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古代的轻徭薄赋政策，真给百姓减负了吗？

国计民生，首重财赋。从孟子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开始，历代王朝都标榜“民本”理念，奉行轻徭薄赋的政策。

“轻徭薄赋”四个字出自《汉书·昭帝纪》，即“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即减轻徭役、降低赋税，让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

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历代的赋税思想虽然大都倾向轻徭薄赋，但在赋税制度的运行过程中经常反其道而行之，可以说是屡改屡败，屡败屡改，最终也没多大成果。最终，轻徭薄赋成为中国古代纸面上的政策，百姓的负担依然相当沉重。

何为“徭”与“赋”？

所谓“徭”，就是役，这两个字常常连用，徭役是古代平民所要承担的政府派给的无偿劳动。

自周代起，徭役就有力役与职役之别。

力役是人们在一定时间内为某种事项所提供的劳役，如开运河、修城池、修宫殿、修道路堤堰、运输军需物资等，即所谓“力役之征”。

职役是指按照户等高低，轮流征调乡村主户担任州县公吏和乡村基层组织某些职务，也就是为各级地方行政机构承担无偿公职，它比力役存续的时间更长。

徭役的起源很早，《礼记·王制》中就有关于周代征发徭役的规定，《孟子》则有“力役之征”的记载。在秦汉及更早之前，力役又称为“更”或“更役”，《左传·成公十三年》：“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颜师古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对“不更”的解释是“谓不豫更卒之事”，而“更卒”就是对徭役之卒的称呼。

夏、商两代，徭役比较轻微，大约每个男性壮丁，每年只需要服役1至3日。到了周代，力役之法变得繁密起来，已有所谓兵役、徒役、胥役、乡役等种种服役类目，老百姓服役时间也有所增加。

周代实行“井田制”，八家为一井，八八六十四井为一甸，每甸512家，是一个徭役单位，其服役人数按土地好坏分为上、中、下三等，政府设有司徒，专门负责依据每家每户的土地好坏来定出役多少。政府还设有族师，负责查验民众多少来定每个人服役的先后顺序；设有乡大夫，负责辨别老百姓的老幼，以确定每个人需不需要服役。这些分别受理力役税的各种事务的职官还有好几种，在此不再多说。

赋就是税，但赋的出现早于税。赋字从武，原指军事上车马军需人力的征调，《周礼·小司徒》郑玄注：“赋谓出车徒给繇役也。”战国以后，赋与税逐渐混合，常常也指对土地课税，并连用为赋税。

古代赋税，最早是以包括田赋在内的“贡”为其基本形式。贡即贡纳者必须履行的奉献义务。根据文献记载，夏、商、周三代都是定额贡纳制度，征收标准是若干年农业收成的平均数。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个征收的额度应该是十分之一，也就是著名的“什一税”。后来“十里抽一”这个比例在古代中国持续了很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赋税与徭役被视为基本征课方式，贡退居次要地位，但其残余形态直到封建末期仍未完全消灭。

轻徭薄赋的财税思想

前面说过，到了周朝，老百姓的徭役和赋税负担逐渐加重。而到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统治者大兴土木、骄奢淫逸。对内实施苛政，大幅增加赋税和徭役；对外不断征伐、鱼肉百姓，导致国库空虚，苛捐杂税随之而来，令百姓无比痛苦。

民众为什么饥饿？老子认为，因为统治者“食税之多”。统治者苛捐杂税太多，老百姓则不堪重压，就没有能力从事生产，改善生活，也就不可能有持续的财富积累。而统治者“食税多”的原因，就是生活奢靡无度。他们讲排场、讲享受，住华美的宫殿，兴建奢华的娱乐设施，美食珍馐、华屋笙歌，消耗了大量的民力民财，老百姓苦不堪言。

因此，要使老百姓免于饥饿贫困，就要轻徭薄赋，减轻老百姓的赋役负担，使老百姓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根本落脚点应在于控制国家财政支出，而降低支出的落脚点在于统治者控制自己的欲望，对己俭约，对民慈爱，清静寡欲，与民休息。

楚国大夫伍举，也就是伍子胥的爷爷，也是一位主张轻徭薄赋的政治家。一次，楚灵王在章华造了一座高台，非常高大华丽。史载章华台“台高十丈，基广十五丈”，曲栏拾级而上，中途得休息三次才能到达顶点，故又称“三休台”，可见章华台的修建耗费了举国之民的心力体力。

造好后，楚灵王与大夫伍举一起登台，楚灵王很得意地问伍举：“高台很美吧？”伍举并没有点头称美，而是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对楚灵王说：“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另一位大夫斗且也对消耗民财民力发出过这样的警告：“夫古者聚货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马不害民之财用。”两个人都认为，聚敛过多，人民就会有“离叛之心”。

诸子百家中，儒家“薄税敛”的号召影响最大，成为秦汉以来反复宣扬的财政教条。孔子主张“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国家兴办大型工程项目要适中，不能太多，要符合礼的标准，做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为此，他还曾斥责学生冉求帮助鲁国的季氏聚敛搜刮百姓，公开表示要大义灭亲，他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孔子希望当下的统治者都能像周朝初年那样，农民为贵族耕种公田，公田收入归贵族，商贾则根据其财产和收入的多少而征税。徭役以户计数，免除老人和小孩的服役义务，并照顾鳏寡孤疾。关于税率，孔子则主张“敛从其薄”，最好是恢复行什一税率。

孟子从其“仁政”的观念出发，“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他也主张征取十分之一的农业税，他还建议“去关市之征”，不征收商业税，而独征农业税。

荀子认为，要想国家安定团结，轻徭薄赋是一条有效的途径。“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这表明，荀子还把轻徭薄赋看成是为国家开辟财源和实现富国的目的和手段。儒家“薄税敛”思想反映了战国时期被残酷压榨的群众要求减轻自己负担的共同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

汉朝轻徭薄赋的真相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对外不断征战，对内大兴土木，都要征用大批劳动力，人民的徭赋负担十分沉重。据记载，秦朝营建阿房宫，动用70万人；在骊山修始皇陵，动用70万人；北筑长城，动用约50万人；屯戍岭南，动用约50万人；北防匈奴，动用约30万人。仅这几项征调就已动用劳力近3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总数2000万人的15%。

至于为保证官府和军队所需官物粮草的转输，又有大批劳力被调发。当时为供应河北（黄河以北、潼关以东）戍守军士的粮草物资，男性劳力基本上全部当兵服役，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

同先秦相比，秦代“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的严重局面，到秦二世时，“赋敛无度”，“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使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

秦朝灭亡之后，西汉建国之初，统治者为了不走前朝横征暴敛、迅速覆亡的老路，选择了道家的“黄老思想”作为治国总体思想，以“清净无为”治天下，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在财税思想上体现为主张节制政府开支，减轻人民赋役负担，反对重税，认为“上求薄而民用给”。从汉高祖刘邦确立“轻徭薄赋”政策开始，一直到汉景帝刘启时，依然继续执行“无为而治，轻徭薄赋”。这种“以民为本，与民休息”政策，为汉朝能够逐渐强大起来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同时也为后来汉武帝攻打匈奴奠定了坚实而又稳固的经济基础。

不过，汉朝的轻徭薄赋也只是相对于秦朝的横征暴敛而言，汉朝税赋低，其实低的只是田租一项，田租一般交实物，例如谷物和刍稿，刍稿就是草料。田租税率是“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确不高。

但是，汉朝老百姓需要交很多其他赋税。

第一是“口赋和算赋”，属于人头税，按一家的人口数量交。当年，未成年人交得少，每人每年交二十三钱，成年人交得多，每人每年交“一算”，一算为一百二十钱，一直要交到56岁。

如果你家养奴婢了，每个奴婢每年交两算，这笔钱是需要主人交的，这是政府为了抑制豪强势力的膨胀，如果你家是商人家庭，也要加倍，每人每年交两算，这是政府重农抑商的表现。

家里有15岁以上还没有结婚的女儿，也要加倍征赋，最高可达五算。政府这么做，显然是为了鼓励结婚，多生育人口。不过，如果这个女儿到了30岁还没有出嫁，你家也不用再加倍交算赋了。

第二是“更赋”，属于代替自己服役的“免役税”。那时的成年男子每年都要给国家服役，要是在家乡为当地政府义务劳动一个月，挖个水渠、修个城墙还算能接受的，但如果要你去戍边，你家又离边境很远，那就惨了，路上来回都得走几个月。所以朝廷就出了个法子，你不去戍边也可以，但得交钱，国家花钱雇人替你干，一年一次三百钱。

第三是“献费”，就是老百姓要为皇帝孝敬一些钱，每人每年六十三钱。第四是“户赋”，以家庭为单位，每户每年交二百钱。

第五是特殊商品消费税，汉朝时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因此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盐是国家专卖，价格很贵，买盐就是变相向国家交税。

注意，汉朝田租在全部赋税中只占小部分。也就是说，老百姓虽然可以少交田租，但是自身的负担依然相当沉重，只是相对秦朝来说稍微好一些而已。

政策与现实的差异

汉朝以来，历朝的统治者都标榜自己“轻徭薄赋”，但历朝轻徭薄赋政策实行的时间都不长。

一个新王朝在建立之初，开国之君由于亲眼见到横征暴敛导致人民起义和前朝的灭亡，因此能够注意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实行一些轻徭薄赋的政策。然而，随着政局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统治集团的贪欲也随之增加，横征暴敛现象重新出现。就算统治集团厉行改革，也依然无法做到轻徭薄赋，例如明代张居正改革实行“一条鞭法”之后，赋与役合一，随地亩征收钱粮，“薄赋”也就意味着“轻徭”。但这只具有理论意义，征敛赋税与摊派徭役在很多情况下并不相同，明朝人民的负担依然相当沉重。

即使是新王朝建立初期实行的轻徭薄赋政策，在现实层面观察也会大打折扣。例如清朝初年，顺治皇帝在一道上谕中曾做过明确表白：“国计民生，首重财赋，明季私征滥派，民不聊生，朕救民水火，蠲者蠲，革者革，庶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但是由于清初战争相继、兵马过往不息，加上河工城防、土木工程，徭役非但不能轻减，滥加差役派夫反而成为突出的问题。时人称：“王师屡出，河工告急，派粮科、派梢草，转运数百里之外。其一二仅存之孑遗，困于征输，颠仆道路，憔悴家室者，不知其几何。”四川巡抚张德地奏疏亦称：“搬移王眷，会剿逆贼，叠差烦累，日无休息。且蜀道险峻，行李等项俱系背送，皮骨俱穿。”展现了四川人民在艰苦的徭役中生不如死的境地。

清政府也一再声明要废除明末朝廷的繁重税赋，但是由于清初赋役制度的混乱，加上财政困难、军需紧急的双向制约，有关废除明末加征的谕令形同虚文，私征暗派十分严重。

此外，顺治又重新开征辽饷，只是清代为避“辽饷”之恶名，一般改称“九厘银”“九厘饷”或“九厘地亩”，用以自欺欺人；在军需紧急的情况下，清政府也会打破赋锐征收定例，进行田赋的预征。明末还只是预征三分，清初却是预征五分，由于当时粮价飞涨，更加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曾经被明令革除的“练饷”，也因财政困难、军费不足而重新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开始加征；而清政府在关税征收上，比之于田赋与盐课，更为繁重、混乱不堪。根据历史学家陈支平先生所指出的，清初的市征税率比明代高得多，清初对明代关税的沿革，是明减暗增。

结语

轻徭薄赋作为一种要求国家政权减少向人民征课财物、调用劳动力的经济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经久不衰，反映了人民要求减轻剥削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轻徭薄赋的呼声之所以不断，反映了古代君主专制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从来也没能在较长时间内杜绝过，轻徭薄赋的各种具体主张也没有完全实现过，这是轻徭薄赋思想在中国君主专制社会贯穿始终的客观原因。

（作者：柏舟）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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