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黑色雅典娜”:希腊远古文明中的东方因素
考古学的成就不仅向我们揭示了希腊远古文明具有的王权特征,还向我们展示了东西方远古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
实际上,远古时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艰难、稀少,希腊独特的地理环境、便捷的海上交通更使这种交流成为现实。由于埃及与爱琴文明隔海相望,两地之间的联系集中表现在海上贸易和外交往来上。我们从考古发掘中得知,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以后,克里特岛就开始与埃及有了时断时续的贸易往来,与此同时,来自希腊本土的商人也开始与埃及以及近东其他地区进行远程海上贸易,从埃及进口蓝釉陶珠、彩瓶、象牙和装饰品。克里特则以其农、工业产品和地中海各地广泛开展贸易,其与埃及的联系尤为密切,此地所用的黄金、象牙、皂石印章和高级奢侈品大都来自埃及。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时期,爱琴海诸岛与埃及以及近东其他地区更是连续不断地开展大宗贸易。
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略举几例:考古学家在巴勒斯坦的泰尔卡布瑞(Teil Kaburi)遗址和埃及的泰尔艾尔-达巴(Teil el-Dàba)遗址发现了爱琴文明风格或是与爱琴文明风格极其相似的壁画。来自泰尔卡布瑞的壁画有两幅,一幅实际上是一块典型爱琴文明风格的石膏棋盘,另一幅是一系列的壁画残片,这些残片上绘有公牛和斗牛者、其他动植物,以及建筑、河流等。尽管只有一小部分壁画保留下来,但画面上的这些景物都带有浓厚的爱琴文明的色彩。
埃及人对迈锡尼人的描绘则多出现于坟墓中,从埃及第18王朝的法老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公元前1473年-公元前1458年在位)到埃赫那吞(Akhenaton,公元前1353年-公元前1335年在位)期间,大约50座绘有外国人图像的壁画墓中,有10座都描绘了迈锡尼人的形象。最早绘有迈锡尼人形象的壁画出现在哈特谢普苏特统治时期的大臣森姆特(Senemut)的坟墓中。其他拥有明确迈锡尼人形象的坟墓还有乌塞-阿蒙(Use-amen)和拉赫米拉(Rakhmir)的坟墓。在以后几代埃及国王统治时期,迈锡尼人的形象也偶尔出现于埃及人的壁画和浮雕中。同时,考古学家们也在迈锡尼发现了大量带有埃及王室铭文的物品,属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Ⅲ,公元前1391年-公元前1353年在位)统治时期。这些器物可能是阿蒙霍特普三世与迈锡尼文明结盟时交换的礼物,表明这一时期埃及与迈锡尼文明之间有着频繁的外交活动。
随着迈锡尼文明的衰落,早期希腊与近东的这种联系才逐渐结束。之后,东方的影响在希腊历史上仍周期性地出现。对此,我们在以后的篇幅中还会不断论及,并以具体实例加以说明。应该说,对于希腊文明与东方的交流及其向东方的学习,古代希腊人从未否认,也从未回避。古希腊人承认,他们文化中的许多重要因素都是从近东诸文明,尤其是从埃及文明中借鉴而来的。比如,米利都的赫卡泰乌斯就认为,希腊人长期以来都是埃及文明的子孙;希罗多德指出,希腊的许多神名都来自埃及;古希腊人自己宣称,有众多的希腊哲人和艺术家——不管是传说人物还是真正的历史人物(如代达罗斯、荷马、吕库古、柏拉图、梭伦、毕达哥拉斯)都曾在埃及学习过。当代学者很少认为这些人都到过埃及,但也很少有人全然宣称他们没有去过埃及。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古典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J.J.Scaliger,1540-1609)提出了一种被称为“古代模式”(Ancient Model)的理论,即肯定希腊人曾受益于非希腊人的成就。自古代一直到启蒙时代,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都接受此种观点。这种观点既为当时的神话传说及有限的文献资料所记载,也为后世的考古发掘所证实。
但是,到了19世纪30、40年代,西方人突然否定了这种“古代模式”的看法,取而代之的是所谓“雅利安模式”(Aryan Model),即强调来自北方、说印欧语言的入侵者对希腊文化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观点一经出现便在西方受到普遍欢迎,从学界到大众都将其视作理所当然,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为西方人所接受。这主要是因为,在那些对欧洲文化抱有优越感的西方学者看来,“古代模式”的观点突出了“东方”尤其是埃及对古代希腊的影响,这是他们绝对无法容忍的。于是,他们便提出了只强调希腊语中印欧特征的“雅利安模式”,甚至有人把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制度,都直接归结为希腊罗马文明“固有本质”的衍化,即认为“西方世界”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就自成一个文明传统。
然而,时光斗转,到了20世纪20、30年代,这种观点开始从根本上遭到质疑。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20世纪60年代晚期,亚述学家戈登(C.Gordon)、阿斯特(M.Astour)以及古典学家韦伯斯特(T.B .L.Webster)开始尝试探寻古代希腊和古代近东之间的重要联系。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类观点普遍抱有敌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抛弃欧洲中心论,认为“西方”文明实际上“起源”于非西方——更确切说是古代东方诸文明。1980年,英国学者奥斯文·默里(Oswyn Murray)首次以“东方化时代”(The Orientalizing Period)的名称来概括从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650年一个世纪中的希腊艺术风格,这个概念很快就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他的这种提法从本质上肯定了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1984年,德国古典学家沃尔特·伯克特(Walter Burket)的《东方化革命:远古时代近东对希腊文化的影响》不仅较全面地论述了东方文学与古希腊文学的关系,还清楚地追溯出东方、西方概念区分的语源学与神话学背景。而影响最大的,当数1987年美国学者伯纳尔(Martin Bernal)出版的《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一书。该书荣获了1990年度全美图书奖。《黑色雅典娜》一书的核心就是重新确立曾为西方人所抛弃的“古代模式”,我们或可将其理解为一种“修正的古代模式”(Modified Ancient Model)。
该书认为,西方文明的真正起源不是古希腊,而是古埃及。古希腊的诸多成就(包括哲学、科学、建筑、美术、文学)都是从古埃及和近东古文明中学习而来。而古埃及人很有可能是黑皮肤的(虽然现在考古学界对古埃及人的种族还有争议),所以西方文明的真正开创者是黑人。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为西方近几十年来发表的有关古代历史最有争议的著作,其目的、方法、逻辑、假设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欧美主要学术机构都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争论很快就不只局限于古典学者和埃及学者之中,各大媒体都加入了这场大讨论,并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章和评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以至于有人把这场论辩称为“文化战争”(Culture Wars)。
客观地说,论及希腊远古文明乃至整个古代希腊文明中的东方因素,目的并不是要厚此薄彼,只是在澄清一个文化交流及相互影响的事实,追溯其发生、发展及其变化的根源。鉴于种种史实,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希腊文化并非一种纯粹的单一文化,其精神内核是一种希腊因素与东方因素相融合的文化。当然,这种融合并不是简单的“合并”,双方的关系是互动,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始终施加一边倒的强势影响,究竟是谁对谁的影响更为深刻,是由不同时期各种具体、复杂的因素决定的。因此,西方学术界大可不必对伯纳尔的著作如此紧张,也不必为他们的祖先曾“从埃及人和巴比伦人那里借用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事实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已经改进了它们,人们完全可以放弃那种沙文主义和自卫心理。同样重要的是,受者文化的价值不仅是由它们所借用的外来文化决定的,更是由新文化的背景决定的”。
事实正是如此,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从一开始就不是对外来文化的一味复制和模仿,而是在学习、吸收的基础上加以改造,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这种创造在希腊古典文明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种既能学习又能超越的特性正是希腊文明为后世所称道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文明间的相互交流、借鉴、融合、改造自古有之,今天仍在进行着,我们应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切忌戴着意识形态或自我文化优越感的有色眼镜将之扩大成一场“文化战争”或“文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