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反响

第1章
皮凯蒂现象[1]

亚瑟·戈德哈默

经济学家的著作大多只有几千本的销量，而皮凯蒂那厚达700多页的《21世纪资本论》却在全世界以30多种语言的版本卖出了200多万册。早在法文原版尚未译成其他语言时，该书已成为社会热点。在美国的华盛顿特区，书商们一直苦于缺货。该书的英文译者亚瑟·戈德哈默在本文中分析了这一“皮凯蒂现象”，他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21世纪资本论》成为全球畅销书？为什么对该书会有如此强烈的需求？为什么在各种评论出来之后，对该书的热情追捧仍在持续？是因为该书严肃的经济观点、平实近人的文风，还是其顺应了时代精神？戈德哈默将追踪这一现象，并对其原因和影响给出洞见。

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由我从法文版翻译而来，于2014年春面世。在出版后短短数月，销量就超过了40万册。这对任何类型的书籍来说都实属罕见，更不用说是由一位学院派经济学家撰写的700多页的巨著，里面充满了统计图表，甚至在网上补充了技术性的附录资料，涉及数十篇学术论文以及大量的数据。1一年后，该书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销量更是攀升到令人震惊的210万册之多（见表1.1）。

对该书的评论除了学术期刊，也频现于面向大众的报纸杂志中。作者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广播电视上，不只是公共事务或新闻节目，也包括美国的《科尔伯特报道》（Colbert Report）等收视率极高的娱乐类节目。2作者受邀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Jack Lew）及总统经济顾问基恩·斯珀林（Gene Sperling）会面，同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一同出席公开活动。人们把皮凯蒂称为经济学界的“摇滚巨星”，彭博社的《商业周刊》则用青少年流行杂志的风格给他做封面报道。3众多书店把大部头的精装《21世纪资本论》与其他畅销书码放在一起，书里的公式“r>g”在大学校园的T恤上频频出现，也印在了哈佛大学出版社校内垒球队的队服上。4美国经济学会2015年年会为该书举办了一场专题会议，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发表了赞赏有加的评论。《金融时报》试图驳斥该书的观点，但没有成功。5皮凯蒂还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French Legion of Honor），可他拒绝领取。几个月后，曾抨击他的《金融时报》将该书评为2014年“最佳商业图书”。6出于以上各条以及更多的理由，《21世纪资本论》完全称得上值得研究的出版现象，以及更广义的公众现象。

注：尚无销量数据的其余语种包括：罗马尼亚语、泰国语、泰米尔语、印地语、蒙古语、孟加拉语、拉脱维亚语、阿拉伯语、芬兰语、马其顿语、越南语和乌克兰语。

资料来源：与作者的私人通信。

但这也意味着，以下的分析或许会令试图寻求说法的读者感到失望。在许多方面，“皮凯蒂现象”是无法解释的。尽管我会提到与该书受欢迎看似相关的若干因素，但其中某些因素已经存在了很多年，而同一时期研究不平等问题的其他著作并未激起强烈的公众反应。相关不等于因果。为什么我们将讨论的许多影响因素会在这个时刻汇聚到这本书和这位作者身上，这依然是一个谜。如果可以预见这类现象的发生，出版业肯定会成为致富的捷径。最后一点提醒是，以下分析主要适用于美国。毫无疑问，该书在美国受到的关注影响了它在其他地方的销售表现，包括其原版地法国，但具体影响程度有多大很难判断。

随后的分析将分为五个部分。第一，我将介绍对该书的市场预期，指出最乐观的预测也没有达到所谓“皮凯蒂现象”的程度。第二，我将探讨2007—2009年大衰退导致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可能对该书带来的影响。第三，回顾对该书早期的重要评论，因为它们可能影响了书籍的市场接受度。第四，分析经济学以外的学科对该书的学术反应。第五，评估该书带来的政治反应，并简要讨论皮凯蒂对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看法。

期望和预测

在该书出版前，没有人预见“皮凯蒂现象”。负责引进该书英文版的哈佛大学出版社编辑伊恩·马尔科姆（Ian Malcolm）曾预计，销量“在两三年内可能达到20万册左右”。7他的理由来自之前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工作经验，那里有位同行负责出版了一本他认为有“可比性”的著作：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合著的《这次不一样》。那是一本讲述金融危机历史的书，与皮凯蒂著作的唯一可比之处其实只在于书籍作者也是学院派经济学家，并且比普通学者关注更长的历史跨度。但那本书的成功足以表明，有大量读者对2007—2009年大衰退之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状况感到忧心忡忡。

不过，哈佛大学出版社社长威廉·西斯勒（William Sisler）的看法并没有策划编辑那么乐观。他提到，哈佛大学出版社选择将《21世纪资本论》作为2014年的主打书，是因为“我们确实相信这本书会有些反响，运气好的话能卖1万~2万册”。8这个量级的销量对学术著作而言的确已算是值得关注，普通学术著作的销量不过数百册，达到10万册量级的极其罕见。但结果表明，老牌出版人和资深编辑都低估了该书的潜力，前者低估了两个数量级，后者低估了一个数量级。作为译者的我同样失算，没有要求拿版税，因为这在学术著作中通常不划算。

所以，尽管有许多热情洋溢的推荐，再加上皮凯蒂在法国和美国已声名鹊起，但客观地说，依然无人预见其著作的现象级热销。《21世纪资本论》是通过法兰西学院的知名经济学家罗杰·格斯奈里（Roger Guesnerie）引起哈佛大学出版社关注的。法国方面的出版人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对此极为支持，他本人也是法兰西学院的杰出教授，也有著作由我翻译，由伊恩·马尔科姆负责编辑出版。出版社推荐的一位评论家称赞说，该书是“法国社会科学界在过去十年来最重要的著作”。9请注意，他对该书的界定是“社会科学”，而不仅限于“经济学”或“经济史”。这对哈佛大学出版社来说或许算是加分项：有机会在经济学出版领域抢滩，同时又可以增加一条能吸引该出版社核心顾客的书目。因而拿下这本书是符合出版策略的，当然也并非毫无风险。在签署合同时，书稿尚未完成，很难评估到底面临多大的风险。完稿后的书稿长度则几乎是预期的两倍，这增加了翻译的成本，也可能令潜在读者望而生畏。

皮凯蒂之前发表的著述，除了在学院派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圈子里收获数量有限的读者外，难言成功。虽然他与伊曼纽尔·赛斯合著的有关收入分配的多篇论文广为人知（稍后将详细介绍），他之前的主要著作却是本关于法国高收入现象的冗长而厚重的专业书，出版于2001年，之前从未翻译成英文。10此外就是一本短篇的入门级读物《不平等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equality），其中不包含皮凯蒂宏大著作中特有的任何实证数据，该书在《21世纪资本论》问世后也出了英文版。

通常来说，对法国学术著作的翻译是等原著在法国出版，并通过学术期刊的评论证实其价值之后才会启动。然而当《21世纪资本论》的英文翻译完成时，该书尚未与法国读者见面。法文版是在我的英文译稿定稿几周后才出版的。该书出版后不久我到法国访问，在每个报刊亭里都能看到有本杂志的封面用挖苦的语气评论说，皮凯蒂不过是一位“小地方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让人感觉该书在美国的销售也前景不妙。当然，此报道至少说明该书激起了一些波澜，成为大家谈论的话题。

其实，除了那篇讽刺性评论外，该书在法国面市后的几个月里卖得很快。有人说法文版卖得不好，直到英文版在美国成为畅销书以后，得益于媒体对皮凯蒂在海外成为名人的报道，该书才在法国获得新生。然而，这不是事实。该书在法国从一开始就卖得不错，销量达数万册，考虑到法国的市场规模，那已经算是值得庆贺的成绩，与美国的市场欢迎度并非不成比例。当然在美国被神化后，该书在法国的销售也确实出现了第二波热潮。

反之，外国市场的销量并不能保证其在美国市场的成功。例如，我翻译过几本皮凯蒂的支持者皮埃尔·罗桑瓦隆的作品。作为法国的知名公众人物，他的书籍在母国卖得很好，在美国却不尽如人意。这或许是因为阅读罗桑瓦隆的作品需要对法国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他的书不善于“跨越”。而皮凯蒂的经济史著作则是从精心的比较视角出发，瞄准全球读者，其主要发现能用醒目的曲线图阐述，并浓缩在一个小时的演讲中。某些尖刻的评论人公开质疑：到底有多少美国购买者真正读完了《21世纪资本论》，甚至翻开过这本书？《华尔街日报》根据亚马逊公司的Kindle阅读器收集的数据报道说，《21世纪资本论》的“霍金指数”得分（数字图书购买者实际阅读的篇幅占图书总页数的比例）甚至低于以其名字给指数命名的那位著名物理学家的作品。11

总之，有很多理由让人担心，该书在法国的初期良好表现到美国后未必可以复制。皮凯蒂在自己的母国已经有相当大的公共影响，他不但开展重要的经济学研究，也是政治上的活跃人物。例如，在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前，网络新闻媒体Mediapart就组织了一场关于税收政策的辩论，由他和社会党候选人并最终当选总统的奥朗德对垒。12因此，皮凯蒂在法国算是公共知识分子，当然他的知名度和他支持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也必然会遭到右翼党派的敌视与抨击，例如之前提到的把他称为“小地方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评论。争议能带来卖点，从出版社的角度看，这种敌视也可以当作加分项。同样有把握认为，一本声称美国和英国的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程度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之后严重加剧的著作，会让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众多拥趸发起响亮的回击。事实上更令人惊讶的一个情况是，该书发行后一开始遇到的最敌视的评论其实来自左翼，而右翼的初始反应倒是相当沉默，对此稍后再议。接下来，我先谈谈《21世纪资本论》问世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这些与图书的市场接受度有莫大的关系。

政治和社会背景

皮凯蒂的著作大获成功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它踩准了时点。2007—2009年的大衰退击碎了人们对无约束的自由市场的信心，更让大家怀疑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制度反复爆发危机原因的理解能力。2008年，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知名学者、后来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奥利维尔·布兰查德还信心满满地写道：“宏观状况良好。”13两年后他的说法变成了有必要在后危机时代的指责与混乱中重新思考宏观经济政策。14保罗·克鲁格曼在东部经济学会（Ea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主席致辞中责备经济学家未能理解2008年金融危机及类似情形的本质和可能性。15尽管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的数月中，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受到暂时欢迎，然而政界和选民对赤字支出的抵制情绪显然依旧强烈。布兰查德在2008年的文章中提到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之间的休战随危机爆发而溃散，令公众和政客们无所适从。

于是在主流经济学家内部，谈论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性不平等重新成为令人可敬之举。而在之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盛时期（1980—2008年），这一主题几乎已变成禁忌，讨论不平等有时被蔑称为煽动“阶级斗争”，不平等的现实存在则被粉饰为给努力、创新和增长提供激励。面对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各国中央银行纷纷下调利率，帮助遭受危机冲击的金融资产稳定价值，但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受到公共资金的救助，据称是阻止系统性崩溃的必要手段，而住房资产突然变成负值的居民业主则只能自救。在很多人看来，复苏仅限于富人，灾难带来的负担却落在更不幸的人身上，他们丢掉了工作和住房，在愈发严酷的环境里艰难度日。

其实在之前的岁月中，不平等议题也并未被完全忽略。上文提到，在《21世纪资本论》出版之前，美国人就知道他和伊曼纽尔·赛斯自2003年以来发表过关于美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系列论文。16这些研究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尤其是他们着重指出位居收入分配顶层1%人群与其他人群的差距拉大，已成为标志性的社会现象。2011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用“我们是99%！”的口号把这一贫富差距鲜明地表现出来。当然很难证明，该口号是受到皮凯蒂和赛斯论著的启发。自1980年乃至更早以来——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时期——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的议题在美国就时常被提起。早在皮凯蒂的书出版之前，公司首席执行官（CEO）与普通员工的薪酬之比就是个经常被引用的统计指标。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制度250年来收入和财富分配状况的总结是否给不平等议题的政治讨论带来了重要影响？像大衰退这样规模的经济灾难，人们在一生中最多遇到一次（但愿如此）。发生这种事件后，回顾更久远的历史，以便更好地评估现状，或许是很自然的倾向。然而汲取历史教训虽然在学者们看来很正常，选民和舆论权威人士是否会这样做却颇令人怀疑。政治评论家很少像皮凯蒂那样有长远眼光，选民则更容易受其现存记忆的鼓动，而没有兴趣对比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的镀金时代。类似“你现在的情况跟四年前比有改善吗？”这类问题，是政治上更标准的“历史”比较的概念，很可能比有关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哪怕最雄辩有力的观点更能吸引大众。

不过在《21世纪资本论》出版前数月，正准备为第二个任期阐述施政纲领的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把美国的不平等加剧列入未来十年的关键议题。17虽然衰退后的经济在缓慢复苏，失业也在减少，对系统性不平等的担忧却没有消散。在一篇有关《21世纪资本论》的评论中，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提到政界对不平等议题重新被唤起的关注，尤其把公众的持续沮丧情绪视作《21世纪资本论》热销的关键因素，他以“后见之明”肯定地说：“这本书的成功不算出乎意料……当我们的政治气氛被心怀抱怨的中产阶层主导，总统也把不平等作为其核心经济议题时，一本讲述财富和收入被无孔不入和愈演愈烈地集中到顶层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和万分之一人群的书，怎么会不引起巨大轰动呢？”18

奥巴马总统并非在《21世纪资本论》出版前数月中盯上不平等议题的唯一政治人物。伊丽莎白·沃伦也对此发表过重要演讲，专门提到美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那正是皮凯蒂过去众多著述的内容。192013年赢得纽约市市长选举的进步派民主党人比尔·白思豪（Bill de Blasio）同样把收入不平等作为其竞选的核心议题。20危机凸显的问题并非不平等本身，而是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不公正的愤懑之情。按照皮凯蒂的说法，正是从那时起，收入和财富差距开始扩大。大衰退对富裕人群和中低阶层都造成了伤害，但富人的资产组合价值很快得以恢复，而失去住房的人却不可复得。激起政治愤怒的主要是这种有失公正的过程，而非不平等的结果本身。

日益关注不平等议题的不限于政客，也扩展到更广大的政治阶层。进步派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多年来一直关注工资水平停滞的问题，不过其关注重点是中位数工薪收入者，而不像皮凯蒂和赛斯那样盯住顶层1%人群。2014年秋，即《21世纪资本论》出版数月后，该研究所所长拉里·米歇尔（Larry Mishel）称赞时任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认识到不平等加剧对美国经济的严重危害：“对人们往往忽视的社会流动性和收入不平等问题，她讲了一些真话……而不是遮遮掩掩，这值得我们鼓掌。”21米歇尔还大段援引了耶伦的讲话：“过去几十年的不平等加剧可以概括为顶层人群的收入和财富大幅度增加，而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停滞，这不是什么秘密。我认为有理由质疑这一趋势是否符合我们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特别是美国人传统上高度重视的机会平等。”

耶伦的讲话暗示了一种超越数字和图表的担忧，从普通人到美联储主席，无疑都受到这一担忧的困扰。她提到有深厚基础的美国价值观，显示出人们对不平等扩大和社会流动性减弱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颇为忧虑。2012年，当时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在一次演讲中呼吁人们关注不平等（由基尼系数衡量）同社会流动性之间明显的逆向关系：不平等越严重，社会流动性越弱。该现象很快被冠以“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之名而广为报道。22

总之，对于一本讲述财富和收入分配如何变化，并对普通国民和政治领袖都开始表达忧虑和困惑的现象加以解释的著作而言，2014年早期的政治背景非常有利。如果有相当一部分民众感到自己注定会永远滞留在社会下层，没有上升空间，民主制度就会受到威胁。通过教育获得上进的机会，历来是美国式民主制度的基石之一。

当然，对于近年来社会流动性减弱的感受或许并不准确。拉贾·切蒂与皮凯蒂的论文合著者伊曼纽尔·赛斯及其他人的合作研究发现，这方面的普遍感受可能被过分夸大了。然而这种感受毕竟存在，或许是因为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凸显了社会停滞的后果。23事实上，对社会流动性，尤其是向下流动的担忧，对二战后数十年里由于教育成就并获得更多机会而能够在收入分配上居于较高地位的人群而言，已成为一个特定的焦虑根源。皮凯蒂把这个群体称为“世袭性质的中产阶层”，由收入分配阶梯中最上面的1/10或2/10人群构成。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获得了比自己父辈高得多的收入，掌握着多得多的财富，并会留给他们的子女。我愿意冒险打赌——由于缺乏统计数据难以证实，但可能性很大——皮凯蒂著作的大多数读者正是属于这个群体。

皮凯蒂著作问世时，美国公众舆论动态的另一个关键之处是，在许多美国人心中，最高法院对“公民联盟”案件（Citizens United case）的判决打开了金钱影响政治的防洪闸。巨额财富对民主政治生活的潜在影响力是皮凯蒂著作探讨的主题之一，虽然论述还不够深入。皮凯蒂认为，正是这种影响导致美国从高度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体制变成了对最高收入阶层也实行很低的边际税率。这一改变继而激励企业高管索取越来越高的薪酬组合，使他们以可转移资产的形式积累了过多的收入，并导致“过去吞噬未来”的场景，这是皮凯蒂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段落之一。若真像我猜测的那样，皮凯蒂著作的读者主要是来自世袭式中产阶层，那么对此主题的探讨会有些自相矛盾的意味，因为数据表明这个人群是1980年以后财富日益集中的受益者。

不过，如果我们假设皮凯蒂在这个人群中的读者是来自自由派到进步派的政治谱系，上述矛盾便会消失。这些人属于世袭式中产阶层中的专业人士，他们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教育水平，倾向于持有自由派到进步派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

需要承认的是，美国教育体制的公平性也经常遭到质疑。顶尖大学作为许多职业的高层精英的看门人角色，是美国教育中一个颇具争议的方面，因为高昂的学费和传承录取（kegacy admission）[2]倾向收窄了入学的大门，把精英阶层变成自我复制的种姓式人群。24在二战后的30年，也就是皮凯蒂视作不平等程度缓和的特殊时期，美国采取措施拓宽了精英高等教育的录取渠道，包括采用“学习能力测验”（Scholastic Aptitude Test，SAT）等标准化考试。25但随着不平等自1980年后重新加剧，这种补救措施的效果因美国教育体系的架构而减弱。由地方房产税负担的公立学校把更多教育资源注入较为富裕的社区。付费备考课程、私人辅导，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对私立学校的日益依赖，也都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二战后旨在促进教育公平的措施。当时采取那些措施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美国对高学历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的需求。

专业人士群体尤其关注的一点是，极为富裕和极端保守的捐助者对共和党右翼的扶持越来越突出。这种推动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过去的一个派别如今已完全吞噬了全党。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世袭式中产阶层里倾向自由派的专业人士群体受到了某种“身份焦虑症”（status anxiety）的困扰，这类似于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对美国历史早期阶段其他社会群体的诊断。许多世袭式自由派人士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战后几十年里开放的教育和就业机会，但他们担忧，尽管自己的家庭能提供更好的环境，子女们却不再能获得那样的机会。他们尤其反感对自由主义共识明目张胆的破坏，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把这种共识称为美国政治生活的“关键中心”。破坏力量来自右翼民粹主义，这股势力受到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瓦尼萨·威廉姆森（Vanessa Williamson）所说的“不安分的亿万富豪”（roving billionaires）的资助，被反精英、反智情绪点燃，仇视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革命开启的价值观变化。而之前的价值观变化对城市专业人士群体在年轻时的生活圈子有过极大的影响。26所以，看到仇视自己文化影响力的个别豪富捐助者的政治影响力显著放大，较为富裕的世袭式自由派群体可能尤其感到担心，也就特别能接受皮凯蒂的观点。

此外，皮凯蒂的书在年轻读者中也极具号召力，特别是在大学里，标志之一是“皮凯蒂读书小组”在美国各地的大学校园中快速涌现。激励这些年轻人的，是某种“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一个原因和影响依然看不清的社会经济转折点”的感受。皮凯蒂带来的是对当前困境的深入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尽管做出了严重不平等会持续的悲惨预测，皮凯蒂带来的却是某种慰藉：他认为第二个镀金时代在许多方面与第一个镀金时代相似，因此也有可能用类似的办法加以改造，而且以“对资本主义的民主控制”为名做了抱有希望的总结。“这次没有什么不同”，他可能说对了，也可能不对。但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无论是老一辈的身份焦虑还是年轻人的生存焦虑，都促使很多人涉足自己并不熟悉的经济史和历史计量（historical econometrics）领域。

评论界的反应

单以评论界的反应无法解释皮凯蒂的现象级成功，但充分的媒体报道为该书在美国市场的发行助力，则是毋庸置疑的。《21世纪资本论》早在广泛普及前已经成为关注的焦点。对该书最早的英文介绍来自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不平等问题研究专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他对法文版发表了评论，并指出皮凯蒂远远超越了以前有关分配问题的研究，试图提出一个“针对资本主义的通用理论”：“皮凯蒂没有挑明的目标，正是把经济增长理论同功能性收入分配及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统一起来。”27《经济学人》杂志关注到该书即将出版，宣称它将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并承诺待其出版后在自己杂志上开辟论坛。28英文版出版前不久的2014年1月，《纽约时报》作家托马斯·埃兹尔欢呼该书的到来，指出它在法国已被称为“理论和政治上的推土机”，并保证它会挑战“左右两派的正统理论”。29埃兹尔还提到，皮凯蒂声称不平等扩大与市场缺陷无关，而是自由市场像其支持者宣称的那样运转后的必然结果。此外，埃兹尔还援引了米兰诺维奇的断言，称该书是“经济学思想中的里程碑著作之一”。

由于该书在出版前受到的广泛关注，哈佛大学出版社决定把正式出版日期提前一个月。起初，对激起大众关注居功至伟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反复发起的讨论，首先是在他的博客和《纽约时报》专栏中，之后又在《纽约书评》杂志发布了一篇重要评论，并与另一位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及皮凯蒂共同出席纽约城市大学的公开活动。克鲁格曼几乎抑制不住自己的热情，他于2014年4月16日写道：“该书的分析不仅重要，而且优美……对同行的高度嫉妒令我倍加崇拜，多么出色的一本著作！”克鲁格曼在大量评论中提到该书“极为重要”，并补充说，由此之后“我们讨论财富和不平等的方式将与过去不再相同”。30鉴于克鲁格曼作为知名经济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他对该书成功发行的贡献不可估量。

与此同时，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增长理论对皮凯蒂的分析颇有影响的罗伯特·索洛也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书评，为后辈学者欢呼，“对一个古老课题做出了新颖而重大的贡献”。索洛还提到皮凯蒂论述中尤其吸引其他学科学者注意的一个关键点，“相比新近劳动收入，也就是绩效收入，继承财富在社会中的地位很可能会继续提高”。稍后我将对此做更多介绍。31

早期的宣传还让皮凯蒂接到众多邀请，出席各种有影响力的公共政策论坛。在2014年4月中旬（即图书刚刚送达书店后）的旋风式宣传之旅中，皮凯蒂先后亮相于经济政策研究所和华盛顿公平增长中心（Washington Center for Equitable Growth）的联合讨论会，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华盛顿的会议。另外如前文所述，他还会见了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此后他前往纽约，先后在联合国、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纽约城市大学（由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和米兰诺维奇陪同）发表演讲，吸引了大量听众。所有这些活动都吸引了大量媒体报道，使该书得到了远比同类图书正常受众多得多的注意。

离开纽约，皮凯蒂飞往波士顿，出席麻省理工学院的宏观经济学讲座，尽管完全没有对外宣传，听众人数依然达到正常情况下的5倍。之后他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亮相，由前哈佛校长和财政部长萨默斯引见给挤得水泄不通的听众。接下来，皮凯蒂与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一起参加在法尼尔厅（Faneuil Hall）举办的公开会议。在此期间，各大报纸持续报道其新书令人瞠目的销量，把这位英俊的年轻经济学家描绘成通常被视为“沉闷的科学”、很少能吸引普通崇拜者的行业“摇滚巨星”。各地书店纷纷报告缺货，出版社发现自己对初期的市场需求完全缺乏准备。事实上，该书的销售速度在哈佛大学出版社设立后的102年历史上高居榜首，让出版人不得不求助于印度和英国的印刷厂，以应对令其措手不及的热切需求。32

要继续罗列对皮凯蒂及其著作的溢美之词和热情响应非常容易，然而，就此认为该书得到了一边倒的积极评价则是个错误。在早期发行中，最大的意外或许是最激烈的批评声音并非来自主流群体，而是出于左翼非正统阵营。人们原本以为，皮凯蒂抨击主流群体“对数学的幼稚追求”并坚持“让收入分配问题回归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会让左翼阵营受到鼓舞。33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的迪恩·贝克尔（Dean Baker）虽然赞同皮凯蒂关于不平等加剧的论点，却坚持对《纽约时报》说，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律师、医生、金融家及知识产权所有者等受保护群体的“寻租”行为。这就大大削弱了皮凯蒂远为激进的观点，即不平等是自由市场中完全竞争发挥作用的自然且可预测的天然结果。在贝克尔看来，皮凯蒂的“很大一部分”魅力源自“让人们承认资本主义是一种可怕的制度，而且我们对它还无能为力”。34

对皮凯蒂观点最负面的评论之一来自研究不平等问题的一位同行——詹姆斯·加尔布雷思。他严厉责备法国学者自创的资本定义，而没有采纳马克思或者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的说法，由此导致了“可怕的混淆”。35当然加尔布雷思也承认，皮凯蒂激发了社会关注财富积累过程的重大变化，也就是某些国家如今的“继承收入”已达到国民收入的15%之多。在无意之间，他也同索洛一样指出了《21世纪资本论》对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其他领域的学者产生吸引力的原因。下面我就转入对“皮凯蒂现象”这个方面的讨论。

经济学界之外的反应

“皮凯蒂现象”的另一个观察尺度是《21世纪资本论》在经济学以外的学科中激发的兴趣。2012年春，皮凯蒂曾到哈佛大学的欧洲研究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做讲座，主题正是尚未完成的该书大纲。他的演讲吸引了大约100名学者和学生，主要是来自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三年后的2015年春，即该书出版后约一年光景，皮凯蒂再次到访哈佛，这次是应从事近期已成为显学的“资本主义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之邀。36能够容纳1 500名听众的哈佛大学的最大会堂，也不足以挤下希望一睹皮凯蒂风采的众多学生、学者和大众，许多人只好悻悻而归。

在哈佛大学的这两次演讲的反差，充分说明了《21世纪资本论》对皮凯蒂在学术界的声誉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该书的隆重出版，他从一位研究不平等问题、在经济学界之外只受到社会学和政治学界（分配公平问题在这些学科有较大影响力）少数学者关注的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变身为被广大有教养的听众急切期待的公众人物。他在书中呼吁经济学家应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展开更紧密的合作，这对贝克特这样的学者有着显而易见的吸引力。随着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注册学生人数此消彼长，贝克特也在试图调整自己学科的研究方向。37

加尔布雷思的评论尽管消极，却让人们关注到皮凯蒂著作中的一个方面，这对试图在现代性的“长时段”研究中理解资本主义历史的贝克特等人尤其重要。用加尔布雷思的话来说，继承收入“作为一个在报纸和教科书中丝毫不受关注的因素实在高得离奇”。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学者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明显缺陷，强调债务的脆弱性和财富的波动性。然而皮凯蒂的书提醒我们，资本主义制度自创建以来，尽管反复爆发各种灾难，却有着极强的适应力。38他给出的数据表明，资本的构成在长期中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资本回报率却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波动。繁荣时期积累的财富可能受到衰退的蚕食，却很少被全部清除，尽管熊彼特强调的创造性破坏会掏空某些资产类别的价值，机敏的资本家及其继承者却能调整自己的资产组合，以利用新的增长策略。一代又一代的继承者会抓住新出现的机会，继续利用祖先积累的资源，维持自己的支配地位。

这样一来，皮凯蒂提供的关于继承收入的数据为如下观点提供了支持：阶级统治的模式有着长期持续的趋势。由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这一观点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一度沉寂。被保罗·克鲁格曼称为“同代人中最具影响力的宏观经济学家”的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Jr.）就曾在2004年宣称，“在有害于正常经济学研究的各种倾向中，在我看来，最具诱惑力也最具毒性的莫过于把分配问题作为核心”。39皮凯蒂让收入分配问题以及竞争对分配的影响问题重新获得了尊重，由此也深受历史学家们的感激。这些学者从自己的研究中意识到，像小卢卡斯那样的经济学家的信念，即市场的正常运转足以确保财富及其支配权不会轻易落入人数有限且在某种程度上自我复制的资本家阶层手中，完全是过于乐观。他所谓的“有毒”的观念最终可能会成为现实。

法国历史学界的旗舰杂志《年鉴》（Annales）用了一整辑来讨论皮凯蒂的著作及其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联系。编辑们在引言中说，“这种联系绝非不言自明”。40皮凯蒂本人在书中令人释然地说过，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短期执教后返回法国的原因之一，正是经济学这门学科在欧洲并不像在美国那样占据社会科学的霸权地位。他指出，法国经济学家因此采用了更为谦逊的态度来看待社会现实问题，摆脱了美国同行那种专横霸道的野心，能够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兄弟姐妹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

皮凯蒂祖国的历史学家同行对经济学家的谦逊似乎并不信服。例如，尼古拉斯·德拉朗德一方面赞誉皮凯蒂著作的宏大视野，让他回想起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名著，另一方面又质疑皮凯蒂是否充分参考了与其中心议题（如累进税的发展史）相关的历史学研究。他提到，在远早于被皮凯蒂视为转折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累进税就得到了深入讨论，并在若干国家被采纳，包括普鲁士、瑞典和英国等。41皮凯蒂著作的最终影响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他对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基本解释如何被更细致地研究扩充、细化，乃至提起挑战。这些正是德拉朗德呼吁开展的。

社会学家阿列克斯·斯皮尔则在《年鉴》杂志的另一篇文章中建议，“要认真接受皮凯蒂的邀请……不应把该书当作经济学专著，而是要看成对更普遍的社会科学做出的贡献”。42他赞许地援引皮凯蒂对经济学的定义：“同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并列的，社会科学的一门子学科。”43可是斯皮尔的论述却表明，他和其他社会学家早在《21世纪资本论》出版前就发现了不平等问题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而且他对皮凯蒂书中没有深入讨论“社会运动的演变及其推动制度和监管变革的能力”感到有些惊讶。44

皮凯蒂对社会科学之间加强合作的呼吁，让他在非经济学家中找到了某些知音，但这种合作是否以及如何在组织和学科上落实则有待观察。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各自的研究议题上有着非常不同的训练和技能。皮凯蒂的愿望如果想变成现实，必须在组织和资源上给予支持，通过共同努力跨越学科边界。在出版上获得巨大成功伴随而来的一个风险是，该书的主要论点会被表面上的巨大影响力遮蔽，而这一影响力被认为只是来自庞大的读者群。或许就像印有“r>g”公式的T恤衫和棒球衫代表的那样，皮凯蒂有着成为历史学家南希·帕特纳所说的“偶像派知识分子”的危险。帕特纳引用社会学家多米尼克·巴特曼斯基（Dominik Bartmanski）的话说，偶像地位被赋予了一种“符号价值”，把社会理论树立成品牌。45偶像地位吸引其他学科的学者引用或至少提及其著述，以支持自己在任何研究中可能得出的观点，却不管原作者是否真正有过论述。有关不平等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早在皮凯蒂的著作发表前就已非常热烈。某些社会学家私下表示，他们怀疑不平等问题会成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将要吞噬的又一个领域。不过，随着有关报道说，受到《21世纪资本论》巨大成功鼓舞的出版商开始给突然流行的不平等研究领域的学者同行提供前所未有的大额预付金，社会学家最初的敌意又很快都烟消云散了。46

不平等与民主制度

上文介绍了皮凯蒂著作发行时的政治环境，那么该书出版后又在政治上带来了什么影响呢？借用常被误认为是周恩来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47尽管前文提到，奥巴马总统确实说过不平等问题将成为未来数十年的关键政治议题，他却没有采取特定的应对行动，或许是因为公众对其说法的反应并不热烈。美国有很多民主党人支持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包括西雅图在内的某些地区也通过了这方面的法案，然而对于曾在20世纪中期为降低不平等程度发挥过显著作用的工会，美国社会却依旧保持着较高的敌意。

针对自己做出的疾病诊断，皮凯蒂偏好的药方是对资本进行全球征税，但他也承认，这一乌托邦式的建议在近期很难有具体实施的希望。加尔布雷思则认为，该书对不平等实证研究的贡献不大，对相关政治问题的分析则更没有帮助。他写道：“如果建议是乌托邦式的，也就是徒劳无用的，那为什么还要提出呢？为什么还要花一整章讨论这样的建议，难道只是为了煽动天真的民众？”48

从不那么偏激的角度看，我们应该考虑到皮凯蒂对税收建议的兴趣不只是因为它能带来财政收入，还因为这是产生信息的手段。对一位虔诚的实证主义研究者而言，皮凯蒂自然相信为了掌控经济活动，政治决策者和公民需要准确的数据。在他看来，税收法规是鼓励产生此类信息的潜在工具。当然税务部门并不是此类有用数据的唯一来源。皮凯蒂还建议通过立法迫使银行和其他金融企业同政府机构分享存款人资产的信息。这方面在近年来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所以皮凯蒂的相关建议既不是空想，也不幼稚。49

的确，皮凯蒂对信息的力量寄予了很大希望，以图激发广泛的政治参与，重振民主制度：“信息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民主制度提供必要的支撑。要让民主在未来再次掌控资本主义，首先必须承认民主和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具体机制需要反复重新改造。”50这里他援引了法国政治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著述，却忽略了众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研究。那些人早已发现，如果民主制度能够“掌控”（借用皮凯蒂喜爱的词汇“control”）资本主义，这样的制度同样能够被资本所有者利用，以提高其体制的效率。例如监管措施能够防止产能过剩，但也能被用于强化产业部门的控制，提升规模报酬，从而加剧皮凯蒂反对的资本集中。在涉及经济监管时，集体行动的逻辑有利于那些有明确利益诉求、有办法让决策者了解自身利益的小群体。信息除了支持民主，也能服务于技术官僚的统治，信息解读带来的争议可能消减发起社会运动所需的激情。虽然这些疑虑都不能否认皮凯蒂关于释放信息潜力的主张，但对于他希望获取的信息在面临利益冲突时该如何加以利用，若能提供更全面的论述，其观点可能更具说服力。

结论

有着宏大视野和抱负的《21世纪资本论》把皮凯蒂从一位有名望的经济学家变成了“偶像派知识分子”。众所周知，作品一旦成为公共资产，作者就丧失了控制力。对标志性作品而言尤其如此。《21世纪资本论》的意义已不仅仅或者主要取决于皮凯蒂构建的观点，而是成为读者和非读者都能自由添加解释的“漂浮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这未必是对一位作者的垂青，他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某个社会现象的一部分，该现象会永远对他此后的思考做出响应。像皮凯蒂那样赢得全世界的关注并不容易，要不受名声所累，获得自我革新所需的宁静，或许将更为困难。

[1] 感谢如下人士的建议：Nicolas Barreyre、Mark Blyth、Gary Gerstle、Alex Gourevitch、Peter Gourevitch、David Grewal、Peter Hall、Deborah Mabbett、Noam Maggor、Ian Malcolm、Jedediah Purdy、George Ross、Waltraud Schekele、William Sisler和Michael Zakim。本文的早期版本曾于2014年11月应Pierre Martin和George Ross的邀请，发表于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e de Montreal），一并对他们表示感谢。

[2] 指优先录取校友、教职工的子女或亲属。——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