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共同的人性

1974年7月的那个夏天，希腊军事独裁政府被赶下了台。那时我还是一个小男孩，事件发生时恰好待在希腊。希腊前首相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Konstantinos Karamanlis）从流放地回来，出现在了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当天的雅典城陷入了狂热，通往宪法广场的所有街道都人山人海。我的母亲艾莱尼带着我和我的弟弟迪米特里也在那天晚上进了城。就在我们进城的几个小时之前，军政府派出了武装人员，他们乘坐卡车，带着扩音器冲入街道。“雅典人呐，”士兵们高声向人群喊道，“这不关你们的事，请在家里不要外出。”

我的母亲根本不理这些警告。我们来到距离宪法广场只有一个街区的国家动物园外，皇家宫殿就在不远处。母亲把我们两兄弟托举起来，让我们站到一面很高的石墙上面，墙上还有铸铁栏杆（以防止墙另一面的动物逃出来）。我和迪米特里就这样背靠着栏杆，一直站在狭窄的墙头上，我的母亲则与其他人一起挤着站在下面。

人群拥挤不堪，所有人都大汗淋漓。当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在夜半时分到达雅典时，人群中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人们开始高喊口号，他们多年来因独裁统治和外国干涉而被压抑的愤怒情绪完全爆发了：“打倒独裁者！”“让他们滚出去！”

奇怪的是，当我长大成人后，作为一个研究社会现象的学者，却从来不喜欢这种狂热的人群。但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孩子，我紧紧背靠着栏杆，我记得我是有些许兴奋的，不过更多的是害怕。尽管当时我只有12岁，但我也知道我正在见证某个非同寻常的事件，这个感觉让我害怕。毫无疑问，这个事件绝不像我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任何一件事。

人群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人们也变得越来越愤怒。我记得，当时我并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如果他们是在庆祝什么，那为什么会如此焦躁不安呢。我低头看了看我的母亲，心情变得更加复杂了。我既觉得骄傲，也觉得有点惊恐，因为我那原本温柔美丽的母亲也与人群中的其他人一样，正沉浸于这种焦躁而激奋的情绪。她像许许多多的希腊同胞一样，以自己是希腊人为傲，正在为民主制度的复兴而欢欣鼓舞。我也知道，母亲非常重视对我们的教育，她把我和弟弟带来，就是希望我们也参与到这个历史性事件中，并从中学到些什么。

但是，我依然感到害怕，因为我从母亲的眼光中可以看出，她已经被一股强大的力量“裹挟”了。当她变得更加激昂、更加兴奋时，我却惊恐不安地看着她。我担心她可能会忘记我们兄弟俩正站在墙头上，拥挤着动来动去的人群会把我们与她分开。突然，我的母亲竟然指着我和弟弟大声喊了起来：“Vα οι Αμερικανοί!（这里有美国人）！”

天呐，到底是什么东西附在母亲的身上，让她做出了如此疯狂的举动？我从小是听着希腊神话长大的，对希腊神话故事非常熟悉。到今天，我不知道，在那个时刻，美狄亚亲手杀死自己两个孩子那个故事的画面是不是在我眼前一闪而过了——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清楚，在那一刻，我母亲的情绪为什么会突然爆发。她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她是一位非常通情达理、非常有爱心的母亲，除了自己的亲生孩子之外，还收养了多个有着不同种族背景的孩子。当时，她正置身于一个躁动的人群，她为什么会那么莽撞、那么不计后果地让人群注意到自己深爱的孩子是“外人”呢？难道她认为这样的举动会让那些头脑发热之人的狂热有所降温吗？可惜的是，我再也没有机会问她这些问题了，因为她在经受了长时间的病痛折磨之后，于47岁那年去世了。母亲一生都致力于科学和人道主义事业，她去世时，我只有25岁。

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我开始逐渐了解到一些可能会激发出我母亲当时的行为的原始力量，这些力量构成了我在本书中所提出观点的核心，而且它们通常有助于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自然选择使我们具备了加入群体的能力和愿望，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种特定的方式这样做。例如，为了让自己觉得与群体保持一致，我们可能会放弃自己的个性，做出一些看上去违背个人利益的事情，或者在其他情况下让我们感到震惊的事情。

然而，我们所拥有的这种以仁慈善意对待社会群体成员的能力，也给了我们一个意义极其深远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自己视为与所有人一样都属于同一群体，而这也就意味着，或者用一种极端的表达方式来说，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把自己视为人类。我们可以消除自己属于某个小群体的部落主义意识，转而为更大的群体做出仁心善举。我很清楚母亲的价值观，也知道她所恪守的是所有人都拥有的共同人性。因此，对于她那天的举动，我认为可以这样解释：她那样做是请求大家对孩子宽容相待。很显然，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坏人，而且许多美国人还只是小孩，就像她心爱的孩子们一样。

在我大约15岁的时候，我又见证了另一个躁动的人群。这个事件发生在我与我的祖父去希腊第一大岛克里特岛旅行的途中，我的祖父也叫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那一次，我们目睹了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nhellenic Socialist Movement）的领导人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Andreas Papandreou）是怎样在选举期间让一大群人陷入民族主义狂热中的。事实上，当时我简直无法相信所看到的事情。我们远远地站在人群后面，非常安全，但是，我依然能感受到躁动的人群的力量。祖父把我带到一边，并向我解释，这些“领袖”们可能恰到好处地利用了人们的集体意识和他们的仇外心理。他同时还教我认识了“demagogue”（煽动家）这个单词。这次经历的事情令当时的我大为惊恐，我至今仍然能够清楚地记得疯狂的人群在我心中引发的令人不安的感觉。

苏格兰记者查尔斯·麦基（Charles Mackay）在1841年出版的经典著作《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中这样提道，当人们“聚集成了一个乌合之众时，就会变得很疯狂；但是他们恢复理智的过程却是非常缓慢的，而且只能是逐个人、逐个人地恢复理智。”1身处躁动的人群中时，人们经常会不假思索地做出一些放在平时显得很奇怪的事情，比如口出污言秽语、毁坏公私财产，甚至投掷砖头，或是以暴力威胁他人。这部分可能是因为心理学家们所熟知的一种通常被称为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的心理过程所致：当人们对群体有了非常强烈的认同感时，就会开始失去自我意识和个体能动性，而这往往就会导致人们做出在单独行动时从来不会做出的反社会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可能会变成一个“暴徒”，他们会形成“乌合之众”，停止自我反思，失去道德指针，并认为“我们”与“他们”之间永远不可能达成共识。

尽管我自己关于“人群”的个人经历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很显然，“人群”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即便是非暴力的人群也可能会威胁到独裁者们，比如1974年的希腊。当人群自发地涌现出来，尽管没有明确的组织，却表现出了很好的组织性时，尤其令独裁者胆战心惊。事实上，这种情况经常出现。

想想发生在美国的著名的有组织民权游行活动吧。从1963年发生在华盛顿的游行（马丁·路德·金在那里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说），到1965年发生在埃德蒙佩特斯大桥的游行。在这些活动中，担心的人、关注的人、受到屈辱的人联合起来，聚集成了一个更大的群体，目的是增强他们自己的信念，在这个过程中，群体也向外界展现出了一种相同数量的个人单打独斗时所不能比拟的强大力量。

无论是好是坏，对人类来说，形成群体确实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天性了，它甚至被认为是一项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比如，这项权利已经被写进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该修正案指出，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集会游行结社的权利同样也写进了世界各国的宪法中，从孟加拉国到加拿大，到匈牙利，再到印度，莫不如是。2与共情能力一样，组成群体以及谨慎选择朋友和伙伴的倾向是人类这个物种普遍遗产的一部分。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就在我写作本书的时期，美国似乎陷入了一种存在多个极端严重分裂的状态，比如右翼和左翼、城市和乡村、宗教和反宗教、内部人和局外人，以及“有”和“没有”等。许多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政治极化，还是经济极端不平等，都是世纪性的大问题。3美国公民就他们之间的差异、谁能够发出声音并且应该为谁发出声音、个人身份认同的意义以及它所起作用的范围、忠诚的不可阻挡的吸引力等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甚至对“美国人是一个共同身份”这个意识形态承诺是不是仍然是可行的、是不是仍然是可取的，也不再拥有共识。

当今世界，各种各样的界限到处清晰可见。因此，我在本书中提出这个观点的时机似乎有些问题：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团结，而不是分裂，社会基本上是良善的。不过，对我而言，这些都是永恒的真理。

我在实验室研究中遇到的最令人沮丧的问题之一就是，无论人们对自己所在的群体是否有归属感，都必定伴随着对他人的警惕或拒绝，不管这些群体是根据某个性质（国籍、种族或宗教）来定义的，还是通过社会连接（朋友或队友）来定义的。你能够在不讨厌任何其他成员的前提下热爱自己的群体吗？

我曾经观察过过度认同自己群体所带来的影响，也曾经近距离见证过大众幻想；我还通过在实验中得到的海量数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不仅包括在我的实验室中完成的、有数以千计的人参加的实验中得到的数据，还包括源于自然实验的、对数百万人的行为进行描述的数据。当然，我得到的并非全都是坏消息。人类天性中包含了许多值得珍视和赞美的东西，包括爱、交友、合作以及学习的能力，有了这些，我们就能够建设美好社会，并促进世界各地的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

我第一次开始考虑“人从根本上说在多大程度上是相似的”这个问题是在差不多25年前，那是我还在担任临终关怀医生的时候。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死亡和悲痛那样使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了，死亡以及我们对死亡的反应的普遍性，能够让任何一个观察者都鲜明地感受到不同人之间的相似性。作为一名临终关怀医生，我曾经握住过无数个正在面对死神的病人的双手。在我看来，这些临终病人在他们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想分享这样一些愿望，比如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亲近至亲的爱人、讲故事给那些愿意聆听的人，以及希望没有痛苦地死去。4人类是如此渴望社会连接、如此期盼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以至于我们对它们的追求至死不休。

我认为，人类是，也应该是通过我们共同的人性团结在一起的，这也是本书的核心观点。这种人类的共性起源于我们共同的进化，已经被写进了我们的基因中。正因为如此，我坚信人们是可以相互理解、达成共识的。

为了突出这一点，我要先澄清一点，那就是，我并不是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存在差异。有些群体在与不堪重负的社会条件、经济生活或生态环境进行艰苦的斗争，而其他群体则可能最多只需想象一下这种艰难处境。不过，当我们说，坦桑尼亚东非大裂谷地区的现代狩猎-采集者可能会与加利福尼亚硅谷的软件工程师拥有某些共同经历时，这一点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关键在于，由于人们总是关注着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虽然这些差异可能是很引人注目的，也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但却很容易忽视另一个基本现实。我们对差异的关注类似于对波士顿和西雅图之间天气变化的关注。是的，人们可以在这两个城市之间找到不同的温度、降水量、日照量以及风力条件，这些都是重要的，而且可能很重要。然而，这两个城市却有着相同的大气过程和潜在的物理规律。而且，世界各地的天气状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甚至可以说，研究地球上多种多样的小气候的根本目标不是为了加强对当地天气状况的了解，而是要更全面地把握全球天气的总体状况。

因此，我更感兴趣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同点，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即便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生活经历、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说着不同的语言，外貌上看起来也千差万别，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理解他人经历中的一部分。否认这一点将意味着放弃人类具有同理心的希望，转而屈从于那种认为人与人之间只能存在最糟糕的关系，也就是相互把对方视为异类的成见。

这种关于我们共同人性的基本观点具有深刻的哲学根源和经验基础。著名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在他的一篇名为《自由的文化》（The Culture of Liberty）的文章中指出，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说同一种语言，并且信仰同一个宗教的人显然具有很多共同点。同时他还指出，这些集体特征并不能完全界定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他认为，仅仅把一个人视为群体中的一员，“在本质上是还原主义的、非人性化的，是对人类所有与生俱来和具有创造性的东西，以及所有不是由遗传因素、地理环境或社会压力所施加的东西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抽象”。他认为，真正的个人身份认同只能“源于人类抵制这些影响的能力，以及通过自身发明的自由行动予以反击的能力”。5

这些说法都千真万确。但是，个人自由（权）的行使和对个性的关注，只是消除部落主义的其中一个途径。我们可以将视角拓展到“普遍遗产”的层面上。自然选择给我们留下了作为人类的一个共同遗产，它事关人们如何在一起生活。这种遗产赋予了我们一种机制，有了这种机制，就能够摒弃仅仅优先考虑差异的非人性化视角。

想想接触外国文化这种既让人振奋又令人放松的体验吧。有一些东西，在一开始的时候，会让我们对异国人士的服装、气味、外表、习俗、规则、规范和法律非常敏感，但是，同样也是它们，会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在许多基本方面与其他国家的人都是很相似的。例如，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都认为以下事情是有意义的：爱自己的家人、享受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光、相互学习有价值的东西、以团队合作的方式为共同事业努力等。在我看来，当所有人都认识到这种共同的人性后，大家就有可能过上更崇高、更有道德的生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人只有在战争期间才能看清这个事实。在战争期间，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仇视会以最残酷的方式集中表现出来。电视连续剧《兄弟连》（Band of Brothers）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101空降师E连的战斗经历改编而成，它讲述的故事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兄弟连》中的达雷尔·“希夫提”·鲍尔斯（Darrell“Shifty”Powers）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在与该电视剧同时发行的一部纪录片中，鲍尔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讲述了他对一个德国士兵的以下观察：“我们之间可能有许多共同点。他可能喜欢钓鱼，你知道，他也可能喜欢打猎。当然，他们正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也正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换个环境，我们可能会成为好朋友。”事实上，他们很可能不只是朋友，而且是好朋友。《越南战争》（The Vietnam War）是2017年发行的另一部关于战争的纪录片，在该片中，退伍军人勒重欢（音译，原文为Le Cong Huan）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作为一名年轻的士兵，在经过一场血腥残酷的战斗之后，他透过重重树木之间的缝隙观察美国士兵，他突然发现自己和敌人是一样的，他说：“我亲眼看见美国士兵的死亡。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我看到他们在哭，他们在互相拥抱安慰。当其中某个人不幸牺牲时，其他人就会团结在一起。他们会带走战死士兵的尸体，他们会哭泣。我看着这一幕，不由得想到，美国人，跟我们一样，也是有深刻的人性的。他们彼此关心，这让我思绪万千。”

进化的蓝图

这种跨文化的相似性源于何处？人们彼此之间既可以如此不一样（甚至彼此之间还会爆发战争），同时又可以如此相似，这一切是怎么成为可能的？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每个人都天生携带着进化的蓝图，可以用来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

基因在我们的身体内部做出了一些惊人的事情，但是更令我吃惊的是它们在身体之外所做的事情。基因不仅影响了我们身体的结构和功能、影响了我们心智的结构和功能、影响了我们的行为，而且还影响了我们社会的结构和功能。这就是当我们在观察世界各地的人们时所认识到的，这也正是我们共同人性的源泉。

自然选择塑造了我们作为社会动物的生活，引导着被我称为社会套件的一系列人性特征的进化。正是这些人性特征，使我们拥有了爱、交友、合作以及学习的能力，甚至还让我们产生了能够识别其他个体独特性的能力。尽管现代的发明创造让我们用着不同的工具，从事不同的生产工作，居住在不同的城市和国家，身穿不同的服饰，佩戴千差万别的饰品，但是我们仍然拥有许多与生俱来的倾向，它们反映了我们“自然的”社会状态。事实证明，这种社会状态从根本上说是好的，甚至是道德的。人类绝不能硬生生地制造出一个与这些积极的天性无法相容的社会，就像蜜蜂不可能在突然之间建成一个蜂窝一样。

我相信，我们唤醒这种善良仁慈的天性，就像唤醒我们身体里的血腥暴力倾向一样轻而易举，我们不可能抑制它。当我们在帮助他人时，会觉得自己很伟大。我们的善行不仅仅是启蒙价值观的产物，还具有更深层次的、史前的起源。

构成社会套件的各种古老倾向的共同作用，把不同的群体连接了起来。它们能够指明这些群体之间的界限、识别出各个群体的成员，并帮助人们实现个人和集体的目标，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仇恨和暴力。在我看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科学界过分关注人类生物遗传的黑暗面，比如人性中的暴力、自私和残忍，却未能给予人性中光明的一面应得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