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社区
在“大数据”、数字化造成的诸多效应中，最深远的一个是信息内容本身受到了编制。就我们所了解的美国乡村最唾手可得的信息而言，情况便是如此。全国报刊、互联网提供了海量的信息，很多是以统计数据、图表以及交互式地图的形式体现的。这些信息为美国乡村绘制了一幅鲜明的图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是由“乡村地区”“乡村县域”“乡村人口”“乡村选民”组成的。这类信息是有用的，但它也忽略了美国乡村最关键的事实，即促使记者、政治分析师、社会科学学者呼唤另一种不同的、更贴近美国乡村居民现实的信息。这一块缺失的事实是：美国乡村是由小型社区构成的。在美国乡村，几乎所有人都分别生活在自己的社区里或社区附近。这就是他们称之为“家园”的社区。
社会科学学者把家园定义为这样一种地方：我们在这里与我们认识、关心的人进行惯常的互动，在这里进行日常生活中最为惯常的活动，在这里得到安全感或者期望得到安全感。家园是包含了亲切感、回忆、氛围、习惯的所在，是我们大部分时间习以为常并且感到自在的空间。我们说“感觉就像在家一样”时，就是这个意思。
家园也可能给人们造成伤害。治理家园的规则可以是约束人的，正如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20]所写到的，它对“人的身心”实施“专横的控制”。年轻人经常反抗规则，一心只想逃离。但是，在规则管用的前提下，家园是我们感到有责任维护这些规则的地方，家园是需要维护、修补的地方，家园是我们希望感受到爱——或者至少能感受到理解和支持的地方。
在这些方面，乡村社区就是家园所在，且家园情谊更为深厚。对于大多数乡村社区居民来说，他们居住（或就近居住）的小城镇在地理上是容易辨认的。小镇界限划分清晰，不但有名字，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一个同名的学校，学校有代表小镇出赛的运动队，运动队都有吉祥物。小镇上设施齐全，居民们大多在镇上购物，去当地的邮局，在当地参加礼拜活动，熟门熟路。除非是人口极少的社区，社区人口通常不至于少到真的“人人都认识”，但不奇怪的是，他们总是莫名其妙地感觉像是人人都认识一样。
这还不是全部。乡村社区是有道德义务的所在。居民们可以自顾自地过日子，很少跟别人交流，但如若这样生活，他们就会被当成外人。要成为合格的社区成员，必须跟邻居聊天，必须打理好自家的住宅，必须担当镇上的某些社区职责。这些事可不是极少得到实践的乌托邦式社会理想，而是对日常生活的默认约束，居民要持之以恒地遵守，这些约束才能形成可以运作的社区惯例。
对社区的义务包含了对于社区中具体人群的义务。第一责任序列就是对自己以及家人；相应地，照顾好自己、不成为邻居的负担也是对社区的义务。第二责任序列是社区确会为家庭的外延提供支持：子女就读的学校、需要医护或生活照顾的年迈亲戚、传承三代的农场。第三责任序列比较有选择性，通常包括社区组织以及覆盖全社区的项目，比如支持年度校友日游行或加入志愿者消防公司。
强调这些义务责任并不是说对社区都要事事亲为。社区跟家庭一样，也是有困难的。居民们太忙，没空参与社区事务；邻居互相躲避；家庭间不和。强调这些义务的意义在于，日常生活大都发生在这个划定了界限、有着明显社会文化特征的社区里，以至于社区本身会呈现出家的特性。就像人们把住所当成家一样，乡村小镇的居民则把社区当成了家。他们住在如此这般的地方，“来自”那里，在内心有那个地方的景象，这种景象足够清晰，他们能凭此辨识方向，知道去学校要在卫理会教堂右转，去合作社要在红绿灯左转。他们知道社区的缺点，正如知道自家的毛病一样。即便如此，社区仍然如同家一样，因为它很亲切。
正因为这些原因，我们需要把乡村社区作为整体、作为被人称为“家园”的所在去理解，才能明白为什么当人们在感到社区遭遇威胁时经常会做出情绪化的反应。他们生活的地方是“道德共同体”，承载着他们所认同的、关于生存质量的意义。道德共同体影响了他们的态度，影响了他们对于自家利益的看法。然而，道德共同体的影响比这更加深远，它代表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要更好理解建构起这种道德共同体认知的各种因素，我们需要考虑生活在偏远小地方的居民对自己社区的描述。这么做能说明人们对于社区有多么的认同，说明他们描述这些地方所用的语言跟我们许多人描述自家、描述自己社区的语言是多么的相似。除此之外，这些描述也表明，乡村居民是多么地看重他们在社区中的根基，感到住在小地方比住在城市拥有真正的优势，能通过对自己、对邻居尽义务而与社区紧密相连。
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我叫作“美地”（Fairfield）的社区，一个有着14000名居民的中西部小镇，其中90%是英裔白人，其余的是拉丁裔或混血人种。该县六个更小的镇子以及周围的农场里还住着13000人。美地镇所在的广袤平原从得克萨斯州向北到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南到北达科他州，一直绵延到加拿大西部。[21]
美地镇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其地形极其平坦。从数公里之外的四面八方都能看见该镇的大谷仓。自19世纪70年代第一批白人居民在此拓荒开垦起，除了北面的一排低矮山丘，该镇周围大部分土地上都种植了作物。传说最早的移民将一些最优质的冬小麦引进了该地区。如今，这里的农田一半种着大豆，一半种着小麦。
美地镇居民在小企业、办事机构以及几个技术含量不高的工厂上班，附近的农民则种植小麦、大豆，养殖牲畜。跟许多小镇一样，美地镇的医院和学校是当地最大的雇主，而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这代表相当一部分家庭与农业人口并无共同之处，只是他们对国际贸易和国内政策都一样担忧。
跟许多小型乡村社区相比，美地镇一片繁忙景象。一个世纪前，该镇的规模不足以算作一个建制区块，但该镇人口在美国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中都在增长。早期一个与教会相关的学院吸引了学生，促使他们留下从事专业工作。之后，一个专科学校使得该镇的白领队伍得以增长。该镇是县政府驻地，同时还位于两条高速公路的交叉点，这两点起到了作用。如今，装运牲畜、粮食的拖挂卡车在镇上穿行。在该镇的一边有一家加工原油和天然气的工厂，另一边一家全国家用商用产品公司的区域总部提供了就业。在该镇又一侧的数公里外有一条州际高速公路经过。20年来，小镇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出了遍布公路边的加油站、餐馆、二手车经销店以及一家沃尔玛超市。
美地镇规模够大，职业也够多样化，因此居民大多与近邻、亲戚、同事以及在教堂、俱乐部认识的人产生联系。尽管如此，整个社区的凝聚力还是很显著的。从8月下旬到11月下旬，大多数星期五晚上的最佳去处是在美地镇的美洲狮体育馆为冠军球队、美洲狮橄榄球队助威。当地报纸如今可在网上免费查阅，它只会选登寥寥几则本州和全国的政治新闻，而大部分内容都是在炫耀本镇的最新体育成就。
路过美地镇的游客可能会决定继续前进，希望两小时车程外的城市里有更让人心动的便利设施。不过当地人觉得他们的社区大小正合适——觉得这里太大的人会住在那种共用一家联合中学的小乡村里。我们访谈的当地人说，让他们喜欢的一点是，这里的活动很丰富，而且不管什么活动，只需几分钟就能去到目的地，而且之前也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对某一位女士而言，那是她从小就去的教堂；对另一位女士而言，那是她已故母亲创办的家庭社区俱乐部；对又一位女士而言，是去中学出席音乐表演活动。
卡伦·米克斯和丈夫约翰住在美地镇西面几公里外的一个农场里。她在25公里开外的一个乡村学区一年级教课，包揽了大部分家务，还在农场里帮忙，去镇上养老院照顾母亲。环绕着树木、农场建筑的两层楼农舍以及400多公顷农田中的大部分在米克斯家已经是三代相传了。米克斯家去美地镇的教堂做礼拜，在这里经营所有的农场生意。[22]约翰的祖上很早以前就在其他社区务农了。
米克斯太太是客观看待生活实情的一类乡村美国人。她住在镇外，又很忙碌，承认很少有空跟邻居聊天。实际上，要是有人来访，她常常是不情愿接待的，因为要干的事情太多了。她认识的农民在需要帮忙的时候会互相帮忙，但他们通常特别独立自主，不会求人帮忙。她说，镇上的富人和穷人正在日益分裂。镇民们不想承认这里也有穷人。她觉得，人口可以增长，但没人愿意改变现状，“不少人都不喜欢有人搬过来”。
尽管如此，她还是很热爱美地镇。这里是她的社区、她的家。她一辈子都住在这里，了解它的历史，而且为她祖上也有份参与这一历史感到很自豪。她对农田了如指掌，懂得在操作拖拉机时要注意哪些事项才不至于深陷泥潭。她喜欢周围土地的自然美景、绿色的田野、成熟的麦子、路边草场上的野花。“说到这些我就有点感伤，”她说。接着，为了转换心情，她笑笑说：“就踏踏实实待着呗。”
像米克斯太太这样的老居民会羡慕那些过上了新生活、见了更多世面的人（比如她的妹妹）。但是，美地镇对于她的意义与她的自我认同感、价值感是密不可分的。她对于美地镇有一种主人翁的精神，因为她知道自己家的历史与这个镇子的历史是紧密相连的。即使她住到其他地方，这个历史依然会跟随着她；但在美地镇，这就是她能够讲述的故事（事实上也反复讲述过），她的亲戚邻居也有着类似的故事，或者哪怕没有，也会对这样的故事感兴趣。
米克斯家与美地镇的联系中有一点是明显的：米克斯太太耕种的土地属于她的母亲。他们曾经有几次考虑放弃务农，因为劳作辛苦、收益太少。但米克斯太太的母亲总是以家人为重，她觉得自己也应该这么做。她希望在母亲需要她时，她离得近一些。
我们在美地镇访谈的其他人对于自身与社区的关系表达了类似的感想。镇上的居民更喜欢与邻居交往。住在农场和附近村子里的人把美地镇当成大社区的核心。像米克斯家一样，大多数人说需要两个人工作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这意味着有人（通常是妻子）要通勤三五十公里去更大的镇子上工作。他们与邻居闲聊的时间比较少，就这一点看，他们跟同事倒反而更有共同点。社区在整体上有家的感觉，但外围已经出现了裂痕。
第二个例子将我们带到了新英格兰的一个小镇，我把它叫作新堡（Newborough）。它的面积只有美地镇的四分之一，居民的社区感更为亲密。18世纪初期，新堡镇的周边地区就有人居住了，一个世纪后该镇成为建制镇。该镇人口早期经历过一次猛增，之后在一个多世纪里保持着稳定；但近几年，在一家雇用了400人的工厂搬迁后，该镇人口减少了。新堡镇是县政府驻地，全县人口大约有30000人。该县较小的村庄数量和人口也在减少。
新堡镇的天然美景是其最为显著的优点。虽说它同大多数小地方一样都得忍受过多的电线杆、空中电缆以及只有当地人才懂得欣赏的破败商店（大多数小镇都是这样），但它周围的山丘是让人心旷神怡的。社区的第一批居民认为这是农耕的理想地点。山谷洼地深而肥沃，土壤适合种植小麦和玉米。群山让谷地免于新英格兰严冬的侵袭。多年来，谷地中的农场越来越多地转向了乳业，高高的筒仓、白色的大谷仓镶嵌在地貌景观中。新堡镇的乳业农场为海滨城市供应了牛奶和奶酪。不幸的是，山谷中的河流使得该地区面临洪灾危险。几年前，整个山谷遭受了几个星期的涝灾，很多农民因此而破产。
肯尼斯·萨默斯是挨过了这一劫的农民。他从小就开始干农活，如今年过半百。他衣如其人，穿着蓝色牛仔裤、格子衬衫，头上反戴着一顶球帽。他和家人擅于种养夏季蔬果、温室鲜花，长于烘焙食品。游客在周末纷纷前往他们的农场，品尝现摘的农产品，呼吸乡野空气。
萨默斯先生认为，住在这个社区的大多数人“觉得自己住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说，这里景色优美，充满历史底蕴，农场也很有特色。小路上大多是历经好几代的两层农舍，偶尔会出现一座风雨桥。镇上的古旧灯杆在夏天会有花篮装点，主街上的商店和漂亮的殖民风格建筑被改造成律师事务所、银行分部、保险公司以及古董店，一切都在刻意维持新英格兰的魅力。对于萨默斯先生而言，“这里特别有家的感觉”。
他说，这里有家的感觉，是因为你在主街上漫步时跟遇到的所有人几乎都能保持眼神交流。好似你认识他们，这很特别。去邮局可能要花比较久的时间，因为路上需要停下来聊天四五次。但在理想情况下，你并不太赶时间，能享受这些聊天。你的生活节奏可以是比较慢的。“我想改变什么吗？不想。我们离城市有些远，我喜欢这一点。要是能改变什么的话，我可能希望减少外部世界对这里日常生活的影响吧。”
“我大概要解释一下这话的意思。”他补充道。他的意思是，没错，山谷里的生活跟外部世界不免会有联系。交通、运输、通讯为这些联系提供了渠道，也影响着山谷里的生活。然而，他最喜欢的还是没有改变的那部分。“我现在从农场往窗外看，除了道路上有些新的汽车和卡车，我可能会看到1910年、1940年、1970年、1980年存在过的风景。”他承认，农田里可能种了新的作物，某人家的房子可能换了面貌。“但山还在，我从小干活的农田也还在。”
正是这种稳定感、熟悉感最能代表许多人声称自己社区让人喜欢的地方。他们喜欢在邮局看到的熟面孔，而且他们尤其依恋这个地方。哪怕新堡镇周围的群山如此美丽动人，这里也不仅仅是一个物理位置。这里是生活进行的地方、往事发生的地方——是在谷仓后抽第一支香烟的地方，是奶奶张罗户外野餐的后院；而在萨默斯先生的例子里，则是他从小干活的农田。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个人。我们在新堡镇访谈过的人几乎都表达了类似的想法。有些人跟萨默斯先生一样，自家在该社区的世系可以上溯好几代；有些人是城市来的移民，来追寻更简单、更悠闲、更安静的生活，追寻一个代代传承不变的所在。除了周围的环境，他们喜欢新英格兰人吃苦耐劳、独立自主的精神，这种精神似乎比在大地方更显真实。他们觉得，尽力依靠自身的资源（帮助自己和邻居）比依靠法律、基金以及来自远方、对美国乡村缺乏了解的项目更好。确实，社会服务机构帮助了社区里的穷人，而邻里、教会也助了一臂之力，而且这种资助是因地制宜的。还有，没错，新堡这种小镇上的学校可能很小，但这不比一个没有人情味、孩子们可能会在一片混乱中迷失自我的大学校更好？他们若有所思地说，在城市或者人口多的地方可能管用的方法，难以想象在乡村社区会奏效。
但同样难以想象的是新堡镇会跟以前一样自给自足。主街也许是挺漂亮的，但是老一辈的居民记得有酒店、服装店、廉价商店、报纸摊、食品店，这些已经不在了。牛奶价格特别低迷，导致设备维护商也难以为继。对他们来说，小镇似乎比以往更加沉寂了。我们访谈的几位居民说，社区正在艰难地对自己进行某种重新定位。改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尽管不愿意去想，他们也知道镇子只能适应美国不断发生的变化。
第三个例子是一个我称之为“湾谷”（Gulfdale）的社区，因为它位于墨西哥湾附近。湾谷镇是一个大约有3000人、大多数是白人的社区，是县政府所在地；所在县的人口约40000人；居民住在农场或几个非建制的村庄里，或者在镇上工作，或者通勤一小时去海滨的造船厂、炼油厂上班。跟许多小镇的规模相比，湾谷镇发展得相当不错。自从1980年以来，它的人口一直保持稳定。它有一家社区医院、中小学校以及一间人满为患的管教所。社区公园打理得当，图书馆人员齐备，县政府大楼维护精良。教堂有十几座，餐厅的数量也差不多有十几个。湾谷镇四周围绕着光秃秃的柏树、高大的白松以及绵延的群山，散发出南方的韵味——人们说，这里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美”。
但是，从南面进入镇里，沿着支路一直走到主街，不难发现湾谷镇已经今不如昔。20世纪50年代的建筑一半在闲置，一半在使用。除了偶尔会有一辆敞篷货车，停车场里空荡荡的。门窗紧闭的工厂正是失业率两倍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原因。
“镇中心跟30年前没有太大变化。镇子边上有几家商店整修过，但就这样了。”说这话的是杰弗森·卡希尔，一位年过六旬的圆脸胖男人，有一头梳理得极漂亮的白发。戴上眼镜，再留个山羊胡，他可以冒充肯德基的创始人山德士上校了。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卡希尔先生就经营着镇子外沿的一家食品店，而且被选进镇委会，已任职几年了。
卡希尔先生说，镇子跟以前没太大变化，因为镇上许多居民不喜欢新思想进来，不希望镇子发生改变。事实上，他们已经反对了几个会带来新业务的项目。他说，生活在湾谷镇就像回到过去一样。生活节奏是缓慢的，居民们喜欢坐在门前的走廊上，有安全感。不锁门关窗也没关系。你觉得人与人之间是有联系的。你认识跟你做生意的人。你去教堂时，周周、年年看到的都是同样的人。
主街上的两座教堂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了。两个教堂的境况都不错。其中一位辛普森牧师说，整个社区对上帝都很虔诚。每年的圣诞游行是社区最隆重的年度庆典。他说，知道社区能这样公开庆祝圣诞而不是非要追求政治正确，这一点让他很欣慰。每年夏天，社区会在公园里举办基督福音音乐会，他对这一点也很赞赏。在其他不少地方上帝受到了冷落，这一点让他不痛快。他说，湾谷人不希望改变生活方式。而且大家会监督你，他们都了解情况。“在这样的社区，规矩就是这样的。这不是坏事，它不会让你干蠢事，不会让你冒险做不该做的事，保持了和谐的局面。”
“和谐”？这些话语在大多数小镇有特别的意思，需要花点时间去理解。在湾谷镇，“和谐”有几方面的意思。它意味着举止得当、平心静气，要有南方白人中产阶级的格调，而不是在“某种人”身上以及造船厂主身上可能会看到的粗鲁放肆的举动。“和谐”也用作社区权力结构的委婉称呼，它保持着某种相持的局面，以防建筑业、公用事业等机构占上风。当湾谷人宣称希望保持原样时，他们有时候的意思只是说，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不过，无论他们喜欢与否，湾谷镇都在发生变化。商店不像以往那样在周六下午关门，现在周日也营业。从1920年开始，该县就有禁酒令。在最近一次公投中，县民们终于废除了这个禁令。社区里新来的家庭似乎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地方。老家伙们说，他们好像融入不了环境。他们会不会一直都融入不了，也很难说。
在镇委会效力的卡希尔先生致力于跟社区各处的人沟通，倾听他们的忧虑。种族关系？是，社区取得了进步。工作？嗯，失业率挺高，但最困难的人口中有五分之一“得到了某种补贴”。这是不是他们应得的他不好说，但这不是社区最大的烦心事。
他说，最大的问题是，由于联邦法律的许可，湾谷镇在五六年前建造了一个50个单元的联邦住宅项目。这太过分了！“在这样的住宅项目里，人人都能得到租房补贴，‘麻烦群体’就这样混进来了。”他说，曾经出现过一个状况，同一个单元里起码住了14个人，“这样真的很难排除掉麻烦的群体”。
对于该社区占大多数的白人中产阶级来说，幸运的是，那个联邦住宅项目位于镇上的另一个角落，远离大部分的高档住宅。就该社区的那一部分而言，湾谷镇大体上是个宜居的地方。最近一项区划法规生效，将房车公园限制在规定的区域。镇上三个最大的教堂情况都不错，即使很少合作，它们确实保证圣诞庆典、夏季福音音乐会得以举办。
无论是对“麻烦群体”的恐惧心理，还是基督徒天下一家的包容心态，我们在湾谷镇访谈的居民确实热爱着自己的社区。他们喜欢生活可控的感觉，坚持认为在城市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喜欢和朋友、邻居相约咖啡馆闲聊，离开时确信彼此价值观相同，也知道如果政见不同，礼貌的做法是避而不谈，特别是有争议的政治话题。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豪于南方人的待客之道并善于付诸实施。它意味着不认识你的人也会向你招手、跟你打招呼。它意味着要回报以相同的热情。在湾谷镇这么做是不奇怪的。这只是在用一种方式表示“我们喜欢你，你很重要”。
此地为家
这些例子里的许多细节并不稀奇。无论住在城市、城郊，还是小镇，我们对乡村地区常有的刻板印象是耳熟能详的：节奏慢、友好、念旧、拒绝改变。但我们需要深入探究这些特点，了解它们的意义和重要性。去邮局路上看到别人为什么很重要？别人知道你在做的事情为什么有好处？刻板印象通常是传递了一些真相的，这些也不例外。
首先要考虑到，乡村社区在居民心目中的印象是，它有种家的感觉。个中原因可能是他们在那里住久了。这种可能性的一个表现是，乡村成年人（年龄在18岁及以上）的年龄中位数比城市的高出六岁——51岁比45岁。[23]还有一个表现是，调查证据显示，80%的乡村居民在小镇或乡村地区（但未必是他们目前居住的地方）长大。[24]
另一个相关的原因是，在乡村占多数的州，居民留在原籍所在州的可能性比城市州的居民要大。尤其是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留居的比例要比城市人高。在非大城市的大学毕业生中，37%的人在毕业时就已经搬到出生地所在州以外的地方了，而且他们到40岁时这一比例会稳步上升到45%。而无大学文凭者的模式是不同的。30%的人在23岁时住在出生地所在州之外，这个比例在下一个10年间只上涨到了33%，之后就维持在了这个比例。他们未必一直在同一个社区，但这种模式表明地域间的流动较低。
他们多数待在原地的原因是复杂的。有些人跟农场、小企业、亲人有牵绊。有些人离开了又回来了，也许是因为适应不了其他地方。有些人从来没想过离开。留下的人绝不是认为此地月亮比外地圆，有些人承认，把他们拴在原地的是配偶或者父母。不过，大体而言，他们不但习惯了自己生活的地方，而且找到了愿意留下的充分说辞。
他们喜欢住在小社区里的亲切感。交通很简单。花几分钟就能走到或者开车到商店里。不单是很快能到，而且你熟悉它们的位置，不费脑筋就能到达。你也懂得沟通的窍门，因为你理解本地俚语。比如，罗斯科（Roscoe）[25]是什么东西？某个社区的人可能知道，其他社区就不知道。人们对于熟悉的场景和味道甚至会产生习惯性的身体记忆，正如一位男士讲述他住在美地镇郊外能够闻到附近新割的干草香，一位女士表示她在自家乡村社区比在城市里呼吸起来都舒服些。
一个人在某个地方住得越久，那里就越有家的感觉。然而，在乡村社区的归属感有另一个更为微妙的动因。许多住在本社区不到20年的人说他们还是没有太大的归属感。小镇并不完全是老人社会，但感觉上像是这么回事。老家伙们定下规矩，新人要是想融入环境就必须接受。这也是这些规矩变化特别慢的原因之一。惰性占了上风。貌似正确的东西正是那些貌似正确了很久的东西。
如何去交流这些惯例？去邮局的路上跟别人聊天就是一种交流。年年在教堂跟同样的人打招呼，参与学校事务，参加农场局的会议，这也是交流。假设在邮局的聊天是这样的：“我那天在合作社跟米尔德里德聊天，她说你女儿要结婚了！”你跟米尔德里德并不太熟，因此你也许稍微有些惊讶。但因为你住在这个镇上，你就不会那么惊讶。这次会面提醒你，你在镇上认识的人也认识镇上的其他人，他们会在你不在场时谈论你和你的家人。这不仅仅证明小镇八卦多，而且也说明了，即便在你感觉不到的时候，你的生活也在供人参观。要是你希望融入环境，怎么做、怎么说是很重要的。
再举一个例子。你在去邮局的路上遇到一个不认识的人，但你还是知道该怎么办。要是他们的穿着举止具有某种特点，你就知道他们是其他地方来的。你不会直视他们，但你会在邮局问别人那个陌生人是谁。要是他们看你的样子仿佛是认识你一样，你也必须表现得仿佛是认识他们一样。你知道在自己的社区里说“早”“嗨”“今天天气不错吧”之类的话是不是合适的反应。类似地，你知道在开车路上遇到某人时恰当的打招呼方式是哪一种：把胳膊伸到窗外、在车里挥手、手放在方向盘上举两个手指示意、按喇叭，或许以上都不是。
你听说米尔德里德知道你女儿要结婚的这一谈话指向了乡村社区礼仪中的一个更严肃的方面。如果婚礼日期已经定了，恰当的反应是跟你的谈话对象说，你很乐意邀请他们来参加婚礼。那位谈话对象的回答应该是，“好啊，我很愿意来，我能帮你们做什么？”这种互动是一种细微但又重要的暗示，它说明，生活在乡村社区势必是要承担道德义务的。也许有一些可以减轻责任的情形，比如你们不在同一个教会、不属于同一个亲缘关系网，你就不用非要主动提出为这次婚礼帮忙或接受别人的帮忙。如果你的邻居住院了，减轻义务的情形就不存在了。当一个好邻居意味着你要上门拜访，主动提出帮忙收邮件，或者带去一盘盖好的菜。如果你的邻居是农民，你和其他邻居就应该帮忙干活，把玉米收割完。
人人都认识
在乡村社区最常听到的两句话是：“这里大家彼此都认识”，“这里的人基本上都一样”。稍作思考就知道，这两句话其实都不准确。在一个仅有1000人的小镇上，你都不可能认识所有人；要是都认识的话，那么你的熟人比大多数人在其他情况下声称认识的人或在脸书上加的“好友”都要多得多了。“都一样”同样不符合逻辑。跟其他地方一样，小地方的人在兴趣、职业以及生活方式上各有不同。
小镇居民有板有眼地声称自己认识镇上所有人，原因来自我提过的两个惯例。其一，你在人行道上遇到一个不相识的人，你们也会表现得仿佛是认识一样，你因此会觉得你们可能是认识的，或者哪怕不认识，你们起码都知道要假装认识的规矩（一位新堡镇老居民表示，“无论如何都要跟他们说话”）。其二是在合作社的那位米尔德里德。你不认识米尔德里德，但你刚得知她知道你女儿要结婚的事，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她对你有所了解，也许你就应该把她看作相识的人。
如此，人人都相识的感觉就等于是同属一个社区的声明，而不是对社交网络规模的真实估量。只要稍作修改，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对于民族的著名论断同样适用于乡村小镇。安德森说，社区是想象出来的，“因为，哪怕是最小的（社区）里的成员绝不可能都认识、都见过甚至都听说过其他（所有）成员，但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存在着共同交流的图景”。[26]
即使事实上不是所有人都互相认识，一个小型社区里任何两人互相认识的概率也比大地方的来得高。在镇上的学校上学并且依然生活在本镇的居民，可能从小就互相认识。乡村居民通常是生活在同一社区中的大家庭、姻亲家庭中的一员。同样，如果你希望跟别人保持良好的商业关系，了解他们也很重要。地方上的惯例是，如果你在银行跟办事员聊上那么几分钟，就有望得到更好的服务。对修理洗衣机的人也是如此，下次有电器坏了，你可能还会打电话找这个人。
这不单单是做事的方法，也是出于礼貌的考虑。新堡镇的一位上班族就很好地解释了在一个地方年年见到的人都一样意味着什么。“你不希望冒犯他们，所以哪怕你有不同意见，也会一笑了之。你在日常办事时，在各种社区活动上会跟他们见面。不太要紧的事就不要计较了。”
假如考虑到收入多样性的衡量标准，小型社区的居民都一样的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在少于25000人的小镇，两个家庭的收入位于同一区间的可能性略高于规模更大的镇。不过，只有少于1000人的迷你小镇才是真正的例外。根据另一个考量标准，小镇和城市的多样性相对而言甚至更为相似。当进行全国住户调查的访谈员被要求从“远高于平均水平”到“远低于平均水平”对受访者家庭进行排列时，小镇、城郊、城市的排名情况几乎是一样的。如果访谈员的排名跟这些社区里的居民平常考虑的同一个证据有相似之处的话，就意味着这些居民知道社区里的家庭是大不相同的。确实，很少有富豪生活在小镇上。但在25000人以下的小镇，最上层1%的家庭平均收入是中位值的五倍，而25%的家庭收入低于平均值的一半。[27]
在当地环境中，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居民从事的工作以及与其工作相对应的生活方式。在我研究的小镇，居民把自己和邻居划分为几个宽泛的群体。位于顶端的是承包商或者大农场管理者，拥有大片土地、大企业，或者是医生、律师等高薪工作的“上流阶层”。本镇人觉得他们是有钱人，他们住昂贵的房子、度昂贵的假期，是乡村俱乐部的成员（如果有这种俱乐部的话），而且大多拥有一艘游艇或者一栋度假屋。在大多数社区里，属于这一类别的家庭少于5%。
按照社区声望和生活方式，接下来轮到“服务阶层”。他们是从事会计师、银行经理、教师、注册护士、管理人员、政府官员等工作的职员。乡村社区大约20%的民用劳动力受雇为教师、学校管理人员以及各类医疗保健职业。另有15%从事各种公共管理、金融管理、保险等职业。他们通常比上流阶层更有流动性，后者的土地和企业使他们留在原地。服务阶层选择住在小镇通常是因为家庭关系或者出于对本地区的热爱。
组成第三类人群的是“工薪阶层”。跟服务阶层不同，他们很少有人上过大学。他们在肉类加工厂、炼油厂、矿场、管道场站、饲养场、商品蔬菜农场、建筑工地工作，或者是服务员、电话销售员、保险理赔员、助教、护理助手、厨师、校车驾驶员、看守员等。这些小镇大约有15%的民用劳动力从事制造业，8%从事建筑业，6%从事货运快递业，另有15%左右在零售商店和办事机构工作。
第四类人群是“养老金阶层”，他们在乡村社区人口中占了大概20%。他们已经退休或接近退休，通常靠很微薄的退休收入、投资收入、养老金及社会保障生活。很多人有子女或孙辈在本地区，后辈会提供帮助，在有些案例中还提供了金钱资助。很多人生活在为老年居民定制的低收入住宅或生活协助机构、养老院里。社区规模越小，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就越大。
除了前面提到的，乡村社区还有10%-20%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他们包括：收入低于最低工资的、暂时失业的、从事季节性劳动的工薪阶层；老年人；残疾人或致残疾病患者；领取公共援助的家庭；接受亲属帮助的家庭；来自城市、在不合标准的废弃住宅居住的家庭。在有些社区，很多人是新近的移民。
站在大城市的有利位置看问题的局外人大概会说，归根结底，乡村社区大致上是同质化的，至少就种族、民族多样性不够丰富而言是这样的。但是，对于乡村社区的居民来说，他们直接体会到的多样性才是重要的，特别是那些划分人群的显著区别，比如他们从事的工作，享有的生活水平，以及是住在小镇边缘上的豪宅还是住在破败地区的低廉租屋里。
这样的话，“这里人人都一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但因为多个原因，小型社区的居民还是能维持人人都一样的假象。一个原因是，上流阶层的生活方式通常不会挥霍钱财——或者说他们会想方设法地对自己的财富不以为然。比如，我们采访的一位富有的农场主开着一辆破旧的皮卡，而且自己干农活。一位住高档房的医生尽量避免其他的高调消费，而是开普通的车子，去镇外采购昂贵商品。第二个原因是，我们采访的上流人士不少人强调要与本镇其他居民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而相应地后者也很认同这一点。比如，我们访谈的一位工薪人士说他尊重镇上的一位有钱人，因为这位先生在咖啡馆里会跟他坐在一起，像普通人一样聊天。
人们觉得平等的第三个原因是，蓝领职业和白领职业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比如，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建筑工人所赚收入常常跟上班族不相上下。他们中有些人还上过大学，而有些白领企业主、管理人员却没上过大学。女性从事的职业同样也混杂了各个阶层。比如，我们采访的一位在零售商店工作的女士说她必须穿高档服饰，但收入可能还没有一些资深的上班族高。最后一点，小地方的社交机会有限，迫使人们平等地交往。他们去同一个教堂，送孩子去同一个学校，在同一个商店购物。
按照乡村社区居民的看法，这些交往的机会正是把他们跟城市、城郊居民区别开来的好处之一。他们说，生活在大地方，要是愿意就可以远离那些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但在乡村社区就做不到；他们认为这就意味着，人无论同不同都要一视同仁。正如萨默斯先生所说：“在小镇上，地方实在太小了，各种人都得面对，好吗？”
这些原因导致了人虽有不同却有同舟共济的感觉，有助于形成社区归属感。就像家庭一样，家人各有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纽带。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在某些方面拥有共同的命运，这些共同点使他们把社区看成一个共享的实体。
不过，小镇居民所感受到的亲密无间也有黑暗的一面。就像家族群体一样，“我们”和“他们”的感觉很强烈。对于“我们”来说，人人都相识、人人都一样是因为“我们”排除了“他们”。被排除的人不属于这里，他们是有着不同祖先、不太能融入环境的新来者，被小镇居民认为是在吃福利、大概也不干好事的穷人，名字出现在警方通报里的青少年。
这种排斥在小镇并不新鲜。在18世纪，新堡镇这样的新英格兰小镇会驱赶那些无法自食其力、小偷小摸、未婚先孕的流动人员。湾谷镇这样的南方小镇会让非裔美国人隔离居住。美地镇则是西部诸多单一民族聚居的社区之一。
我们访谈的小镇居民喜欢把自己的社区描绘成一个快乐大家庭，但他们的评论暴露了这种包容性的局限。“你参加了4H俱乐部（4-H）[28]或者美国未来农场主协会吗？”我们问一位受访的中西部居民。“没有，”他回答，“他们不会让墨西哥人加入的！他们管我叫墨西哥佬、拉美佬、西班牙佬。”他补充道，“所幸没把我家房子给烧掉”。
一位德裔美国农场主告诉我们，他是乐意雇佣一些拉丁裔工人的，前提是他们要信得过，但他感觉信不过。他们说不定会弄坏东西或者惹上麻烦。他购买了一辆巨型拖拉机，自己揽下所有活计。“他们来就是为了吃白食的，”他说，“我们必须在边界上拦住他们。”
在一个拉丁裔人占到近50%的小镇上，一位供应果蔬的农民为自己社区的多样性感到自豪，并承认他农场上的苹果、樱桃有赖于拉丁裔劳动力。但他也认为，应该进一步采取措施阻拦拉美人。他说，必须在边界上拦住他们。
社会科学学者把这种排斥称为“他者化”，其表现各有不同，从负面的刻板印象到公然歧视都有。绝非所有美国乡村人都参与其中，但这也是我的采访对象保持认同感的方式之一。当他们说他们认识的人都一样时，在无意间透露了更多的内情。
社区精神
乡村社区精神比较轻松的一面是各种各样的仪式、象征符号、故事以及人们共同遵守的不成文惯例和约定。我研究的所有小镇都有社区仪式。就像卡希尔先生提到的，湾谷镇的圣诞游行是它的年度仪式。湾谷镇12月的天气通常比较温暖，镇上以及周围村庄的居民能够成群结队地前来观看、参与。其他小镇举办庆祝季节或者回顾本镇民族传统的仪式有时候会持续几天甚至一整个星期。有的社区是番茄节，有的是山茱萸节，有的是啤酒节，还有的是故乡纪念周。有些活动跟校友橄榄球比赛或者全县博览会共同举办。活动内容既有吃馅饼比赛、拖拉机牵引比赛，也有谷仓舞会、户外音乐会。
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表示，这些仪式在很多方面对塑造社区精神起到了作用。从而让居民走出家门，有机会与平常可能见不到的社区成员进行互动，并且是在不太拘谨的喜庆气氛下进行的。柯林斯声称，大家共同亲身参与活动，促使他们心照不宣地意识到那些被共同遵守的社交惯例。另外，共同参与也有助于激发情感共鸣，这些情感在其他情境里可能更难表达。这里面有某种随意性，但它依然反映了人们在以往场合中学会的该做的事、该说的话。[29]
乡村节庆活动使得居民更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正如职业橄榄球队、知名交响乐团、著名地标对于城市的意义一样。自己的社区因为有最大的毛线球或是最彩色的瓷兔闻名，小镇居民都听得出其中的幽默意味，但即便是搞笑的东西也能给他们一些谈资。
乡村地区居民讲述的关于本社区的故事分为两个门类。其中之一是构成本镇或本县历史的官方故事。过去小社区有报纸的时候，这些历史故事通常会随着本社区成立的主要纪念日同时刊发。如今很多故事保存在了当地网站上。我访问的各种规模的小镇大都有历史中心或者收藏了本地大事记的图书馆，有几个小镇还有一些自告奋勇的本地历史学者经常听从召唤，为公众办讲座。也许是因为可做的事情太少了吧，小镇居民甚至会有相当多的人去参观本地历史中心，再听一遍本镇的历史。举例来说，新堡镇的本地历史学者（一对70岁出头的夫妻）有一段烂熟于心的解说词，已经讲了很多次，而且愿意一讲再讲。
本社区故事的另一门类包含了被城市人叫作都市传奇的东西。很多故事都是杜撰的，比如湖里抓到过一条超级大鱼，或者某次人们看到了飞碟。但不少故事却不是杜撰的。最常见的是关于好人好事的叙述。比如，我们在新堡镇访谈的一个人回忆了当地几年前的“一次恐怖暴风雪”。“我有一台挺不错的吹雪机，大都挺管用的，但那次暴风雪太凶猛了，它应付不了。哎呀，街对面的一个伙计有一辆特别大的园艺拖拉机，机子前面有个巨大的吹雪机。他把整条街的雪都给吹了，各家门前的人行道，各家门前的车道。瞧，这才是好邻居！”
把社区规划会议也划在仪式的范围里，但是小镇居民常常会这样形容这种会议在某种意义上是仪式的延伸。例如，新堡镇的市政官员几年前意识到旅游可以成为社区活力的源泉。该地的山里有些洞穴，在秋天这些山能吸引游客。困难在于需要做一些核心规划。为此成立了工作组，而工作组在实践中发现，这些规划会议本身让大家凝聚在一起，激发了社区精神。
除了故事和仪式，象征符号在乡村地区也是社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局外人而言，乡村社区的建筑大多乏善可陈，但它们仍然代表了社区的特色。在美地镇，接近屋顶处装裱了镇名的大谷仓就有着这样的作用；在湾谷镇，则是历史悠久的县政府大楼。在其他社区，社区的特色体现在由仓库改造的博物馆、修复过的本镇首任镇长故居、“美化”主街老建筑的社区项目。
镇上最受景仰的建筑通常是校园。这类建筑也许风光已经不再，或者在其他一些案例中体现为最近一次重大投资的结果。不管是哪种情况，校园都是许多小镇居民小时候共同上学的地方，也是父母们共同出席教师会议、家长会、乐队和合唱团年度音乐会以及体育比赛的地方。
体育比赛也是给人刻板印象的小镇特色。大批人前去观看橄榄球、篮球比赛，一支具有影响力的球队代表了社区，赛季获胜会使得社区自豪感爆棚，赛季失利会让社区一蹶不振。不过，乡村社区并没有这种刻板印象所说的那样狭隘。那里的人也喜欢外出旅行。有实力的人会去巴黎、纽约、旧金山，在那里听音乐会、看剧、参观博物馆。“如果你喜欢中学的体育运动，”一位居民叹息道，“这里就是很棒的地方，但说到音乐会、来这里的艺术家、系列讲座之类，我们就是没有这些东西。”
中产阶级
我在这一章讲述的例子表明，乡村地区的居民看待自己的社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跟看待自己的家是一样的。社区就是家，因为他们认识别人（或者感觉认识），跟他们的互动足够频繁，感觉可以信任他们。诚然，他们认识的人比他们或年长或年轻，健康状况比他们或好或坏，有在上学的孩子或者孩子已经长大离开，从事不同的职业或者是家庭主妇或者已经退休。但是，因为他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在他们心目中的意义，他们依然会相亲相爱。虽然利益诉求各有不同，但他们熟悉社区的惯例，无需多虑就会加以遵守。社区认同感通过他们讲述的故事、参与的活动得到公开确认。
没有哪个社区达到过所谓大家庭的理想状态，它并不比小家庭的作用大。我把它们称作道德共同体并不是想美化它们。我研究的社区里也有人很少与邻居互动，而且宁愿不互动。社区是他们继续前进之前的停靠站。显然，那些说认识镇上所有人的人并不认识所有人，那些说大家都一样的人也是没有看到差异。
不过，在对乡村社区持悲观态度之前，值得花一点时间反思，会发现他们表达的生活方式离一直以来被认为的美国中产阶级特征并不遥远。除了小型社区比较小之外，他们所拥护的惯例适用于包括蓝领、白领职业在内的很大一部分人。这些惯例鼓励平等待人（至少是跟你类似的人）、了解别人、奖励辛勤劳动以及承担个人责任。成为社区的一分子意味着要足够关心它，希望它得到保护。就这些方面而言，乡村社区是美国中产阶级文化的一部分，而很多观察家说，当前一些公然牺牲普通人的利益、利于富人的政策正在危及这种文化。
总而言之，道德共同体包含了一个地理空间、一群自认为是社区一分子的人、这群人之间的广泛社交互动、一个包括了正式与非正式领导层的体制结构、一种将局内人与局外人区别开来的界限感、确认这种界限感特性的故事和仪式，以及在言行上强化关于人对于自己、邻居、社区义务的共同惯例的日常实践。[30]在这些方面的道德共同体，就社区成员习以为常的期望而言，它具有鼓舞作用；然而同时，就它提倡及反对的信仰和行动而言，它又具有限制作用。如此理解乡村社区的重要意义在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非是单凭个人经济利益或个人焦虑就事务、选举做出决定的个体。他们生活其中的社区也影响了他们，定义了他们判断是非对错依据的道德结构。因此，非常重要的是，人们要觉察到（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坚守自己生活方式的社区正在遭遇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