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大师的故事

吴宓，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文学院教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1941年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1950年起任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任中文系教授。

“哈佛三杰”之吴宓

吴宓先生学贯中西，融通古今，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钱钟书是吴宓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执教时的得意门生。作为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学者，他既给我们留下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可歌可泣的故事，也留下了一些常人不可理喻的生活中的小故事。

浪漫的殉情者

1918年11月，留学哈佛大学的吴宓，经同学介绍，认识了杭州的女教师陈心一，回国后，吴宓同陈小姐相见13天后便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吴宓便同清华大学读书时的好友朱君毅的未婚妻毛彦文一起，于1921年被聘为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教授。

这期间，朱君毅毁了与毛彦文的婚约，毛便请吴宓从中斡旋。哪知朱君毅去意已定，最终劳燕分飞。吴宓在往来于朱、毛之间调和感情之中，对毛彦文渐渐倾心。当朱、毛分手后，就公开提出要娶毛彦文，遭到毛的断然拒绝。吴宓便穷追不舍，后来竟然同已有三个女儿的妻子陈心一离婚。吴宓被其父骂为：“无情无义无法无天。”

经过7年的爱情马拉松，毛彦文抵抗不住吴宓的痴情，终于答应了他的追求。可当毛彦文来到吴宓身边的时候，吴宓却像一个精疲力竭的长跑者，反倒无动于衷了，说自己“用情失地”，让毛彦文哭泣通宵，伤心欲绝。吴宓将他们的婚约变成了“订婚”。

毛彦文女士

在以后两三年的时间里，吴宓对毛彦文若即若离，既不谈结婚，也不收敛对其他好女子的示爱。毛彦文忍耐有度，于是毅然嫁给了比自己父亲还大的老男人熊希龄，吴宓这才如梦初醒，后悔已晚。

当三年后熊希龄过世，吴宓又重振旗鼓追求毛彦文。这次他才真正忏悔了，大写特写“忏情诗”，一连写了38首，诗句凄苦悲凉，皆是自怨自艾之作。诗句四处发表，还把这些诗拿到课堂上去念，成为学生们的谈资笑料。

吴宓的“忏情诗”

他写了很多感人肺腑的长信表达自己的情思，结果毛彦文再没一点回音，有的信甚至被原封不动退回。吴宓仍不死心，痴痴等待那永远也不会回来的佳音。后来，毛彦文漂洋过海到美国，吴宓得知消息后，又千方百计地向海外归国的人打听她的消息。吴宓抑郁凄苦，因思念太深，经常在梦中与毛彦文相会，一觉醒来，泪湿枕巾。

1999年的一天，研究吴宓的专家沈卫威教授在台北拜访毛彦文。此刻，毛彦文年逾百岁，眼花耳背。沈教授大声地对她说：“大陆出版了《吴宓日记》，里面有很多关于您的内容，表达了吴宓先生对您的爱慕之情。您有什么话要说吗？”毛彦文冷冷地回答了一句：“好无聊。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这是吴宓痴情苦恋一生得到的最终回音。

吴宓自20世纪30年代后未再娶。1953年，一个家境窘迫的20多岁的女学生邹兰芳主动走进了他的生活，崇拜他、关心他、照顾他，于是便结了婚。哪知这女子患上肺结核病，还有六七个遗孤（她两个哥哥的子女）在身边，吴宓大部分的工资都用在上面了。三年后邹兰芳病逝，吴宓一直养育她的几个侄儿侄女，直到“文革”自身难保才中断。

不愿“对牛弹琴”

吴宓对《红楼梦》的研究，造诣极深，饮誉中外。凡听吴宓红学演讲之人，无不屏息凝神，如醉似痴，末了辄发深叹：“那不是听报告，简直是看演出。”吴宓一人将林黛玉、王熙凤、薛宝钗、贾宝玉演绎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

20世纪40年代，西安古城刮起“吴宓风”。1947年，吴宓来到西安的西北大学讲学，知识界奔走相告，盛况空前。一日，陕西“三青团”一帮政客故作风雅，约请吴宓讲《红楼梦》，吴宓素来鄙视此等宵小人物，遂婉辞拒谢。谁知，这帮人搬出吴宓父亲吴仲祺老先生极力通融。吴宓无奈，便胡诌一通，待其走后，吴父诘之：“何故未讲？”

吴宓答：“彼等似庙中之神，泥塑木雕，对之若谈红楼，犹对牛马奉琴耳。”

讨钱和送钱

吴宓有个习惯，每月发工资那天都要上邮局汇钱，收款者中有他的亲友，也有他的学生，有时不够，还向邻居借钱。民国时期，他的一位学生考取美国留学，但家里没有那么多钱，吴宓一次就给了他三百块大洋，使这个学生如愿以偿。吴宓再三声明：“这笔钱是送给你的，不用偿还。”

某一次，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一位教师借了吴宓五块钱，说好一周内归还。可一周过去了，此人并没有还钱，吴宓走到他家里，向其讨还了欠款。那位教师很愤怒，在外面说吴宓小气。吴宓向别人解释说：“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助他提高道德修养。”

“文革”后期，西师一位女教师看到吴宓孤苦伶仃，顿生同情之心，给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吴宓回报那位女教师100元钱。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巨款，可以买许多贵重的东西。旁人觉得吴宓给得太多了，吴宓回答：“‘多乎哉？不多也。’我是把袜子的成本费、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都算在里面了，我给她的不算多。”

晚年的吴宓先生

自找的“反革命”桂冠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定量、紧缩。吴宓有一次在课堂上讲文言虚词“尚”与“况”，他脱口而出：“三两尚不足，何况二两乎？”例句很生动，效果也很好，同学们都笑了。不过此言一出，班级里的学生立即心明眼亮，下课后奔去教务处，汇报吴宓攻击“党的粮食政策”。时值大饥荒，吴宓此言被定性为恶毒攻击党，从此不允许他授课。

吴宓言不阿贵，行不偎荣，在“批林批孔”时竟然喊出：“头可断，孔不可批！”于是受到了批斗和监禁劳改，但他依然不思“悔改”，依然坚持自己的“中西融合”的治学理念。昔日桀骜不驯、风流倜傥的吴宓教授，最终也未被改造成一个自卑、谦恭的顺从者。于是，批斗升级，劳改加重，帽子再加一顶“现行反革命”。

“老师”一声热泪流

“文革”中，吴宓受到批判，再也无人叫他老师。有一天，吴宓独自拄着拐杖，在北碚街上散步，走累了，就坐在路边石凳上休息。有一位青年见吴宓还活着，兴冲冲地走过去，喊了他一声“吴老师”。吴宓以为自己听错了，努力睁大昏花的眼睛问：“你在叫我吴老师？”

青年回答：“是的。吴老师，您今天上街散步？”吴宓不禁热泪盈眶，摸索着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张10元钞票，送给那位年轻人。

青年连忙摇手：“吴老师，我怎么能收您的钱？”

吴宓说：“小伙子，已有很多年没人叫我吴老师了，今天你是第一个叫我老师的，我心里感动呀！你一定要收下，否则我心里就会不安。”

见推辞不了，青年只好收下，10元钱在那时足够一个月的伙食费。

钱钟书为老师吴宓著作题记

小人施诈哲人

吴宓心善，乐于助人，加之老眼昏花，常常受小人之骗。他戴的进口手表，被两个无赖以仅值六元的小闹钟哄骗而去。又有张姓之人对吴宓说：“你的一个学生因病就医，急需二百元住院费。”吴深信不疑，即刻凑钱交付。嗣后，张姓骗子又来了，言称那学生开刀治疗，又急需费用若干。吴宓此时手头已空，正筹思之际，此骗子以为吴有疑虑，便拿出一封“求援信”，高声朗读。此刻恰逢保姆进来，惊见客人正念白纸一张。于是保姆唤人，将骗子扭送公安机关。吴宓感激不已。

吴宓，这位中华民族难得的学贯中西的天才大师，他婚姻的不幸、情感的苍凉，以及各项政治运动对他的摧残——是他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尽管在他的生活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古板”“迂腐”“不善变通”的小故事，然而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代先师，他对学术的执着精研，对正义的刚直不阿，不媚权贵、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精神永远彪炳史册。

西南大学文学院前的吴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