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们都活在这个焦虑的时代

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在创作《失乐园》（Paradise Lost）这部作品时，为自己设定的一项目标是向人类“证明上帝的权威”，而在1658年至1667年的诗篇创作期间，他几乎双目失明。弥尔顿只能将诗句口授给他的3个女儿或侄子，由他们进行笔录。每天清晨，他们都责无旁贷地将弥尔顿夜以继日创作的、描写人类堕落的一万多行诗句记录下来。匈牙利画家米哈伊·蒙卡奇（Mihály Munkácsy）于1877年创作的油画《失明的弥尔顿向他的女儿们口授〈失乐园〉》（The Blind Milton Dictating Paradise Lost to His Daughters），现悬挂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主馆。这幅油画描绘的场景是：3个女儿面对着父亲，围坐在一张华丽的桌子旁，共同见证这部具有开创意义的西方文学巨作的诞生。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传记作家记录，如果某天早上做笔录工作的女儿或侄子迟到了，弥尔顿就会“抱怨说他就像奶牛胀奶一样急着要挤些东西出来”。把自己比喻成奶牛再恰当不过了，就像奶牛渴望将胀奶挤出一样，弥尔顿迫切渴望将头脑中的那些诗句记录下来，否则他就会一直焦虑不安。

20世纪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与弥尔顿有着极其相似的写作欲望。海明威曾以他独有的腔调说：“当我不写点儿什么的时候，我感觉简直糟透了。”这句话激发了无数后人对他的争相模仿。

催生两位作家的杰作的不仅仅是那些跃然纸上的创作冲动和写作天赋，还有来自某些更深层的、更隐秘的和更扭曲的东西。他们被迫写作，被迫将文字记录在纸上，为的是抛开他们心中令人绝望的精神上的痛苦。他们强迫自己创作的欲望非但从不具有削弱性或者破坏性，反而成就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不朽传说。好在读者也并未辜负他们的期望：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或从弥尔顿描述的人类堕落的诗句中获得慰藉并承诺救赎人类，或从海明威笔下的美国青年罗伯特·乔丹（Robert Jordan）身上领悟到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势力逼近时的那种自我牺牲精神。

人类行为的动机有无数种，涵盖了从物欲和性欲的基本动机，到自我满足感、名誉感、利他主义、同情心、嫉妒心、愤怒感、责任感和简单快乐等更为复杂的动机。但这些动机都不能解释那些我们无法抗拒的、令人费解的、被迫去做的行为，即“强迫行为”（compulsions）。强迫行为来自人类绝望的、欲罢不能的和扭曲的需求。这种需求使我们感觉自己就像是一艘充满蒸汽的船只，时时刻刻经受着亟待释放的紧迫感。焦虑就如同建筑水管里冰冻已久的水，终会爆发，强迫行为则恰恰是一个能够帮助人类释放这种焦虑感的出口阀。然而，虽然强迫行为可以缓解人的焦虑感，但实际上其所能带来的精神愉悦感却微乎其微。我们的大脑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边迫切地希望阻止强迫行为，另一边却极度害怕停止强迫行为。

强迫性地反复查看手机上的短信，离开无信号服务区并重获信号的一瞬间就急切地刷新消息提示；疯狂地在电子游戏中闯关升级；无论坐拥多少财富和物质，都永无止境地追求更多。我们被迫做出这些行为，仿佛不这样做的话，就无法摆脱那种迫使弥尔顿反复思考萦绕于他脑海中的诗句以及促使海明威感到糟糕透顶的焦躁不安。

如此看来，强迫行为确实与“强迫性的”（compulsive）这个词源非常吻合。具有“强迫性”特征的人通常表现为频繁地、无法自控地阅读，玩社交网站（不停地刷手机、更新状态、上传照片）、偷窃、说谎、购物、吃东西。同样，我们用“强迫性的”一词来描述那些会造成某种行为黑洞的强制性动机，如小说、电视节目、广告、情节剧等。这些事物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越是害怕沉溺其中，越是企图让自己脱身或转移注意力，我们便越会感受到焦虑感的蠢蠢欲动。唯有我们做出妥协，这种焦虑感才能得以缓解。被强迫的行为是由压力甚至是由压制引起的，通常与行为实施者的意愿相违背。让人欲罢不能的行为源于一种难以抗拒的、急迫的动力或欲望，虽然它常常与行为实施者的意愿、期望，甚至内心深处的欲望相悖，但是这种动力或欲望从未丧失其力量。人类的强迫行为恰恰是由这些致命的欲望造成的，我们正试着用这种看似极端的方式来饮鸩止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