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读：卡夫卡的钟摆[1]
格非
抵抗自己的局限性与惰性，抵抗这张办公桌和这把椅子。
——弗朗茨·卡夫卡
很高兴今天下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对卡夫卡这位作家做一个讨论。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演讲者我是没有资格的，因为我不懂德语。卡夫卡是一个用德语写作的作家，他的创作与20世纪初的德语文化和文学环境密不可分。如今，某些捷克人对卡夫卡怀有偏见，认为他是一个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人，不能算捷克作家。我读卡夫卡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也就是1988年前后，那段时间人们对他非常迷狂。当时，被翻译到中国来的卡夫卡的作品相对来说比较全，我就是在那段时期，积累了一些阅读经验。
今天家新请我来，我并不准备做一个纯学术性的演讲，而是想根据我个人阅读的体会跟大家进行一些交流，来共同分享对卡夫卡的阅读经验。首先，我们会聊到卡夫卡在西方的地位。之所以从这一点开始，是因为很多人对卡夫卡有一种恐惧，觉得这个人是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作家，又是描写虚无和荒诞，描写官僚体制，描写所谓异化的一个作家。所有的“大帽子”肯定一开始容易把我们吓住，我自己有一段时间也深受其害。比如在上大学的时候，读卡夫卡的作品会不断地感到恐惧。觉得一个神经正常的人会由于读了卡夫卡而变得分裂，这个现象存在了很多年。而且就算后来我读了大量的卡夫卡作品，也还是如此。所以这里我给大家先讲一个小故事，也希望大家能够换一种眼光来看待卡夫卡。
有一次，我跟一位作家在学校里散步，走到树林边看到一位女孩，她坐在一个石桌边哈哈大笑，一边读书，一边旁若无人地大笑。我们俩人不由得停住。作家问我：“你猜猜看，那位女孩在读一本什么书？”我说：“我没兴趣猜，大概是什么漫画之类比较好玩的读物。”他当然也做了一些猜测。后来我们两个人要走了，他突然又说：“我们不妨去看看，她在读什么书，她又为什么在那儿笑。”我同意了。因为她笑的声音非常刺激而夸张。
我们两个返回树林，问那位女孩：“你看的是什么书，我们希望了解一下。”那个女孩把书合上给我们看封面，是卡夫卡的《审判》。我们俩当时很惊讶，觉得太不可思议。一位女孩读卡夫卡笑成那样，有点匪夷所思。联想到卡夫卡所描述的荒诞世界，我觉得这个世界本身就更加荒诞。于是我们又问她：“你觉得卡夫卡他很好笑吗？”她说：“很好笑。你们读过吗？”说完她很是得意地看着我们。我们说：“读过，但是没觉得怎么可笑。”她又确定地说：“很好笑的。”我们就问：“能不能举一个例子，说一说好笑在什么地方？”因为《审判》毕竟是一本严肃的书。女孩子说：“你看，开头就很好笑，K. 这个人在家里正准备吃早饭，进来两个人跟他说：‘你被捕了。’说完却没有忙着把他带走，而是坐下来把这个人的早饭吃掉了。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是来执行公务的，但却一本正经地坐下来，吃嫌疑人剩下的早饭。这个难道不好笑吗？”我们说：“这个倒也挺好玩的，但也不至于笑出来。”她又举例子说：“K. 进到法院，试图推开一扇门寻找法官，但是那个门推了半天也推不开，原来里面有一张床挡着，他把门再打开一点，床就露出来了，原来有个人正在床上睡觉。他要进法院，必须先经过一个卧室，需要把这张床挪开以后，才能进去。”讲完这个细节，女孩子说：“卡夫卡太伟大了！这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吗？”她还举了一些例子，以至于后来我们忽然发现，我们这些人是不配读卡夫卡的——整天愁眉苦脸的，觉得他要告诉我们关于这个荒诞世界的伟大真理。可是这个女孩子不一样，她是在享受卡夫卡的喜剧。
我曾在北京参加过德国歌德学院组织的一个国际研讨会。这个会议是为了纪念卡夫卡诞辰110周年而举办。会上有一位来自捷克的作家，做了一个让我们印象很深的发言。她发言的题目就是“卡夫卡的喜剧”。她说：卡夫卡在写作的时候，经常把他当天写完的作品朗读给他的朋友们听。几乎无一例外，那些朋友都笑倒在床上打滚。可是今天的人在读卡夫卡的时候，会被过多的对卡夫卡的阐释所影响。假如换一个没有那么多阅读经验的人，不太关心社会的异化、悖论、荒谬的处境、绝望感，把它作为一个喜剧来读是不是也可以？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卡夫卡具有非常多的解读方面的可能性。当然很遗憾，我不是德语文学的权威，不懂德语。可是如果说一个读者不懂德语，通过译文，就完全搞不懂卡夫卡，这也不对。我记得在歌德学院的会上，有位懂德语的中国作家就发表了类似的高论，遭到歌德学院院长阿克曼先生的严厉驳斥。我知道很多专门搞德语文学研究的，他们对卡夫卡的解释，也不见得如何高明。因为他们基本上把卡夫卡说成是一个描写官僚体制，对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猛烈抨击的小说家。至于说卡夫卡为什么在西方世界形成那么大的影响，他们又会说，主要是因为他作品的艺术特色，为现代主义开启了先河。那么什么是卡夫卡的特色？很简单，就是所谓象征性、暗示性、寓言写作，说来说去都是这几句话。我看过很多卡夫卡的介绍，基本上都是这样描述的。
所以我今天希望就某个问题跟大家做一点探讨，主题是“卡夫卡的钟摆”。我出过一本书，书里面收录了一些论文和随笔，其中关于卡夫卡的那篇随笔，题目就叫作《卡夫卡的钟摆》。我为什么会对“钟摆”感兴趣呢？卡夫卡在小说里面经常写到一种感觉，就是“眩晕”——人老是眩晕，对世界感到不适应。这种眩晕并不是生理上的疾病导致的，而是源于尼采所说的世界的“失重”。卡夫卡说：“一个人假如在生活中不能忍受这个世界阳光的刺激，你可以用一只手把阳光挡住。然后用另外一只手匆匆记下你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一切。在你的有生之年，你或许就死掉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我想卡夫卡比任何一个作家都关注“获救”的概念。那什么是卡夫卡的“获救”呢？我刚才所谓的“眩晕”，所谓的“不适应”和“失重”，主要是因为他时常在两个世界之间来回地摆动。摆动产生眩晕感。其中的一个世界，我们可以说成是卡夫卡作品里面写过的最坏的世界，最不能忍受的、最没有尊严的世界，就是爸爸叫儿子跳水自杀，就是无穷无尽的耻辱。另一个世界是卡夫卡想进入而无法进入的，就是现在在座所有人，普通人所习以为常的生活。这种生活就是“家居伦常”。大家知道卡夫卡订过婚，但是最后没有结婚。他当然喜欢离群索居的人、离家出走的人，同时又羡慕具有“家居伦常”生活氛围的人。他似乎是在这两个世界，在钟摆的两极徘徊。说“钟摆”还有一个原因：卡夫卡比较悲观，他笔下的人物通常都处在悖论之间。不管怎么选，其结果都是毁灭。比如说，他在小说里面时常写到的小动物，老鼠啊，甲虫啊什么的。他写的小老鼠非常可爱。对于老鼠来说，它的两极是什么？一头是猫，就是你要过去猫就把你吃掉了。那么就往另外一边跑，但跑向另外一边，也不见得有什么好下场，因为在另一端等待它的就是捕鼠器。这个捕鼠器，很容易联想到国家机器，联想到人为设置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相比之下，那个猫也许还更可爱一点。假如我们是这个老鼠，是愿意被猫自然地吃掉，还是愿意被捕鼠器弹下来夹死？这当然也是卡夫卡的两极。
所以瓦尔特·本雅明认为卡夫卡提供的是一个“中间世界”，既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也不是充满希望，而是有一点点希望。我们都处在这样一个世界。所以，我认为今天来讨论卡夫卡也不过时，因为我们今天也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当中。你说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希望，但是生活当中还充满了一些被卡夫卡称为“小小的乐趣”的事物。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乐趣。这个乐趣的拥有者不是卡夫卡本人，而是被卡夫卡称为“助手”或“傻子”的一类人。需要提醒各位的是，这类人物不是反面角色，而是卡夫卡十分羡慕的一类人。
当然不能否认卡夫卡对官僚机器、对僵硬的社会机制、对所谓的异化的反映与表现，这些内容他都涉及了。但从根本上讲，我觉得卡夫卡也是一个不断渴望离家出走的人，他希望逃到一个地方去。所以我刚才说，“获救”这个概念对卡夫卡充满了吸引力，可能也对我们每个人都充满了吸引力。可是“获救”这个词的意思对卡夫卡来说，并不意味着解决问题，或者说进入天堂，或者说获得阶段性的某种胜利，卡夫卡从来不相信这个东西。还是引用本雅明的话，他说：对于卡夫卡来说，获救就意味着逃脱。过去的基督教，包括犹太教，在卡夫卡之前，在18世纪之前的世界，人是可以获救的，上帝有一天会重临这个世界，会有末日审判，我们所有的苦难、冤屈，在这一天都会得到正义、公正的补偿。当然，卡夫卡的世界已经到了20世纪。他死于192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发生了。所以刚才家新说，很多人把他看成是“先知”，一个“寓言家”。但他同时也是“预言家”，他实际上预告了未来世界的很多信息。
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卡夫卡这样的寓言，这样的写法，他关心的这些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他之前，有非常多的人考虑过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卡夫卡有无数的先驱。阿根廷的博尔赫斯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谈论卡夫卡的先驱。当然这篇文章里面他没有谈到霍桑，我个人认为霍桑和卡夫卡非常相近。霍桑是美国作家，也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作家，特别了不起，这个人和卡夫卡的话语方式有很相近的地方。
世界上有两种类型的作家。一种类型是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作家，他们什么都能写。巴尔扎克描写的不只是小说，而是整个世界，他像一个手工作坊主那样生产小说。他从裁缝、妓女、一般的无产者到官员、大亨，到银行家，社会上所有的人他都能写。据说，他的《人间喜剧》里面有大约二千二百多个人物，非常惊人。另一种类型，是以卡夫卡和霍桑为代表的作家。这样的作家不喜欢跟社会打交道。他们基本上像老鼠一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趴在家里不出门，朋友很少，属于隐居者。这样类型的作家很多。卡夫卡和霍桑属于比较相像的两个人。为什么？霍桑也是属于特别爱胡思乱想的人，在家里没事干就写一些笔记。霍桑去世后，留下非常多的笔记，有人专门给他整理这些笔记。他的每一篇笔记都可以写成非常奇妙的短篇小说，可是他根本不屑于去写，他的妙主意太多。我读过一部分他的笔记，我认为这个笔记的作者也可以称为“卡夫卡”。
霍桑写过一篇非常著名的小说《韦克菲尔德》。小说中提到，在当时的英国伦敦，有那么一个中年人突然感到生活很没意思，就像今天很多人觉得家庭生活很无聊一样。怎么办呢？他就想出一个办法，离家出走。某一天，这个人拎起一个皮箱，带上雨伞，收拾行李准备远行，他的妻子在家里忙碌。这个中年人四五十岁，是一个比较喜欢幻想，同时又非常老实的人。他老婆知道他有这样一个毛病，结婚已经很多年了，觉得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总有一些不正常的举动，所以也没当回事。他说要出去住一段时间，就跟妻子告别，他妻子也没理他，他就出了门。出门以后，不知什么原因，他又返回来，把他的脑袋从门外面伸进来，对着他的妻子突然笑了一下。霍桑说：很多年以后，他的妻子能够记住丈夫的就是这么一张笑脸，很诡异。他去了什么地方呢？他觉得生活很无聊，就想不如去住旅馆，到什么地方休息一下。等身心恢复以后再回来忍受妻子和日常生活的折磨。现在有些人对家庭生活感到厌倦，觉得没意思，那么就跑到一个荒岛上待两个星期，回来以后又充满了新鲜感，充满了活力，再应付非常糟糕、难受的日常生活。但大家注意，这个韦克菲尔德没有走远，他隐居的地方就在他家旁边。他住的旅馆跟他家只有一条马路之隔，几步路就可以回家。但是他住下来了，他打算住两天或者一个礼拜。
当他准备回家的时候，他突然想：“为什么我不再住一个礼拜呢？不再住一天呢？”他就不断把回家的时间往后推，一直推了二十年，自己隐居在自己家门口二十年。他还会回去看他的妻子。第一天看妻子没有什么事，过了几天他妻子很着急，然后妻子生病，请来了医生，他无所谓。他不断地回去看他的妻子，有一次他觉得妻子变胖了，他发现时间过去了很多年。他的妻子当然要寻找丈夫，比如登告示，让朋友去找，但是找不到，妻子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寡妇，肯定丈夫已经死了。
可是对于韦克菲尔德来说，他每时每刻都想着回家。当然这个人在家门口住了二十年。二十年以后，他们在伦敦的一个教堂旁边，在茫茫人海中迎面相遇，他当然认得出他的妻子，因为他经常回去看他的妻子。可是他妻子已认不出他来了。他的妻子看了他一眼，手里拿着一本祈祷书就上教堂做礼拜去了。可是她走上高高的台阶以后，突然回过头来，朝他们相遇的地方看了一眼，说明他妻子的脑子里还残存着对他的记忆。韦克菲尔德回去以后就骂自己是傻瓜，说，“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怎么能住二十年呢？”于是回家了。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最后一次在门外窥伺自己的妻子，内心交织着悔恨和自责，然后他就若无其事推门走了进去，似乎对他妻子说：我回来了。小说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为什么认为这样的小说也可以称为是卡夫卡式小说呢？因为卡夫卡的小说里面充斥着韦克菲尔德这样的人和这样的行为。但在博尔赫斯看来，霍桑与卡夫卡最大的不同是，霍桑小说里面的人物离家出走以后还能回来。就像我们今天社会生活中，一些人离家出走，只要他们愿意回来，当然没问题。可是你们看卡夫卡的小说，里面所有的人，只要离开了家门，就回不去了。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无法像奥德修斯那样回家，这当然有社会性的一面，我个人认为也有自我放逐的一面。这两个东西同样重要。说到造成卡夫卡与霍桑的不同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固然是因为社会的变化，卡夫卡所面临的生存环境，面对的荒谬感进一步加深了。第二个方面，个人在做出选择的时候毕竟跟浪漫主义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
当然卡夫卡的先驱有很多，我稍微举几个例子，除了霍桑之外，还有罗伯特·瓦尔泽，这个人是卡夫卡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很多研究者都认为，瓦尔泽影响了后面的卡夫卡，为什么？瓦尔萨写过一部很著名的小说叫《助手》，里面写一大帮人准备了地球仪、指南针等各种各样的远行装备，准备离开家乡。整部小说就是写他们为离开家乡所做的准备活动，可是小说写到最后，这几个人也没能离开家乡一步。这就是卡夫卡的处境，也是我们很多人的处境，我觉得大家都是卡夫卡。
为什么一定要打消诸位对卡夫卡的恐惧？卡夫卡和我们一样，如果他的作品我们能看懂，能够发生某种共鸣，那就说明，发生在卡夫卡身上的事，也发生在我们身上。
19世纪的一个英国诗人布朗宁，他写过一首诗，诗名叫《疑虑》。他说：有一个人不断地给他写信，跟他大谈哲学问题，谈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他又不认识这个人。这个人的学问如此高深，他当然要了解这个人是谁。他就把信件拿给专家看，专家认为这个人、这些信件是伪造的，也就是说世界上并不存在这么一个人。那么这些信是谁写出来的呢？布朗宁暗示我们，写信给他的人，恰恰就是上帝本人，很震撼。卡夫卡也经常涉及这个主题。
还有布洛瓦，他写过一篇题为《卡尔卡松》的小说。卡尔卡松是一个地名，一支军队准备进攻这个地区，行军几万里，不断地翻雪山，克服重重障碍，可是他们永远不能抵达要接近的目标。大家可以想到卡夫卡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就是《城堡》。这个城堡就在被大雪所覆盖的山头，所有人都能看见这个城堡，但是卡夫卡笔下那个可怜的K. 就是接近不了那个目标，他进不去。而且不仅进不去，他连接近的可能性都没有。这就是卡夫卡，或者也是我们所面临的基本生存困境。
当然上面说到的几个例子都是博尔赫斯提到的。当然他还提到了很多人，这里面就包括一位中国人，也许大家会觉得很有趣。
这个中国人是谁？他就是唐朝的韩愈。他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叫《获麟解》。韩愈和卡夫卡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韩愈也被博尔赫斯认为是卡夫卡的先驱呢？我重新读了《获麟解》，觉得还真有关系。在文章中，韩愈说，麒麟这样的动物是确实存在的，但是谁都没有见过。有谁说见过麒麟？大家都说没见过。可是没有任何人会否定它的存在。这样的一个悖论也是卡夫卡在写《城堡》的时候所面临的问题。K. 要进入这个城堡，当然需要城堡当局的同意，那么城堡当局是谁？据说有一个人叫克拉姆，当克拉姆出现的时候，K. 就会被告知这个人并不是克拉姆。小说写到最后，我们有理由认为，有两种可能：
一个可能，克拉姆并不存在。
一个更可怕的可能，K. 所见到的所有官员都有可能是克拉姆。这个世界所拥有的真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它都是沉默的，你不能穿透它。
卡夫卡最有好感的中国作家是谁呢？是老庄，就是老子和庄子，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这两个人的著作。而且我认为在卡夫卡小说里面确实能够找到老子著作或者是庄子著作的很多痕迹。老庄也是提倡跟社会现实生活决裂的，提倡抛弃智慧。我们都十分看重智慧，可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只能带来烦恼。卡夫卡小说里面有智慧的人也是最痛苦的人。什么样的人最幸福呢？就是老庄说的无知无能的人，这样的人叫作“不系之舟”，没有绳子牵着他，多么自由自在。一棵树因为大家不去砍它，它活下来了。为什么不砍它？因为它长得歪歪扭扭，长得是歪的，不能做材料，没用。这就是庄子说的“无用之用”。当然老庄试图建立一整套哲学，或者说一整套生活观念。卡夫卡没有这种意图。但是我相信，他们在很多地方是相通的。
还有鲁迅。鲁迅和卡夫卡两个人互相不认识，也互相不了解。但是我写过一篇文章叫《鲁迅与卡夫卡》。我认为他们俩非常相近。他们对希望，对过去和未来，对于言说，就是话语本身，看法有相似的地方。他们得的病都差不多。他们的思维习惯，对于绝望和希望之间的“虚妄”问题的看法是相通的。所以也不见得说，卡夫卡一定要精通韩愈，一定要知道布朗宁，一定要知道罗伯特·瓦尔泽，后者才会成为前者的先驱，不一定。博尔赫斯的意思是说，正因为有了卡夫卡的写作，前面那些不被人注意的作家及其文本的意义才开始凸显出来。
这里还要说到另外一个人，我个人觉得他是卡夫卡的精神导师，或者可能是对卡夫卡影响最大、心灵上跟他最亲近的人，这个人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卡夫卡日记，包括他和马克斯·布罗德[2] 的谈话，很多地方，他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十九岁的时候，就在通往自杀的道路上飞奔，这是卡夫卡的语言。在通往自杀的道路上飞奔，眼看就刹不住车了。他觉得没有办法，没有力量把他托住，一个人在下坠，最后托住他的人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西方有一种说法，认为古往今来，如果在人类小说家里面挑选一位最伟大的作家，很多人公推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我个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非常喜爱的。当然，很多人觉得托尔斯泰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可是回去看一看《卡拉马佐夫兄弟》，托尔斯泰就显得轻了一些。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你不仅会受到启示，获得反省生活的契机，同时也会强烈地感受到信仰和真知的力量。在现代文学家中，这样的作家绝无仅有。
这样就结束了第一个部分。讲到卡夫卡的先驱，寓言的性质，卡夫卡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等等。卡夫卡并不是我们所听说的那种作家，什么批判资本主义和官僚机制，建立一个清明的政治国家、民主国家，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卡夫卡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他也并不认为这个社会可以被改造得更好，他从来不这样认为。他并不认为这个社会换一个政府，换一个国王，或者换一个什么人，或者是把制度改掉，就会解决什么问题。不是这样。
而且卡夫卡从来不说教，他从来不在文章里面告诉你，你们都向我看齐，我感到虚无了，你们也虚无吧。他没有这样。甚至当有人问他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希望的时候，卡夫卡和鲁迅的回答是一样的，他说：我说没有希望，只不过是对我而言，你们有没有希望？你们有太多的希望了，只不过你们的希望不是我的。鲁迅先生通常也这么回答，他自己很绝望，但他不忍心年轻人也绝望。有位美国诗人把卡夫卡称为“圣徒”，我也觉得他当之无愧，确实是一个圣徒。他的作品里面充满了对基督、对上帝的怀疑。反过来也可以说卡夫卡所有的小说都产生于对上帝的某种呼唤，他在寻找这个东西。
刚才家新说卡夫卡是原创性的作家，非常对。确实是，非常多的方面他都具有原创性，而且跟那些挂羊头卖狗肉，自己根本搞不清楚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就来教训别人、教别人怎么生活、谈理想谈人生、为我们所不齿的那些作家完全不同。他非常谦卑，他对世界没有什么整体性的把握，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希望在哪儿。他试着说出一点点，非常谦虚地说出一点点，如果你幸运，就能够从卡夫卡的作品里面看到从天堂射下来的一点光。如果你看不到也无所谓，他也没有强迫你。甚至最后卡夫卡告别世界的时候，希望把自己所有的作品付之一炬，全部烧掉，不要给别人留下，贻害大家。这是一个圣徒式的作家，非常了不起。
接下来要讲几个小问题，看一看卡夫卡是怎么描述、建构世界的。
正如我们所说的他的“钟摆”的概念，或者是“寓言”的概念，卡夫卡的小说难就难在他不是通过一个正常的故事来告诉我们什么道理，让我们能轻易地看懂。好比日常生活的一个故事，故事看完以后，归纳一下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问题，能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好像有一个什么衣架子可以把衣服挂上去，卡夫卡没有提供这个东西，你挂不上去。那么你能不能理解，完全取决于两个方面：
第一，你对卡夫卡作品的形式是否了解。
第二，你对卡夫卡的经验，表达的经验有没有共鸣，有没有认同。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认同，可是有的时候，又会感觉到我们和卡夫卡完全一样。匈牙利有位学者叫卢卡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虽然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但他经常说一些很随便的话。
有一则传闻说，卢卡契曾将卡夫卡描述为“一个颓废的现代主义者”，直至他本人在苏联的大清洗中落难，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将卡夫卡称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言下之意，卡夫卡笔下的那种荒诞命运也开始降临到了自己头上。因此，读者对一个作家的认同，学识当然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经验层面的共通性。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爱因斯坦。这个人趣味广泛，做物理学，对哲学很了解，对音乐也精通，会拉小提琴，当然他也不会轻易放弃对小说的爱好。当他听说卡夫卡是那么有名的一个作家时，就从他的朋友那里拿了一本卡夫卡的《城堡》或者是《审判》，回去阅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爱因斯坦把书还给那个朋友，缴械投降了。他说：卡夫卡的大脑太复杂了，我这样的人也许是不可能读懂的。
所以，我觉得能不能理解，取决于两个因素：我们是不是了解他的方法。另外，从经验层面来说，我们跟他有没有认同感。
当然第二个层面，经验层面，我不能帮大家的忙，因为这是生活，你们的命运会引导你们，生活会告诉你们，你们到底需不需要卡夫卡。如果生活没有告诉你们需要卡夫卡，我觉得你们很幸福，就不要去想了。
我要和大家讨论的是第一个方面，就是他的方式是什么。如果一个人，假如到现在还没有读过任何卡夫卡的文字，又想了解这个作家，最好读他哪一篇小说呢？很多人可能推荐《乡村医生》，我们中国的很多教材，基本上选的就是《乡村医生》，可能也有人选《饥饿艺术家》，但我推荐的是《判决》，这是他最短的作品，非常短，翻译成中文三四页，也是他的代表作。这篇小说保留了很多传统小说的技法。《乡村医生》我们一开始看不懂，《乡间婚礼筹备》创作比较早，进入很困难，但是《判决》比较好读。另外这篇小说也包含着卡夫卡非常重要的奥秘，他后面涉及的很多主题，这里面都涉及了。
所以，我讲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父亲和儿子”。这是卡夫卡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主题，就是父子。什么是父子？
在社会的某种话语之下，当然会认为父亲和儿子是一种伦理关系。那么父亲和儿子的关系，是怎么被确定下来的呢？当然是文化和话语的结果。比如意识形态，一般的社会伦理，我们的传统，都做了规定，你接受的是遗产。
假如卡夫卡的父母很爱这个孩子，假如他的母亲不是死的那么早，假如他和他的父亲两个人很和睦，我可以告诉大家，卡夫卡和我们一样，他会是一个很平庸的人。他的不幸和幸运，恰恰在于他有这么一个父亲，同时他又非常敏感，这个问题实际上萦绕了他的一生。
《判决》怎么写的呢？我大致说一下。我认为它涉及卡夫卡非常重要的隐秘在里面。格奥尔格这个年轻人和他的父亲经营商业，有一天坐在阳光明媚的家里，突然想给在彼得堡的一位朋友写一封信。
格奥尔格是布拉格人。那个朋友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去了俄国彼得堡，经常写信告诉他那边的生活，也曾经和他流露过你不要待在那个地方，出来吧，到俄国来。但是格奥尔格一直不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要离家出走，为什么要离开他熟悉的家庭，离开他的朋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当然，他们的通信时断时续。
直到有一天格奥尔格订了婚，他告诉未婚妻，说：我有一个朋友在彼得堡，要不要把我们订婚的消息告诉他？这个女孩子说：当然要告诉了，你不告诉他怎么行呢？既然是你最好的朋友，应该如实告诉他。格奥尔格说：好，既然这样就给他写一封信。便把信封好，准备到邮局去寄给这位朋友。
就在给朋友寄信的途中，经过他父亲的房门，顺便去看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已经很衰老了，坐在椅子上。他父亲问：你干吗去？他说：给朋友写了一封信。父亲说：什么朋友？儿子说：你不记得了吗？小时候到咱们家来玩过，你还跟他讨论过问题，后来还提到过他。父亲说：我不记得这个人了。儿子说：我要把订婚的事情告诉他。父亲勃然大怒，非常不高兴。格奥尔格要把父亲扶到床上去，给父亲盖好被子，让他好好休息。可是他的父亲脾气越来越坏。父亲最后跟他说：你是不是要寄信给俄国彼得堡的那个朋友？你要知道，你们两个所有的通信，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而且你在跟他写信的同时，我也在给他写信。他左手拿着你写的信，右手拿着我写的信，我就是你的朋友派在这个地方的总代表。你们看这部小说，到这个地方已经很有点超现实了。
这个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父亲对他说，你现在没有良心，你把这个企业都变成你的了，我已经完全没用了。可是我还有一点力量，我还能制服你。因为你的母亲也希望我这么做。然后格奥尔格不断地安慰着父亲，就在安慰父亲的一刹那，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他认为那个朋友离家出走是对的。他终于理解那个人为什么要离开家，还有，所谓的家庭到底是什么。当然里面有很多争论，带有高度的抽象性，大家可以看小说。
那么在卡夫卡的眼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第一，迟钝；第二，衰老；第三，衬衫的领子是肮脏的。这是一个既肮脏又衰老又迟钝的父亲，可是父亲手里还有力量，他会歇斯底里。父亲跟儿子不断地争执，最后父亲说：你不要以为你能控制，我现在还有力量控制你。父亲说，我现在就判决你，惩罚你现在跳河自杀。儿子从楼上下来，看见他们家的保姆睁大眼睛看着自己，就跑到河边。他想，他父亲已经判决了，那他就跳下去。他还选在公共汽车经过的时候，能够把他落水的声音遮挡住的时候，跳下河去默默地死掉了。
大家听了这个故事以后觉得很荒谬，首先这里面非常重要的“离家”的主题，在卡夫卡以后的小说里面经常出现。
其次，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他和父亲关系的问题，父亲形象的问题。父亲是什么？对卡夫卡来讲，父亲就是官员，他们肥胖、臃肿、愚蠢、肮脏。这就构成了很大的冲突。所以卡夫卡是通过家庭来描写社会的，他最终要描写的是什么？就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机制。
这个社会的机制是什么？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合作，最后不得不死。社会就是一个大转轮，每个人都在帮助它转动，但它为什么转动，是存在的奥秘，用康德的话来说是不能思考的。所以列夫·托尔斯泰说得很极端，他说：有些人永远不会为自己生活，连一分钟都没有过。
可是这样的生活值得过吗？卡夫卡不断地问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在这个机制里面呢？我这么痛苦！所以，他是通过一个家庭作为一个象征，以一个很小很小的组织作为蓝本，来推测、认识和描述周遭世界的。他说：一个人在家庭里面，都是为家庭成员而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不能自己解雇自己，说不干了还不行。
你们刚才听了我讲《判决》这个故事，可能有一部分人会问：父亲叫他去死，难道就要去死吗？他为什么不能置之不理或者奋起反抗呢？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需要从寓言的层面上加以理解：父亲不仅拥有权力，同时他还是一个比权力重要得多的社会文化机制的代言人——父亲尽管已经老得不能动了，但他的权力无处不在。在某种程度上，伦理、道德和社会话语，构成了文化上的规定性。它强迫我们，当然同时也在保护我们。
童年或少年时代的卡夫卡，由于家庭环境的特殊性，他与生存的社会性之间过早地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裂隙。换句话说，假如他有一个非常温和的父亲的话，可能这个作家就会消失。这也涉及我最后讲的问题，就是卡夫卡之所以成为卡夫卡，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挥之不去的失败感。
如果一个人不失败的话，这个人永远不能成为王家新刚才讲的那个“先知”，不会写出好东西的。所以一般的普通人不要羡慕那些大作家、大音乐家、大艺术家。你应该想，好在我不是他们，这些人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失败者。因为失败，他们窥探了这个世界一般人无法窥探的秘密。
实际上在卡夫卡之前，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大师不约而同地都对这样的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思考。
我跟很多人都说，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根本不是写什么婚外恋，他写的就是绝望，就是空虚，就是上帝死了以后，上帝作为原来可以阻挡你的烦恼、绝望和虚无的墙被突然拆走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法律制度、科学，是这样一些新玩意儿。用这样的东西取代上帝的时候，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态度是一致的。他们质疑现代，当然他们也不会简单地将自己交托给上帝。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怎么办？托尔斯泰将自己变成了一个虚无主义者，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考却有所不同。
有一次，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俄罗斯文学教授去外地出差，临行之前给我打电话，说：我的下堂课要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听说你也是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家，你去替我上一次课。其实我就是了解一点皮毛，根本谈不上什么专家。我当时冒失地答应了。我说：好，我代你去上一次课，反正都是中文系的学生。
那么上课之前，我就要先看一看他的小说，因为人名都记不全了，上课怎么讲呢？就把他的《罪与罚》拿出来，放在我的写字台上。我一边吃晚饭一边看，什么拉斯科尔尼科夫，什么油漆匠、寡妇、高利贷者等都要弄清楚。但我在边吃饭边看的时候，不知道时间怎么过去的，完全不知道了。就把饭放在一边在那儿读书，等我把书读完，已经是第二天早上6点钟了，饭就吃了一点点，全凉了。为什么我会在那样一个晚上突然被这样一部小说抓住，根本放不开？当然不光是因为他写得好，像读金庸那样，永远被下一个悬念而吸引，不是的。我没有想到要放弃，根本就无意识。因为在当时我个人的精神上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然而我看了《罪与罚》以后，看着看着就发现，这本书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专门为我写的。作家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这个秘密，在书中使用了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才懂得的密码。我这么说是严肃的，文学本来就是一种秘传的经验。所以，我非常理解卡夫卡说的，为什么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以后会有那么多的感受。他会觉得世界上终于有一个人跟我一样，他的情感、方式，他遇到苦难的心理结构跟我完全一样。《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是这样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认为世界由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两个部分构成。成人世界是没有希望的，为什么？因为成人就是上帝。因为你们都成人了，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回事，你们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而孩子们还生活在伊甸园里面，他们还是受到引诱前的亚当和夏娃，还没有吃那个果子。那么这些大人通过社会的法律，通过社会的教育，要把这些小孩从那样一个非常纯朴的状况之下，变成跟他们一样的成人，是不是有点残酷？
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里面做了非常多的辩证思考。比如他小说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着人类美好理想的小孩，就是阿辽莎。卡拉马佐夫家里充满了罪恶，他们家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有严重的精神危机，正面的形象就是这个阿辽莎。这个小说里面还有一个佐西马长老，代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一部分思想。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涉及父辈和孩子之间关系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成人，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自己就是上帝。上帝是什么？卡夫卡说，我们为什么那么肮脏，那么糟糕，那么容易欺骗？因为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他预先就考虑到这一点了，所以我们和上帝是没有区别的。倒是那些还没有开化的，还无法无天的小孩子，他们能透露这个世界非常美好的东西，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当然也是卡夫卡的看法。
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通过复调对话，气势磅礴地直接告诉读者，非常雄辩。卡夫卡没有采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方式，他采取的是寓言的方式，一般人很难接受。还有一个人，就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家，他在心理学方面的发现后来被拉康、被很多研究文学的学者所用。在弗洛伊德看来，孩子是生活在天堂里的，他们不太善于使用智慧，也不去分辨是非善恶，什么事都敢做，没有烦恼。大人要对他们进行规训，要不断地训练他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规训过程，当然是一个异化过程。就是孩子脱离自身变成非我，他在学习，他在学习别人的东西，游离了孩子的特质，变成了另外的成人。当然卡夫卡在这方面也涉及了。关于父与子的这个部分就暂且说到这儿。卡夫卡怎么通过孩子和成人世界，通过一个家庭，通过父子紧张关系，去描述社会中他的这种绝望，这种机制、话语、国家机器对人的制约。
如果我们将家庭关系这一内核放大到整个社会，那么社会这个庞大的机器在运转过程中想必会变得更为精细而复杂。有许许多多的齿轮在帮助这台机器维持运转，任何一个微小的齿轮发生卡顿，都会给如同尘芥的个体带来不适、痛苦、眩晕和悖谬感。用海德格尔的比喻来说，那是一种关门夹住手指时所产生的非理性情绪。卡夫卡在说自己运气不好的时候，指出了一个我们习焉不察的事实，那就是，对于运气好的人来说，他们在一生中，从未或极少被门夹住手，因此不必时常面对自己的非理性情绪，也无须对生活本身进行沉思或质疑。至少在卡夫卡看来，这样的人是存在的，他们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大众。而他对于这样的人，心情矛盾而复杂。为什么对别人来说并不构成问题的小小障碍，却会将我击得粉碎？卡夫卡时常这样自问道。只有当一个人被社会这个转轮甩出来的时候，他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只有当一个人经历失败，只能以痛苦和孤绝感为食料的时候，才会理解这个世界向我们呈现的荒谬感。
另一个问题涉及卡夫卡的寓言世界，我称之为“沉默的世界”。
为什么我刚才说，我们被惩罚，不仅是因为我们无罪，还因为我们无知？我们对这个社会确实无知，因为你不了解这个法律、规则或社会话语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这对卡夫卡来说，同样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世界、真理、上帝，所有你需要认识的核心，全都对你保持沉默，它不说话。举一个卡夫卡小说里面最著名的寓言，就是在法院面前，来自他的长篇小说《审判》里面的一小段。简短地说一下，他是通过一个神父之口说了这个故事。
他说：有一个乡下人从大老远的地方来到法院要打官司。当他来到法院门口的时候，看到法院门口有一个看门人。他就和看门人说：我要进去打官司。看门人说：你不能进去。他说：我要打官司，要进法院。看门人就说：我没有得到任何命令和许可允许你进去。他说：那我怎么办啊？看门人说：你等着。这个人就站在法院门口等着。从天亮等到天黑，他没有办法进去。这个看门人说，我并不是唯一的看门人，里面还有很多的看门人，你即使过了我这关，后面的无数关可能也过不去，所以我劝你打消去法院的念头。那个人说：不行，我要进法院。看门人说：你等着，等到什么时候有命令允许你进去，我会通知你进去的。这个人就等着，第二天又来了，第三天又来了，永远没有得到同意他进去的许可。最后看门人和他也混熟了。他从家乡带了一点土特产，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来贿赂看门人。看门人照单全收，而且在收礼物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说：我收你的礼物，并不意味着我会帮你的忙。我为什么要收你的礼物呢？无非是想告诉你，你为进法院所应使用的计策，你都已经使用过了，我不让你留下遗憾。你看，你贿赂我了，我就收下来。如果我不收，你好像会觉得，是不是我礼物没送到家。现在告诉你，我收下了，你不要抱什么希望，还是回去吧。从这个看门人的语调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对法院或世界的秘密还是知道一点的，这个人身上也有上帝的气息。他竟然违规隐隐约约地透露了一些秘密，可乡下人还是不相信，还是要等。
最后看门人同情他，给他拿了一个小板凳，让他坐在那儿。这个和韦克菲尔德的故事有很多地方相像。韦克菲尔德住在一个旅馆里面，他不愿意回家，拖了二十年。这个人为了进法院的门等了一辈子，最后他的胡子、头发全白了，苍老不堪，最终还是没能进入法院。这个人也不是傻子，他坐在这个地方也在思考一些重大的问题，他思考了什么问题呢？看门人看他快要死了，就剩一口气，马上要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了。看门人很同情地看着他，他招招手，叫看门人过来，他说：我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问你。看门人说：什么问题？他说：很多人都千方百计地要进入法院，每个人都从很远的地方来到法院的面前。但是很奇怪，我在这个门口坐了一辈子，怎么没有看见一个人进过法院的门打过官司呢？看门人看到他要死了，就把谜底告诉他，回答说：很简单，这个法院就是为你一个人开的。现在你死了，我可以把门关上了。这就是他的回答。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法院。不能说法院怎么对他公平，对我不公平。谁告诉你法院要对每个人都公平的呢？怎么一个人生活得好好的，为什么地上突然有一个洞，我掉下去摔伤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因此，卡夫卡“法院是为你一个人开的”这句话值得认真思考。
卡夫卡写的悲惨的世界，虚无的世界，从来不是统计学上的：这个世界多么荒芜，多么虚无。一个人倒霉，是他自己的运气不好，或者说他的上帝心情不好。
卡夫卡说过，人类有很多的缺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耐心，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很简单，特别是年轻人。卡夫卡笔下有很多这样的人，实际上，对我们来讲，这个世界既非我们想象的张着血盆大口要一口吃掉我们，像福楼拜笔下的羽毛丰满的资产阶级吃掉爱玛一样，也不是说这个世界就像玫瑰花园一样，什么事情都被上帝安排得停停当当。
卡夫卡小说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城堡》，我认为它比《审判》写得更好。他的长篇有三部，《审判》《城堡》《美国》，三部作品之间有着清晰的联系。
《城堡》里面写的K. 这个人，是一个土地测量员，跑到城堡所在的村庄测量土地。工作是人家请他来做的，他就来了。来了以后，人家告诉他：“我们并没有请你来。”他说：“不可能，你们专门有文件。”拿出文件核对，证明这个地方确实请过他，然后就找村长，找一些当官的，总算有人能证明说：“这个地方好像也请过一个土地测量员，那么你不妨就工作吧。”他就开始工作。工作的过程中遇到所有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K. 就着急了，他觉得我生存在这个世界的合法性是不言自明的，你们请我来，我工作，我踏踏实实做好我的工作，不就可以了？怎么会弄得我寸步难行呢？
请注意，他要求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存在的合法性。我们很多人会像K. 一样天真，认为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是小得不能再小的问题，实际上，卡夫卡的寓言已将它改造为生死攸关的终极问题。当然，到小说终止，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甚至毫无进展。
在《城堡》里面，这个K. 就是一个急性子的人。他要获得工作的合法性，人家跟他讲，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找城堡的官员。K. 就想，算了吧，我不工作了吧，既然不要我，我走还不行吗？离开这个地方，另外换一个工作。有一天来了两个陌生人，对他说：我们是城堡方面派来给你当助手的。既然城堡给他派来了助手，说明城堡对他的工作是认可的。至少可以证明，他确实受到了邀请。K. 问这两个助手：“谁派你们来的呢？”助手就像两个小动物一样，嘻嘻哈哈，摸摸自己的头发什么的，却说不出个所以然。卡夫卡笔下的助手写得非常可爱，像动物一般可爱。最后他们告诉K. 说，管事的这个人叫克拉姆，你要能找到克拉姆，就能解决问题了。可是怎么才能找到克拉姆呢？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收到一封信，给他写信的这个人，署名就是“克拉姆”。在信中，克拉姆嘱咐他要勤奋工作。读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了解K. 的处境中隐藏着的那个悖论：村庄里所有的人都不搭理他，他的工作都没有办法展开，可是一个名叫克拉姆的人又写信给他，鼓励他好好工作，而且还给他派了两名助手。这都是矛盾的。这个悖论的实质是，K. 没有办法工作，但他也不能自己解雇自己，从这个村庄离开。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对于K. 来说，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找到克拉姆本人。怎么找呢？他们知道克拉姆有一个情妇，这个女孩子叫弗丽达，所以他要想找到克拉姆，必须要先攻下这个情妇。当然他最后攻克了。
关于K. 和弗丽达在酒吧厮混这个情节，米兰·昆德拉曾经做过阐释，他认为这一段写得很淫秽。两个人抱着，滚在了桌子底下。他试图通过与弗丽达的恋爱，来获取这个女孩子的芳心，想通过她接近克拉姆。这个女孩子给他想了一个办法，说：克拉姆现在就在房中。虽说你不能打扰克拉姆，但是我可以让你从锁孔里面看一眼。K. 就跟随弗丽达，来到一个房间门口，将锁孔拨开。他果然看见一个男子坐在里面，但只是背影，看不见脸，坐在那里很威严，很像是上帝。长话短说，他没有见到克拉姆的正脸。后来，他得到可靠的讯息，赶到一个村庄去见克拉姆，结果与他会面的是另外一个官员。最后，这个小说出现了一个疑问：这个克拉姆到底存不存在？不知道。或者也可以这样理解，任何一个官员都可能是克拉姆，也可能不是。这个小说的情节永远停在起点上。
当然这个克拉姆也可以被理解为上帝。谁都没有见过上帝，但上帝依然存在着。存在的是上帝的“迹”，而不是“体”。你没有见过上帝本人，但这并不妨碍上帝向你发出指令。就像韩愈在《获麟解》中所讨论的，谁都没有见过麒麟，但麒麟依然存在。只是，上帝的存在有两个基本形式，一是沉默，二是自相矛盾，也就是悖谬。在《城堡》中，这两个方面都涉及了。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城堡》中的另一个故事，也就是奥尔加一家的命运叙事——K. 在寻找克拉姆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个美丽姑娘奥尔加。然后他就听说了奥尔加一家人的命运。
奥尔加是怎么回事呢？她的父亲，开了一间鞋铺，卖鞋子，同时也是一个什么小机构的头头。他们一家人引以为豪，自认为这个家庭的利益，与城堡当局的意志是一致的。换句话说，他们自作多情地将自己看成是城堡的人。因此每当城堡举行重大庆典和节日的时候，奥尔加和她的妹妹都会穿上美丽的裙子去参加政府的活动。
可是有一天来了两个官员。其中有一位突然看中了姐妹俩。通常，一般的官员看见比较漂亮的少女，对她们动了心，至少还要伪装或掩饰一下。但是这两个官员没有任何耐性，他们直接跨过救火的器材，要来抓这两个女孩子。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这两个女孩当中年龄比较大的奥尔加，她已经从儿童变成了成人，比较老练了，她当然知道对方粗暴的行为是为了什么，以及对于这种事她应该做出怎样的反应。可是她的妹妹阿玛丽亚还是一个孩子，她对成人世界的丑陋还没什么概念，所以她就大胆地反抗。当然弄得那个官员下不来台，罪过和惩罚相继出现。
后来这个官员派他的信使送来一封非常下流的求爱信，充满了下流的句子。官员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欲望。如果这个信到了奥尔加手中，奥尔加或许会照办。因为从家庭的角度来考虑，她知道这个官员是不能得罪的。可是阿玛丽亚这个小孩不管他，拿了信就撕碎了，扔掉了。当然这一家就倒霉了。
那么，卡夫卡是怎么来描述这一家人的命运的呢？从表面上来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没有任何人谴责他们，也没有任何官员提出要责罚他们。城堡是沉默的，但从实际的情况来说，惩罚已经开始了。因为村子里所有的人都不跟他们家来往，他们家的鞋子一双也卖不出去。因为人们纷纷传言他们得罪过城堡，所有的人都和他们保持距离。一把剑悬在头上，但就是不落下来。中国人说：“引而不发，跃如也。”这一剑要是落下来，至少还有个结果，但引而不发，弄得你每天都睡不着觉。用城堡的语言来说，不惩罚就是一种极其严厉的惩罚。我们说城堡当局是沉默的，它不说话，不说你有罪，也不说你没罪，一切都被搁置起来，但这个家庭已经开始遭难了。村里所有的人都排斥他们。对城堡当局而言，沉默或不惩罚就是最厉害的武器。不说你有罪，当然就没有赦免的机会。
好吧，这个家庭很清楚，既然无形的惩罚已经来了，要获得赦免的前提，第一步先要证明自己有罪。所以这一家人都在奔忙，为证明他们自己有罪而奔忙。这是卡夫卡有点喜剧色彩的主题。用昆德拉的话来说，就是惩罚寻求罪过。这个主题承袭了《审判》的动机，在《城堡》中再次被书写。不过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卡夫卡对早期基督教关于原罪的主题做了非常重要的改造，也就是说每个人生来就有罪。
我们也不要认为，卡夫卡的叙事与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的处境与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命运多少也有点关系。举例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脑子里有了一个不好的念头，也会立刻受到内心某个声音的惩罚。我们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虽然无人知晓，但总有一个无形的审判官在谴责我们，威胁我们，让我们睡不着觉，让我们忧郁乃至崩溃。决定我们是否有罪的高高在上的权威，通常有三种形式：上帝、法律、道德或良心。而道德和良心的惩罚，是一种自我惩罚。那么良心或道德又是怎么来的呢？它作为一个管理我们欲望的审判官，是如何进入我们的意识的呢？这个问题我就不讲了，大家自己去思考吧。简单来说，任何一个有欲望的人，或多或少，都免不了良心和道德的惩罚。这么说，卡夫卡在这个层面的思考，与我们还是有关系的。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不主张将卡夫卡神秘化。他的作品，我们实际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还是回到《城堡》。这个家庭如何才能为自己脱罪呢？奥尔加有个弟弟，名叫巴纳巴斯。这个巴纳巴斯最后在城堡中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就是信使。既然是信使，说不定就有机会接触到克拉姆。所以K. 就来贿赂这个巴纳巴斯，希望他带自己去见克拉姆，然后为自己在城堡里面做土地测量工作提供方便。但问题在于，在巴纳巴斯看来，自己不过是一个卑微的信使，而K. 是属于城堡请来的客人，作为外来者，其身份比较特殊。巴纳巴斯也希望贿赂这个K. ，并取悦于他，通过K. 的关系，来接近城堡当局，从而帮助家庭来脱罪。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K. 与巴纳巴斯的关系是十分诡异的——两人都将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从而构成了一个悖论式怪圈。
世界的沉默，还有一种类型，这涉及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也就是说，从局部来说，我们是自由的，我们的境遇是可以理解的，或者说可以解释的，但作为整体，它是沉默的。卡夫卡写过一篇听上去与中国有点关系的小说，叫作《万里长城建造时》。前面也讲到，卡夫卡有时候也关注一点中国的东西，比如他研究道教，研究老庄，但《万里长城建造时》这篇小说与中国历史没什么关系，卡夫卡只是在想象中借用长城这个意象来表达他对世界的认知。世界是什么？世界就是长城。它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从头到尾历时很多年，你根本看不到它的边际。因此，长城是世界整体性的一个象征。
什么是我们局部的生活呢？我们的生活，就是像修筑长城的人一样，每个人打交道的对象是每一块砖、每一块石，你只能看到砖、看到石，看不到长城的全部。在你的有生之年你就死掉了，长城还没造好。为什么要造？造它干吗？长城是什么样的？你都看不到，也无法理解。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局部，或者说局部的局部。这是卡夫卡的寓言。
我们今天再重新读《万里长城建造时》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到后来的现代主义作家所描述的流水线上作业的个人？一个工人在工厂里面，在流水线上工作，当传送带到你这里，你就拿一个螺母，拧在螺丝上。很快，下一个零件又来了，周而复始。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你甚至看不到产品的整体，也没有过去手艺人完成一个器物的满足。整体你看不到，你看到的仅仅是局部。如果整体看不到，局部就不好理解。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疏离感。过去我们做面包，麦子是自己种，自己磨成粉，把面包胚做出来，做完以后烘，烘完之后自己享用。整个过程，你觉得生活是很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很清楚，从种子发芽到最后的收获，劳动的目的和意义，都看得很清楚。而在现代社会，整体是缺失的。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即使是一个缝衣服的针，都会通过无数门类的协作而制造出来，需要烦琐的劳动分工，而不是像过去的人那样，将一个小铁棒磨成针。加缪经常问我们同样的问题：周而复始地从事某种看不到意义的局部性工作，这样的生活值得过吗？大家可以读一下《西西弗斯神话》，我们知道加缪做了肯定的回答。这个石头推上去，滚下来，每个人都这样，没有办法。说起来是生活，实际上就是牢狱。但加缪依然做了肯定的回答。卡夫卡其实也差不多。
卡夫卡也好，加缪也罢，他们的创作都属于现代小说。而现代小说之所以会诞生，正是为了回答这一类无法回答的问题，用本雅明的话来说，现代小说出现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探寻生活的意义。而在过去的史诗或民间故事中，意义本来是自明的、先在的，无需寻找，故事或史诗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忠告、训诫和道德教诲。
卡夫卡曾经写过一个小说《塞壬的沉默》，塞壬是地中海的一个水妖，但她是有魅惑力的，尤其是她的歌声。塞壬经常在黑暗的海里唱歌。有船只经过这片海域，水手听到她唱歌，就被吸引过去了，最后的结局就是倾覆。所以说，塞壬的武器就是歌声。卡夫卡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不难解决这个诱惑或困境——《奥德赛》里面的尤利西斯通过将自己绑在桅杆上，通过将所有水手的耳朵用蜂蜡塞住，就安然地驶过了这片海洋。
不幸的是，卡夫卡告诉我们，塞壬最有力的武器已经不是唱歌，而是“沉默”。她不说话了。
原来她在唱歌的时候，水手至少还知道那个地方有礁石，很危险，从而加以防范。现在的情况更糟糕。塞壬不再唱歌，一方面说明这个世界已经被祛魅，另一方面，到处都是暗礁，你的船只随时都会覆没。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除了以K. 为代表的经历痛苦、失败和荒谬的人之外，还有另外几类人的存在。他们都是普通人。我前面也提到过，卡夫卡对这些人是有一点羡慕的，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卡夫卡对于这个世界的根本态度。我们简单说说这几种人，作为这个演讲的结语。
第一个类型的人是孩子。他们最可爱、勇敢，无所畏惧。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呈现的那样，看到这些孩子，就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救的，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变为成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始终长不大，也是这个道理。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所有可爱的人都有那么一点孩子气，与孩子相伴的是天真、冲动和自由，《城堡》里的阿玛丽亚就是这样。用华兹华斯的话来说，孩子实际上正是成人的父亲。
第二个类型的人，就是不敏感甚至说有点愚昧的常人。这些人虽然在生活中左冲右突，却乐此不疲，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乐趣，并有一种满足感。因为他们命运造成的某种习惯，因为不敏感，他们根本不会去追问这个世界背后的真相。所以，本雅明在《论卡夫卡》这篇文章里面，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本雅明说：为什么卡夫卡笔下的那些助手显得那么可爱？是由于助手的愚昧。也就是说，愚昧是前提。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桑丘·潘萨和堂吉诃德。桑丘·潘萨这个人很自私，他和堂吉诃德出去替天行道，一直不忘到一个海岛上当总督，娶一大群老婆，过上好日子，他有他自私的目的。这人虽是一个农民，但也很狡猾，他知道堂吉诃德的事情行不通。堂吉诃德让人尊敬，他有着非常远大的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在桑丘·潘萨看来，过于不切实际。桑丘·潘萨并不是一个坏人，但他是一个具有浓郁“家居伦常”气息的人。
第三个类型的人，就是类动物。卡夫卡小说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动物，老鼠、猴子、甲虫，等等。他特别喜欢写动物，当然卡夫卡也是有他的用意的。动物遇到的困境一点都不比我们少，可是动物没有忧虑。动物没有过去和未来，没有对于死亡和意义的思考，当然也就无所谓时间焦虑。卡夫卡小说里，有一种将人降格为动物的“向下运动”的冲动。沈从文的小说中也有类似的冲动，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沈从文将人的这种动物性，作为一种有活力的自然来加以肯定。而在卡夫卡的作品里，动物性是作为人类遥远的遗存而出现的。我们知道，黑格尔曾经将无忧无虑的伊甸园称为“高级动物园”，人类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放弃了这个伊甸园，作为交换，我们获得的最重要的东西，正是自由。可是至少对于卡夫卡小说的不幸的主人公来说，这个世界却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因此，卡夫卡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失落的过去与渺不可知的未来之间的中间物。
坦率地讲，我认为文学艺术，特别是文学，它就是失败者的事业。诚如本雅明所说，卡夫卡小说的奥秘之一，就在于失败。正因为失败，正因为他在世界当中不断地挣扎，正因为他经历了无数的痛苦，他发现了这个世界的某种荒诞、悖谬与非理性——他的发现，先后被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所证实。另一个奥秘是，他不顾非存在的威胁，勇敢而谦卑地承担起了这个世界的全部重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卡夫卡或许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