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东都
隋唐洛阳号称东都，始建者是隋炀帝。他建立这样一座新城，也是为了改革。隋炀帝看到了关陇集团的局限性，想扩大统治基础，吸纳各方人才，势必要对关陇集团进行削弱。所以他一即位就连续有几个大动作：一是实行爵位和勋官改革，从政治地位上削弱关陇集团；二是兴建洛阳城，作为事实上的首都，试图从地理上拉开自己与关陇集团大本营长安的距离。所以他刚刚即位，还没改元的时候就下诏，要求兴建新的洛阳城。《隋书》卷三《炀帝纪上》仁寿四年（604年）诏：“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在这里，隋炀帝道出了洛阳的优点，就是交通四通八达，自古以来为历代王朝所青睐。而且，在诏书中，他声称在自己父亲那一辈就已经有迁都的念头了。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没有谈到，那就是迁都洛阳，可以更方便获得南方和河北的粮食供应，他兴建大运河的目的就在于此。
魏晋南北朝以来经济重心向南方逐步转移，但政治重心必须保持在北方，而关中等地因为人口繁衍和非农人口比重增加等因素，已不堪重负，大运河就成了当时连接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的纽带。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财富来源是东南地区，大运河保障唐王朝延续了一百余年。到了南宋，中国经济重心彻底南移。元代虽然政治中心转移到大都，但是运河的战略意义依旧被重视，所以才有了京杭大运河，运河路线可以变，但战略意义是一样的。
隋炀帝的洛阳城不是在原来汉魏洛阳城基础上改造的，而是在汉魏洛阳城以西，伊阙之北建立了一座全新的城市，依旧叫作洛阳。设计者不是别人，正是隋文帝时期设计了长安城的著名建筑大师宇文恺。
根据1959年的勘查，洛阳外郭城东墙长7312米，南墙长7290米，北墙长6138米，西墙长6776米。总的来说，外郭城以洛水为界，南宽北窄，与《唐六典》所云“郛郭南广北狭”相吻合。外郭城西面无门，其余三面共八门。宫城设置在西北方向（这一点与长安不一样，可能是因为地形的限制），宫城的中轴线南对伊阙，北对北邙。《隋书·地理志》《元河南志》《唐两京城坊考》均记载唐洛阳城“一百三坊三市”。按照《元河南志》记载，洛南八十一坊二市，洛北二十八坊一市。三市指的是北市、西市、南市。其中南市面积最大，也最繁华，有一百二十余行、三千多家店。
自隋大业元年兴建洛阳，隋唐两代均以洛阳为东都，皇帝在这里居住的时间累计将近五十年。唐代洛阳城比起隋代变化不大。（见图1-1）
·图1-1 唐东都洛阳图，参考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绘
《隋书》记载，为了让洛阳看起来人口众多，富庶繁华，隋炀帝还曾经下令“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这种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北魏迁都洛阳、朱温逼唐昭宗迁都洛阳、朱元璋充实凤阳都干过类似的事，但规模和频次还是秦汉时更高，西汉帝陵常迁徙天下富户过来，“五陵少年”“五陵豪杰”等词就是这么来的。富户本来就多，再加上有大运河之利，所以洛阳财富甲天下，卢照邻《结客少年场行》就写道：“长安重游侠，洛阳富才雄。”
除了隋炀帝，第二个对洛阳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就是武则天。她青睐洛阳的原因与隋炀帝类似：一则是要“革天命”，改朝换代，想远离唐朝的政治中心长安；二则是借助大运河之利。而且武则天是“视觉达人”，不仅易国号、改官制，更想要从视觉上创造“地上天国”。她试图完成隋炀帝没有完成的工作，为洛阳创造一条贯穿南北的主轴，在这条线上排列着一系列巨型建筑。包括天枢、天堂、明堂等，这里蕴含的风水、天象、礼制信息很丰富。（见图1-2）
·图1-2 洛阳城图，平面图据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局部图据杨鸿勋《自我作古 用适于事——武则天标新立异的洛阳明堂》，原载《华夏考古》2001年第2期
洛阳和长安一样实行坊市制，街道笔直，坊市整齐。敦煌文书P.2507号《水部式》中记载了洛阳街道的卫生责任问题：“洛水中桥、天津桥等，每令桥南北捉街卫士洒扫，所有穿穴，随即陪填。”所谓“捉”，在唐代有守备、掌管、领有之意，捉街卫士估计与左右金吾卫士类似。
2006年，在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公园城墙门道正南五十余米处的一个晚唐时期坑道内，发现密集的车辙、人脚印、动物足迹，依稀可见当年洛阳商旅毕至、车水马龙的盛景。定鼎门是洛阳城南最大的城门，多次遭遇水害，所发现的车辙、人脚印、马蹄印、骆驼脚印都较深，估计是某次洪水退去后在淤泥上留下的。人脚印里还有赤足的。人在赤足徒步时脚趾分得很开，其实常年打赤脚的人脚趾就是比穿鞋的人分得更开，只是现代人没怎么见过罢了。
总是看到人说中国最早的“靠右行”规则是唐代马周规定的，这出自《隋唐嘉话》的记录：“城门入由左，出由右，皆（马）周法也。”然陆机《洛阳记》早有记载：“洛阳十二门……凡人行左右道，左入右出，不得相逢。”可以看出这个规定起自晋之洛阳，不是唐之长安。而且这两个规定都特指出入城门。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之后，能方便地接收来自南方的粮食，所以隋唐皇帝多次长住洛阳，尤其是隋炀帝和武则天，更是把洛阳看得比长安还重要，唐玄宗也曾五次驾临洛阳。
然而，唐玄宗对于长住洛阳以解决缺粮问题的现状是不满意的，所以多次想要改变。先是开元十八年（730年），大臣裴耀卿建议改革漕运，采用节级运输法，不让一条船跑到黑，让船只只行驶在船工熟悉的河段上，辗转运输，同时在天险三门峡处改为陆路转运。这样一来，大大提高了粮食运输量。其后，李林甫掌权，和牛仙客主持“和籴”。所谓“和籴”，就是官出钱，民出谷，官方向民间购买余粮。此时的“和籴”虽是带有强制性质的，成了租庸调制之外老百姓的额外负担，但是对于政府来说可以短期内积聚大量粮食。所以长安地区粮食短缺状况得以缓解。根据《资治通鉴》天宝三载所记，“和籴”实施后，“数年，蓄积稍丰。上从容谓高力士曰：‘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而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说：“开元二十四年，上自东都还，自是不复东幸。”也就是说，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以后，唐玄宗就再也没去过洛阳。
自打开元后期唐玄宗再也不去洛阳之后，洛阳政治地位便开始下降。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到唐昭宗以前，极少有记载皇帝到过洛阳，洛阳的人口也随之减少，这在大量唐诗中有反映。白居易《和敏中洛下即事》即写道：“水暖鱼多似南国，人稀尘少胜西京。洛中佳境应无限，若欲谙知问老兄。”又《菩提寺上方晚望香山寺寄舒员外》：“西京闹于市，东洛闲如社。曾忆旧游无，香山明月夜。”元稹诗《送刘太白》亦道：“洛阳大底居人少，从善坊西最寂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