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1世纪资本论》出版三年之后

布拉德福德·德龙 希瑟·布西 马歇尔·斯坦鲍姆

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是有着惊人影响的意外畅销书。其庞大的读者数量表明，有如此多人急切地想要倾听和加入发达国家第二个“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对话。1皮凯蒂著作的英文版译者亚瑟·戈德哈默（Arthur Goldhammer）将在本书的第1章谈道，如今已有30种语言220万册[1]的《21世纪资本论》发行到世界各地。这220万册图书肯定带有某种力量，它们可以把时代精神引向另外一条轨道：在皮凯蒂之后，针对不平等、经济政策与平等增长（equitable growth）议题的公共知识界讨论应该有了新的焦点。

然而，反方向的社会政治力量也在发挥作用。对皮凯蒂著作的一种视角注意到，在他看来，相对平等的典型工业化经济在许多方面类似于二战后的法国：奉行戴高乐主义，实现了“辉煌30年”的经济增长。而高度不平等的典型工业化经济则类似于1870—1914年处于“美好时代”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三共和国的主导潮流在政治上是激进平等主义（限于本国的男性公民）；在意识形态上是激烈地反对传统权威，尤其是宗教权威；在经济上则高度容忍甚至极度热心于对财富的保护和强化。任何已经拥有财富或试图获取财富的人，无论其财富是商店、葡萄园、年金、工厂还是大庄园，都结成伙伴，以防范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劳工阶层的嫉妒和抢夺。

皮凯蒂的著作背后有一条基本信念，即同样的这套文化、意识形态、经济、政治综合体系将主导21世纪的政治经济秩序（至少是在欧美地区），全体有产者将联合起来，防范对财富所有权及其利益的任何威胁。由此产生的作用力将把利润维持在足够高的水平，导致未来金权政治的兴起。

作为本书的编撰者，我们在两年前会说，“或许如此，但也未必”。不过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过后，皮凯蒂的基本信念被凸显出来。1870—1914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美好时代”的财富主导文化也许不会重现，但我们今天的历程是当时许多重要特征的回响。

应该承认，特朗普赢得2016年美国大选得益于选举人团制度。他并未赢得多数选票，但他确实拿到了大量选票，尤其是在那些传统上支持民主党，近期却饱受经济问题困扰的地区。此外，希拉里没有像奥巴马那样，在年轻人和少数族裔中赢得巨大优势，他们的就业率降到历史新低，屡创新高的学生负债水平没有如约换来劳动力市场上的保障。在我们看来，皮凯蒂分析的经济政治现象由于特朗普的大选胜利得到了有力印证。

本书的重要性也随之凸显。它是若干作者多篇文章的结集，希望通过聚焦关系重大的问题，阐述我们认为经济学界应该在皮凯蒂之后探索哪些主要研究领域。

经济学之外

在经济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看到皮凯蒂的著作也激起了不小浪花。《21世纪资本论》在学术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功，改变了社会学、政治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讨论议题。其他社会科学明显感受到皮凯蒂对不平等恶化前景和效应的论述带来的冲击。

这些冲击对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及其他学者有何影响？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最佳总结反而来自一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克鲁格曼在本书第3章指出，在上一次出现巨大不平等的历史时期，即第一个镀金时代，严重的不平等与当时理解的激进民主制度（对白人男性而言）实现了完美兼容，因为“与如今一样，当时的巨额财富能买到对政策乃至公共话语的巨大影响力”。就在撰写这段话的2016年12月，我们看到美国组建了一届空前富有的内阁。财富不仅给富人提供了在权力走廊和公共领域的扩音器，而且塑造了社会效仿模式，例如追求高层职位的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高级官员应该为谁的利益服务等。

克鲁格曼准确地观察到，如今有着与镀金时代同样的从经济不平等到政治和社会事务影响的链条，其作用甚至更为强烈。政治和社会走向似乎不是回应当前的不平等，而是回应人们预感的一代人之后的状况：“在美国，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不平等的政治影响甚至可以说领先于现实……从目前看，美国经济精英的主要收入来自工薪，而非资本收入。然而保守派的经济主张已经在强调和赞美资本的力量了……有时候，很多政治人物似乎正在积极重建皮凯蒂所说的世袭资本主义。”

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彰显了克鲁格曼的结论。一位对国家治理了解如此之少、毫无经验的候选人，完全靠着讲大实话的角色设定，主动迎合某些人群的偏见，为他们的利益不惜损害职业精英群体以及阻止少数族裔和移民“加塞儿”，就能赢得如此多的选票，着实令我们震惊。尽管经济学家压倒性地反对他的竞选，他的支持者却拒不接受经济学和其他领域的专家对如何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公认权威。在过去40年里，美国已经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名大幅降低了富人的有效税率，削弱了劳工组织以及普通工人的谈判权，并显著提升了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这些政策造就了一个不平等的低增长国家和一群狂热而又愤怒的民粹主义选民，他们甚至愿意拥抱原始法西斯主义。如果说皮凯蒂的著作当初还显得过于激进，那么现在则恰如其分。

我们观察到，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其他学者如今都在热烈并卓有成效地探讨上述问题。因此至少在我们看来，《21世纪资本论》激起的这部分反响正方兴未艾。

经济学内部

不过，经济学内部的反应似乎不那么热烈。虽然皮凯蒂在经济学论坛中现身总会让会场水泄不通，但至少到目前为止，经济学研究并未特别关注他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的宏大议题。《21世纪资本论》尚未带来我们这些热心追随者期望的对经济学研究与政策主张的深刻影响。

我们相信，正如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本书第2章中所述，其原因在于皮凯蒂的书是一本极其严肃的著作，提出了大量值得经济学家深究的议题。“卡尔多事实”认为，由要素收入份额变化导致的不平等到20世纪中期已不再是重要的时常变化的经济观测指标，以后似乎也永远不会是。但后来证明，“卡尔多事实”并非事实，而是短暂和意外的历史状态，如今已不复存在。“库兹涅茨事实”认为，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已经或将要经历一个不平等扩大的工业化时代，然后是一个不平等缩小的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大众消费时代，最后趋于稳定。这同样被证明不是事实，而是暂时的历史偶然现象。鉴于以上两个假说被证伪，索洛呼吁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以皮凯蒂理应得到的严肃礼遇来重新审视《21世纪资本论》。索洛的呼吁是我们编撰本书的主要动机之一，另一个动机是经济学家乃至整个经济学科尚未对其做出恰当的响应。

皮凯蒂的主要观点

由此我们提出如下问题：皮凯蒂对我们理解经济做出了怎样的贡献？鉴于他的发现，后续的经济学研究将如何开展？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澄清《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论点，为此，我们归纳出其以下五个核心论点：

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时代（1945—1980年），欧美工业化经济体表现出相对的平均主义状态，至少对本国的白人男性而言。这些国家的相对收入差距趋于缓和；长期存在的财富、收入和就业的种族差距被缩小；政治发言权广泛分布在各个人群中。财富对政治走向和经济结构的影响虽然继续存在，却被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

2.这一社会民主主义时代的模式在历史上是偶然现象。与很多学者不同，皮凯蒂认为社会福利国家的兴起是富豪阶层的权势被削弱的结果。他把税后收入不平等差距缩小归因于战争及累进税制的引进，而非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建立的社会保障、劳工标准和福利性基础设施。由于造成资本毁灭的战争属于特殊现象，不平等缩小的时期自然也是如此。

3.在这一社会民主主义时代之前，欧洲处于“美好时代”，美国称之为第一个镀金时代。在那段时期，财富（尤其是继承财富）对政治走向和经济结构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相对收入的差距很大，相对财富的差距更大。

4.我们当前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财富集中度虽然已经回到20世纪早期的峰值水平，但皮凯蒂指出，最富有1%人群的大部分收入依然是来自劳动，而非资本。2另一方面，资本收入的不平等自2000年以来快速扩大，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却保持着相对稳定。3当前还没有出现“过去吞噬未来”的局面，但我们正在向那里趋近。4

5.由于财富的基本运动规律产生的巨大力量，我们很可能将被带入第二个镀金时代或又一个“美好时代”，财富（尤其是继承财富）将重新对政治走向和经济结构产生举足轻重的统治性影响，相对收入差距将重新走向极端，相对财富差距更甚，医疗与教育进步带来的收益将不再具有普惠性，不同群体和个人的福利差距缩小的趋势将停滞甚至反转。

皮凯蒂的论证结构

皮凯蒂对上述观点的核心论证过程可以简要概述为以下七个步骤：

1.一个社会的财富与年收入之比将提高或降低至净储蓄率及积累率与增长率之比，即（净储蓄率+积累率）除以增长率。

2.时间和机遇等因素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财富集中到较少数的人群手中，我们称之为“富人”。财富与年收入之比很高的社会将是财富分配极端不平等的社会。

3.财富分配极端不平等的社会伴随着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因为富人将操控政治经济秩序和其他因素，把利润率维持在高水平，避免凯恩斯所说的“食利者安乐死”现象。5

4.财富和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将逐渐成为财富控制权被继承人把持的世袭社会。

5.在财富尤其是继承财富对经济活动举足轻重的社会，富人将掌握极大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影响力，这是一个在许多方面不够美好的社会。

6.到20世纪：（a）在罗伯特·戈登概括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出现了独一无二的高速经济增长，欧美各国成功向美国代表的先进经济水平趋近；（b）出现了战争、革命、普遍动荡、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和累进税制等事件，产生了独特的压低积累率的强大力量；（c）在进入21世纪后，所有这些力量都在衰退。6

7.尽管我们距离极限还较远，但上述第1到第5步的发展逻辑正在发挥作用，并且很可能将持续运转下去，在未来50年内给我们带来一个在许多方面不够美好的社会。

在皮凯蒂看来，欧美社会民主主义体制走向灭亡的这个进程，到今天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代人以上的时间。该进程尚未结束，他认为其背后的驱动力还需要两代人或更多时间才会终结。根据他的观点，我们还远没有达到欧美国家返回金权政治的时刻。

对皮凯蒂批评的贫乏之处

即使采用上述高度简化的版本，皮凯蒂的论述过程也并不轻松。因此我们可以预见，他会收到数量庞大的实质性批评意见。事实的确如此，出现了许多极具深度和影响的评论，例如：

● 马特·罗根利对第3步提出疑问。他支持凯恩斯的见解，认为导致财富与年收入之比提高的积累过程会使利润率比财富与年收入之比更快下降，从而造就一个财富更多而收入不平等程度缩小的社会。7

● 泰勒·考恩对第2步、第4步和第5步提出疑问，他认为创造性破坏将打破或至少能限制代际的财富积累过程。接下来，他借鉴了哈耶克的看法，认为“无所事事的富人”是宝贵的文化资源。恰恰是因为这批人不需要陷入为日常生计奔波的命运，才可以用长远或新奇的视角观察世界。8

● 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指出，尽管皮凯蒂“提到了政策和制度……但安排给它们的角色是专门设定的”。9

● 有人预期，新产业革命会带来更多的普惠成果和更快的经济增长，加上新一轮创造性破坏，这将影响第2步、第4步、第6步和第7步的逻辑。

● 还有人质疑，皮凯蒂忽略了人力资本在现代社会也是一种重要的财富形式和促进平等发展的因素。

但总体而言，令我们惊讶的是对皮凯蒂的整体论证逻辑链条的批评很有限。他的论证十分复杂，包含多个步骤，其中所有论述都可能受到质疑。我们对批评意见的了解和阅读远远说不上完整。我们试图总结各种评论意见，但限于篇幅，我们只归纳综述文献。另外我们看到，有相当多的评论非常缺乏实质内容，表现为很不专业的心理诊断、扣“赤色分子”帽子式的迫害、对皮凯蒂观点的曲解、对经济增长模型的误解，以及各种数据错误，等等。

其中最尖锐的，或许是出自艾伦·梅尔泽（供职于卡内基-梅隆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笔下。他指责皮凯蒂是法国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前任教授，是该学院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教授的合作撰稿人。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也是该学院的教授，同样是法国人，而法国很多年来一直采用破坏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10

一方面，我们很失望地看到许多批评意见并不像学术讨论，而是专门为希望建立家族王朝的典型亿万富豪献计献策。

另一方面，这些低水平评论的急迫发表，加上该书220万册的庞大销量，显然说明《21世纪资本论》激发了虽不和谐却极为宏大的共鸣。有太多人认为该书值得关注，只是问题在于该如何看待它。

我们打算与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结成一种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我们发表的评论可以是尖锐的批评，但应该是有助于促进知识进步的批评。我们不希望推出像图0.1中那样的对皮凯蒂观点的误读，造成世界的知识退步。此外，我们还想鼓励有更多站在皮凯蒂肩上的著述，延续他的数据收集和理论探讨。

我们相信，本书收录的文章将对此做出贡献。为了给这些讨论奠定基础，我们提出如下一些问题：

（1）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论述是否正确？

（2）他的这些论述是否值得关注？

（3）他的这些论述有什么意义？

（4）我们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

皮凯蒂是否正确？

皮凯蒂著作中的论述是否正确？如果不是绝对正确的话，他描述的令人不安的景象是否真有可能发生，是否值得忧虑？或者可否采取某些行动，使《21世纪资本论》的预测成为自我否定的预言？

我们对这些问题均给出强有力的肯定答复。

皮凯蒂正确地指出，在欧美国家，从我们所能回溯的遥远时期起，私人财富的拥有权一直是高度集中的，富人有权力支配资源，决定人们在哪里以及如何从事劳作，并影响政治生活。他正确地指出，在150年（大约六代人的时间）以前的“美好时代”，即第一个镀金时代，典型的欧美国家的私人财富总额与年收入之比约为6。他同样正确地指出，在大约50年（两代人的时间）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时代，财富与年收入之比约为3。他还正确地观察到，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财富与年收入之比在快速提高。

值得商榷的是，财富与年收入之比的提高是否源于皮凯蒂强调的那些作用力？更值得商榷的是，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是否源于财富不平等的扩大，而财富不平等扩大本身是否又是整个经济体财富与年收入之比提高的结果？这些问题可以争论，也确实恰如我们所愿地引发了争论。除皮凯蒂强调的因素外，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在影响收入分配，皮凯蒂本人对其中某些因素展开过讨论。而且他强调的某些因素的作用在社会民主主义时代结束后还没有充分显现。

皮凯蒂的主要论证不是针对当前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而是未来50年乃至更久之后的情况会怎样。尽管如此，依然有很多迹象表明上一个镀金时代的主要特征已经在今天这个时代重现：资本收入份额提高，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伴生的情况越来越多，政府税收部门难以撼动越来越固化的财富代际延续等。

值得深入讨论的是制度、政治和社会运动在面临结构性经济压力时的相对独立性。皮凯蒂的论述是基于极富决定论色彩的未来观：无论财富积累达到多大规模，富人都将通过对社会体制的操控，把利润率维持在5%以上。尽管皮凯蒂不只简单地提及非经济力量的作用，还鼓励读者思考其他社会科学可能带来的启发，但他的论述最终仍基于利润丰厚且相对稳定时的财富积累与不平等的经济动态变化。至于随着财富积累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变化来维持较高的利润率，并实现他所描述的场景，则没有展开。

然而，现实中的制度可能以多种方式阻碍皮凯蒂描述的场景出现。例如希瑟·布西在本书第15章指出，世袭社会几乎肯定意味着背离性别平等的主张，会遭到女性及其盟友的坚决反对。此外，戴维·格雷瓦尔和马歇尔·斯坦鲍姆在本书第19章和第18章分别提出，不平等的历史伴随着所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相关的大量法律和政策的兴起（格雷瓦尔）与衰退（斯坦鲍姆）。独立于重商主义者和君主权威的“自由市场”在18世纪伴随着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然后在19世纪与“旧制度”结成政治联盟。《21世纪资本论》认为，资本主义本身（而非其意识形态）是不平等日益扩大的原因，只是由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外生因素使其暂时脱轨。世界大战还造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脱轨，但这方面的外生性不是那么突出。皮凯蒂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也受到了质疑，因为他关注的信号尚未出现，或者说才刚刚有点苗头。

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期待看到他的观点能够被事实证明。但我们也可能看到，他的观点完全被事实否定。

皮凯蒂认为“食利者安乐死”模型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实证检验问题，这一论点是站得住脚的。凯恩斯、罗根利和其他学者把财富等同于新古典收入生产函数中的生产资本，认为供求力量将迫使社会财富与年收入之比同社会范围的利润率呈反方向的大幅摆动，从而导致“食利者安乐死”的结果。当资本相对于年收入较为稀缺时，利润率较高，而当资本较为丰富时，利润率较低。按照凯恩斯等人的观点，这种摆动会大到足以使食利者在总收入中的份额维持大致稳定。

皮凯蒂的大致回应是，凯恩斯-罗根利式的观点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下看似很合理，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供求规律告诉我们，当某个经济体的财富与年收入之比发生变化时，利润率应该呈反向变动。但历史显示，利润率维持在4%~5%的水平，与财富的相对稀缺或充裕基本无关，所以供求规律的说法不成立。

我们在这里面对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对于新古典总生产函数推导出来的主要变化因素来说，利润率确实没有多大变化。但皮凯蒂对此并没有归纳出一套理论。

● 他可以说，无论有关分配的生产理论以及边际生产理论的结论如何，实物资本、全体财富、寻租式政治经济秩序以及政府制造的垄断租金共同形成的铁四边形，会使利润率必然维持在较稳定的水平。

● 他可以说，技术因素导致实物资本不会面临边际回报的快速下降，因此资本收入比与资本份额同向变动，而非反向。他可以说，自己所说的“资本”在过去主要是土地形式的农业资本，在未来则主要是信息资本，而新古典增长模型只能作为短暂的社会民主主义时代的一阶近似描述。

● 他可以采用苏雷什·奈杜在本书第5章的类似观点，认为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在现实中并不遵循边际生产率定价法则，而是由权力决定。皮凯蒂和新古典学派所说的财富和资本的全部存量，其实是对未来收入流的金融化索取权。也就是说，它们并非过去长期积累的结果，而是对未来的政治控制权。

可是，皮凯蒂并未采用以上任何立场或其他任何说法。

这似乎是《21世纪资本论》的一个重大空白，或许也是皮凯蒂开辟出来的最重要和急迫的研究任务。利润率稳定的表象是不是确切的事实？如果符合事实，又是哪些力量和因素在维持其稳定？

德维什·拉瓦尔在本书第4章试图推进有关研究。他补充了凯恩斯-罗根利式的“食利者安乐死”观点，认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性不足以支持皮凯蒂的结论。如果利润率的稳定不是因为资本边际生产率随着资本积累而维持稳定，那又是因何而致？有没有相关理论解释？在本书第8章，劳拉·泰森和迈克尔·斯宾塞提出了一种推测，他们认为皮凯蒂很可能找错了方向。不平等程度是在持续扩大，但并非由于皮凯蒂增长模型描述的因素，而是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这个时代技术特征的影响。此类技术大幅度减少了在基本事务操作和基本信息处理中利用人脑作为日常控制机制的必要性，首次使劳动力成为资本的替代品，而非互补品。

皮凯蒂的论证是否正确？目前看答案是“或许”。其论证过程每个环节的稳健性仍有待商榷，并取决于欧美国家是否会维持当前的政治经济运行轨迹。因此我们如何诠释“当前的政治经济运行轨迹”是关键。在某些解释中，皮凯蒂的论述显然是正确的；而在其他一些解释中，他肯定是错误的。我们需要分辨这两种情况。

皮凯蒂的论述是否值得关注？

有些人（或许是很多人）说我们无须关注皮凯蒂的论述。一种常见的思路是，不平等本身就不值得关注。按照这一思路，不平等其实是好事，它能激励人力资本积累和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是加快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经济、社会和国家来说，它根本就不是问题。

这一思路认为，问题在于贫困，尤其是极端贫困。该思路继而指出，今天的人类比六代人之前富裕很多。镀金时代或美好时代的高度不平等导致的不仅是贫困，而且是赤贫，因此不平等在当时确实是一个严重问题。但由于欧美国家整体上变得非常富裕，类似的不平等程度在今天已不再导致赤贫。事实上，如果从历史标准看，今天的不平等甚至已不再造成“贫困”了。

例如在美国，“第三条道路”（Third Way）等政策倡议组织认为，美国中产阶级境况不错。他们指出，以实际收入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女性的工作时间和收入增加）来看，皮凯蒂对顶层1%人群的测算并没有把故事讲对。学术界也有很多人提出，医疗服务、环境卫生、公共教育、识字率和疾病防治等方面的巨大进步，以及休闲活动的日益丰富，都表明无论顶层1%人群过得如何，普通人在绝对福利上的收益都不太可能下降。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点，可以追溯到250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提出，英国普通工人阶层的物质生活甚至好于非洲的国王。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则认为，富人的消费受到肠胃大小的限制，他们花在自己身上的大部分支出其实是在给下层阶级的休闲和舒适做贡献。

然而这种观点或许是错误的。在17—18世纪的奥古斯都时代，英国的经济增长已令人惊讶地超越了马尔萨斯式的基本生活水平，即使自那以后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仍然有强烈和重要的理由关心历史意义上的贫困和赤贫，以及当前意义上的贫困和不平等状况，哪怕穷人确实已拥有洗碗机、电视机和智能手机。

第一，任何人只要了解美国的医疗服务分配状况及其健康统计结果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的糟糕状况，都难以否认：巨额资源投入产生的福利和满意度的最终效果如此之差，不平等是重要影响因素。这一观点不限于医疗领域，严重不平等的经济体很难把生产潜力转化为社会福利。如果有更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也必将做得更好。

要证明不平等与医疗或其他社会福利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很困难，不过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的研究提示了美国部分人群在新镀金时代面临的困境。他们指出，美国中年人在1999—2013年因自杀和过量药物（两种情况都与经济困境有关）造成的死亡率大幅上升，接近艾滋病截至2015年造成的死亡率升幅。11类似的研究也发现，就业、医疗和整体福利方面曾一度缩小的差距已经停止收缩，在某些情况下还被重新拉大了。12

第二，如上文所述，现有财富（尤其是继承财富）从本质上不利于同快速经济增长相伴的创造性破坏，现有财富本身就是创造性破坏的对象。富豪及理论家们喜欢说，过分平等的收入分配会破坏工作积极性，把我们变成“不劳而获者的国度”。然而让不平等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并不会把我们带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相应的不平等区间里，更可能出现的场景是：不平等加剧会剥夺穷人给自己、子女和企业投入的资源，从而减缓经济增长。另外，压抑新兴力量的发展，以帮助富人维持既有地位，同样会制约经济增长。

美国有大量证据表明，精英阶层的许多人在从事所谓“机会囤积”（opportunity hoarding）活动。13我们听过很多传闻，如富人们在游艇里改装豪华座椅，营造自己的安乐窝等。但还有一些领域，富人的消费会限制其他人的潜在选择。14例如精英群体越来越多地放弃公立学校，这使这些学校失去了宝贵的家长参与资源和经费支持。精英群体的离开还导致公立学校更容易遭遇政治上的攻击，普惠义务教育和均等化高质量公共教育的整体理念受到敌视。

第三，在富豪阶层能够靠资源获得压倒性话语权的社会，政府致力于解决的是富豪们的问题，而非普通民众关切的事务。这很难说是一个美好的社会。

这一点同样不利于促进增长。面对是寻租还是在竞争市场中争胜的选择，富豪们恐怕更愿意把机会大门关上。例如，尽管政策制定者极力约束新兴的强势平台企业的反竞争倾向，我们依然看到获胜者往往都是先入者，其他企业只能得到残羹冷炙。这样的环境导致价格高昂并制约创新，不利于激发经济的活力。

第四，财富对权力行使的决定性影响远远超出通常的政治领域，会延伸到工作场所、家庭（甚至卧室）以及社会团体。高等教育在资金上对私人财富的依赖已导致这个领域的不平等更加严重，公开照顾校友的子女，暗地里扶持类似阶层的申请人，而对所有不幸未能加入其最优待群体的人则非常不公，相比由公共资金提供持续支持的教育体系而言，依赖私人财富的教育体系对课程与教师观点的限制程度也更高。

第五，在不平等的社会中，雇主可以也确实在滥用左右他人命运的能力，面对让劳工集体发声的主张，他们也总是怒气冲冲。

劳动经济学家戴维·韦尔在本书第9章指出，不平等加剧与职场的裂变存在部分的相互推动关系。过去，大企业是市场经济大海中的中央计划岛屿，发挥着科斯所说的组织效率，雇用各种水平的员工：高技能的职业人士、中层管理人员以及体力劳动者。这种工作场所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强大的平均主义压力：高工资专业人士的存在会推高所有人对企业可以向体力劳动者支付的薪酬以及体力劳动应得报酬的期望。打破这种社会组织则可以减轻平均主义压力，尤其是停止执行新政以来的雇佣标准，让雇主们可以在无须履行法定义务的条件下保持控制权，这对企业非常有利。我们需要弄清楚韦尔所说的这些力量有多强大，它们属于特殊情况，还是意味着高度不平等有可能在广泛的领域内影响企业之间及企业内部的组织效率。

第六，在不平等的社会中，你认识什么人比你掌握哪些知识对最终福利影响更大，观察富人及其追随者的行为可以发现，讨好富人的天赋能力在人群中的分布并不平均。富人喜欢跟自己相投的人，而福利分配取决于“富人喜欢谁”的社会很难捍卫社会民主主义时代在种族和性别平等上取得的进步。

还有，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一书中提出，“美好的社会应该在平等和效率之间选择一个恰当的临界点”，如果放到今天来看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15更大程度的平等完全可以带来更高的效率。

因此，皮凯蒂的论述的确值得重视，我们也确实非常关注。

皮凯蒂的论述有什么意义？

假设皮凯蒂的观点在今后一个世纪得到验证，欧美国家那时的财富与年收入之比很可能远高于今天，继承财富在总财富中的占比也会比今天大得多。这是否必然导致经济权力和资源的不利分配？考虑到财富的边际效用下降，是否必然导致经济产出低于其潜力？还有，财富收入比较高的社会是否必然是极其不平等的社会？

皮凯蒂的回答是肯定的。在这些议题上他是马克思的追随者，马克思认为，在一个有可转让财富的市场经济中，平均主义的财富分配状况是不稳定的。在初始的平均分配之后，时间和机遇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巨大而延长的尾部，其规模和长度主要和正向地取决于r-g的大小（其中，r不是无风险利率水平，而是整体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以及与资本回报有关的风险水平。因此，财富收入比较高、资本和其他财富形式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较高的经济，将是不平等的经济。

皮凯蒂自己的论述如下：

许多冲击……导致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有人口方面的冲击……回报率的冲击……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冲击……影响储蓄水平的偏好参数的差异……这一大类理论模型的核心特征是……如果r与g的差距拉大，长期的财富不平等程度将趋于扩大……r和g的差距如果拉大，将使经济体维持更大和更持久的财富不平等水平……收敛于顶层财富持有者的收入分配呈现帕累托形状的分布状况……使帕累托系数的倒数（反映顶层和底层之间不平等的指标）成为陡峭的r-g的增函数（参考文献主要包括：Champernowne，1953；Stiglitz，1969；Piketty and Zucman，2015，第5.4节；等等）……

在此类模型中，r-g的较小变动可能导致财富不平等稳态水平的极大变动……这其实是r-g的影响与制度和公共政策反应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对收入、财富及继承的累进制税收，通货膨胀，国有化、实物破坏和财产剥夺，房地产分配规则等。在我看来，这些制度和政策决定着财富不平等的变化和水平。16

另外，根据皮凯蒂的观点，至少如《21世纪资本论》所述，上述相互作用可能不会带来帮助：财富不平等扩大会增加对平等主义政策的需求，但也会增强以财富阻挠此类政策的人群的力量。《21世纪资本论》认为有利于金权政治统治的力量极为强大，只能靠世界大战和全球革命才能对抗，而且由此带来的矫正也只是暂时的。

这正是《21世纪资本论》表述的观点。当然自该书出版以来，皮凯蒂并没有扮演灾难预言者的角色：传递不平等扩大无可逃避的信息，主张消极对待的态度。相反，他承担起了公共知识分子领袖的责任，他给世界各地传递的信息绝非对无法逃避的宿命的消极记录。如果我们关注皮凯蒂的所作所为，而非他的作品，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虽然当前的环境不由他或我们选择，但他依然相信我们可以团结起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将在本书第10章对此展开讨论，不是针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皮凯蒂，而是针对作为作者的皮凯蒂。米兰诺维奇认为，皮凯蒂（以及之前的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只有对“新资本主义”（new capitalism）的制度环境才成立，而未来可能出现其他类型的制度环境。事实上我们也见过历史上其他类型的制度环境。在我们习惯称为发达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的环境中，例如二战后的制度安排，政府和社会通过强力干预使来自“旧财产”的收入均等化，并创造出公民福利等类型的“新财产”，资本收入份额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无关。另外在米兰诺维奇所说的“古典资本主义”（即马克思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制度下，分配由李嘉图理论中的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要素决定，其作用机制也大不相同。

大约两个世纪前，马克思把米兰诺维奇式的观点批驳为反映“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非理性幻想，它永远不可能实现，即使偶然发展起来也不可能维持。

但这一简单的批驳并不意味着米兰诺维奇是错的。

皮凯蒂描述的世界极其灰暗，因为其命运已经预先注定。只要利润率高于增长率，我们就必然滑向不平等的持续扩大。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弄清楚如何记录庞大的财富并对其征税，当然前提是能够克服富人们通过操纵政治选项保护自己的阻力。

但加雷斯·琼斯在本书第12章指出，这是难以企及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本已经跨越了民族国家的范围。工业化带来的财富积累伴随着欧洲及其他地区的民族国家的整合，这些国家本身就是促进资本积累的工具。如今的资本往往致力于突破地区或公民身份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不仅追求利润，还要追求不受限制的利润攫取权。加布里埃尔·祖克曼有关税收天堂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巴拿马文件”泄露出来的全球财富流动信息等，都能让我们看到这类趋势。

接下来我们该做些什么？

出于以上各种原因，我们判断《21世纪资本论》是一部意义深远的著作，警示了世界经济在过去30年走上的历史路径在未来可能但并非必然会带来某些令人不安的后果。由此自然会引出若干疑问：我们是否需要采取一些保险措施？如果需要，又该采取什么样的保险措施？但正如亚伯拉罕·林肯于1858年6月16日在伊利诺伊州春田镇的“分裂的家庭”（House Divided）演讲中所述，这类疑问带有某种不成熟的意味，“我们首先需要知道自己站在什么位置，希望走向何方”，因为只有搞清楚这些，“才能更好地判断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又如凯恩斯喜欢说的那样，下一步必须“用头脑”去做。编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对需要深入理解的议题，阐述我们的研究纲领。

读者在面对本书这样主题庞杂的著作时，恐怕非常需要给自己寻找向导。我们也将尝试提供帮助。在本书第一篇里，三位作者——亚瑟·戈德哈默（第1章）、罗伯特·索洛（第2章）以及保罗·克鲁格曼（第3章）——将从不同视角剖析《21世纪资本论》现象和《21世纪资本论》的观点与启示。

《21世纪资本论》中所讲的“资本”到底是什么？皮凯蒂给出了他的定义。然而当某个概念成为有争议的惊人论述的中心时，这一概念能否承载论述带来的负重，以及这一概念的真实含义，往往会变得不够确定，容易引发争论，也值得重新审视。因此，本书第二篇将从五个不同视角分析“资本”的概念。

德维什·拉瓦尔在第4章指出，皮凯蒂用经济学理论术语阐述的观点源自一个历史事实，即总体来看，资本和劳动是高度相互替代的。可是有大量的研究（包括拉瓦尔本人的研究）充分显示，从微观层面看并非如此，所以在总量上应该对资本和劳动的微观替代弹性以及产品的需求弹性做加权平均处理。他强调在阅读《21世纪资本论》时始终萦绕的一个谜团：该书的核心观点是不是说资本的边际产出不会随着其数量积累而递减？假如事实并非如此，皮凯蒂的论述还有哪些价值？

苏雷什·奈杜在第5章对拉瓦尔的谜团提出一个可能的解释，他把遵循新古典经济学总生产函数机制的“驯化版皮凯蒂”与无所羁绊的“野性版皮凯蒂”进行对比，认为核心内容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观点，即镀金时代的富人群体会如何安排财产架构，以保卫和增加自己攫取的租金。

本书第二篇接下来的三章将揭示皮凯蒂在展开和应用“资本”概念时留下的漏洞。首先，《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观点之一是20世纪属于例外情形，从财富不平等的运动规律看，21世纪将更接近18世纪和19世纪的情况。戴娜·拉米·贝里将在本书第6章驳斥皮凯蒂描述的之前数个世纪的景象。根据她的历史解读，在原始积累和财富攫取方面，奴隶制的作用要比皮凯蒂讲的重要得多，这里既包括直接剥削的深度和广度，也涉及奴隶劳动的潜在竞争严重削弱了自由劳动力的谈判权。如果贝里描述的因素很重要，那么在自由劳动盛行的21世纪维持第二个镀金时代就会比18世纪和19世纪创造第一个镀金时代困难许多。而另一方面，如米兰诺维奇所述，国际移民障碍构成了对劳动力自由的某种限制，随着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的差距扩大，这一因素将变得愈发突出。

其次，《21世纪资本论》的很多论述假设真正的财富形式只包括政府创造的租金、分期偿债收入、实物资产（土地、建筑物和机器），以及对负责配置此类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组织的控制权。皮凯蒂认为，高工资更多是有利的供求条件导致的偶然和暂时的结果，而非真正可持续的财富来源，因此不是导致不平等状况变化的驱动因素。埃里克·尼尔森将在第7章反驳此观点，概述如果人力资本在21世纪成为与其他财富形式地位相当的财富，会严重质疑皮凯蒂的论证。

再次，劳拉·泰森与迈克尔·斯宾塞在第8章指出，尽管土地和产业资本对财富的形成和分配在过去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在未来甚至当前却不再如此。他们认为，我们需要把《21世纪资本论》同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的《第二次机器革命》的观点结合起来，为我们现在讨论的不平等状况建立一个理论架构，并探讨未来的可能情形。

本书第9章将搭建一座知识桥梁，连接对“资本”的探讨与对不平等各个维度的分析。戴维·韦尔在写作本章时担任美国劳工部工资与工时局主管，他强调“职场裂变”的重要影响：大公司在过去采取聘用各种层级和各种岗位员工的模式，但如今工作岗位越来越多地被外包给其他企业和其他地区，原本会成为雇员从而在企业这一社会群体中享有相应的法定和事实特权的劳动者，如今被排除在大企业之外，结果导致恶性竞争。除影响资本和劳动对立的其他经济因素之外，这种在19世纪并不存在的力量，到21世纪后会造成不平等的趋于扩大。

在探讨完“资本”的概念及其在《21世纪资本论》中发挥的作用之后，本书第三篇将呈现多位作者对资本分配不平等导致其他维度不平等所做的分析。米兰诺维奇在第10章提出，财产所有权和控制权与现实不平等状况之间的联系主要取决于政治体制如何影响各种政治经济关系。克里斯托弗·拉克纳在第11章批评了皮凯蒂把不平等问题仅仅作为各民族国家内部不平等的比较，而忽略了闯入房间的“大象”，即自工业革命以来，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已成为全球不平等的更大决定因素。加雷斯·琼斯在第12章批评《21世纪资本论》忽略了“空间”因素，该书只是把地理因素视为“数据容器”，而没有作为不平等和剥削现象发生的背景条件。地理因素如何在全球化世界里促成和推动不平等的发展，在他看来极为关键，而皮凯蒂完全没有涉及。伊曼纽尔·赛斯在第13章指出，我们对不平等的了解是何等之少，以及如果想了解自己的处境和发展趋势，我们是何等需要打破现有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纳入分配指标，把更多资源投入财富不平等的测算，了解监管和税收对不平等的影响效果等。

玛利亚克里斯蒂娜·德纳尔蒂、朱利奥·费拉与杨方在第14章阐述，较高的资本收入比和较大的资本收入份额不是不平等扩大的直接决定因素，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希瑟·布西在第15章分析了所谓“女性继承人世袭社会”的创立带来的潜在女性主义经济影响：在历史上，当人们的地位和身份主要取决于其父母和姻亲的背景时，两性关系会变得非常困难和紧张，即使对人们以为掌握了巨大社会权势的女性也是如此。

马克·赞迪（第16章）以及萨尔瓦多·莫雷利（第17章）带领我们展开不同方向的探讨。他们将从一个极为关键的任务入手：评估在不平等扩大的环境中，调控商业周期和促进增长的经济稳定政策会有什么变化。其结论不同于学术界在过去的标准答案，并表明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两位学者都看到了重大的风险，但这些风险应该能得到控制和防范。

本书第四篇给皮凯蒂的观点提出另外一系列挑战，其中的四篇文章采用制度和思想史的宏大视角。马歇尔·斯坦鲍姆在第18章指出，二战后不平等相对缓和的社会民主主义时代是源于20世纪上半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集体屠杀灾难，以及这些灾难对一战之前第一个镀金时代的不平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打击。戴维·格雷瓦尔在第19章论述了第一个（以及第二个）镀金时代的到来很大程度上伴随着17世纪和18世纪法律与政治哲学观的变化，导致对财产的绝对支配权从特殊案例成为西方社会的通行模式，并以此来看待对具体事物和抽象事物的控制以及“所有者”的职责。

艾罗拉·德农古在第20章提到，希望皮凯蒂能够更多地关注财富高度不平等的深层制度和历史起源，并借助阿西莫格鲁等人对“掠夺性”与“包容性”制度的比较分析来填补这一空白，但她同时指出，对“公民”来说属于包容性和发展性的制度，对“臣民”来说可能是掠夺性或排斥性的制度。伊丽莎白·雅各布斯在第21章试图破解皮凯蒂论述中的政治因素既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的谜题。《21世纪资本论》既认为存在基本的经济运行规律，又认为历史和制度导致的偶然进程改变了增长和分配的结果，却没有描述这两个机制在现实中如何相互作用。

我们希望强调最后这一点，因为它反映了《21世纪资本论》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及全球知识界的一个社会现象这一双重属性的核心矛盾。一方面，皮凯蒂的中心思想认为，重返镀金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模式是回归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另一方面，作为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皮凯蒂并不是消极地记录无可逃避的宿命。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他相信我们可以抗击其著作中描述的力量，即使当前的环境不由我们选择，我们仍可以联合起来主宰自己的命运。

在本书末尾的第22章，皮凯蒂本人将对我们的论述、批评、拓展和探索予以回应。

[1] 为截至本书英文版出版时的数据。——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