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卡夫卡谈话录(1)

1920年3月底的某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我的父亲让我第二天上午到他的事务所去一趟。

“我知道你经常逃课去市立图书馆，”他说，“明天来找我，穿得像样点。我要带你去见个人。”

我问他我们究竟要一起去哪儿。

我感觉我的好奇心似乎让他挺开心。可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别问了，”他说，“别那么好奇，给自己留点盼头。”

第二天，还没到中午，我准时来到了他位于工人意外保险机构四楼的办公室。他将我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番，打开了写字台中间的抽屉，从中取出一个用花体字写着“古斯塔夫”的绿色文件夹放在面前，并久久地盯着我。

“你干吗站着？”过了一会儿，他问道，“坐吧。”看到我脸上紧张的表情，他的眼皮细微而戏谑地抽搐了起来，“别怕，我并不想训斥你，”他用友善的语气道，“我想像同志一样与你对话。忘了我是你父亲，只管好好听我说。你在写诗。”他凝视着我，仿佛是在给我开账单似的。

“你为什么会知道？”我结结巴巴地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还不简单，”父亲说，“我每个月都收到一张数额不小的电费账单。我查了一下电费大涨的原因，发现你房间的灯每天都开到很晚。我想知道你到底在干什么，所以我稍微关注了一下。我发现你一直在写作，然后又把写完的东西撕了，要不就羞愧地把它藏在小钢琴下面。有天上午趁你去学校的时候，我看了看你写的东西。”

“然后呢？”

我咽下一口口水。

“没有然后了，”父亲说，“我发现了一本写着‘经验之书’的黑色笔记本。我本来挺感兴趣的。不过当我发现那是你的日记之后，我就把它放到一边去了。我不想窥探你的灵魂。”

“不过那些诗你倒是读了。”

“是的，我读了。它们被装在一个贴着‘美之书’标签的黑色档案夹里。很多我都看不懂。我不得不说，有些诗写得挺傻的。”

“你为什么读我的诗？”

那年我十七岁，一点风吹草动都是对我自尊极大的亵渎。

“我为什么不可以读？为什么我就不能欣赏你的作品？有几首诗我甚至还挺喜欢的。但我想听听专业人士是怎么说的。所以我把它们全都速记了下来，还用办公室的打字机打出来了。”

“你记了些什么诗？”

“全部。”父亲答道，“我不止把那些我能读懂的诗记下来了。我想让人评断的是你的作品，而不是我的品位。所以我把它们全都记录下来，并交给卡夫卡博士了。”

“哪个卡夫卡博士？你从来没提过这个人。”

“他是马克斯·布罗德的好朋友，”父亲解释道，“《提修·布拉赫斯走向上帝之路》这本书就是布罗德献给他的。”

“那不就是《变形记》的作者吗？”我失声喊道，“那个中篇真是棒极了！你认识他？”

我父亲点了点头。

“他就在我们的法务部工作。”

“他怎么说我的东西？”

“他称赞了你的诗。我本以为他就是说说而已。可后来他让我介绍你与他认识。所以我告诉他你今天会来。”

“那就是你说的要见的人？”

“没错，你个涂鸦小子。”

父亲带我下到三楼，我们走进一间很大、布置得很不错的办公室。

两张桌子比邻而立，其中的一张后面坐着一个高大清瘦的男子。他有一头向后梳起的黑发，一只驼峰鼻，引人注目的窄额下长着一对美丽的灰蓝色眼睛，苦乐交加的嘴唇微微笑着。

“这肯定就是那一位了。”他以此代替了寒暄。

“就是他。”我父亲说。

卡夫卡博士向我伸出手。

“在我面前您不必感到不好意思。我家的电费也特别贵。”

他笑了起来，我的羞赧也随之消失了。

“这就是那个写出了玄妙莫测的臭虫萨姆沙的作家。”我失望地自忖道，我眼前见到的只是一个简朴的普通人。

“您的诗中还存在不少杂音，”父亲独自回到办公室后，弗朗茨·卡夫卡对我说，“这是青年人的症结所在，是生命力过剩的象征。所以，尽管与艺术一点关系都没有，就连这些杂音本身也是美丽的。恰恰相反！杂音会妨碍表达。不过，我不是评论家。我无法立即变成其他东西，然后再变回自己，并准确地测量出两者间的距离。正如我所说，我不是评论家。我只是被裁判者及观众。”

“那法官呢？”我问。

卡夫卡尴尬地笑了笑。

“我虽然也是法庭的工作人员，但我并不认识那些法官。我很可能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助理司法人员。我身上没有什么确定的东西。”卡夫卡笑了。虽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我也跟着笑了。

“确定的只有悲伤。”他严肃地说道，“您什么时候写作？”

这个问题让我很意外，因而我飞快地答道：“晚上，在晚上。白天我基本不写。我白天写不出来。”

“白天是场盛大的魔法。”

“光线、工厂、房屋，还有对面的窗户都会打扰我。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光。它会分散人的注意力。”

“光或许分散的是人内心的黑暗。如果光能征服人类，那是件好事。要是没有这些阴森无眠的夜晚，我根本不会写作。可也是因此，我才一再地意识到自己被囚禁在黑暗的孤独中。”

“他自己不就是《变形记》里那只不快乐的虫子吗？”我突然有了这样的念头。我庆幸自己打开了心扉，让我的父亲走了进来。

＊

卡夫卡浓密深色的睫毛下长着一双大大的灰眼睛。他棕色的脸庞总是充满生机。他用表情说话。

但凡能通过运动面部肌肉代替言词的场合，他都会这么做。展颜微笑，挤挤眉毛，皱起狭窄的额头，向前推动或努起唇尖——他就用这些动作取代言语。

弗朗茨·卡夫卡热爱手势，所以他对此使用得相当俭省。对话时，他的手势并不是对语词的重复，而是一种与之相当的、自成一体的运动语言，一种沟通方式。因此，它绝非被动的反射，而是恰当的意志表达。

把双手折叠在一起，或把摊开的手掌平放在写字台的垫片上，或在椅子上舒适却又紧绷地将上半身向后仰去，或在脑袋前倾的同时提起肩膀，或将手压在心脏上——这只是他质朴的表达方法中的一小部分。做这些动作的同时，他的脸上总是带着一丝歉疚的微笑，好像在说：“这是真的，我承认我在玩一个游戏，但我希望你们能喜欢我的游戏。然后——然后我这么做的原因只是想争取你们片刻的理解。”

＊

“卡夫卡博士很喜欢你，”我对父亲说，“你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事务所里认识的。”父亲回答说，“在我设计了摆放索引卡片的柜子之后，我们才走得越来越近。卡夫卡博士很喜欢我搭建的模型。谈话间他向我坦陈，完成办公室的工作后的下午，他要在位于卡林区波杰布拉迪街上的木工科恩豪瑟（Kornhäuser）那里‘待上好几个小时’。自此之后，我们经常聊一些私人的事情。然后我就把你的诗给他看了，于是我们就成了——关系很好的熟人。”

“为什么你们没成为朋友？”

我父亲摇了摇头。“他太害羞，也太自我封闭了。”

下一次见到卡夫卡的时候，我问：“您还要到卡林区的木工那儿去吗？”

“您知道这件事？”

“我父亲告诉我的。”

“不，我已经很久没去了。我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我这么做了。我这身子太娇气了。”

“我能够想象，在尘土飞扬的车间里劳作并不是什么乐事。”

“这您就错了。我爱车间里的劳动。经过刨光后的木头的香气、锯子的歌声、锤子的敲击声，这一切都让我着迷。下午总是一转眼就过去了。夜晚的来临总让我吃惊。”

“那时候您一定很累了。”

“我确实很累，但也很快乐。没有比这纯粹、具体，又处处都能派上用场的手艺更美好的东西了。除了木工，我也做农活，有时也莳花弄草。这一切都比办公室里的徭役更美好，也更有价值。在办公室里工作看上去更加高贵，也更加体面，可其实这都只是表象。实际上人们只是更寂寞，因而也变得更加不幸。脑力劳动让人脱离人类社会，而手工劳动却能将人推到人群中去。可惜的是，我不能再在车间或花园里工作了。”

“您不会放弃您在这里的职位吧？”

“为什么不？我的梦想是在巴勒斯坦做一个农民或工匠。”

“您要放弃这里的一切吗？”

“为了追寻安定美好又有意义的生活，我愿意抛下一切。您知道一个叫保罗·阿德勒[4]（Paul Adler）的作家吗？”

“我只知道他那本叫《魔笛》的书。”

“他就在布拉格，和他的妻子与孩子们在一起。”

“他是做什么的？”

“什么都不做。他没有职业，但他有使命。他带着妻子与孩子流连于一个又一个朋友家中。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自由的作家。每次见到他我都深感愧恨，我总觉得自己已经把生命溺死在保险机构的生计之中了。”

＊

1921年5月，我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路德维希·温德尔[5] （Ludwig Winder）把它刊登在《波希米亚》周日版的副刊上。

借此机会，卡夫卡对我说：“您把作家描述成一个脚踏黄土、头顶苍天的高尚伟人。这当然只是小资产阶级观念中的一种寻常想象。这种由隐秘的愿望滋生出的幻想完全是与现实脱节的。事实上，作家总是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更渺小、更软弱。因此，他体会到的艰辛世事也比其他人更深切、更激烈。对作者本人而言，他的歌咏只是一声呼唤。对艺术家来说，艺术是痛苦的，他们通过这种痛苦获得解脱，并借此迎接新的痛苦。他不是个巨人，多少只是一只囚于自身存在之笼内的斑斓小鸟。”

“您也是吗？”我问道。

“我是一只非常不像样的鸟，”卡夫卡说，“我是一只寒鸦——一只卡夫卡鸟[6]。泰因霍夫街的卖煤人就养了一只。您见过它吗？”

“我见过。它总是在店前面跑来跑去。”

“是啊，我这位亲戚的情况比我好多了。它的翅膀确实是被剪掉了。可于我而言，这根本是不必要的，因为我的翅膀已经枯萎。所以，我既没有高处，也没有远方。我困惑地在人与人中间蹦来跳去，人们用极不信任的目光打量我。我可是一只危险的鸟，一个小偷，一只寒鸦。但是这只是表象。实际上，发光的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所以，我甚至连熠熠发光的黑羽毛都没有。我像灰烬一般灰。一只渴望消失在石缝间的寒鸦。不过这只是个玩笑，我不想让您发现我今天过得有多糟。”

＊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到弗朗茨·卡夫卡的办公室去过多少次了。但有一样东西我记得格外清楚：他的肢体动作——每当我在下班半小时，或一小时前打开工人意外保险机构三楼办公室的门，我都能看见他的身姿。

他坐在写字台后面，头向后仰，两条腿伸展得很开，两手松弛地放在桌面上。费拉 [7]（Filla）那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便略微抓到了他的姿态。画中人与卡夫卡的肢体动作非常相似。不过，这纯粹只是外在的相似，形似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内在差异。

费拉笔下的读者是被某事而折服，卡夫卡的动作则表现出一种自愿的，因而象征着胜利的献身。他狭长的唇上带着浅浅的笑意，比起表达个人的幸福，这种微笑更像是一种遥远而陌生的欢愉的动人余影。看人的时候，他的眼睛总是略有些自上朝下。弗朗茨·卡夫卡的姿势非常独特，好像在为他颀长而瘦削的身量感到抱歉似的。他整个人的身形仿佛在说：“我啊，哎呀，一点都不重要。要是您对我视而不见，就能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

他说话时用的是一种微弱而模糊的男中音，虽然力量与音高从不曾离开中音区，可这声音的旋律性令人惊叹。他的嗓音、手势与神情，无不散发着善解人意、和蔼可亲的宁静感。

他说捷克语和德语，德语说得更多些。他说德语时口音很硬朗，有些像捷克人说德语时的感觉。不过，这只是一种遥远而不精确的类比，事实绝非如此。

我心目中这种带捷克口音的德语很刺耳，听起来斩钉截铁的。可卡夫卡的语言从未给我留下这种印象。他的语言因内在的张力而显得棱角分明，每个词都是一块磐石。他语言的刚硬源自对恰当性与准确性的追求。所以，这也是一种个人特点的主动表现，而与被动的群体特征无关。

他的语言就像他的那双手。

他有一双强壮的大手，手掌宽大，手指细长，指甲宛如扁平的铁锹，节骨与指节虽突出，却又很精巧。

每当我想起卡夫卡的声音，想起他的微笑与那双手，我总会想起父亲的评价。

他说：“这种力量与胆怯的细致有关。在这种力量中，一切细微之物都是最有分量的。”

＊

弗朗茨·卡夫卡处理公务的办公室是一间中等大小，层高极高，又显得很拥挤的房间。其外观让人想到一家不错的律师事务所总部的那种高贵典雅。其余的设施也是如此。办公室里有两扇经过抛光的黑色双翼门。穿过其中的一扇，便可以从摆满高高的文件柜，以及总是充斥着已冷却的香烟味和灰尘味的黑暗走廊进入卡夫卡的办公室。另一扇被安装在入口处右侧墙体中的门，则通往位于二楼的工人意外保险机构正门所在的其他办公区域。不过，在我印象中，这扇门几乎从未打开过。来访者与办公人员通常只使用那扇通过走廊的门。来访者敲门的时候，弗朗茨·卡夫卡通常会以一声短促而不太响亮的“请”作为应答，而他部门及办公室的同事总是霸道而阴沉地喊一声“进来！”

他同事命令的语气试图让来访者在办公室门前就已意识到自己的渺小。那总是紧皱着的黄眉毛，梳得一丝不苟的、尿黄色的稀疏发丝中间那条一直延伸到脖子上的“虱子大道”，那高高的立领上系着的宽大黑领带，那扣子扣得很高的马甲和那双水蓝色的、略显突出的鹅蛋形眼睛与这种语气更是相得益彰。多年以来，这位同事就一直坐在卡夫卡的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