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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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军事天才

任何一项专门活动,要想达到相当高的造诣,就需要在智力和情感方面有特殊禀赋。如果这些禀赋很高,并能通过非凡的成就表现出来,那么拥有这些禀赋的人就被称为天才。

我们清楚地知道,天才这个词含义广泛,人们对其有不同解释,很难用其中某些含义来阐明它的实质。我们不自封为哲学家或者语言学家,就按照语言上的习惯,采用它最通用的含义,把天才理解为擅长某些特定活动的高超的精神力量。

为了更详细地说明理由和进一步了解天才这个概念,我们想略微谈一谈这种精神力量的作用和价值。我们不能只讨论一般意义的天才,因为这一概念还没有明确的界限。我们应该着重研究的是这些精神力量在军事活动中的综合表现,我们可以把这种综合表现看作是军事天才的实质。我们所以说综合的表现,因为军事天才并不仅仅是同军事活动有关的某一种单独的力量,如勇气,而不包括智力和情感方面的其他力量,或者说其他力量对战争不起任何作用,军事天才是各种力量和谐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允许这种或那种力量起主要作用,但是任何一种力量都不应该起阻碍作用。

如果要求每个军人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军事天才,那军队的人数就会太少了。正因为军事天才是精神力量的一种特殊表现,所以在一个需要培养精神力量和文化多元的民族中,很少会出现军事天才。但是一个民族的活动种类越少,且军事活动占主要地位,必然会出现越多的军事天才。然而,这只能决定出现军事天才的数量,不能决定他们的水平,因为军事天才能力的高低还取决于一个民族智力发展的总水平。我们考察一下野蛮好战的民族,就会发现崇尚尚武精神的人在这些民族中比在文明民族中普遍得多,因为在野蛮民族中,几乎每个能打仗的人都具有这种精神,而在文明民族中,大多数人应征入伍是出于迫不得已,不是受自身欲望的驱使。但是,我们在野蛮民族中从未发现一个真正伟大的统帅,可以称之为军事天才的更是少之又少,因为这需要有一定的智力,而在野蛮民族中智力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不言而喻,文明民族也可能有或多或少的好战倾向,他们越是具有这种倾向,军队中具有尚武精神的个人就越多。这样,较普遍的尚武精神和较高的智力结合在一起,这样的民族总是能够获得最辉煌的战绩,罗马人和法国人就是例证。在这些民族和所有曾经在战争中闻名的民族中,最伟大的统帅总是出现在文明程度较高的时期。

这说明,智力在较高的军事天才中起着重要作用。现在我们就来详细论述这一问题。

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因此勇气是军人应该具备的首要品质。勇气分为两类:一类是敢于冒险的勇气,一类是敢于面对外来压力或内心压力(即良心)承担责任的勇气。在这里要谈的是第一类勇气。

敢于冒险或者说敢于面对个人危险的勇气又分为两种。一是对危险满不在乎,不管这是与生俱来的,还是由于不怕死的缘故,或是养成的习惯,反正这种勇气均可被看作是一种恒定不变的状态。二是源于积极动机的勇气,如荣誉心、爱国心或其他各种不同的激情。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情绪的活动,是一种感情。

显然,两种勇气的作用不同。第一种勇气比较可靠,因为它已经成为人的第二天性,永远不会丧失,第二种勇气往往是对第一种勇气的延续。顽强主要属于第一种勇气的范畴,大胆主要属于第二种勇气的范畴;第一种勇气可以使理智更加清醒,第二种勇气有时可以增强理智,但也常常会使人丧失理智。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成为最完善的勇气。

战争是充满劳累和痛苦的领域。要想不被劳累和痛苦所压垮,就需要有一定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不管这些力量是天赋的还是后天训练出来的,对于抵抗劳累和痛苦都是有效的。具备了这种素质,再加上健全的智力作引导,人就成为有力的战争工具,而这种素质正是我们在野蛮和半开化民族中所常见的。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种种要求,那么就会发现,智力是主要的。

战争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就好像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或多或少是不确实的。因此,首先要有敏锐的智力,以便通过准确的判断来辨明真相。运气好时平庸的智力能辨明真相,非凡的勇气有时也能弥补失误,但在多数情况下或就通常的结果来看,智力上的不足总会暴露出来。

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那样为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如此广阔的活动天地,因为没有一种活动像战争这样在各方面都频繁地遭遇偶然性。偶然性会增加各种情况的不确实性,并且扰乱事情的进程。

由于各种情报和预估都多少可疑,以及偶然性的不断出现,统帅在战争中会不断发现情况与他所预料的不同,这不可避免地会对他的计划或者至少同计划有关的一些设想产生影响。如果这种影响很大,大到不得不取消既定的计划,那么通常就必须以新的计划取而代之。但是这时往往会缺少制订新计划所必需的信息,因为在行动过程中,大多情况下要求统帅立即做出决定,而没有时间让他重新了解情况,甚至连仔细思考的时间也没有。但更为常见的是:我们对某些想法的纠正和对已发生的某些意外事件的了解,还不足以完全推翻原有的计划,只是动摇了我们实现计划的信心。我们对情况的了解增加了,但是不确实性不仅没有因此减少,反而增加了。因为人们对这些经验的获得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逐步的。我们的决心不断受到意外事件的冲击,我们的精神就不得不一直处于战备状态。

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件,作为统帅必须具有两种特性:一是在这种茫茫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把他引向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前者在法语中被形象地称为“眼力”,后者就是果断。在战争中,首先和最引人注目的是战斗,在战斗中,时间和空间是重要的因素,在以速战速决的骑兵战为主的时代尤其是这样。因此,迅速而准确地做出决定,这个概念最初是在估测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因素时产生的,因而得到了“眼力”这个只表现准确目测能力的名称。许多军事学家也以这个局限的含义来定义该概念。但不能否认,在行动瞬间所做出的一切准确决定,如正确地判断攻击点等,不久也都被理解为眼力了,因此,所谓眼力不仅是指视力,更多的是指洞察力。固然,这个词和它所表达的内容一样,多半用在战术上,但在战略上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战略上时常需要果断的决定。如果从这一概念中除去由眼力带来的过于形象的成分和过于狭隘的意义,那么它无非是指一种迅速辨明真相的能力,这种真相用普通人的眼力是无法辨别的,或者要经过慢慢观察和长久的思考才能辨别。

果断是勇气在具体情况下的一种表现,当它成为一种性格特征时,又是精神上的一种惯性。但这里所说的不是敢于冒肉体危险的勇气,而是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敢于面对精神危险的勇气。人们通常把这种勇气称为智勇,因为勇气从智力中产生出来,但它并不因此就是智力的表现,它仍然是感情的表现。单纯的智力还不等于勇气,有一些极聪明的人常常并不果断。所以,智力首先必须激起勇气这种感情,以便有所依靠和得到支持,因为在紧急时刻,人们受感情支配的可能性大于受理智支配。

在这里我们指出了果断的作用是,在动机不足的情况下消除疑虑的苦恼和迟疑的危险。固然,根据不严谨的语言习惯,单纯的冒险、大胆、无畏、蛮干等也可以叫作果断,但是,如果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动机(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恰当的还是不恰当的),这并不能成为谈论他果断与否的理由,如果一定要那样做,就是臆测他人之心,把他根本不曾有的疑虑强加到他身上。这里只是谈论动机的力量和它的弱点,我们还不至于那样死板,因为语言习惯上小小的不妥就争论不休,我们的说明只是想消除一些无理的非难罢了。

这种能够战胜疑虑的果断,只有通过智力,而且只有通过它自己的一种特殊活动才能产生。我们认为,仅仅有了较高的理解力和必要的感情,往往还不能养成果断。有些人虽然有看透最复杂问题的极其敏锐的洞察力,也不缺乏承受重担的勇气,但是在许多困难的场合中还是不能当机立断。他们的勇气和他们的理解力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因此没有产生第三种东西——果断。只有认识到冒险的必要性而决心去冒险,通过智力的这种活动才能产生果断。正是智力的这种特殊活动,由于对动摇和迟疑的恐惧胜于任何其他恐惧,也才能够使感情坚强的人产生果断。因此,据我们看来,智力较差的人不可能果断。他们在困难的场合也可能毫不迟疑地行动,但这是没有经过考虑的,他们当然也就不存在任何疑虑了。虽然这样的行动偶尔也可能成功,但正如我们在上面说过的那样,是否具有军事天才取决于获得成功的平均结果。如果有人对我们这种说法还感到奇怪,因为据他了解,有些骠骑兵军官很果断但并不善于思考,那么我们就必须提醒他,这里所说的是智力的一种特殊活动,而不是指沉思默想的能力。

果断的产生应归功于智力的特殊活动,而智力的这种特殊活动,与其说属于才华出众的人,不如说属于意志坚强的人。我们还可以举出大量事例来证明果断的这种由来。例如,有些人在地位低微时曾表现得非常果断,而有了一定的地位时却又丢掉了这种特性。他们虽然想要做出决定,可是又意识到错误的决定中所包含的危险,而且由于他们不熟悉自己面临的新事物,他们的智力失去了原有的力量。他们越意识到自己陷于犹豫不决的危险之中,无法毫不迟疑地行动,就越畏缩不前。

我们讨论了眼力和果断,现在自然要谈到和它们密切相关的机智。在像战争这样充满意外事件的领域中,机智必然起着巨大的作用,因为有了机智,才能够沉着地应付意外事件。人们钦佩机智,因为它不仅能对意外做出恰当的应对,而且能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迅速找到急救的办法。这种应对和这种办法,并不一定非要不同凡响,只要它们恰如其分就行。经过深思熟虑后才找到的应对和办法没有什么惊人之处,给我们的印象也就很平淡。但当它是敏捷的智力活动的结果时,却能给人留下好感。机智这个词非常确切地表明了用智力迅速解决突发危机的能力。

人的这种可贵的素质,主要来自智力方面的特性,还是来自感情上的镇静,取决于具体情况,但是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完全没有。对意外恰如其分的应对主要是聪明头脑的产物,而用恰当的手段应付突如其来的危险,则以镇静的感情为前提。

如果综观一下构成战争气氛的四个要素,即危险、劳累、不确实性和偶然性,要想在这种困难重重的氛围中安全地顺利前进,需要在感情和智力方面有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随着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战争事件的讲述者和报道者把它们称为干劲、坚强、顽强、刚强和坚定。所有这些英雄本色的表现,都可以看作是同一种意志力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形式。但是,不管这些表现形式彼此多么接近,它们总还不是一回事,因此,在我们看来,把这些精神力量的不同表现形式稍加精确地区别是有好处的。

首先,能够激发指挥官应对上述压力、负担或阻力(不管叫法如何)的精神力量,只有极少一部分直接来自敌人的行动和抵抗。敌人的行动对指挥官的直接影响,最先只涉及他个人的安危,而不是他作为一个指挥官的活动。假使敌人抵抗的时间不是两小时而是四小时,那么指挥官个人面临危险的时间也就不是两小时而是四小时。显然,指挥官的职位越高,这种危险就越小,而对居于统帅地位的人来说,这种危险就根本不存在了。

其次,敌人的抵抗会直接对指挥官发生影响。由于敌人较长时间的抵抗使我方军队遭受损失,而指挥官对此负有责任。由此给指挥官带来的焦虑,会考验和激发他的意志力。不过我们认为,这还远不是他得承受的最沉重负担,因为这时对他来说只不过是要把握住自己。敌人的抵抗所产生的其他一切影响,都会对指挥官的部下发生作用,并通过他们反过来对指挥官本人发生作用。

当部队勇气十足、士气高涨地战斗时,指挥官追求自己的战略目的往往不需要发挥巨大的意志力。但当情况变得困难时(要取得卓越的成就,困难是绝不会没有的),事情的进展自然就不会再像上足了油的机器那样顺利了,相反,机器本身也开始产生阻力,而要克服这种阻力,就需要指挥官有强大的意志力。这种阻力并不是指不服从和反驳(虽然个别人常常有这种表现),而是指整个部队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不断衰退所造成的总的印象,包括看到流血牺牲时所引起的痛苦情绪,指挥官首先必须克服自己的这种情绪,然后同所有其他人的这种情绪做斗争,因为他们的印象、感受、忧虑和意向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传染给他。如果部下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不断衰退,靠他们本身的意志再也不能振作起来和支持下去,那么统帅的精神压力就会逐渐加重。统帅必须用他的胸中之火和精神之光,重新点燃全体部下的信念和希望。只有做到这一点,他才能控制住他们,继续做他们的统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的勇气不足以重新鼓舞起全体部下的勇气,那么他就会被部下拉下水,表现出低级的动物本性,不知羞耻地临危而退。一个指挥官要想取得卓越成就,必须在战斗中以自己的勇气和精神力量去克服压力。这种压力是随部下人数的增多而增大的,因此,指挥官的精神力量必须随职位的提高而增大。这样,他才能相应地承受不断增大的压力。

干劲表示引起某种行为动机的强度。这种动机可能来自理智上的认识,也可能来自感情的冲动。但要想发挥巨大的力量,感情的冲动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必须承认,进行激烈战斗时,在人们内心充满的一切高尚感情中,再没什么比荣誉感更强烈和更稳定的了。在德语中用贪名图誉这样含有贬义色彩的词来表达这种感情,未免有失公道。当然,在战争中滥用这种高尚的感情,必然会对人类犯下滔天罪行。但就这种感情的来源来说,它确实是人类最高贵的品质之一,它是在战争中赋予军队这一巨大躯体以灵魂的真正生命力。其他的一切感情,如对祖国的热爱、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复仇的迫切愿望以及其他各种激情,不管它们多么普遍,也不管其中有一些看来多么崇高,它们都不能取代荣誉心。其他感情虽然能鼓舞和提高广大士兵的士气,却不能使指挥官具有比部下更大的雄心,而这种雄心是指挥官想要在自己职位上取得卓越成就所必须具备的。其他感情都不能像荣誉感那样,使每一个指挥官像对待自己的田地那样对待每一个军事行动,想方设法加以利用,努力耕耘,细心播种,以期获得丰收。正是从最高一直到最低的各级指挥官的这种努力,这种勤勉、竞争和进取精神,才能使军队发挥最大的作用并取得胜利。这对于职位最高的统帅来说更是如此,试问,自古以来有哪一个伟大的统帅没有荣誉心呢?一个伟大的统帅又怎么可能没有荣誉心呢?

坚强是意志对一次猛烈打击的抵抗力,顽强则是意志对持续打击的抵抗力。

虽然坚强和顽强这两个词的意义十分接近,而且常常可以替代使用,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它们之间本质上的显著差别。人们对一次猛烈的打击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可以仅仅来自感情力量,但顽强却更多地需要智力的支持,因为行动时间越长,就越要加强行动的计划性,而顽强的力量有一部分就是从这种计划性中汲取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刚强。显然,它不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表现,或者激情的气质:这会使它背离原有的词义。刚强是指在最激动或激情奔放的时候也能够听从智力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不是从智力中产生出来的呢?我们表示怀疑。当然,有些人具有突出的智力但不能自制,这个现象并不能证明我们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有人会说,这里需要的是一种特殊的智力,可能是一种更为坚强而不是全面的智力。但我们仍然认为,在感情最冲动的时刻也能使自己服从智力的这种力量,即我们所说的自制力是一种感情力量,可能这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刚强本身就是一种情感,它能使这类人在感情冲动时仍能保持平衡而又不至于破坏热情,正是这种平衡确保了智力的支配地位。我们所说的平衡只是人类尊严感、最崇高的自豪感和最深切的需要:时刻保持理性行事。因此我们认为,刚强是指即使在最激动的时刻也不会被情感左右的强大力量。

如果我们从感情方面来观察一下各种类型的人,一下子就会发现,第一种是不太活跃的人,我们把这种人叫作感情迟钝或感情冷漠的人。

第二种是很活跃的人,不过他们的感情从不超过一定的强度。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感情丰富而又平静的人。

第三种是很容易激动的人,他们的感情激动起来就像火药爆炸一样迅速和猛烈,但不持久。

第四种是不为小事所动的人,他们的感情通常不是很快而是逐渐激发起来的,一旦激发就非常有力而且比较持久。这种人感情强烈、含而不露。

但是这种感情非常有力而且比较持久。这是一种感情强烈、含而不露的人。

这种感情结构上的差异,大概同人机体中的各种肌肉力量的界限有关,并且来源于我们称之为神经系统的两重性组织,这种组织似乎一方面同物质有联系,另一方面又同精神有联系。在这个晦暗的领域内,凭我们这点微薄的哲学知识是探索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但是,略微研究一下这几种类型的人在军事活动中会起怎样的作用和表现出多大程度的刚强,对我们来说却很重要。

感情冷漠的人不会轻易失去镇静,但是这当然不能叫作刚强,因为他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力量。可是也不能否认,这种人正是因为能够一直保持镇静,所以在战争中能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干劲。他们往往缺乏行动的积极动机,缺乏动力,结果就缺乏行动,但是他们也不容易坏事。

第二种人的特点是,即使遇到小事也容易振作精神,积极行动,但遇到大事却成不了气候。这种人在个别人遭遇不幸时会积极地伸出援助之手,但在整个民族遭受灾难时却只会悲伤忧叹,不能够奋起行动。

这种人在战争中既能积极活动,也能保持镇静,可是他们却成不了什么大事,除非他们具有卓越的智力,使他们产生成就大事的动机。不过这种人很少会有卓越的、独立的智力。

易燃的情绪,即容易激起的情绪,不仅对实际生活不太适宜,对战争就更不合适了。虽然这种感情的驱动力很大,但是它的动力不能持久。如果这种感情由勇气和荣誉心来指引,那么,当这种类型的人在战争中担任较低的职务时,他们的感情往往非常有用,原因很简单,因为下级军官所指挥的军事行动持续时间很短,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只需要一个大胆的决定,抖擞一下精神就行了。一次勇猛的冲锋,一阵激昂的喊杀声,只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而一次激烈的会战需要一整天,一次大战役甚至长达一年。

这种人要在感情激烈爆发时无法保持镇静,因而常常会失去理智,对于指挥作战来说,这是最糟糕的一面。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好激动的人绝不会是刚强的,也就是说他们绝不可能在最激动的时刻保持镇静,那也不符合事实。为什么他们会失去体面的尊严,既然他们通常都是些品德比较高尚的人?在他们身上并不缺乏这种感觉,只是这种感觉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而已,所以他们多半在事后都会感到羞愧难当。如果他们经过教育、自省和获得的生活经验,终于学会了控制自己,能在感情激动时及时保持内在的平衡力。那么,他们也可能成为很刚强的人。

最后一种人很少激动,但感情却很深沉。他们和前一种人相比,就好像火芯与火苗的区别。如果我们把军事行动中的困难形象地比做庞然大物,那么这种人最善于用他巨人般的力量把它推开。他们感情作用的发挥就好像巨大物体的运动,尽管比较缓慢,但却更富有征服力。

虽然这类人不像前一种人那样容易被感情左右,也不容易陷入羞愧之中,但是如果认为他们不会失去镇静,不会受盲目激情的支配,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他们对自己具有自制力的高尚自豪感一旦失去,或者当自豪感不够强烈时,也经常会出现惊慌、为盲目激情所支配的情况。这种情况我们常常可以在野蛮民族的伟大人物身上看到,因为较低的智力水平总是容易使激情占上风。但是,就算在文明民族最有教养的阶层生活中,也充满着这样的现象:有些人为强烈的激情所左右,就像中世纪的盗猎者一样,哪怕会被拴在鹿身上拖过丛林,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因此,我们要重复一遍:刚强的人不是指性格激昂的人,而是那些即使在最激动的时刻仍能保持镇静的人。所以这种人尽管内心激情澎湃,但他们的见解和信念却像航船上的罗盘针一样,哪怕在暴风雨中颠簸,照样能够指示准确的方向。

所谓坚定,或者通常所说的有性格,是指能坚持自己的信念,不管这种信念是根据别人的还是根据自己的见解得出的,也不管它是根据某些原则、观点、灵感还是根据智力活动的结果得出的。但是,如果见解本身变化不定,那这种坚定性也就不可能表现出来了。见解的频繁改变不一定是外来影响的结果,也可能是自己智力不断活动的结果,这就表明这种智力本身还有它的可靠性。很明显,如果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改变自己的观点,即使这种改变是由他自己引起的,也不能说他有性格。我们只把那些信念非常稳定的人称为有性格的人,他们的信念所以稳定,或是因为信念根深蒂固,十分明确,本身就很难改变;或是因为像感情冷漠的人那样,缺乏智力活动,由此缺乏改变的基础;或是因为产生理智的基本原则很明确,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拒绝改变自己的看法。

在战争中,人们的感情会得到许多强烈的印象,再加上所有情况和见解的不可靠性,所以,比起人类的其他活动,战争中有更多的原因能使他们离开原来的道路,对自己和别人都产生怀疑。

危险和痛苦的悲惨景象很容易使情感压倒理智,而且在一切现象都朦胧的情况下,要得出深刻而明确的见解是很困难的,因此见解的改变就更可以理解和情有可原了。行动所必须依据的情况,常常只能是对真相的推测和猜想,因此战争中意见的分歧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大,并且与自己信念相悖的印象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即使智力极端迟钝的人也几乎无法不受它们的影响,因为这些印象太强烈、太生动了,而且它们始终是针对感情起作用的。

只有那些从较高角度指导行动的一般原则和观点,才可能是明确又见解深刻的产物,而对当前具体情况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以这些一般原则和观点为依据的。但是要坚持这些先前经过认真考虑所得出的结论,不受当前不断产生的看法和现象的影响,这正是困难之所在。具体情况和基本原则之间常常有很大的距离,这段距离并非总能用一条由推论导出的明确可见的链子连接起来。在这里一定的自信心是必要的,而一定的怀疑也没有什么坏处。这时,除了指导性原则之外,没有什么能够对我们有所帮助,不管思想本身如何,这个原则都可以支配我们的思想。即在一切犹豫的情况下都要坚持自己最初的看法,并且绝不放弃,除非受一个明确信念的迫使才放弃它。我们必须坚信,经过周密验证的原则的真实性是比较大的,并且在暂时现象比较生动的情况下不要忘记,它们的真实性是比较小的。如果我们在犹豫的情况下能够给予最初的信念以优先权,并且坚持这一信念,那么我们的行动就具备了人们称为性格的那种稳定性和一贯性。

显而易见,感情上的镇静对性格的坚定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刚强的人多半也是性格坚定的人。

由坚定我们很容易想到它的一种变态——固执。坚定和固执的界限,在具体情况下常常是很难划清的,但从概念上来区分它们似乎并不困难。

固执并不是智力上的问题。我们所说的固执是指拒绝更好的见解。如果说它来自智力,那就跟智力是一种认知能力自相矛盾。固执是感情上的问题。这种意志上的固执己见,这种对不同意见极其敏感并且不能容忍的毛病,完全源于一种特殊的自私心。这种自私心给人带来的最大乐趣就在于用自己的精神活动来控制自己和别人。如果不是固执确实比虚荣心好一些,那么我们就会把它叫作虚荣心了。虚荣心满足于表面现象,而固执则满足于事实。

所以我们说,如果拒绝不同的见解不是因为有了更高的信念,不是出于对较高原则的信赖,而是出于一种抵触情绪,那么坚定就变成固执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尽管这个定义在实际上对我们帮助不大,但是它可以避免把固执看作是坚定的一种纯粹的加剧。尽管固执同坚定很接近,界限也不太明显,但在本质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绝不能把它看成是坚定加剧的表现形式。因此,即使十分固执的人,由于缺乏智力,也很少能称为有性格。

在了解了杰出指挥官在战争中应具备的那些感情与智力共同起作用的素质以后,现在再来谈谈军事活动的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但也可以看作是最显著的,它只需要智力,而同感情力量无关。这就是战争同地区和地形的关系。

首先,这种关系自始至终一直存在着,以至于我们根本不可能想象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军事行动不是在一定空间中进行的。其次,这种关系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它能够修正一切力量的效果,有时甚至能完全改变它。最后,这种关系一方面涉及地形的最微观的特点,另一方面又涵盖了最广阔的空间。

这样,战争同地区和地形的关系就使军事活动带有显著的特点。同地区和地形有关系的其他一些人类活动,如园艺、农业、房屋建筑、水利建设、矿业、狩猎和林业等,都是局限于极其有限的空间内,不必费多少时间就可以相当精确地探索清楚。但是在战争中,指挥官的活动却必须在有关的空间内进行,这个空间他用眼睛是无法全面观察到的,甚至尽最大的努力也不总能够探索清楚,再加上空间的不断变更,就很难对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方一般也是如此,但是,第一,双方共有的困难仍是困难,谁能凭才能和训练克服它,谁就可以使自己一方占据极大的优势;第二,双方的困难只是在一般的情况下才是相同的,而绝不是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是如此,因为通常敌对的一方(防御者)总要比另一方对地形熟悉得多。

这种极其特殊的困难,必须用智力上的一种特殊禀赋来克服,这种禀赋用一个非常狭义的术语来说就是方位判断力。所谓方位判断力就是对任何地形都能够迅速形成正确的几何概念,因而每次在某个地区都能很容易地判明方位。显然这是想象力的领域。固然,这一方面要靠肉眼,另一方面要靠智力,用它从科学和经验中得出的理解力来弥补肉眼的不足,并把肉眼看到的一些片段组合成一个整体,但要使这个整体活生生地呈现在脑海里,形成一幅图画,形成一幅内心绘制的地图,并使它永留心中,使它的各个部分不总是支离破碎,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发挥我们称之为想象力的这种智力。如果一位天才的诗人或画家听到我们让他奉若女神的想象力发挥这种作用而感到受了伤害,或许他会耸耸肩膀说:“那么一个机敏的青年猎手也有出色的想象力咯?”那么我们很愿意承认,这里所说的只是想象力极其有限的运用,是它最低微的效能。但是无论这种效能多么小,它总还是来自想象力的作用。因为,如果完全没有想象力,就很难对各种物体形式上的联系有一个清晰的、形象的认识。我们愿意承认,良好的记忆力对此有很大的帮助,是否可以认为,记忆力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或者认为它恰好包括在那种能更好地巩固对地形的想象力之中呢?正因为这两种精神力量是很难分开来考虑的,所以我们对此就更加不敢肯定。不能否认,锻炼和理解力在这方面起很大的作用。名将卢森堡的著名军需总监皮塞居尔说,当初他在这方面不大相信自己,因为他发现,当他去远处取口令时,每次都迷了路。

自然,随着职位的提高,运用这种才能的范围就会扩大。如果说,骠骑兵或猎手进行侦察时必须善于认路,通常只需要有限的判断力和想象力,那么统帅就必须对整个战区和全国的地理概况胸中有数,对道路、河流和山脉等的特点都一目了然,但这并不说明他就不必具有判断局部地区地形的能力了。虽然他在熟悉总的地形时可以借助于各种情报、地图、书籍和回忆录,在了解细节方面可以得到身边人员的帮助,但是毫无疑问,迅速而清楚地判断地形的卓越能力,能使他的整个行动进行得更为轻松、更有把握,使他不致陷入内心的无助之中,也可以更少地依赖别人。

如果这种能力可以算作是想象力的话,那么这几乎是军事活动要求想象力这位女神所做的唯一贡献了。除此以外,想象力对军事活动与其说是有益的,还不如说是有害的。

到此为止已经论述了军事行动要求人们必须具备的智力、精神力量和各种表现。智力到处都是一种起主要作用的力量,因此不难理解,不管军事行动从现象上看多么简单,不具备卓越智力的人,在军事行动中不可能取得卓越成就。

有了上述的观点,人们就不至于把包抄敌人阵地这种常见的很简单的事,以及类似的许多行动,都看成是运用高智力的结果。

的确,人们习惯于把简单而能干的战士同那些长于深思、擅于发明或富于理想以及受过各种教育而才华出众的人对立起来,这种对立不是毫无现实根据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战士的才干只能表现在他们的勇气里面,也不能证明,他们要成为出色的勇士就不需要某种特殊的智力活动和才能。必须重申,有些人一旦提升到与他们的才智不相称的较高职位,就会丧失军事活动能力,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我们还得不断提醒各位,我们所说的卓越的成就是指能使人们在相应职位上获得荣誉的战绩。因此,在战争中每一级指挥官都要具备与自己职位相称的智力,享有相应的名声和赞誉。

统帅,即指挥整个战争或整个战区的总司令,他和下一级指挥官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原因很简单,后者受到更多的领导和监督,他自己的智力活动范围要小得多。这就使人们认为,通常只有在统帅这样最高职位上的人身上才有出色的智力活动,在这个职位以下的人员只要有一般的智力就足够了。人们不难看到,在战火中头发变白的、职位仅次于统帅的指挥官,多年来总从事某一方面的活动,他们的智力明显地变得贫乏了,在人们的眼中他们变得都有些迟钝了,所以在敬佩他们勇敢的同时,人们又嘲笑他们头脑简单。我们无意为这种勇敢的人正名,这样做并不能提高他们的作用,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幸福,我们只是想说明实际情况,以免人们错误地认为,在战争中有勇无谋也能取得卓越的成就。

如果我们要求一个职位最低的想有所成就的指挥官必须具有卓越的智力,而且这种智力必须随职位的提高而提高,那么很自然,我们就会对那些在军中享有声誉的第二级指挥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虽然他们和博学多才的学者、精明强干的企业家、能言善辩的政治家相比,头脑似乎简单一些,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他们智力活动的突出方面。有些人会把他在较低职位上获得的声誉带到较高的职位上,而不管这种声誉与他们现在的实际职位是否相配,这种情况的确时有发生。这种人如果在新的职位上很少被使用,他们就不会暴露其弱点,而我们也就不能确切地判断究竟哪种声誉与他们相配。这种人的“功劳”就在于,使人们忽视那些在某些职位上还能够有所作为的人。

独特的天才是各级指挥官在战争中取得卓越成就所必需的。但历史和后世的评论,通常只把真正的天才这一称号加在那些身居最高职位的显赫的统帅的头上。原因在于这种职位要求必须具备极高的智力和精神力量。

要使整个战争或者我们称之为战局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达到光辉的目标,就需要对更高的国家关系有卓绝的见解,在这里战争和政治就合二为一,统帅同时也就成为政治家。

人们之所以没把伟大天才的称号加给查理十二,是因为他不懂得以更高的见解和智慧来指导武力,更不懂得以此来达到光辉的目标。人们之所以没有给亨利四世以伟大天才的称号,是因为他没来得及在有生之年以武力效果影响一些国家间的关系,也没来得及在这个更高的领域一显身手。在这个领域里,高尚情感和骑士精神并不能像战胜内心的混乱那样起作用。

关于统帅必须概括地了解和正确地判断一切,可参阅第1章。统帅要成为政治家,但他仍然是一个统帅,一方面要概括地了解一切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又要确切地知道用自己所掌握的手段能做些什么。

既然这些关系各式各样,又没有明确的界限,而要考虑的因素又很多,大部分因素只能按照或然性的规律来估计,那么,如果一个统帅不能以辨明真相的洞察力来观察这一切,他的观察和考虑就会发生混乱,就不可能再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说得完全正确,需要由统帅来做出的许多决定,就像必须由牛顿和欧拉来解决的数学难题一样。

这里所要求的较高的智力是综合力和判断力,二者发展成惊人的洞察力,它能迅速触及并澄清千百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而普通智力要解决这些概念则相当费劲,甚至得耗尽心智。但这种较高的智力,也就是说这种天才的眼力,如果没有我们前面讲过的情感和性格上的特性做依托的话,还是很难给人带来名垂青史的成就。

真理在人们心目中所产生的动力极其微弱,因此在认知和意愿之间,及在知识和能力之间总有很大的差别。促使人们行动的最强大的动力总是来自感情,而强大的后续力量则来自感情和智力的合成,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果断、坚强、坚定和固执。

此外,如果一个统帅的这种高超智力和感情活动没有在他的全部成就中显示出来,只相信他完全有这种力量,这就很难被载入史册了。

人们所了解到的战争事件的过程通常都很简单,并且大同小异,只凭简单的叙述,没人能了解在这些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困难。只是偶尔在一些统帅或他们的亲信所写的回忆录中,或在对某一历史事件的专门研究中,才可以发现形成整个事件的大量线索中的一部分。而在某一重大战事活动之前所进行的大部分思考和思想斗争,有的因为涉及政治上的利益关系而被故意隐瞒了,有的因为仅仅被看作是高楼建成后就得拆掉的脚手架而被遗忘了。

最后,按照语言上所惯用的一般概念承认智力的差别,如果要问,军事天才首先需要具备哪种智力?对这个问题,只要对我们的论述和经验稍加考虑,就能够做出回答。军事天才与其说是有创造力的人,不如说是有钻研精神的人;与其说是追求单方面发展的人,不如说是追求全面发展的人;与其说是容易激动的人,不如说是头脑冷静的人。在战争中,我们就是想把亲人的幸福和祖国的荣誉与安全托付给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