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远草堂的两任房东
罗先生家喂了一只黑白相间的花猫，经常悄无声息地穿过猫洞，从这间房游走至那间房。偶尔亦可见它蜷缩在罗先生膝间打瞌睡。其时，躺椅上的罗先生必定在看书。罗婶则轻手轻脚，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罗先生居然欠欠身，说，谢谢。
倒脱靴十号是栋老公馆，红砖房子。离巷尾近，离巷口远。坐南朝北，但大门开得有些古怪，偏西北，斜斜地对着院子，估计与风水有关。大门上方横嵌一块花岗石，上刻“心远草堂”四个字，当取陶潜诗句“心远地自偏”之意吧，遒劲而清秀。“文革”初期“破四旧”，我大哥一时兴起，拿把榔头搭张梯子打算砸烂它，结果只砸出来几处白印子加几粒火星子。
大哥本来有蛮懒，做事从不想出汗，加之仅仅打算出点风头而已，便不了了之。结果直到三十多年后倒脱靴十号被拆毁，“心远草堂”这块石刻才不知所终。
说此类建筑为公馆，其实并不确切。据说，公馆的本意应是“仕宦寓所或公家馆舍”，即旧时公家替在本地任职的高官建造，并非私人所有。但后来被引申为有钱人家在城里盖的高级私宅，也就约定俗成了。小时候，长沙人亦将住公馆叫作住“洋房子”，似乎更合适一些，因为公馆房子多为西式，中式少见。
我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搬进来的。房东姓罗，一位半路出家的医生，长相儒雅斯文，对人客客气气，邻里都称他罗先生。我家跟罗先生租下了朝北最大的一间，二十平方米左右，开三张床，晚上再用门板搭临时铺，能勉强挤下一家七口，父母和五个子女。不久，祖父与姑妈（我父亲的姐姐）也搬进来了，租了与我们房间相通的南房。因姑父原是一位国民党军官，年轻时风流倜傥，与姑妈的婚姻系双方父母撮合，两人谈不上什么真情实感，新婚未及两年，竟带了个越南舞女去了台湾，给姑妈留下一个刚满三个月的儿子，再杳无音讯。姑妈从此独身，带着儿子一直随祖父居住。
房东罗先生也有好几个小孩，其中一个与我一般大小。后来都在小古道巷小学读书，不过他甲班，我乙班。小学毕业后几十年再不曾见过面，但都还记得对方。早几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又恢复了联系，后来彼此还加了微信，在朋友圈里间或有些呼应。因为这幢公馆原本是他家的私产，我曾特意在微信里给他留言，想听他讲讲关于心远草堂最初的故事，后来因何缘由卖掉了，等等。罗同学的回信令人不无感慨。
他告诉我，他们祖上的湘阴老屋，就叫“心远草堂”。曾藏有不少古籍、字画及碑帖什么的，可惜毁于一场山火。抗战胜利后，祖父在长沙盖了这栋公馆，仍沿用此名，聊作纪念。至于后来卖掉，乃因上世纪五十年代响应政府号召，支援国家建设买公债，一时拿不出现金的无奈之举。
房子卖给谁早不记得了。
这事我倒比他清楚，房子卖给了一个做南货生意的资本家，号称长沙市的南货大王，叫李福荫。即心远草堂的第二任房东。
此外，罗先生所以半路出家学医，乃从祖父之命。因大女儿出生不久即死于缺医少药的抗战时期，故祖父痛定思痛，嘱其务必弃商从医。所拜名医姚光仲就住在倒脱靴四号，即十号的斜对门。“心远草堂”在建的同时，罗先生亦购得黄兴南路一栋临街房屋，为行医开诊所做准备。这美好的愿望后来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化为泡影。
对倒脱靴十号最初的印象，似乎已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因为其时我不过三四岁。大约是院子里正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很冷。堂屋搁了一盆炭火，时不时毕剥一声，窜出来几簇火星。房东罗先生穿一件蓝布棉袍，手捧一卷线装书在堂房里踱步，嘴里还念念有词。那时应该正是他拜师学医时期，在诵读什么汤头歌诀之类吧。
我跟罗同学则站在阶基上朝院子里屙尿，比谁屙得远。洁白厚软、尚无一只脚印的雪地上，顿时被两道小小的抛物线浇铸得一片金黄。还听见结了冰的玉兰花树叶发出悄悄的脆裂声。罗同学那个疯子姑姑（叫巧姑子）则在幽闭她的后院小屋里蓦然发出一声清籁:
“巧姑子要呷茶哒咧……”
巧姑子是罗先生唯一的妹妹。听大人说过，她是在大学里念书时，因失恋致疯的。
罗同学小时候脑壳很大，是个显而易见的特征。一般人都认为大脑壳愚蠢，罗同学用自己的大脑壳不声不响地推翻了这种成见。很可惜，如今要具体地回忆起小学里跟他有关的某件事，很难。因为他家早已搬离倒脱靴，在小古道巷小学我们也不同班，交往更少。倒是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片段却浮现在脑际。
比如说有一次，为了准备一组以做好人好事为题目的宣传栏，学校组织甲乙两班几个会画画的，包括我跟罗同学，集中在甲班的教室里画画。记得我画的是一位少先队员帮助淘粪工人推粪车。罗同学画的什么我当然忘了。忽然窗户外面飘进来一股似有若无的槐花的香味。我说，好香!罗同学连忙把铅笔搁在纸上，大脑壳转了一圈，很响亮地缩了一下鼻子，说，闻不出。
罗同学身上显然有他父亲的遗传因素。读书聪明得很。而且他们姊妹兄弟，个个会读书，个个性格好。从不跟人吵架，谦和而且沉静。从罗同学姐姐到罗同学本人再到他弟弟，臂上全都是三根杠杠，包揽了连续三届的少先队大队长，堪称小古道巷小学空前绝后的奇迹。
街坊叫罗同学的母亲作罗婶，个子清瘦，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穿着朴素但显得精致，阴丹士林蓝布妇女装的右襟，插着一方洁白的手帕，干干净净的。说话声音细小温和，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罗先生卖掉倒脱靴十号后，即搬进了黄兴南路他们家另外那处临街的房子。但其时已不具备开诊所的条件，门面只好租给了一家茶叶店。路人但凡经过，本应闻见药香，却变成闻到茶叶的香气了，也好。多少年过去，只要偶尔想起罗婶，我竟会同时联想到茶叶隐约的清香。
小学时候，我在乙班画画画得最好，罗同学在甲班画画画得最好。我喜欢画动物，他喜欢画人物，各有千秋。但到了五年级罗同学当了大队长，我却还是个小队长，当然有几分沮丧。班主任段老师便偷偷安慰我，不要当官，就是长大了也不要当官，管好自己就是。未料段老师一语成谶。我迄今当过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一回“官”，仍然是少先队的小队长。一根杠杠。
可惜即便一辈子从未做过官，也未见得就管好了自己。
不过我有篇作文《我的理想》曾得了全校作文比赛第一名，还是令我神气了好多天。那时候，“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长大了要当一个像时传祥伯伯一样的淘粪工人”。时传祥当时是北京市的一个淘粪工，曾经红极一时的劳模，受到过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接见。这篇作文的结尾被段老师画了一长串红圈圈，堪称义正词严的金句：
如果你也不愿当淘粪工人，他也不愿当淘粪工人，那么，全世界的粪坑都满了，怎么办！？
某年，罗先生死了。丧事料理完后，罗同学的姐姐代表他们全家，到巷子里给几位送了花圈祭幛的老街坊敬烟，表示感谢。刚好我走出十号大门，她也递给我一支。很陌生地笑笑。
我忽然想，她现在面对的是她的祖传基业，心里会作何感想呢？她的童年就是在这栋房子里度过的啊。
这样想的时候，罗同学的姐姐正站在门口跟几位老人应酬。当时她已经是个地道的年轻妇人了。她连看也没朝大门里看一眼。她的上方，即是“心远草堂”四个大字。这四个石刻的大字，难道没有在她心里也刻下深深的印象吗？
但即便是这样一种看去淡然的态度，她也并未使我失望。我无端觉得，她绝非那种愚钝的女人，只是不愿将内心的情感轻易外露罢了。
罗同学的姐姐比我大两年级。个子像她母亲，清瘦而白净。我心里忽地浮现起她站在队旗下带领全校少先队员行队礼的形象。身穿浅灰色的背带裙，红领巾在白衬衣前飘动。队鼓咚咚。天空当然是湛蓝的。
我已分不清楚这情景究竟是出于某种想象，还是多年前确曾有过。
我们家搬进去的头几年，公馆还显得比较新，也干净、整洁。我家兄弟姊妹虽说有好几个，但加上房东、祖父及姑妈，最初也只有三户人家。房子只有一层，所以比一般楼房高出许多，且每个房间的天花板中央，还有图案各不相同的西洋风格浮雕，于中心处悬下一盏电灯，有碗形带波浪边的乳白玻璃灯罩。房间朝南或朝北的窗户既宽又高，几乎占去整个墙面。
后来我结婚，在自己房里搭了层阁楼，把床和书桌都搬了上去，伸个懒腰还碰不到天花板，可见空间之辽阔。
房子的整体格局也算讲究。进去先是一个阔大的门厅，斜朝着院子。院子左右各种了一棵玉兰花树。每年四五月份便开满碗盏大小的、洁白的花朵，满院子弥散着似有若无的幽香。穿过院子往里走，上五六级麻石阶基，就是宽敞的堂屋了。堂屋有四扇高大的玻璃门，中间两扇双开，左右各一单开，铸铜把手，颇为气派。
正房并不多，一共只有五间，正南正北。以堂屋为中心，左右各两间，中间偏右一间。左边两间相通，即我们家租住，右边三间相通，则住了房东罗先生一家，在当时还算宽绰有余。
还记得清楚，房与房之间的墙角处，均有四寸见方的小洞相通，用精细木条嵌边，供猫出入，谓之猫洞。罗先生家喂了一只黑白相间的花猫，经常悄无声息地穿过猫洞，从这间房游走至那间房。偶尔亦可见它蜷缩在罗先生膝间打瞌睡。其时，躺椅上的罗先生必定在看书。罗婶则轻手轻脚，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罗先生居然欠欠身，说，谢谢。
罗婶勤快，做饭洗衣等一应家务由她包揽。当然，罗家比我家富裕多了。他家厨房里经常传出来剁肉馅的声音，砰砰砰砰，细密且均匀，极具诱惑力。只要我听见，必定会扯着母亲的衣角，委屈地说，他们屋里又呷肉饼子蒸蛋了！
从堂屋左首的走道往里走，就到后头院子了。后院由中间走廊分开，左右形成低于房屋地面一尺有余的两个方池，我们习惯称为当池。左侧有口两眼水井，麻石井盖。年轻时用它代替石锁锻炼身体，单手能举数十下。右边当池中间砌了个花坛，种了一株茶花树，到初春时节开满树红花，特别好看。待到花谢，则满地落红，又观之凄然。
偶尔也开一两朵白的。
迎面有两间杂屋，罗先生的疯子妹妹巧姑子住了其中一间。靠右则是厨房，从厨房再拐一小弯，便是厕所了。顶当头有张后门，平时不开，仅供淘粪工人出入。
最早有两张前门，一大一小，均为两扇对开。两张门紧挨着。外面是小门，里面是大门。大门既高且宽，极为厚重，一对铜门环甚为威武。大小门各有用途，即罗先生可能觉得白天关大门不方便，敞开也不合适，便来个权宜之策，贴着大门做张小门。白天只关小门不关大门，到晚上大门小门一起关。
多年之后，这张小门却派上了其他的一些用场。门框的横梁高矮适中，成了巷子里一群闲散少年锻炼身体的单杠。我至今尚残存两块二头肌，与那时候在横梁上做过的无数引体向上，多少有些关系吧。门框及门板上，还有我用锯片小刀深深浅浅、高高低低刻下的成长的印迹，从一米出头到一米六几。还有歪歪扭扭或励志或抒情的句子，诸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类。
两扇可拆卸的门板更具实用价值。白天卸下来，架两张板凳就是自习小组围着做作业的地方，将作业本一收又成了乒乓球桌。到夜里将门板搬进屋内，搭就两张睡觉的临时床，早上起来卷铺盖归原。
后来住户多了，为了方便各家的夜归者，索性拆去小门，仅余孤零零一个门框，且对大门进行了改造。由每户人家凑钱，请木匠在左扇大门的合适位置挖一长方形小孔，再用取下的门块装上铰链安把乓锁，成了一个七八寸见方、厚约两寸的小门。各家配钥匙若干把，深夜归家先用钥匙开开小门，再伸手进去拨开门闩，打开大门。从此再也不用半夜下班大呼小叫，拼命擂门而惊扰四邻。
这种对公馆大门的绝妙改造，当属极具中国特色的天才发明。长沙城里许多公馆及老屋的大门，几乎全部进行了类似改造。多年后，我在其他城市的老街巷里也看见过。这种小门最初的发明者是谁，可惜永远不得而知了。
自从喜欢拍照后，我拍过不少藏在陋巷深处的老屋，也拍了一些这种大门上的小门。忽然想，这类照片若能集中展示数十张甚或上百张，用以体现一个特殊时代的局部特征，应该会有些特殊意味吧。
该说说第二任房东李福荫了。
邻居都习惯叫他李福爹，是个颇为富态的老头。矮且胖。夏天爱穿一件香云纱开襟短袖衫，怕热，便喜欢敞怀，一对奶子如女人一般。五十年代中期，他从罗先生手里买下倒脱靴十号。始料不及的是，新房东还未当上两年，政府便开始私房改造了，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不过还好，给了李福爹三间“留房”（即改造后留给原房主的自住房）。
因为冬天有阳光，李福爹便让中风多年的太太住南房，好晒晒太阳。自己住朝北的那间，不过房间大些。另一间小房则由保姆张娭毑住了。这三间房均有房门相通，但过路房是张娭毑住的那一小间。虽然李福爹住的北房也有一张门通堂屋，但除了迎送客人，一般不开。
小时候在我眼里，那间房显得极为神秘。尤其夏天，李福爹喜欢给三间房子的大玻璃窗糊上绿纸。偶尔李福爹打开那间房门，可看见屋内映满宁静的浅绿，令人产生想进去一窥究竟的冲动，当然不敢。
李福爹每天有几个规定动作，十数年如一日。
其一是晨起洗漱，必定要刮舌苔。用一柄银制的、呈条状的半圆形刮子，舌头伸出好长，慢慢刮，慢慢刮。直至刮出几声干呕，方才作罢。然后站在走廊上，搓一根小纸枚窸鼻孔。窸几下，仰头闭目张大嘴巴，酝酿片刻，猛然间打出一连串喷嚏来。再捏捏鼻翼，极惬意。
其二便是放竹帘与收竹帘了。三间房的竹帘既宽又高。李福爹气定神闲地趿一双皮拖鞋，缓缓走到窗外走廊下，早放晚收。咔啦啦，咔啦啦，咔啦啦。木葫芦的单调声音反显出四周的安静。
再就是到大门口的信箱里取报纸，间或也有信。除开冬天，李福爹喜欢坐在走廊上看。到后来，老花镜不管用了，还要加一柄放大镜，对着报纸或信纸慢慢移动。并且，朝北的窗户只要打开，必定是李福爹坐在窗前写信了。我经常站在窗外看他写信。用毛笔写竖行字，写两行，在铜墨盒里舔舔墨，又写。李福爹偶尔抬头看看我，并不在意。
现在想起来，生活倘若能如此这般过下去，也好。
李福爹话不多，但为人开明。且尚能自宽自解，顺应形势。譬如五八年大炼钢铁，政府要求家家户户献铜献铁，李福爹将家中所有铜器如铜炭盆、铜火钳、铜火锅、铜手炉等，还有一支数尺长的灭火用铜杆唧筒，悉数捐出。甚至将大门上那对铜门环也卸下来捐了出去。
后来倒脱靴居民集资在巷口建自来水站，李福爹一个人又出了大头，算是做了件有口皆碑的好事。先前我与哥哥得隔天轮流，去数百米开外的大古道巷水站挑水，还得排长队。加之我个子瘦力气小，踉踉跄跄，一担水屡屡被我挑得汹涌澎湃，真是桩极不情愿又无法逃脱的苦差事。
李福爹有三个儿子，均在外地工作。一个北京一个武汉一个保定。每年都会回来一两次，小住几天。但三兄弟几乎没有同时回来过。李福爹的日子在我们眼里当然算非常好过的。譬如那时候哪家订了瓶牛奶，便令其他人家非常羡慕，何况李福爹一人就订了两瓶，早上喝一瓶，晚上又喝一瓶。
送奶工骑部自行车，两侧的帆布挎袋一格一格插满玻璃奶瓶，每天咣啷咣啷骑进麻石巷子，停在十号门口，抽出两瓶牛奶送进去，拎两只空瓶子走出来，插入空格里，再咣啷咣啷骑出麻石巷子，是我少年时候司空见惯的一道风景。
倒脱靴十号对门是五号，为老式的两层木板楼。里头住得有几户背景复杂的人家。有一胡姓人家的丈夫解放初期被镇压了，胡妈妈独自养大两男两女四个孩子，可见其艰难。偏生五九年过苦日子的时候小儿子又得了肺结核。其时李福爹的保姆张娭毑与胡妈妈走得密切，便将此事讲给李福爹听。李福爹也没多说什么，要张娭毑每天送一瓶牛奶给胡妈妈的儿子喝，自己每天只喝一瓶了。
李福爹十三岁时便只身从江西来长沙，投奔一家远房亲戚，在其开的南货铺里做学徒。少时的李福爹做事眼眨眉毛动，极为灵泛。二十几岁便自立门户，后来成了长沙市的南货大王。长沙先前有俗语云：“江西老表真正恶（音wó），跑到长沙占拐角（音ɡuó）。”意指江西人做生意会占码头，铺子大都开在街市拐角处，生意当然好，此言果然不虚。李福爹的南货铺就开在中山路和黄兴路的拐角，号称“九如斋”。
买下倒脱靴十号时，李福爹应该有六十出头了，同时搬进来两口专为自己和太太准备的棺材，一时惊动四邻。这两口棺材独特而巨大，形制极为罕见。稍小的一口系用陈年楠木做成，两侧及棺盖为圆弧形，尤为古朴；另一口材质虽为杉木，但是四个头，即整口棺材只用四根木料，可见体形之威武。正面还刻有描金的福禄寿禧浮雕，做工极精。且两口棺材均有内棺，更显豪华。
可惜两口棺材最终只有先他而去的太太享用了一口。“文革”初期武斗，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的副司令中弹身亡，其部属准备举行盛大追悼会并予以厚葬。有人打听到倒脱靴十号有口巨棺，立即派人将其征用，来了八条壮汉差点还未抬起。
李福爹屁都不敢放一个，只有半夜里听见他长吁短叹。并且太太去世后，李福爹担心有人说他一个人住两间房子太奢侈，又主动将朝北那间大房腾出来无偿交给了政府，以示再度进步。政府欣然接受。很快，有一户根红苗正的刘姓工人阶级被安插进来，邻居称他作刘大伯。
刘大伯在长沙印刷厂工作，当过工宣队长，人却不错，且帮过我家不少忙。那时候印刷厂天天印毛泽东著作，时间紧，任务重，便有大量装订工作分包给家属完成，兼带照顾性质，工价也不低。刘大伯也分了一些给我家做。有两年，十六七岁的我与十五六岁的刘家大女儿，每天在堂屋里飞针引线订毛著，过了一阵快活日子。到后来彼此甚至都有点动心，居然还去文化电影院看了场《白毛女》。没多久却被她的一个女友看出端倪，以我家出身太差为由，将其断然遏制。
过后想起来，也罢。不然遭她父母发现，后果不敢设想。可怜一段连手都没摸过的准初恋，便如此这般夭折在摇篮中。
倒脱靴像刘伯伯这样的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还有几户，大抵都是“文革”期间至后来八十年代初陆续搬进来的。先前，倒脱靴的居民跟外面巷子里的相比，有钱的或有些来历的人还是居多。所以“文革”一开始，红卫兵便在巷口扯了一条丈把长的白布横幅，上头墨汁淋漓地写了一行大字：
资产阶级老巢窝
至于巷子里抄家，李福爹当然首当其冲。铁道学院的红卫兵从他家里抄出两本存折，还有数千元现金。这可是笔大数目。本来李福爹用一方手帕包好，拆去屋内猫洞里的半块砖头，藏进去，再原复堵上。若不主动交代，红卫兵未必找得到。问题是他马上又主动交代了。这一下红卫兵认定李福爹肯定还有东西。交出的只是小头，以掩护大头。遂将他与保姆张娭毑分开隔离审问。
红卫兵对张娭毑说，这姓李的资本家剥削你几十年，现在是你扬眉吐气，检举揭发的时候了，你务必要跟反动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张娭毑却细声细气回答，我跟他做事，他给了我工钱呀。
这个回答让红卫兵“恨铁不成钢”，却拿了张娭毑没办法。遂集中火力审问李福爹，且有女红卫兵抡起军用皮带威胁。并说，你家保姆已彻底检举了，再不坦白只有死路一条！李福爹终于招架不住，交代说还有一本存折藏在张娭毑的枕头里了。
女红卫兵马上跑到张娭毑屋里，二话不说一剪刀剪开那只鸭绒枕头，一顿乱抖，一时间满屋子鸭毛乱飞，果然抖出来那本存折，整整两万元。红卫兵当即把张娭毑和李福爹捆在一起，如两团粽子，再戴高帽子游街。还给张娭毑颈根上挂了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牌子，说她与反动资本家李福荫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已完全丧失了劳动人民的本色，当然还有无产阶级立场。
多年后张娭毑回忆此事，还生气得很。说，我没替他坦白交代，他自己倒先坦白交代了。又问我，丧家的乏走狗是什么狗啊？我便告诉她，应该是一条没了家的、很累很累的狗吧。
张娭毑有些莫名其妙。
并且慢慢地，李福爹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过去的几十年里，李福爹从来不曾踏入厨房半步。张娭毑买菜亦从不过问价钱，说多少是多少。到后来，李福爹每次都要盘问，怎么这样贵啊，小菜？及至最后两年，甚至怀疑张娭毑买回的菜短斤少两，连萝卜白菜都要亲自复秤。还说张娭毑肯定落了钱，威胁她要去菜场里问价。张娭毑百口莫辩，气得直跺脚。
张娭毑十六岁便从河西乡里到李家来做保姆，也不曾嫁人，一直做到六十几岁。汤汤水水侍候李福爹两口子几十年。三个儿子也是她一手带大的，最后还替李福爹带孙。尤其老三，一女二子从小就放在倒脱靴父母家，张娭毑先后将其带到读小学，视为己出。却有点重男轻女，若姐弟间吵架，毫无疑问地袒护弟弟，斥责姐姐，从不管对错。弄得老三夫妇啼笑皆非，也只得由她。却怪，那妹子长大后，偏生对张娭毑还蛮孝顺。
“文革”末年，李福爹去世了。三个外地工作的儿子，只有保定的老三只身匆匆赶回长沙，将其火葬草草了事。一边，张娭毑独自哭得伤心伤意。老三看了看她，将手扶在了她瘦削的肩膀上，没作一句声。
李福爹最后的两间留房，老三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了房地局。唯一请求将那间小的仍给张娭毑住，且不要收她的房租，直到她老去。房地局同意了，心远草堂的私房从此不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