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伟大的印度阴谋
锡克教徒表面上是在战争爆发时匆忙回国的移民——他们是国王的臣民，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但是，他们突然返回的真正原因绝非如此，当时的印度战时情报负责人查尔斯·克利夫兰爵士非常清楚这一点。当然他们也不会忠诚地为王室服务。克利夫兰知道，这些人是哈尔·达雅尔的秘密革命军队的成员，他们曾发誓要把英国人赶出印度。他们打算一旦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按计划转入地下，等待时机成熟。接着，在特定的信号发出后，他们就会出现并上演一场暴力起义，使用走私的德国武器打英国人一个措手不及。
克利夫兰的大部分情报都是由威廉·霍普金森提供给他的，霍普金森是一名前印度警官，曾被派往加利福尼亚渗透进运动的总部。但是，一名锡克教极端分子发现了霍普金森的真实身份并且把他枪杀了，之后这个消息源就突然中断了。然而，克利夫兰在仔细查看了一份截获的《加德尔报》——“加德尔”运动的秘密报纸时，发现了哈尔·达雅尔的计划。“杀死所有英国人！”一个头版头条喊道。然而，还有另一个是：“招募——传播革命的英勇战士。薪水——死亡。奖励——牺牲。战场——印度。”
很明显，当局要非常小心地处理大批锡克教革命者的到来，以免加剧本已高度紧张的气氛，或者失去其他大多数印度人的善意和忠诚。因此，一项新的紧急法令被迅速通过，赋予了政府特殊的战时权力，以应对突然从海外归来的移民潮。对于那些被认为构成威胁的人，这项法令允许当局限制他们的行动。与此同时，克利夫兰向所有印度港口的移民局官员发出了秘密指示。他警告说，每一个从美国或加拿大回来的印度人，无论是劳工、技工还是学生，都必须被视为可能的积极革命者，或者至少是革命党的支持者。他还警告他们说，一些“加德尔”分子会先在新加坡下船，然后再转乘其他船只继续前往印度，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避免受到怀疑。
并非所有锡克教徒都是从美国或加拿大返回的。一些船只中途在上海、香港和远东的其他地方停了下来，哈尔·达雅尔的特工从这些地方的印度社区中招募了一些人，这些船只要接回这些被招募者。据克利夫兰说，到1914年12月1日，大约有1000名海外锡克教徒抵达了印度。他预测，这仅仅是个开始。他说：“虚假的德国消息一直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我们不能忽视这对这些无知移民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些现在已经返回的人只是一支庞大军队的先头部队。”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约有8000名锡克教徒从海外返回印度，并且前往他们在旁遮普的家乡。
锡克教徒从一开始就对这项事业非常热情，因此他们很难藏得住自己的意图。早在8月7日，太平洋沿岸的一家美国报纸发表了一篇报道，标题是《印度人回家参加革命》。该报道称大量的印度锡克教徒正要从旧金山起航驶往印度，“据说在旧金山有一艘船被租来援助即将在印度爆发的革命，这是英国忙于欧洲战争的结果”。克利夫兰收到的另一份报告称，一群锡克教徒这次乘坐了一艘驶往印度的船只，在途经夏威夷时，他们吹嘘说起义的计划已经准备完毕，起义将在10月发生。锡克教徒在登上自己的船只之前就分成了多股革命小分队，而且每一个小分队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被告知：“你们的职责是明确的。去印度，然后在印度各地煽动叛乱。你们要掠夺富人，怜悯穷人。只有这样你们才能赢得世界的共鸣。一旦你们抵达印度，就会有人给你们分发武器。如果你们没拿到武器，就必须去警察局抢劫那里的步枪。”“加德尔”特工在美国获得的武器主要是左轮手枪，这些武器都分发给了锡克教徒，而其他武器则是途中在港口购买的。
由于早期就收到了警告，加上霍普金森被杀害前收集到的更详细的情报，当局已经做了周密的准备来迎接锡克教徒的涌入。每一艘船抵达时，乘客们就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成队的英国移民局官员，他们不仅谨记克利夫兰的警告，还知道许多“加德尔”领导人的名字和相貌特征。每一个新抵达的人都接受了面谈，官员们会对他们的危险程度进行判断。那些被判定为严重威胁的人会被立即扣押并拘留候审。在8000名返回的锡克教徒中，大约有400名被关押起来。那些被认为危险程度不那么高但仍需要密切监视的人，被命令限制在他们自己的村庄活动，村长和当地警察要负责确保他们遵守命令。大约有2500人受到了如此严格的限制。其余的人在被告诫要注意保持行为举止良好后，就可以回自己村庄了，当地政府会被告知他们的出现，并且监视他们。
虽然有这些精密的筛选程序，但是一些最危险的革命者还是设法逃脱了侦查，有些人甚至在这些程序建立之前就已经回家了。他们立即开始接触锡克教徒团体中的不满分子，以及在印度其他地方的革命者。一波持续数月的暴力浪潮现在笼罩着旁遮普。“接连发生了一系列爆炸事件，”官员迈克尔·奥德怀尔（Michael O'Dwyer）爵士后来写道，“在整个旁遮普，警察都在被杀害；忠诚的公民，尤其是那些被认为协助当局的锡克教徒，都被击毙或者被炸弹炸死。”革命者通过武装抢劫来为革命事业筹集资金，他们通常选择那些印度富人的住宅和企业。秘密制造炸弹的工厂也开设起来了，他们还持续努力争取在印度军队中服役的锡克教士兵——奥德怀尔说：“在有些时候，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革命者最头疼的问题是极度缺乏武器。他们之前一直被告知有充足的武器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对此他们早已信以为真。虽然许多锡克教徒相信德国人已经答应提供武器给他们，但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些武器将从哪里来。的确有一些证据表明柏林可能打算这样做，因为大量的武器和弹药被发现装上了一艘将开往东方的德国船只，战争爆发后，意大利当局将这艘船扣押了。据路透社报道，“拜恩”号（Bayern）携带了“50万支左轮手枪、10万支步枪、20万箱弹药和2部完整的无线电台”，而这些只是这艘船的军火库中的部分武器。这些武器中手枪的比例非常高，因此在印度的英国军事专家想到，这些武器不是要送往常规部队的，而是要用于发动某种重大的革命运动。如果是这样的话，印度似乎是最有可能的选择。但另一方面，包括对此事写了政府官方报告的作者在内的其他人认为，武器在等待着那些归来的锡克教徒的承诺只不过是“一个振奋‘加德尔’成员的谎言”，目的是拉拢那些犹豫不决的人。
真相很可能永远都不会为人所知，但除了未能得到预料中的武器，以及被英国人逮捕了许多领导人外，这些锡克教徒革命者在抵达印度时面临着更多的失望。他们在旧金山时得到保证，整个印度处于一种狂热的动乱状态，在他们的带领下，这种动荡可以演变成一场暴力起义。而他们就是火炬，可以点燃印度革命的熊熊烈火，然后以血腥终结英国的统治。但他们发现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虽然很少有印度人（如果有的话）喜欢英国人，但欧洲入侵者给他们动荡的土地带来了相对的稳定，大多数人都在这种稳定中享受到了繁荣发展。其余的人多半是满足于随遇而安。事实上，革命者很快发现，他们的许多锡克教徒同胞准备向英国人告发他们，而且有一些村长毫不犹豫地把他们交给警察。此外，附近没有边界线可供他们在行动之余方便地跨境撤退，也没有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政府愿意援助他们。然而，这些都阻挡不了他们的热情，虽然他们的暴力活动到目前为止已经远远落后于他们计划要发动的大起义。他们仍然决心要发动战争，要跟英国统治的强权决一死战，然后建立哈尔·达雅尔在旧金山向他们承诺的乌托邦。
大概就在这段时间，在1914年12月，旁遮普的“加德尔”领导人设法与东南方向千英里之远的孟加拉印度同胞革命者成功取得了联系，这些革命者长期暴力抵抗英国人，拥有着丰富的恐怖主义战术经验。他们当中最重要的革命者之一是拉什·贝哈里·博斯（Rash Behari Bose）。贝哈里·博斯在英国通缉的恐怖分子名单上位列榜首，他答应了锡克教徒与孟加拉革命者之间的合作，并提议他们应同时发动起义。克利夫兰很快就得知了这一联络，他简洁地报告称：“孟加拉和旁遮普的无政府主义者已经结成联盟。”然而，他的特工和线人还没有发现这些阴谋者在谋划什么。
2月12日，在拉合尔（Lahore）的一次秘密会议上，策划者最终敲定了他们的总体计划。这项计划的成功完全取决于跟印度军队里某些不忠部队的合作。这段时间以来，“加德尔”的煽动者一直在印度军队的军营和防线散布令人不安的谣言。有一些是关于德国战无不胜的传说，还有一些传言说军队中的锡克教徒将被迫剪去长发，也有传言说在西线战场印度部队正被部署在英军前面。在拉合尔、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白沙瓦（Peshawar）、密鲁特（Meerut）和贝拿勒斯（Benares）的某些部队中进行的调查表明，那里的人已经准备好了，在特定的信号发出后，他们就会加入革命。叛变的军队会杀害他们的英国军官和其他政府官员，攻占军械库和弹药库，强攻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洗劫国库和银行，与“加德尔”领导人联手摧毁欧洲统治的一切痕迹。
独立宣言已经起草好了。国旗由三种颜色组成：红色代表印度教，黄色代表锡克教，绿色代表伊斯兰。这将成为一个自由统一的印度共和国的新国旗。新国旗将在起义那天被分发给那些被选中的人，由他们来带领各“加德尔”团体行动。他们的战斗口号是“杀死英国人”（Maro Ferangi Ko）。阴谋的魔爪从旁遮普一直伸到东孟加拉的首府达卡（Dacca），在奥德怀尔看来，这“根本不切实际”。行动将在夜间进行，第一步是切断所有的电报线路，这样警告就无法发送给其他部队了。阴谋者希望得到的德国武器和其他援助依然还没有任何到来的迹象，但他们将2月21日定为印度人起义反抗压迫者的日子，他们将从这个国家一端到另一端一起发动起义。
就在阴谋者们进行最后准备的同时，一些重大事件却极大地打击了德国人和他们的盟友土耳其。德皇和他的将军们本来预计，德军在西线的最初进攻会击溃法国，但现在攻势却停止了下来，甚至还被击退了。德国人非但未能成功进入俄国，反而在接下来的3年里发现战线陷入了僵局，双方都无法前进超过几英里，而伤亡却在不断增加。此外，在战争的头两个月，德国人在太平洋的两个殖民地——萨摩亚和新几内亚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占领了。随后日本人又从德国手中夺走了中国沿海地区的青岛，而英国人和法国人则夺走了西非的多哥兰。随着战争的推进，德国战前保有的殖民地，都一点一点地被协约国夺走了。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土耳其人也遭受了两次重大的打击。这两次打击都牵涉到苏丹不久前刚刚宣布的圣战。第一次打击是在1915年1月，由俄国人带来。土耳其的军事最高领导人恩维尔帕夏长期以来一直梦想着，从沙皇俄国那里夺回高加索地区的奥斯曼省份。等他做到了这点，并且解放了那里的土耳其人民之后，他计划向东进军沙皇的中亚，在那里开创一个新的伟大的穆斯林帝国。他的野心也没有就此停止。他还要把帝国向东南扩张到有着庞大穆斯林人口的英属印度。在这点上，他跟他的盟友德皇威廉有着同样的渴望。但是要达成这些梦想，首先要将俄国人赶出高加索地区。此时此刻俄国人正在东线战场上受到德国人的压制，此时不行动更待何时。恩维尔觉得自己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和指挥官，他决心亲自带领他的军队，发动对异教徒俄国人的圣战。虽然德国人对圣战成功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但他们还是强烈地鼓励恩维尔，因为这样宏伟的计划有希望把俄国的部队分散牵制在高加索地区，这样就能缓解德国人在东部前线的压力。1月初，恩维尔把战争的指挥权交到他的高级官员和德国顾问的手中后，就离开了君士坦丁堡，他从黑海出发前往特拉比松，然后再走陆路前往土耳其第3集团军的总部埃尔斯伦（Erzerum），在这次行动中恩维尔将要使用该部队。
现在土耳其东部和高加索地区正值严冬，光秃秃的山坡上气温骤降至零下30℃，积雪挡住了山间通道，那里的道路已被完全阻绝。随着天气恶化，土耳其和俄国军队在边境上的战斗已经停止，双方的战绩基本持平。现在双方都在为漫长的冬季而掘壕固守，部队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在恶劣的天气中生存下来。恩维尔亲自任命的土耳其司令官在听到他的长官概述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时感到非常惊愕。“现在必须把俄国军队消灭掉，”恩维尔说，“你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这位土耳其将军是一名能干、经验丰富的军人，曾在参谋学院教过恩维尔，他试图与恩维尔辩论。“我们要等最糟糕的冬天过去，到时候道路就会恢复通行，”他力劝道，“到那时我会摧毁俄国人，解放高加索地区。但是现在就想这样做无异于自杀。”恩维尔对下属这样的指责非常生气，他命令将军交出指挥权，并对其大发雷霆：“如果你不是我以前的老师，我早就一枪崩了你。”结果将军辞职了，于是恩维尔亲自接管土耳其第3集团军的指挥权。他将军队改名为“伊斯兰军”，以显示他想要这支军队在圣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希望最终能够以武力重新绘制亚洲的版图。
恩维尔此前从来没有统领过一个团，更不用说一个军团或者一支军队，现在却有9万名士兵任他支配。俄国指挥官虽然只有6万名士兵，但有一条铁路，可以运送食物、弹药和援军。土耳其军队中的许多士兵只有简陋的装备应对冬季战争。有一些士兵甚至是从南方炎热的平原过来的，他们只有轻便的夏季军装、薄薄的阿拉伯头巾和破烂的皮凉鞋。虽然士兵们在前方严酷的斗争中，都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忍耐力以及绝对的服从，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战。然而，俄国人却穿着长外套和毡靴，戴着厚厚的毛皮帽子。当雪盖在俄国人身上时，他们看起来像巨人。
恩维尔进攻计划的具体细节过于复杂，在这里就不做说明了，因为计划包括了第3集团军的3个军团的各自行动。然而，他们最终能否成功则取决于一支由2.5万名士兵组成的分队，这些士兵要沿着一条秘密的山路前往俄军所在的萨勒卡默什（Sarikamish）（现在这里是一个小滑雪胜地）。恩维尔推测，如果萨勒卡默什失守，那么俄国的整个前线就会崩溃，到时候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部落就会起义，并且加入土耳其解放者队伍中。紧随其后的是特兰斯卡斯皮亚（Transcaspia），接着是突厥斯坦（Turkestan），最后是印度。因此，一切都取决于即将开始的萨勒卡默什战役，它将在严酷的安纳托利亚冬季里打响。
一开始，恩维尔那雄心勃勃的计划似乎奏效了。俄国人已经停止向埃尔斯伦前进，他们的军队正赶回萨勒卡默什。他们身后的补给线乃至撤退路线正日益受到土耳其军队侧面攻击的威胁。事实上，俄军的处境糟糕透顶了，似乎下令大规模撤退是拯救整个军队唯一的方法，不然就难免被包围消灭。然而，土耳其军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在暴风雪和大雪中挣扎，大雪有时达五六英尺深，他们要努力实现恩维尔和他的参谋给他们设定的目标，这些参谋中有一些还是德国人。严寒造成的伤亡令人震惊，一些军团的人数从1000人减少到100人或更少。土耳其士兵们经常要忍饥挨饿，他们变得愈发虚弱，加上在零度以下的严寒中没有很好的保暖物资，这些正常情况下勇敢且坚忍的士兵们大批地被冻死了，数量极其惊人。一位土耳其军官写道：“他们向他们所知道的最可怕的死亡屈服了。他们蜷缩在一棵松树的底部，最后都冻死了。”还有人在临终前被疼痛、饥饿和绝望逼疯了。剩下的就这样继续行军。
在圣诞节那天，虽然土耳其士兵伤亡惨重，但是他们似乎看起来还是会赢得胜利，因为他们在山上包围了萨勒卡默什。虽然俄国士兵的衣物更加厚实，但是他们也受到了寒冷的残酷折磨，官方数据显示有7000名士兵被冻死了。此外，土耳其士兵第二天设法成功炸毁了为四面受困的俄国守军输送援军、食物和弹药的铁路线。俄军截获的文件显示，有2.5万名土耳其士兵此刻正沿着一条鲜为人知的山路进发，要来袭击他们，而另一支庞大的土耳其军队也正准备切断他们的撤退路线，这使得俄军的士气更加低落了。他们的生命线、连接卡尔斯和梯弗里斯的铁路已被炸毁，这似乎证实了他们内心的恐惧。到目前为止，有关灾难即将发生的消息已经传到了高加索的首府和军事总部梯弗里斯，惊慌失措的人群包围了火车站，希望能逃离即将到来的土耳其大屠杀。
俄国人当时不知道土耳其军队发生了大灾难。在沿山路行军的2.5万名士兵中，只有1万人还活着。其余的都冻死了。而被派去切断俄国后方的部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他们失去了7000名士兵——超过三分之一的兵力。造成这些可怕损失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恩维尔不仅缺乏当陆军指挥官的经验，他还不了解土耳其东部的严冬，以及不管部队多么坚忍或勇敢，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保暖物资就被派往那里作战，这将带来可怕的后果。其次，恩维尔和他的参谋使用的地图是非常不可靠的，地图上显示的距离看起来要比实际的短得多。举个例子，一次15英里的行军，本来预计只需要5个小时，结果实际路程却有两倍之远。土耳其士兵在行军中忍饥挨饿、疲惫不堪，熬过了噩梦般的19个小时，数千人失去了生命。为了使士兵们能够快速穿越群山到达萨勒卡默什，恩维尔还命令部队们轻装上阵。他说：“我们的补给基地就在我们前方。”虽然在白雪皑皑的高地上没有树木可以供士兵们砍伐燃烧取暖，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漫长而痛苦的夜晚，他们竟没带任何燃料来取暖或者保住性命。如果俄国的报道可信，那么有些土耳其士兵甚至奉命丢掉他们的大衣和背包，以加快他们行军的速度。最后，就在土耳其士兵开始穿越山脉时，大雪开始下了起来，并且很快就变成了咆哮的暴风雪，实际上这已经决定了恩维尔的“伊斯兰军”的命运。
在土耳其军队切断铁路之前的这段时间，俄国的援军已经到达了萨勒卡默什的驻地，现在驻地的防御军总人数达到近1.4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是步兵。他们也有30多门野战炮，不过土耳其人认为他们没有。此外，土耳其人本以为穿越群山的路线是秘密的，但其实俄国参谋手中的地图上清楚地标示了这条路，不过这条山路被认为不适合大规模的部队移动。然而，多亏了截获的土耳其文件，俄军指挥官已经察觉到敌人正在沿着这条路靠近他们。他还做好了准备以应对土耳其部队从东部发动的袭击，防止撤退路线被切断。他部署好了步兵和炮兵准备随时迎接这两种袭击的威胁。俄国人不知道严寒对土耳其军队的破坏，因此他们猜测，土耳其的进攻士兵总共会有4.5万名，这还不包括炮兵以及其他预备部队。
跟俄国人预料的一样，土耳其军队在12月29日早晨从两个方向袭击了萨勒卡默什。他们疲惫不堪、饥肠辘辘，完全没料到会有大炮，从东部发动的攻击最终被哥萨克骑兵击退了。与此同时，那些在穿越西北山区的死亡行军中幸存下来的士兵在深雪中艰难地发动攻势，想要推进到城镇周围的俄军驻地。此时，他们的人数已经减少到只有6000人了，他们被防守的俄军击退到了危险的斜坡上。俄军人数更多、营养充足、衣着整齐、休息充分，不像这些袭击者衣衫褴褛、饥寒交迫。当天晚上，恩维尔命令土耳其士兵再发动一次进攻，试图攻下萨勒卡默什。士兵们表现出了非凡的决心和勇气，这次他们成功了，虽然很快就又被击退。黑暗中发生了激烈的肉搏战，很快小镇的街道上就到处都是死人。土耳其士兵有一次成功占领了城镇一端的军营，但是他们最终被猛烈的近距离炮轰击退了。这是他们最接近占领萨勒卡默什的一次。
即使是恩维尔现在显然也知道自己的计划失败了，但战斗还是在周围的山区持续了好几天，最后才在恶劣的环境下逐渐止息。土耳其人伤亡惨重。恩维尔统领的9万名士兵只有1.5万人幸存了下来。其余的尸体散落在山口和雪地里，被在土耳其东部山区游荡的群狼吞食了。“领导无方，装备简陋。”约翰·巴肯在他的战争史中写道，“饥肠辘辘的土耳其士兵像英雄一样战斗，他们忍受的苦难是这场战争中最可怕的事情。”恩维尔在留下自己的指挥官收拾残局后，就急忙返回了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想方设法掩盖真相，任何提起这件事的人都有被处死的危险。返回首都的那天晚上，尽管自己手上沾染的7.5万名同胞的血甚至还没干，恩维尔就去听音乐会了。“他似乎非常高兴。”当时在场的一位中立国外交官说。
土耳其未来的领导人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当时还是一名年轻的上校，他回忆起与恩维尔从萨勒卡默什回来后不久的一次会面。他注意到恩维尔脸色苍白，而且也消瘦了很多。
“你一定很累了。”凯末尔说。
“不，不是特别累。”恩维尔回答。
“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打了一场仗，就这样……”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很好……”
凯末尔不想让他的长官难堪，决定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作战部部长损失了整支军队，这并不是土耳其在最初几个月的战争中所遭受的唯一打击。在恩维尔匆忙离开东部血流成河的雪地一个月后，土耳其经历了第二次重大挫败。这一次是三巨头中的另一位带来的，他也想举着圣战的旗帜去尝试施展更高的战略。
大概在恩维尔离开君士坦丁堡发誓要把异教徒俄国人从高加索地区赶出去的同一时间，在军事等级中仅次于他的杰马勒帕夏（Djemal Pasha）也开始了一项同样雄心勃勃的计划，他要将异教徒英国人从另一块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埃及赶出去。杰马勒在离开首都前往大马士革的时候，向那些送别他的人发誓：“不征服埃及，我绝不回君士坦丁堡。”他前往南方去统领驻扎在叙利亚的土耳其第4集团军，他将要用这支军队把埃及人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杰马勒是一个渴望权力的人，他计划在中东为自己建立一个私人帝国，而埃及就是这个帝国的中心，就跟恩维尔希望在中亚做的那样。恩维尔曾经推测，看到土耳其军队的到来，高加索地区以及在更远地区的穆斯林将会在圣战的旗帜下起义。同样杰马勒和他的顾问也相信，埃及民众看到解放触手可及的时候一定会变得对英国人愤怒不已。
杰马勒的第一个目标是苏伊士运河。如果他能夺取苏伊士运河，那么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国家的每个城镇和每个村庄里的埃及人都会奋起反抗他们的压迫者，英国也会失去通往印度和远东地区的捷径，这样就能阻止英国在印度起义发生时迅速向那里派遣援军。虽然这恰好与杰马勒的个人野心相吻合，但埃及的圣战仍然是土德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才能最终击垮英国和俄国在东方的帝国——就像恩维尔在高加索发动的圣战一样。至少这是在柏林的德国外交部部长亚瑟·齐默尔曼所相信的，他与马克斯·冯·奥本海姆一起策划了圣战战略。然而，在埃及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其中一位是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旺根海姆男爵。
虽然旺根海姆会很高兴看到苏伊士运河被占领，或者说至少被封锁，但是他已经开始改变了对埃及问题的看法。他向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透露了自己那狡猾的想法（他吐露得太过头了）。起初，摩根索误解了他的意思。美国大使后来回忆说：“我自然认为旺根海姆是在担心土耳其会失败，但他向我透露，他真正担心的是他们的盟友会成功。”他其实不希望埃及落入土耳其之手，因为一旦埃及落入了土耳其手中，那就很难把埃及夺回来了。他认为很快交战各方就要被迫坐到谈判桌前，这场谈判将由美国主持，交战各方随后要进行一系列无情的谈判。他向摩根索解释说，如果土耳其征服了埃及，她自然会坚持要保留这个大省，而且希望德国支持她的这一主张。然而，到那时德国早就没有兴趣推动重建奥斯曼帝国了——解体更好。如果埃及仍然掌握在英国手中，德国会同意英国用美索不达米亚来交换保留埃及，而美索不达米亚是柏林至巴格达总体规划中的重要环节。当然，随着事态的发展，旺根海姆不用再因为埃及而夜不能寐了。
杰马勒于1915年2月3日拂晓发起了对苏伊士运河的进攻。他有2.5万名士兵，包括一队旋转的苦行僧。这些苦行僧戴着锥形高帽，他们的加入给远征军队带来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意味，也给士兵们一种不可战胜的感觉。土耳其士兵在夜间行军，在1.4万头骆驼的帮助下，他们拖着枪以及浮船穿越了130英里的沙漠，并到达了运河——这在战略上是一个相当大的壮举。德国工程师提前秘密地挖了许多井，这些人携带了特殊的“沙漠口粮”，主要是饼干和橄榄。杰马勒的计划是，如果一切顺利，就趁着英国人不备，用他最好的5000名士兵，迅速在伊斯梅利亚（Ismailia）的运河上建立一个桥头堡。这样他就会有足够的时间，把紧随其后的2万名士兵调过来。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承认：“我押上了一切，要打英国人一个措手不及。”此外，报告称埃及反抗英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为此他深受鼓舞。他也心存侥幸，希望“土耳其军队占领伊斯梅利亚会激励到埃及的爱国者，他们将会集体起义，那么埃及将在意想不到的短时间内被一支很小的部队解放出来”。
然而最终，杰马勒这两件事都没算准。埃及民众虽然大多都反英国而亲德国，但他们并不想严酷的奥斯曼帝国统治取代英国的仁慈之手。因此，当他们得知土耳其人已经渗透到苏伊士运河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集结起来参加圣战。杰马勒也没能成功避开那些守卫运河的人的警戒。这段时间以来，英国情报部门一直有注意到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南部和巴勒斯坦集结，他们认为土耳其可能会发动对埃及的袭击，作为对英国威胁的一种反击，因为是英国人先想到在加里波利登陆，目的是占领君士坦丁堡。尽管如此，杰马勒的士兵还是在被发现之前就成功地穿越了沙漠，并且很靠近运河了。但是他们晚了，等到那些派去占领桥头堡的士兵开始把浮船放进水里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因此，正如后来杰马勒所写：“行动是在英国人的眼皮底下进行的。”另一种说法是，土耳其人不明智地带了鸡，而这些鸡的啼鸣声引起了英国守卫的注意，让他们警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一种说法是飞行员在进行空中侦察时最先发现了危险，而约翰·巴肯则说哨兵在夜间就看到有“人影”悄悄将浮船拖到伊斯梅利亚南部的位置，他们马上拉响了警报。
不管真相如何，运河的另一边发起了猛烈的炮火轰击，现在土耳其人发现自己被困在运河岸上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设法把6艘浮船成功地送到了水面上，可是浮船却很快被机枪子弹打得满是窟窿沉了下去。然而，还是有一艘船成功地到达了对岸，不过船上的十几名土耳其士兵很快就被杀死或俘虏了。此时土耳其的大部队已经开始到达运河了，几英里的范围内都发生了战斗。在这条运河里有许多英国军舰，军舰以及一辆装甲列车的枪炮都对准了土耳其士兵。土耳其士兵们顽强勇敢地战斗着，但是他们的浮船被击沉了，因此他们除了向运河对岸开枪外，也几乎无能为力了。杰马勒在3英里外的山顶上观看着这场战斗，他意识到自己的赌博输了。继续进攻显然是徒劳的，因为英国很快就会从驻扎在埃及的15万军队中调出增援部队。除非他撤回自己的部队，否则他们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就像恩维尔一个月前在萨勒卡默什所遭遇的那样。根据英国的数据，当时有2000名土耳其士兵被杀，虽然杰马勒声称只损失了14名军官以及178名其他士兵，还有一些伤员和俘虏。当然，他蒙受的损失本应该比英国人估计的更大，为此埃及的总司令约翰·麦克斯韦尔（John Maxwell）爵士备受批评，因为他没有在土耳其士兵逃跑时消灭了他们，而是让他们带着枪穿过沙漠逃跑了。
尽管如此，在短短的5个星期里，德国和土耳其的圣战战略家们想出的这两个宏伟的计划，均以土耳其人的耻辱性大灾难告终——虽然杰马勒后来宣称，他的这次冒险不过是为了之后全面入侵而对埃及做的战力侦察。与此同时，不管有没有德国的帮助，在印度的锡克教和印度教革命者都准备发动他们自己的圣战来对抗英国人。
读者可能还记得起义的日期定在2月21日，到那时候印度军队中心怀不满的本地部队将屠杀他们的英国军官，闯入他们的军械库，向革命者分发武器，然后一起进军德里，并在那里宣布成立共和国。锡克教教徒在离开美国和加拿大前往印度之前，哈尔·达雅尔和其他人告知他们，他们将会从德国那里获得武器和资金。令人失望的是，这些都未能实现。此外，由于当局密切监视进入印度的信件，因此锡克教教徒与他们在旧金山的领导人失去了联系，特别是与他们运动的大祭司哈尔·达雅尔失去了联系。哈尔·达雅尔现在在欧洲的某个地方，他显然不能或者不愿意冒险来印度加入他们。锡克教教徒意识到现在只能靠自己了，他们已经与孟加拉经验丰富的印度革命者联合起来，他们认为这是自近60年前印度反英暴动以来规模最大的起义。
但是起义事业注定不会顺利进行，在2月16日，离起义仅剩5天的时间，起义领头者突然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危机。阴谋者一直害怕他们被出卖给克利夫兰的特工，或者害怕阴谋被发现，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对他们来说都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绞刑吏的绞索。2月16日，他们确信他们当中一个名叫基帕尔·辛格（Kipal Singh）的锡克教教徒实际上是警察线人。前一天他本应去秘密访问第23印度骑兵团的营房，向骑兵团中的支持者们简述在起义中应扮演的角色，然而他被发现在拉合尔火车站跟一个陌生人认真地讲话。他们还注意到，他问了一些关于这个阴谋其他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是直接跟他相关的。因此他们产生了怀疑，并决定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密切监视他。但是其后他们终于确信他就是一名警察线人，因此经验丰富的印度教革命者、现在领导着这个联合阴谋的拉什·贝哈里·博斯决定将起义提前两天。此外，他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阻止叛徒发现这个事情。与此同时，他们急忙派信使把这个消息通知所有积极参与者，告知他们这个新的日期，即2月19日的晚上。
阴谋者们非常不幸，就在起义的那天早晨，有一个信使返回了位于拉合尔的秘密革命总部，说第23骑兵团知道了这个改变的计划，他们准备在那天晚上起义。这名信使没能止住自己的嘴巴，脱口就说出了这个计划，被基帕尔·辛格听到了。这位锡克教的间谍设法避开了监视他的人，并警告了一名监视着这所房子的便衣警察。很快，全国各地的军事机构和民间机构都收到了警报，阴谋者的总部遭到突击搜查。阴谋者意识到自己被出卖了，他们决定杀死队伍中间的叛徒，但是已经太迟了。警察冲进了房子，逮捕了7名阴谋策划者，并且没收了炸弹、炸弹制造设备、武器、煽动性的文学作品和革命旗帜。第2天早上，又有6名头目来到了房子，想要搞清楚哪里出了问题，以及为什么心怀不满的部队在夜里没有叛变。他们也被逮捕了。
与此同时，在印度各地收到警报之后，军方迅速作出了反应。所有军械库的印度卫兵和哨兵都被立即换成了英国武装部队，英军步兵部队也开始在要塞城镇的兵营和街道上进行巡逻。这一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加上阴谋者头目们大多已被逮捕，把起义扼杀在了摇篮里。面对冰冷的钢制武器，叛变的印度兵失去了勇气，而那些被派去发动他们的煽动者干脆消失了。考虑到装备精良的印度兵尚且未能响应革命的号召，因此，“加德尔”领导人原本期望“农民军团”成群结队地加入起义没能实现，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残酷的审判开始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9个特别法庭审判了175名革命者。有136个人被定罪，其中有38人被判绞刑，与被判终身流放的人数差不多，其余的则被判入狱。最后，被判死刑的人中只有18人被处决，其余的被总督哈丁勋爵减刑改判成终身流放。此外，18名涉嫌同谋罪的印度兵在军事法庭上被判处死刑，但最终只有12人被处决。但是阴谋者头目、那个声称在1912年将炸弹掷向哈丁勋爵的拉什·贝哈里·博斯逃脱了，他先逃到了贝拿勒斯，然后又逃到了日本。虽然日本人被认为是英国人的盟友，但是他得到了日本政府高层人士的庇护，这些人拥有着在亚洲扩张的梦想，这使得他们渴望与印度革命者保持联系。博斯之后再也没回过印度，但是在一战剩余的时间里，他都在试图将武器走私到印度，不过没有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的革命热情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他再次尝试建立一支能够解放印度的军队。1945年，博斯死于东京，因此没能看到仅仅两年后英国的统治就结束了。
博斯和他的同谋者在策划这场注定失败的起义时都没有注意到，柏林其实已经同意向他们提供武器了，而且已经秘密计划在美国大规模购买武器，然后走私到印度。事实上，随着在欧洲早日取得胜利的希望逐渐破灭，德国越来越热衷于在印度制造麻烦，还在柏林成立了一个印德联合组织，即印度革命委员会（Indian Revolutionary Committee），以协调印度教、穆斯林和锡克教革命者的行动。然而，英属印度当局监视嫌疑人、截获邮件，使得柏林和印度之间的通讯变得不但危险而且极其困难。博斯和他的同谋者都没有注意到帮助就在眼前，他们被过度的热情冲昏了头脑，早了几个月发动起义，从而迎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虽然大多数的“加德尔”领导人现在已经被判刑，但是在印度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孟加拉，仍然有大量未被捕的革命者。他们准备按兵不动，等待着德国武器的到来。他们从锡克教教徒旁遮普起义的失败中吸取了宝贵的教训，并且已经准备好在英国管辖范围之外的地方秘密地接收武器。他们将一个这样的基地设立在了偏远的泰缅边境，在那里可以策划行动，可以把士兵们交给德国教官训练，还可以储存武器。他们还可以从那里把叛乱的想法灌输给在缅甸服役的印度军队士兵（当时缅甸是英属印度的一个省）。1915年春，当得知第一批载有德国武器的船只驶离美国时，革命者们感到振奋不已。有人私下传言说，到12月一切就能都准备就绪。
但这并不是这场鲜为人知的博弈中所发生的一切。令人担忧的情报已经传到了英国，德国的特工正准备穿越波斯前往喀布尔，目的是说服愤怒的阿富汗人加入圣战，入侵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