有关的其他人类系统上，就可以将这种影响链无限扩大：
诸国组成的世界
国家联盟
国家
省
城市或社区
社区次团体（工作、朋友）
大家族
核心家庭
人或有机体
器官系统
器官
细胞
分子
原子
粒子
以上是简略的系统层级，省略了许多其他因素（如天气、食物等），它描绘了一个现象：个人乃是这个巨大复杂的影响链中的一环。一般而言，层级越高越复杂的系统越倾向于控制较小较不复杂的系统。但整条链上的影响因素由上而下移动，如果要了解人类的行为，我们必须整合各个不同层级的知识。例如个体受下层的原子和分子的遗传基因所影响，但同时也被学习模式影响。其经由上层的社会网络传达而占据个体的脑海，包围着他。除了生理和社会两大领域的影响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作用在个体身上。
妻子坐下来准备用餐。强烈的生理需求会促使她去吃这顿饭。但是她还受到许多来自社会的压力。她的餐桌礼仪从社会中学来，如男女角色的分配驱使她，而非她丈夫，来准备晚餐；其他一些影响则有：她可能会为丈夫晚回家吃饭而生气，即使她明白丈夫迟归有正当的工作上的理由，也仍不免赌气不和他说话。但她强烈的怒气可能会发泄在五岁的儿子身上，只因他吃饭时动来动去。夫妻俩也可能在吃饭时默默忧虑家里的财务开销，担心菜价和物价上涨。饭桌上的紧张可能又会因为丈夫的妈妈打电话来而加剧，吃饭被打断了，妻子火冒三丈。晚餐快结束前，十多岁的女儿接到男朋友打来的电话，想离开去看一场她妈妈眼里必属限制级的电影。这位贤妻良母已经有一个月没在晚上出过门，刹那间她开始痛恨自己这个“家庭主妇”的角色，终于开始大发雷霆。
种种压力在妻子和全家人之间乱窜。妻子可能会觉得这些压力，就像看不见的虫子，不停叮咬着她。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将不难发现所有这些压力可以在上述各层级找到运作的来源。
现代社会系统中，带给家庭最大压力的或许是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但除此之外，还受到其他系统的影响，例如工作系统、青少年团体、大家族，当然还有核心家庭的动力，包括母女关系或夫妻关系等次级系统。事实上，较大的社会系统内的冲突也会影响家庭。如中东战争，因为阿拉伯世界定的油价加速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又如男女角色分配、青少年独立的程度、新闻审查制度等社会上尚无定论的意识形态分歧，都会反映到家庭的冲突上。当母亲考虑该不该让女儿去看电影的时候，她无法求助于任何明确的指引，社会上并没有一致的公论。她更无法求助于丈夫，因为他们正在吵架中。
将压力区分为系统与系统之间的问题，以及不同层级间的问题，不但提供给观察者一个以简驭繁的方法，还能指出解决问题的优先顺序。例如这个家庭系统可以试着用一个不是那么“开放系统”的方式来解决用餐时发生的问题。他们可以把电话听筒摘下来，不再让它响个不停。至于其他问题，可能需要多费点心力，但仍然可以想办法解决，他们一次只要对付一个次级系统，从最小又最易接近的核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开始着手就可以。
一旦开始思索系统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它几乎无所不在：工作、家庭、社区，或者大至整个世界。人的身体是一种系统，办公室里的八卦也是一种，花园或草坪里的生态又是一种，甚至现在所关注的世界性经济状况也是一种！
真高兴能看到不同背景的科学家都有志于开发一个通用的系统概论。想象一下，一套理论性的结构使科学可以统一各种行为，如政治系统的原子性！虽然那一天离现在还非常远，但是此事正在逐步推动中，生物学家、工程师、太空科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专家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所有的系统都有共同的规则，因此这种系统的理论或许可以用来联结并构造所有的科学知识。
另一方面，从少数人对家庭关系和精神分裂症感兴趣，到发展出一套系统概论，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突破。现在，治疗师们已经发现系统概论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思考架构，但思考背景的转变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更不仅仅是从几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其家庭互动的研究案例中发展出来的。真正的改变得力于研究者和临床工作者的努力摸索，不断更新家庭对患者的生活有影响的观念，最后才发现：家庭运行如一个系统。而且他们采用的探索方法各有差异。
研究当然会继续进行，而对精神分裂症的兴趣将是所有努力中最关键的一环。如同弗洛伊德所说“梦是通往潜意识的最忠实途径”，精神分裂症患者复杂的家庭，也同样提供了一个足以让研究者思考一般家庭隐秘影响力的范本。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成为通往微妙、有时还相当可怕的内心世界的最忠实途径。现在研究的对象已涉及各种类型的家庭，研究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都还在摸索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