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咖啡馆
米拉在咖啡馆等餐，听到远处有人在叫她。两个高年级的男生邀请她一同就餐。
米拉之前跟他们打过照面。壮的那个叫加里森，经济学硕士在读，很是聒噪，是个“杠精”。帅的那个叫阿伦。似乎加里森邀请米拉就是为了和她秀自己的经济学专业能让他在能源业找到一份多棒的工作（他的原话是“在能源业名声大噪”）。他根本不关心米拉毕业之后会找什么样的工作—事实上她不喜欢他说的每一句话。
“你在这儿学习还不就是为了钓个金龟婿？”他看上去就是想激怒她。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也不只有你是这样，”他补充道，“每个人都在待价而沽。你们女人知道，上了大学，遇到‘潜力股’的概率更高。这就是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学生时代不能去赚钱虽然会损失一点，但长期来看，以后多赚点就回本了。你都不太需要卖力学习和工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学社会学的吧？那样的话，你在遇见你未来老公的路上甚至不太需要学习。”
米拉翻了个白眼，反问：“你是不是在挑战我的耐性？”
“所以社会学到底是学什么？社会学家总是说人们‘被剥削’‘被压迫’，生活得水深火热？说得好像我们应该可怜那些又懒又笨的失败者一样。”
米拉并不是很想在此展开学术讨论。她还没有什么成形的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她还没傻到会接受加里森这种人的论断。阿伦则揶揄他的朋友，试图打圆场。加里森身上有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格特质—好斗、自恋—这些特质总是给他惹事。阿伦说：“这小子应该是小时候吃错药，长歪了！心理学和社会学都会认同这一点。”米拉开始隐约感觉到一种不安。凡是让她联想起父母的事都会让她感到焦虑，而这个话题听起来尤其危险。
阿伦补充道：“这种心理学观点已经过时了—婴儿期的心理剧（psychodrama）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前沿心理学则认为，教养方式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甚微，还是那些大脑自带的构造和大脑的化学信号处理方式决定了人和人的不同。如果社会学研究的都是后天与先天的对抗，那么这门学科很可能也快要过时了。”
米拉问：“那心理学家是怎么知道人的大脑是如何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运作的？”阿伦回答，心理学家会扫描大脑活动，得到结果，观察大脑的不同区域在不同情况下的活跃度。
“事实上，找到各种行为所对应的大脑区域，只是时间问题。所以说将大脑功能的变化当作养育活动的结果是不合理的。大多数人的生命尺度都太短了。你如果想了解人类行为的变化过程，应该在更长的时间尺度里观察人类大脑形状的变化。进化对我们的思维模式的塑造因此是心理学最有意思的地方。进化研究的时间尺度是正确的—几万年，几十万年；而不是一个人从幼稚到成熟的十几二十年。”
米拉明白他的意思，尽管心理学的尺度肯定不像贾丝明描述恒星诞生和死亡时所用的宇宙尺度那么长，但和社会学的操作尺度也迥然不同。
“那么心理学是如何解释代际之间，甚至一个人生命历程中的行为变化的呢？”她问道。阿伦回答：“随着大脑逐渐成熟，神经网络会按照基因蓝图的指示发展，这也就解释了人一生中的变化。代际之间嘛，没有什么变化，至少没有什么重要的变化。”
米拉提出：“那么我们实际上在什么是‘重要的’这个问题上就有分歧。你的意思是，明天和今天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太阳还是会东升西落，但我想知道天气的变化，会下雨还是会刮台风。我认为，对每个人来说，天气情况都是重要的。社会学家在更小的时间尺度上，关注的就是这种‘天气’，因为它确实是重要的。
“况且社会学也不止于所谓的养育决定论。如果只是如此，一个人一辈子也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教养模式很重要，但社会学更关注的是所谓正确养育孩子的方法是如何变化的。心理学可以告诉你一套养育方法培养出一种人，而另一种方法培养出另一种人。社会学可以帮助你理解这些方法最开始是如何形成的。”
这些都是米拉在专业课上和教科书上学到的，她已经将这些内容熟稔于心。但在此之前，她还没有如此深刻的体会。个中因果其实显而易见，但不知怎么，她直到刚刚才开窍。
加里森一直饶有兴味地听她努力为社会学辩护，洋洋得意地笑着。米拉心里一阵不安，感觉自己还没说出口的话已经被猜到了，然而他接下来说的话让她紧张得近乎胃绞痛。
“那你怎么解释那些罪犯和‘寄生虫’？既然不是他们父母的养育方式出了问题，也不是脑子里的化学信号素有问题。那我知道了，都是社会的锅！这就是社会学家的陈词滥调：个体永远没有错—无论是个体的养育方式还是某个坏蛋的经历—都是其他人的错。是社会将这些错误的观念强加于个体的脑中，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米拉差点就乱了阵脚。他说的话简直像是直接引用了报刊专栏作家谴责她父亲时说的话，特别是一些在判决刚下达不久时刊登的文章，他们将所有可能用于辩护和减轻罪行的论点一一驳倒，只为揭露她父亲是个贪婪、唯利是图的人。她整理好情绪，决定反驳。
“是的，你说得对，”她说道，“承认社会在影响人类行为的方面有着巨大作用，确实是社会学里最基本的理论。至少我在这周要交的论文里是这么写的。”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理性人的行为和逻辑就是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为什么还要提出其他理论呢？知道人们的计算都是基于经济利益就已经足够了，你所谓的社会不过是一种错觉。”
加里森提到的“利益最大化”“计算经济利益”一直在刺激米拉想到自己的父亲。但是仔细想想，他应该只是在就事论事，而不是在含沙射影，米拉自我安慰。她决定，如果自己的真实身份被曝光，就矢口否认。
阿伦请米拉给他们讲讲她的论文—毕竟他们俩都是研究生，可以给她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她完善一下。米拉班上的很多助教也是研究生，所以他们应该能帮到她。这是她在大学里要交的第一篇论文，她可能对一些要求不知情。学校特意叮嘱助教不要给予学生任何特别的论文指导，这样才能展示学生的真实水平，但是他们俩又不是她的助教，所以阿伦告诉米拉大可放心，这么做没有违背任何校规。
几周前，米拉在课上学到，“社会”这个概念在现代性出现之前并不存在。在十九世纪，人们用这个词指代他们周围看到的、受变化影响的事物：不单单是政治观念（民主），或生产商品（如机器），或聚居方式（如城市），而是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服饰文化、宗教和性等）。这些都在发生变化，但是如果你不能把它们总结成一个词，又怎么能去研究它呢？
就像天文学中需要黑洞和白矮星，社会学里也需要用于研究的主体，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社会。但是同现代性一样，这个研究对象也被包裹在一套理论里。社会是一种理论标签，这种标签有可能解释性很强，也有可能相反。简单地说，这个理论正像这个经济学专业学生概括的：社会塑造了我们的思维和行动。
米拉开始讲解自己的论文：“我们每个个体都在被某种超出自身的力量所塑造，这种力量就是社会，而社会学也正是建立在这个理论之上的。两百年前，一个叫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法国人开创了‘社会学’这个术语，从此，这个理论就落地生根了。”
米拉娓娓道来，介绍孔德所说的这些话如何逐渐成为社会学家们的信条：社会学家务必将人看作社会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在孔德的时代，很多人不相信有社会这种实体存在。在英国，后者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社会学在之后的一百余年中没有流行起来。相反，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实用主义者认为，个体是依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进行决策的。
情况在法国颇有不同，在孔德之后，另外一个法国人，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延续了孔德的思想。他并未一味消解英国人的思想，只是认为社会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如果你了解十九世纪英国法国这些工业国家的国情有多复杂，那么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仅仅用一句“人是自私、理性的”根本无法解释这种复杂性。对此，加里森似乎也心领神会（此刻话题的重点更多关于经济学和社会学而不是她的父亲，所以也许谈谈论文能让对话往正常的方向发展）。
“怎么就说不通呢？人们慢慢就发现了，谋生手段专门化（你做这个，我做那个，大家各司其职）是很有用的，大家彼此之间互相合作可以让所有人赚得更多、过得更好。如果每个人都对所有事亲力亲为，就像那些贫困村镇现在仍保持的那样，那么每个人都富不起来。你看看这家咖啡馆：如果他们只卖自己种的咖啡豆或者自己生产的杯子，那我们也没什么可选了。他们从专事生产的人那里购买商品，这样我们才能喝得更好。”
“也不是每个人都赞同这些观点吧。”阿伦打断加里森，眯眼笑着，观察还一口都没吃的米拉。加里森直接无视阿伦的问题，接着说了下去。
“有些人就发现，他们可以帮别人做衣服赚钱，另一些人也发现自己不用再费心自己做衣服了。他们可以好好种地，生产足够用的食物，剩下的拿去卖掉，卖来的钱用来买衣服和他们需要的其他任何东西。大家都很清楚，这种专门化和市场化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买卖商品。”
“但这不是也需要合作吗？”米拉反问。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解释新型工业国家的内涵不止于个体在制衣或其他方面的专门化。裁缝也不是近几百年才出现的，其历史要更长一些。工业化的意义在于，工厂里有各种从事不同分工的人聚在一起，生产纺织品一类的商品。市场需要合作。有时你必须相信其他人会为你未来的生活提供所需物品，有时候人们交货的时候，不能即时收到货款。他们必须相信和他们打交道的人。涂尔干认为，对于那些精于计算成本和收益的人来说，专门化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和挑战。这意味着他们要将自己的未来交到其他人手中，而不再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要相信专门化、相信其他人会选择合作（这种合作是通过考量自身利益而实现的），这一切能行得通吗？米拉解释道，涂尔干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相反，他认为这恰恰证明了不存在按照自己利益行动的孤立个体。专门化的分工并不是孤立个体的产物，而是由那些已经习惯一种无私的思维方式的人们所创造的。变幻莫测的工业社会中的信任与合作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人们在此前已经感受到了与他人的一种连结。换言之，用涂尔干的话来说，他们生成了社会。他指涉的是，人们相信自己属于某个思维模式相似的群体，在这个群体里大家共享某些感受和信仰。自私的个人行为—比如表现得似乎不与其他任何人产生关系，凡事都顺着“自己”的想法来之类的—会破坏社会，因为这会打破人与人彼此连结的纽带。
“那照你这么说，在劳动分工出现之前，自私自利的个体是不存在的咯？”阿伦问。
“是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吧，大概，”米拉有点儿犹豫，“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重要理论的开端，社会学认为，社会是解释变化发生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你仔细想想劳动分工，就会意识到，社会对于信任与合作来说是必要的，没有它就不会有现代工业化社会！”
社会学解释了当下这种人情淡薄的生活方式的来源。传统的乡村中，环境十分闭塞，人们对彼此了如指掌。我们现在习惯了在生活中与人保持一臂之远的舒适距离，但这正是因为在某种层面上，我们仍然是一个共同体，属于某种我们承认比自身更为重要的东西。
“那么除了专门化和合作之外，社会还做了什么呢？”阿伦追问。
米拉熟练地回答：“社会影响着我们的感觉。”她边说边想：“至少我现在感觉有点压抑”。此刻她确实不再因为怕被嘲笑而感到焦虑了，但是话说出口的一瞬间，还是怕被怼回来。
加里森笑了：“你看你又来了。感觉这个东西真的只是脑中的化学反应啊。”
她说，涂尔干同时代的人们认为，感觉是一种本能反应，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条件反射。如果试图补充其他东西，那么也得说我们的感觉受到周围发生的好事或者坏事影响。但是涂尔干认为事实不止于此：人不仅仅是一种服从于本能的动物。将人区别于动物的正是人的社会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本能扮演的角色愈来愈少，感觉也愈来愈受到信仰和我们被灌输的思想的影响。
米拉解释道，若想证明这一点很简单。涂尔干让我们想一想在不同地方长大的人。米拉丝毫没有意识到接下来的这番话会给自己“挖坑”。刚走进咖啡馆的那个米拉看到此情此景一定会冲她大吼：你干吗要像以前那个还戴这副眼镜的小女孩一样炫耀个不停呢？但是，现在米拉根本停不下来，全然不顾即将步入泥淖。她讲到涂尔干的论证，在某些社会群体中，孩子们在小小年纪就被带离双亲身边，这种孩子和父母之间就没有特别的情感纽带。而在其他地方，家长爱护自己的孩子则是天经地义。这种区别并不是根植于本能—或者大脑的化学反应—而是人们恰巧在这种社会中生活。
“你可能会告诉我，是脑中的神经递质让人们产生了感觉，但是社会学家认为这不是真正的起源。这些责任与义务最初来源于社会，被我们的头脑所接受，促使我们最终付诸行动。这也再次加深了社会烙在我们身上的印记。比如说，在这个咖啡馆里，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把用过的脏盘子放到后面的那个架子上。我们感觉到我们应该这样做，然后按照感觉去执行。那么别人进来用餐的时候，他们看到我们把脏盘子放回去了，也就知道了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做。这样下来，它就变成了一个人人喜爱的干净漂亮的咖啡馆。”
“我看你可不是，”加里森鄙夷道，“你还吃吗？你要是一直说，我就帮你吃了，而且还不帮你把餐盘送回去。反正我是从来不自己送餐盘。那些服务员拿了薪水就要做事，好吗？”
米拉把自己的餐盘向他那边推了推，继续说：“如果涂尔干在这儿，他会说你还没有学会如何成为社会的一员，而且没有什么道德感。”
“哈哈，我看这是真的，”阿伦在一旁幸灾乐祸，“他这人根本没什么公德心。”
“涂尔干指的不是你说的那种公德心，至少不完全是。对他来说，这种道德感意味着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能是该戴哪顶帽子，或者是不该杀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所有你觉得应该或不应该做的事，哪怕是我们穿哪件衣服、铺哪张床单。”
他俩同时会心一笑，看她拼命从危险的话题中挣扎出来。
“好吧，我知道你们男孩子可能不太在意这类事情。我的姨妈说男生根本没有嗅觉，这当然不是真的。只是男生觉得他们的标准不同于女生—卫生标准不必像女生一样严格。但在有些方面，对待男生的标准也比女生要高得多。”
“比如呢？”
“就比如人们觉得自己被羞辱的时候，”米拉回答道，“男人的感受通常比女人的感受更强烈。这也是同一个道理—在这个情境中，道德感的意义更为宽泛：你应该有的感觉，你应该如何表现。”
米拉此时仍没有完全避开风险，她真的不喜欢涂尔干和他对于道德的执念，但是继续讲自己的论文似乎是她避开风险的唯一途径。米拉只好一鼓作气地介绍，涂尔干曾经说过，这种感觉中必须有道德因素，否则我们压根不会注意到它，若非不得已，我们更不会根据感觉行动。这也说明了这种被置于我们头脑中的道德感是多么强大。通过这种方法，社会可以让我们做更多的事，甚至比用枪指着我们脑门更有效。涂尔干还说，我们其实都发现了这种力量十分强大，难以抗拒，因为在社会面前，每个人都显得太微不足道了。这种力量驱使着我们对抗本能，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甚至有时会伤害到自己。这时米拉灵光一闪，但她光顾着捕捉自己的想法，犹豫的片刻刚好给了加里森插话的机会。
“不感兴趣的事我是万万不会去做的。”
“真的吗？我不信。”米拉轻描淡写，“以后你在能源业大展宏图的时候，我敢保证你常常会感到身不由己，甚至做这些事情时还得穿着不舒服的衣服，这一切只是因为别人对你抱有这种期待。”
“你说得没错，但是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的利益。如果有人付我薪水让我穿西装打领带，那何乐而不为呢？”
“嗯哼，但是当你穿上正装，你就是在识别来自他人的期待，自认为有义务去迎合期待。你穿上西装，就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社会约束。”
涂尔干曾经写道，社会学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些义务所在，米拉继续讲道，而社会学家则要准备好研究社会置于我们脑中的全部感觉，哪怕是最司空见惯的部分。如果父母和孩子彼此珍爱，社会学家必须去解释这种爱从何而来；如果人们爱国情绪高涨，甘愿为国捐躯九死未悔，社会学家必须去解释这种情绪而不是一味地唱赞歌。但是还不能止于此。研究这些感觉时，必须注意将内容与影响分离。无论你是否欣赏这种感受，都应当将注意力放在这种感觉对社会关系的影响上。她突然觉得醍醐灌顶，像是某个神经键突然搭上了、疯狂输出电流一样，她按捺住这种激动，决定把这种感觉（如果真的是这样）先搁置在一边，晚一点再接着研究。
“就在不久以前，很多人都觉得送女孩子去读大学没什么用，因为她们的学历缺少价值，最后总归是要嫁出去的。”米拉轻轻地说道，又意味深长地瞥了加里森一眼，“我觉得这个观点对女性很不利，浪费了很多女性的才智，但是，我要说的是，只要人们认同这一点，他们认定女性应该或者不应该上大学，那么它就有助于维护社会团结。”
他耸了耸肩，说：“但是现在很多女孩子浪费着所有人的时间去上大学，社会好像也没怎么样，对吧？社会没有分崩离析，所以你的理论是错的。”
“涂尔干倒没有准确地说明。他认为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很脆弱，所以需要去修缮和维护。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程度越高，社会就越难维系。你看今时今日我和两个我几乎不认识的男生坐在这儿聊天，这种事情也只能发生在现代社会中，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并没有长老或者其他神职人员确保我们的行为是正确的。”
“如果你觉得没有问题，那我也OK。”加里森打趣。米拉让他别犯傻，对于涂尔干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人们是从与他人的互动之中收获自己的主意和想法的—大家一起工作，一起祭祀或者只是住在一起—人们通过不同的途径进行互动，最终得到的也是不同的主意和想法。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每天都会遇到很多人，但是你根本就不认识其中的大多数人—这就是现代大都市的生活。正是这种关系纽带改变着你对于生活、世界以及万事万物的看法。然而如果你住在一个闭塞的乡村里，每天和你打交道的都是那些你认识了一辈子的人，你就肯定不会有这种感觉。在大都市里，人们时常会发现其他人与自己想法或者信仰不尽相同，这是因为大家的生活方式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愈发独立，愈发不依赖传统的信仰和习俗。
“所以，就是这样，分歧也会越来越多—不光是在女性该有什么样的胸怀、理想、抱负上。涂尔干还说，现代社会可能会出现各种应对社会纽带日渐衰落带来的威胁的办法。只有提出解决办法才能促进社会团结，所以现代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提出解决办法。”
涂尔干认为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自杀率、犯罪率都会一路飙升，一系列问题将立刻显现。比如说自杀率高，说明维系社会的纽带正在崩溃：人们失去了那种从传统共同体和宗教活动中收获的强互动。结果就是，他们不知道该去相信什么或者自己想做什么，这就促使了一些人去修复这种纽带。
在闭塞的乡村生活中，你不需要去思考做什么事是对的，只要按照习俗大胆地去做就好了，只要追随着传统，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在城市中，涂尔干说，没有人知道和他们接触的大多数人的名字。人们解决城市社会运行问题的方法是制定一些运行的基本规则。按照这些规则与他人相处，你就可以应付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任何情况。在一些城市的某些地方，比如富人社区或者蓝领聚居区，情况与乡村可能更接近。大家彼此之间都认识，社会关系也分外紧密。但在其他地方，人们团结在一起的唯一纽带就是他们对于应该如何行动所达成的某种一致。涂尔干曾说，人们在城市里不仅需要进行这种反思，事实是，起初只有在城市里的人们才有能力进行这种思考，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以往已经大不相同了。米拉相信这会儿可以歇歇了，那片布满陷阱的沼泽已经被甩开很远，她站在干燥的社会学理论高地，再怎么样也扯不上她和她的家人了。
阿伦问米拉：“但是人们是怎么对这些抽象和概括的规则产生强烈感受的呢？你不是说，社会赋予了我们强烈的道德感吗？你只是说社会需要那些道德感来维系自身—这样人们就不会去自杀什么的—所以你是说那些抽象的东西使人们产生了这些感觉？”米拉很自信：“这就是这个理论的聪明之处了：涂尔干认为，如果你仔细观察当今社会，就会发现人们真的相当重视这些抽象和概括的规则。难道你没有任何强烈的道德感吗？”
加里森插话进来：“我说了，我只对那些对我有利的事情感兴趣。”
“呵，但是要记住涂尔干说的，要谨防将我们的感觉视为理所当然的倾向。你感受不到道德信仰也许是因为你从未在外部审视它。涂尔干也提到在当代，激发人们感觉的是一种叫作‘道德个人主义’的新型道德。我觉得你应该是这种道德的拥趸吧。”
加里森是米拉认识的人中最相信个人独立、渴求某种独特性的人。这正是涂尔干所说的“个体崇拜”的典型例子。在这种信条的指导下，人们无比严肃地对待自己，以至于“个人尊严”成了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指导原则。尽管听着感觉很讽刺，但这的确是一种激发人们强烈感受的道德信仰。
“这或许就是你能一次次口出狂言的原因。你认为个体应该自由地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这种感觉强烈过头了。”
“难道你不认为个体应该拥有自主和自由吗？”
面对他突然的反诘，米拉冷静地强调，她相信思考的自由以及许多受到一定条件约束的自主权利，还提醒他，别忘了他刚刚说过一番米拉到大学钓金龟婿的挑衅言论，所以自己可能比他更加坚定地相信这些原则。
“难道你所信仰的个体尊严不包括女人的尊严？我认为无论男女都应该有自主的权利，至少我会试着从外部审视我的信仰，这样我才能理解它们如何服务于社会。这也正是涂尔干所说的，以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信仰。”
“好吧，那么你也同意我所说的咯？按照你的思路，你一定会发现所有人—或许包括女人—都应该被允许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想要多富有就变得多富有，想要多贫穷就变得多贫穷。我知道的大多数人都不会认为这是道德的，不过你说是就是吧。”
这回阿伦也坐不住了，反驳加里森：“不是，你觉得有人富、有人穷这一点没问题，但你真的觉得如果有人利用穷人致富也是可以的吗？”
“是的，只要合理就行啊：如果有人笨到能让我占到便宜，那是他们自己的错。”
“所以你就从他们那里窃取财富？”
“没有啊，我说了，要合理。所以必须要合法呀。”
“对，如果合法，你也不介意被别人以同样的方式占便宜吗？”
“我顾得了自己。我不需要什么特殊的保护。如果别人玩不转这些规则，我说了，是他们的问题。”
“好，那我们就说，假设有人住在你的别墅隔壁—这栋别墅是你用你从能源业赚到的大把钞票买的—但是你的邻居没日没夜地制造噪声，对自己的房子更是不管不顾，周围的环境也被他们弄得又脏又乱，别墅的房价因此缩水。你还会维护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权利吗？”
“我说了要合理—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只要不影响到其他人就行。”
“对啊，没毛病。这些规则对每个人都适用。你说你是在法律庇护之下赚取他人的财富，你只是享受了和别人一样的自由。你的邻居们也一样：正是按照你说的，这里每个人都在按规矩办事罢了。”
他们争执不下，不约而同地望向米拉。她说他们谈到的正是名为道德个人主义的概念。它之所以被称为道德个人主义，说明它并不是过分自私且强烈的个人主义。信奉道德个人主义的这些务实者认为，有限的个人主义可以为我们的行为期待设定一套标准。这种个人主义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的存续，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从社会中习得的。思忖片刻，她问加里森：“如果你聒噪的邻居不肯停下来，让你的生活一团糟，你会怎么做？”
“我不会让他们好过。他们早上起来会发现我断了他们的电。或者我也可以花点钱让他们搬走。”
“好吧，你看你这样做的话：社会就断裂了。你的邻居和你完全不同，即他们和你作息时间不同，他们也不在意如何持家，这时你需要的是道德个人主义。但你并没有这样做，你完全切断社会联结，选择发动一场小小的邻里之战。”
之后米拉问他们是否还记得这场争论的由头。她本想向他们展示涂尔干的理论如何解决人们不再分享相同的信仰和观点这一问题。道德个人主义正是这个理论组织起来的方法，因为在此情况下，人们仍能感知到强烈的道德感，但又不必事事求同。事实上，他们默许分歧存在，相信求同存异。也许这更像是某种道德要求，要求社会成员具有多样性的包容视角。
“那么这也意味着你不需要与他人共享观念，但是和社会的其他人一样，你要知道，大家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观点行事，只要不威胁他人、不给别人造成麻烦就可以了。这个更加基本的信念将社会聚合在一起。这也几乎是我们需要统一的唯一准则。你还记得刚才我们说的劳动分工吗？也需要遵循这个准则。”
米拉继续讲道，传统社会中的每个人有着基本一致的思维方式，生活模式也非常相似，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那种允许不同意见存在的道德感。但在现代社会，人们从事着不同的生计，想法不同也是在所难免的。涂尔干认为，专门化程度越高，就意味着更多的差异。现代社会已经找到了求同存异的方法。如果劳动分工还停留在初级水平，人们根本不需要这种新的团结方式。
“好吧，我们明白你的意思了，”加里森回应，“那个时候，人们都做一样的工作，就不存在你说的那个问题。”
“是的，涂尔干最终曲折迂回，勉强认同了那些像你一样的实用主义者。”
涂尔干认为，人们一旦知道现代社会是如何运行的，就会意识到他们需要彼此。这便成为他们道德观的一部分，甚至也成为道德个人主义的基石。或许意识到大家紧密相连、难分彼此后，人们就会发现并认为，不干涉他人或不妨碍他人的个人主义是非常了不起的。不管怎么说，社会分工本身—专门化和专门化带来的合作—在之后成了维系社会的部分凝聚力。“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感受到与他人的纽带，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彼此之间是如此不同！”
阿伦问，在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例外情况。米拉已经不想直视他了。起初她想说没有，后来她回忆起一些先前读到的东西：“有的时候，这种社会纽带需要特别的激励。即使是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时，也需要得到特别的激励与鼓动。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独立的个体，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不像传统社会那样通过宗教仪式和其他形式的仪式来加强社会联系那样让人感到激动。”
按照涂尔干的说法，即使是在最简单的共同体中，社会联结也可能变得松散。因为即便是在同质性极强的社会里，人们有时也会去做自己的事情，这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招致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从而打破人们与共同体之间的联系。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大家会在某个特殊的场合聚在一起，参加同一个仪式，通过这种方法来重新巩固他们共同的观点和信念。人们做着同样的事情时，便会再次相信他们同属一个群体。
这些特殊的场合会在每个人都感受情绪欢腾时发挥最大的效用。这也是为什么仪式包含大量的歌唱、念咒、舞蹈。涂尔干甚至断言，人们就算失去了信仰也会不断地参加宗教仪式，因为这会让他们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现代社会也有类似用于加强人们的归属感的仪式。重要的体育赛事、政治集会都可以达到这种效果，还有其他小规模的仪式。即使家庭环境不同以往—比如说在很普遍的离婚家庭里，人们仍然会试图通过家庭中的仪式，比如生日、特殊的庆祝活动来保持归属感。在她父亲接受审判之后，整个家庭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这可以被视为社会对个体的影响：在审判面前，人们显得无比渺小，他们必须按照社会期待来行事。米拉因此为父亲而骄傲：他作为一个反叛者，站在这些铺天盖地的不可抗力面前。这种行为既大胆又浪漫—只要他没做错任何事。想到这里，米拉意识到，她在重温第一个令人浑身战栗的洞见，很快，又想到了第二个洞见。
她认为涂尔干的教诲在于：你应该时刻注意，远离根深蒂固的偏见。她正在这样做，不是吗？今天，她从外部审视了自己和对父亲的忠心。社会学让她得以放飞想象力去想象，哪怕只有一瞬间，对于他的所作所为，其实不止有一种合理的看法。她的父亲也许太过于“个体崇拜”。或许他并非一个浪漫的反叛者，而只是功能失调的个人主义的一例，但只要不走极端，也就没有关系。事已至此，米拉想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当然，另一方面，她对自己完成了加里森的挑战，并对其做出了充分的回答而感到心满意足。
1. 有一种理解人类行为的方式，假定人们总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来行动。这种理解常常被用于经济学的行为模型中。然而，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将人类动机的范围缩小到了一个。
2. 涂尔干的道德个人主义描述了我们从共同的社会规范（social norm）中学到的道德责任感。社会似乎是一个有权力的实体—人们也因此赋予了社会支配他们的权力。这件事可好可坏。它解释了为什么当人们对某些事司空见惯时，最普通的人也可能做出极善或极恶的事。
3. 涂尔干借此解释了劳动分工。不同社会都将特定的任务分配给特定的人，并总是在通常情况下声称他们是最适合这个任务的人，这往往出于他们的教育层次、性别、出身、民族、信仰等。社会学家想要研究的是这个过程及其正当性。
4.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人们的许多日常活动都依赖于他们永远不会了解或遇见的人。这也使得人们可以从事非常专门化的活动。劳动分工需要以合作为基础，因为人们不可能亲力亲为所有事情，而合作就意味着信任。所以一个人如若能成为某个领域的科学家，也是得益于其他实验室技术人员、软件工程师、清洁工、农民等的存在。这便成就了现代社会从邮件系统到太空计划的诸多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