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与定居

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最初几个世纪，半岛的小部分被后来永久定居于此并称之为“故乡”的人居住着。罗马边境线以外的人口，大部分处于流动状态。大大小小的部落和部落联盟无休无止地探寻着较为理想的活动场所。有时他们的流动步伐会因为食物匮乏或者由于游牧民族的暴力袭击而加快。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在某地逗留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之后会突然迁徙到别的地方。

无规律的迁徙节奏是由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决定的，其中涉及气候的变化、食物的供应、人口的增长、来自本地的竞争与远方的危机。对于密切关注着边境线的罗马人来说，这些因素是完全无法预测的。各种压力会在毫无觉察的状态下积聚，直到某些无法预料的事件突然冲破对它的限制，于是长期的静止便被代之以短暂而剧烈的波动。通常情况下，迁徙行动取决于惯性力量的微妙平衡，即本地灾难的“推动”和远方丰美牧草的“拉动”之间的平衡。迁徙主要发源于遥远的中亚大草原，它引起的“连锁反应”是显而易见的。在人群链一端的变化会沿着链条产生层层波动。在这一链条西端的最后一个部落，像列车编组站里一辆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一样，会被巨大的力量驱动从而脱离静止状态。

正是这样，匈人在他们踏上欧洲的土地以前很久，就在西方激起了层层涟漪。匈人帝国大约在公元前36年或35年被东亚的中原王朝摧毁。于是，匈人部落和他们的畜群就从原住地移居到现今的哈萨克斯坦。他们的突袭队能在一个月内轻而易举地扫荡一二千英里。骑在疾驰的蒙古马的马背上，身佩弓箭，匈人的铁骑在一个夏季便在欧洲和中东之间做了一个往返。像所有真正的游牧民族一样，匈人对农耕世界或半游牧世界的人们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他们之间在这一动力的作用下产生了联系。在公元2世纪，匈人的本部移至里海以北，公元4世纪又移向现今的乌克兰。375年，匈人在此地与迁徙方向完全相反的一支日耳曼人——东哥特人相遇。两者冲突的结果驱使东哥特人及其邻近的西哥特人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在此之后的50年里，另一支相关的部落阿兰人出现在几乎是远在3 000英里以外的今天的葡萄牙南部。直到441年，匈人本身并没有进攻罗马帝国。当然，迁徙的速度异常缓慢。阿兰人大约在公元375年越过第聂伯河，406年跨过莱茵河，抵达大西洋岸边的时候已是公元5世纪的20年代了，平均每年行进5英里。与阿兰人同行的汪达尔人（见下文）的“突然入侵”保持着每星期两千米的低速度。这些部落的行进被辎重车、牲畜所拖累，物资供应也比不上游牧民族。

地理因素起着主要作用。人们自由移动的主要障碍不是帝国的边境线，而是群山。追寻史前时代横贯欧洲大草原的所有部落的足迹，他们如果不是向南顺着黑海沿岸行进，就自然而然地被导向北部欧洲平原，之后，或者通过摩拉维亚山口，或者通过巴伐利亚山口，折向南方。南行路线牵涉到在多瑙河上与罗马帝国的一场早期军事冲突。北行路线遇到的阻力最小，它将迁移者直接引向莱茵河流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莱茵河这道屏障上的压力日益加大，到三四世纪时便成了各部落真正的交通障碍。经山脉到达多瑙河盆地的道路对较大规模的迁徙来说是不可能的，但还是有游牧民族选择这条迁移路线；潘诺尼亚繁盛的大草原（后来因匈人而得名“匈牙利”）成了他们的天然终点站。［乔包］

另一大障碍是前进道路上存在的部落。欧洲大陆上确实有许多空间的人口密度非常低，有些甚至分布在罗马帝国境内。但它们大部分是蛮荒之地，茂密的森林、沙质土壤上生长的石楠树丛、潮湿的既不能耕种也不易通过的河谷，迁徙者只能去争夺有限的被清理过的区域或可耕地。对迁徙的部落来说，想在迁徙路途中不接触土著居民、不发生潜在的冲突是不可能的。结果，在欧洲大平原上，在人们较易挑选的地方，部落的聚集和混合在所难免。那种认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及其他人没有交叠甚至是融合的观点，是绝对没有道理的。专属的民族家园的观念是现代人的一种幻想。

迁徙部落的流动性以及移动的混乱，使那些试图搞清楚迁徙历史的人难以达到目的。编年史家和历史学家津津乐道于撰写独立的、持久的、有自我意识的部落历史，但当时并不存在这样的实体。这是很不现实的，例如，不论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还是最后到达英格兰的朱特人，在尊敬的比德的描述中是非常不同的（参见下文）。但是，他们一旦定居下来，便都热心于为自己发明一个独特的世系。当今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也是如此，他们认为把现代人的特性回溯到史前时期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除非用传统部落的方法，我们很难知道一个人是如何描写这场迁徙的。但是了解这一方法的缺点也是必要的。

从重大历史进程的背景看，罗马帝国将这场迁徙称为“蛮族入侵”，站在西欧这一局部立场上，它又常常被称为“日耳曼人的入侵”。日耳曼人称之为Völkerwanderung，即“人口的漫游”——这是一个恰当的术语，可以较好地适应日耳曼人和非日耳曼人两方的情形。而实际上，这场迁徙席卷了欧洲半岛东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一直持续了整个第一个千年，而且还要久远，直到所有的漫游者找到一个永久的居住地为止。仅仅凭借罗马人的史料，我们才了解到其中的主要事件，因为那些不识字的漫游者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们自己历史的记录。然而，这一进程就是后来划分民族国家所必须追寻的历史源头。套用后来的一句成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Drang nach Westen，即“指向西方的动力”，通向永久定居的道路。没有这一进程，任何“欧洲”或“欧洲人”的概念都得不到确认。人类学的分析表明，人口的三大类型为：罗马帝国境内的定居者，他们生活于城市或乡村的地产上；蛮族部落，他们依靠粗放的耕种或精细的耕种为生；真正的游牧民。我们还要加上像游牧民一样的海上偷袭者，他们主要依靠掠夺为生，活动于北部海域的广大地区。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明确这一点是重要的，即铁器时代的农业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在同一块土地上耕种所获要大于持续不断的移动所获。野蛮人并不仅仅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冒险，他们是在寻找一块永久的居住地。

从人种学的角度看，欧洲大陆的居民拥有最复杂的联系。然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头五百年，印欧语系的因素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罗马帝国境内的居民尽管大多并不是正宗的拉丁人或希腊人，但在西罗马帝国境内的居民已经完全拉丁化了，在东罗马帝国境内的居民也完全希腊化了。某些显著的例外是，蛮族迁徙者属于印欧语系的另外一支重要语族。

除了游牧民之外，非印欧人还包括：乌拉尔——芬兰语族人群，西班牙的原始伊比利亚人群，意大利偏远地区的前拉丁人余部，巴尔干地区尚未被同化的伊利里亚人、达契亚人、色雷斯人。犹太人散居在地中海沿岸的各大城市。乌拉尔——芬兰语族人群也分成几个组成部分。芬兰人，也称Suomalainen，从西伯利亚出发艰难跋涉，穿越北极的针叶林带，占据了波罗的海东端至伏尔加河上游地带，即后来俄罗斯的中心地区。在人种方面，他们既与匈人和马扎尔人有关，也与乌拉尔地区的几支小族群如切列米斯人、莫尔多瓦人、帕米尔人、沃古尔人和奥斯加克人有关。更远一些，他们还与包括蒙古人和鞑靼人在内的阿尔泰语族居民有关系。他们的邻居是与北极驯鹿一起处于无休止流动状态的拉普兰人。拉普兰人自称Sameh，而出于诅咒的目的，北欧民族通常称他们为“芬兰人”，挪威因此而设有芬马克郡。

在高加索有两个支离破碎、相互间极少联系的族群。北高加索人由阿布哈兹人、车臣人、阿瓦尔人组成，南高加索人由拉兹人、明格列尔人、格鲁吉亚人组成。20世纪20年代，苏格兰血统的业余语言学家、有着一个俄罗斯名字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马尔（NikolaiYakovelitch Marr，1864—1934年）提出一个理论，将高加索语与巴斯克语、伊特鲁里亚语和古希伯来语联系起来，使欧洲民族舞台形成了一个整体。不幸的是，尽管获得了格鲁吉亚人最强大的支持，但马尔的理论却得不到广泛的证明。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部分充斥着亚洲游牧民族浪潮般涌入欧洲大陆的事件。公元5世纪出现于欧洲的匈人是早期游牧部落的后代，这些驰骋在同一片大草原的早期游牧部落中，较著名的有古代的斯基泰人和伊朗——萨尔马提亚人，他们被托勒密描述为公元2世纪大草原上的霸主。他们是到达欧洲中部的阿瓦尔人、马扎尔人和蒙古人的前辈。其他游牧部落的活动局限于黑海附近。保加尔人的一支在伏尔加河中游建立了一个王国，另一支于公元7世纪定居于多瑙河口附近。可萨人紧随保加尔人的步伐建立了一个从北高加索延伸到德涅斯特河的王国。佩切涅格人在可萨人的刺激下进入巴尔干半岛。继他们之后，库曼人在黑海大草原建立了另一个短命国家。11世纪，吉卜赛人由印度到达欧洲。与此同时，突厥人的一支冲击了高加索地区，突厥人的一个主要分支在14世纪征服了巴尔干。

非印欧语系居民几乎没有留下永久的印记。巴斯克人和马耳他人经历了数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之后，仍说着与其邻近民族不相干的语言。犹太人仍保持着他们自身的特点。波罗的海地区的芬兰人、爱沙尼亚人，匈牙利的马扎尔人成功地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而拉普兰人仍在追逐着驯鹿。作为蒙古人近亲后裔的鞑靼人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斯坦”，近代被驱逐到克里米亚。吉卜赛人散布于欧洲各地。曾经拥有庞大帝国但最终失去了帝国的突厥人，在邻近伊斯坦布尔的欧洲保有不稳定的立足之地。巴尔干地区的保加尔人得到斯拉夫世界的认同，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当地政府对土耳其少数民族实行迫害时，受迫害者并不是“真正的土耳其人”，而是土耳其化的斯拉夫人。如果保加利亚的官僚作风一直发展下去的话，它将会大规模地驱逐所有保加尔人，因为他们本身都不是“真正的斯拉夫人”，而是“斯拉夫化的土耳其人”。［加告兹人］

必须强调的是，“印欧人”本来是一种语言学的分类，仅仅涉及那些把印欧语言作为本族语的人。属于该群体的所有语言，都可以在5 000年前流行于欧亚大陆的原始印欧语中追溯到源头。此后，该群体散布于从冰岛到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译者注）的广阔地区，通过近代殖民化又散布于世界各大陆。有人说：“语言本身是人类最有价值的财富。”因此，毫无疑问，“印欧人”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语言群体之一。3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除了语言遗产外，印欧人的共性是什么。旧有的关于语言与民族之间必有联系的观点已经不足为信了。语言极易由一个种族移植给另一个种族，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人们的民族语言与他们的民族起源便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一点从英语世界就可以得到证明，英语被数百万非洲裔美国人和非洲裔加勒比人使用。）在欧亚大陆，是褐色皮肤的印度人将其语言输送给了他们皮肤较白的邻居“欧洲人”，还是相反，或者他们两者都采用了第三者的语言，对此我们一点儿都不清楚。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印欧语言的发源地是阿富汗。即使真的存在这样的发源地，那些被称为“欧洲人”“高加索人”“雅利安人”的民族群体，其语言并不与印欧语相一致。例如，土耳其人的大部分，从种族上说是高加索人，但是从语言上说他们很明显是非欧洲人。［高加索人］

从欧洲人的情况看，有史以来纯净的种族的确无从谈起。罗马帝国的人口中就混合了很大比例的北非黑人与西亚闪米特人。蛮族部落也不断地从被俘的妇女和战俘中补充其基因库。尽管一览爱尔兰或斯堪的纳维亚就可以很容易地证明，种族类型并非是想象的虚构，但与种族相比，语言、文化、宗教和政治是种族划分中决定性的因素。实际上，任何部落群体或社会群体，在共同生活的每一时期都需要采用一种共同的语言。同样，为了保护认同感，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障碍以反对种族间的混杂是经常发生的事。在某些情况下，某一群体成员的身份通过由宗教禁忌支持的血缘标准来界定，不同种族之间通婚的人有可能遭到驱逐。于是，语言和血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了。

凯尔特人作为北部平原印欧人的先锋，在罗马时代已迁移到西部。他们曾创造了一些考古学上最先进的文化，与金属加工的传播存在联系。他们的铁制武器可以很好地解释他们的迅速扩张。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席卷了罗马，公元前279年又席卷了希腊。他们高大的身材、红色的头发、凶残的性情、令人作呕的猎头习俗，使被征服者惧怕不已。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20年，他们以辛布里人的身份同条顿人一起从日德兰半岛出发，引发了高卢和西班牙的一场大浩劫，到罗马执政官马略时才被制止住。在“腐烂之地”消灭条顿人之后，公元前101年，马略又在维罗纳附近的韦尔切利消灭了辛布里人。但是，一两次的挫折并没有阻止辛布里人的扩张浪潮。凯尔特——波伊人迁入“波希米亚”。其他凯尔特人凭借武力定居于意大利北部，创建了山南高卢。占据整个阿尔卑斯山西部和西北部土地的凯尔特人创建了山北高卢。凯尔特人除了越过比利牛斯山创建了加利西亚之外，还进入了莱茵兰。早在公元前8世纪，凯尔特人就已经侵入近海岛屿，创建了“不列颠”群岛。

因此，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当罗马军团征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时候，当地的抵抗者正是凯尔特人。罗马帝国时期，在基本人口的血统上，凯尔特人在西班牙、高卢、不列颠分别形成了罗马化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高卢——罗马人、罗马——布立吞人的主体。在现代的一些地方，虽然它们已完全失去了与凯尔特人的联系，但在名字上仍可辨认出来：Boii（波希米亚）、Belgae（比利时）、Helvetii（瑞士）、Treveri（特里尔）、Parisi（巴黎）、Redones（雷恩）、Dumnonii（德文）、Cantiaci（肯特）、Brigantes（布里格斯蒂尔）。最后，许多地区受到日耳曼人的另一次流动的沉重打击，在偏远的西北部，不列颠的“凯尔特人的边缘”——爱尔兰、苏格兰西部、威尔士和康沃尔，凯尔特人建立了永久性据点。公元5世纪，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压力下，凯尔特人从康沃尔移居到西班牙的菲尼斯特雷角，在那里创建了布列塔尼。有6支凯尔特语在当代还存在，其中的3支属于戈伊德尔语，或者称之为Q——凯尔特语，3支属于布立吞语，或者称之为P——凯尔特语。Cymm am byth！（永远的威尔士！）一支凯尔特人迁往小亚细亚。公元52年，当圣保罗访问这些“东方的高卢人”时惊叫道：“噢，愚蠢的加拉太人。”（《加拉太书》3∶1）特里尔的圣哲罗姆在300年后正确地指出，加拉太人实际上说着与他的故土莱茵兰的高卢人一样的语言。［特里斯坦］

罗马时期，日耳曼人可能是最大的一支蛮族。日耳曼人最早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南部，波塞多尼乌斯在公元90年称之为日耳曼尼亚人，已经开始定居于后来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那片地区。在西部，他们与凯尔特人杂居，所以辛布里人和条顿人在不同时期被称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或日耳曼化了的凯尔特人。在东部，他们与斯拉夫人杂居，所以塔西佗曾提到过的温尼德人到底是斯拉夫人的温德人，还是日耳曼人中的汪达尔人，或是日耳曼化了的斯拉夫人，成了极富争论的问题。

日耳曼人大致分为三个族群。斯堪的纳维亚族群演变成了后来的丹麦人、瑞典人、挪威人、冰岛人。西日耳曼族群以北海沿岸为中心，包括巴达维亚人、弗里斯兰人、法兰克人、阿拉曼人、朱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他们是后来的荷兰人、弗拉芒人、英格兰人、低地苏格兰人最重要的祖先，同样也是部分法国人最重要的祖先。东日耳曼族群以易北河以东为活动区域，包括施瓦本人、伦巴第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格皮德人、阿兰人、哥特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阻碍了欧洲北部平原的部落流动，是导致西罗马帝国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福萨克］

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对日耳曼部落的习俗、社会结构、宗教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从青铜时代开始，日耳曼人就与地中海世界有了贸易往来，并采用罗马人的耕种方法乃至葡萄栽培技术。他们以血缘关系组成宗族，由战士组成的民主大会“庭”（DING或Thing）共同管理。他们的宗教以丰产之神诺斯和弗瑞尔、魔力大师和战神奥丁、保护农夫反对巨人和精灵以及各种邪恶势力的神托尔为中心。他们中间还没有产生祭司，因为军事领袖经常以国王的名义行使军事和宗教职能。尽管哥特人在较早时期就接受了阿里乌派基督教，但日耳曼人对基督教有着长时间的抵制。（见下文）

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时期一直处于流动状态。公元2世纪，哥特人从维斯瓦河下游的驻地出发，逆流而上向东南方缓慢移动。200年之后，西哥特人在多瑙河三角洲以北的黑海沿岸定居下来。东哥特人在更加遥远的克里米亚东部和第聂伯大草原定居下来，不时与挺进中的匈人相遇。在4世纪，一些法兰克部落受罗马帝国邀请作为皇帝的同盟者承担着莱茵河的防御之责。

紧随日耳曼人之后的是斯拉夫人。因为与罗马帝国接触较少，史前史又缺乏记载，所以斯拉夫人的早期历史成了现代人凭借灵感自由杜撰的天下。古代“斯拉夫人的故乡”常被看成一块固定的保留地。较为令人信服的说法是，斯拉夫人的发源地在更东一些的喀尔巴阡山脉斜坡上的森林地带。尽管如此，波兰的“土著派”史前史学家坚持认为，斯拉夫人一开始就分布于奥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的区域。因为一些不可解释的原因，西方学者喜欢将原始斯拉夫人的发源地划定在没有吸引力和不舒适的地方，亦即普里皮亚季沼泽地的中部。无论其活动范围在哪里，斯拉夫人的故乡偏离重要的史前地带。这一地区一定被强大的入侵游牧部落多次劫掠过或征服过。人们在尼斯河以西的维塔兹科沃发现了一位斯基泰人首领的墓葬及其随葬的财宝。关于萨尔马提亚人在此逗留2 000年的回忆，使波兰贵族得以声称他们拥有萨尔马提亚人的血统。［十字架］迁徙中的哥特人和格皮德人慢慢地移动过去，并没有产生坏的影响。公元5世纪，除了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诗篇中留下一段有趣的诗句外，有关匈人的信息非常少。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韦德西斯》告诉我们“希德用锋利的剑捍卫自己的古老权位不受维斯特拉森林地区的艾特拉人的侵犯”4。继匈人之后是阿瓦尔人创立的斯拉夫——阿瓦尔人联盟，他们的历史在6世纪第一次被载入拜占庭史册。

直到公元1000年中叶，原始斯拉夫民族的语言是否出现明显分化还存在疑问。这种分化只能从学者的复原中得知。同希腊语和拉丁语一样，原始斯拉夫民族语言以非常复杂的词尾变化、动词变位以及自由的词序为特点。斯拉夫部落常被认为发展了一套有特色的社会制度［大家庭］或者“联合家庭”，首领的所有亲属都生活在严厉家长的束缚之下。他们崇拜三头神特里格拉夫、太阳神斯瓦洛格、雷神佩龙及其他许多神。非常有趣的是，在他们的宗教词汇中，从Bog（上帝）到raj（天堂）都有着萨尔马提亚——伊朗语的渊源，而他们的词语中许多与原始技术有关的词是日耳曼语，如dach（在波兰语中是屋顶的意思）、plug（在俄语中为耕作之意）等。尽管独处一隅，但他们显然受益于与邻近民族的交往。

西方历史学家对斯拉夫人史料的怀疑态度，从对斯拉夫人的如下描述可见一斑，这些描述以押韵诗的形式编纂，“来自普罗柯比和皇帝莫里斯的证据”：

使用一种通用语言（这种语言较粗糙且不规则）的斯拉夫人，以其外表的相似性而著名，有别于浅黑色皮肤的鞑靼人，而接近于有着高挑身材和白皙皮肤的日耳曼人，与日耳曼人又不完全一样。在俄罗斯和波兰省区散落着4 600个斯拉夫人的村庄，他们的小屋是用原木草率搭建起来的……我们可以夸张地将它们比喻成河狸的建筑……

是肥沃的土地而非土著的劳动，为斯拉夫人提供充足的供应……种植稷和粟的土地提供的不是面包而是粗糙的营养匮乏的食物……他们崇拜的最高的神是无形的雷神。

斯拉夫人鄙视对暴君的顺从……他们颇为尊崇老年人和勇敢者，而且每个部落或每个村庄就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所有人都是说服而从不强迫别人……他们在作战时都赤着脚，近乎裸体一般……他们游泳、潜水，潜水时用一根中空的芦苇秆保持呼吸。这些是间谍或逃兵的发明创造。我们对斯拉夫人的军事技术一无所知，其战争的名称我们不知道，征服情况也是模糊的。5

波罗的海人处于更加隔绝的状态。维斯瓦河三角洲的东部住着普鲁士人，尼曼河谷地区住着立陶宛人，西德维纳河流域住着列托人，他们的语言在学者们看来相对不发达。这些语言曾被错误地认定为属于斯拉夫语族。但是，现在我们认为，它甚至比梵语更接近原始的印欧语。与所有的印欧人一样，波罗的海人一定是在史前时期从东方的某一地点迁移过来的，但是对他们的这些活动我们不得而知。他们定居在最后一次冰川的冰碛遗迹上，身处黑暗松林之中，与泛着微微亮光的湖泊为伴。在第二个千年的头500年，在从相反方向大规模迁徙之前，同芬兰人和爱沙尼亚人一样，他们也处于隔绝状态。［立陶宛语］

不论西方人的习惯如何，将蛮族迁徙视为一个整体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蛮族并不局限于日耳曼人，范围也不限于罗马西部边境线。公元4世纪末突然出现在西欧的民族迁徙浪潮，不过是一出在地理上和年代上范围广阔得多的戏剧中的一幕。

这场民族迁徙浪潮即将到来的第一个信号出现于376年。此时，东哥特人在匈人西进的压力下，向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斯请求定居在默西亚。于是，一些东哥特人被允许跨过多瑙河，但罗马要求他们交出武器和子女。两年后，即378年的8月，双方在哈德良堡（即埃迪尔内）展开一场激战，皇帝瓦伦斯阵亡。多亏哥特人的同盟者——萨尔马提亚的阿兰人的重装骑兵，不可战胜的罗马军团才被彻底打败。（在军事史上，萨尔马提亚式长枪及大型战马的出现，标志着具有中世纪特色的战争开始。）此役之后四年，西哥特人也开始了迁徙。他们的国王和军事领袖阿拉里克与东哥特人的胜利并不是毫无联系。作为安抚手段，阿拉里克被授予伊利里亚军事长官的头衔。但是在为期30年的冒险生涯中，帝国的这一头衔并没有阻止他进行大肆掠夺。他先是劫掠了雅典（396年），之后又洗劫了罗马（410年）。阿拉里克之所以被激怒，直接原因是帝国拒绝接受西哥特人提出的定居诺里库姆的请求。因此，阿拉里克计划率领部众去非洲。他在科森扎的去世使这一计划发生了改变。阿拉里克的继任者阿陶尔夫娶了被俘的罗马皇帝霍诺留的异父姊妹。与此同时，阿陶尔夫的弟弟瓦利亚将西哥特人安置在阿基坦修整。在图卢兹建立的西哥特王国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但以短暂的王国为跳板，在507年之后的时间里，西哥特人由此出发在西班牙创建了最为持久的遗产。

西哥特人对罗马帝国的蹂躏为三次更大规模的入侵打开了缺口。当罗马的高卢军团因为阿拉里克的入侵而撤回以保卫君士坦丁堡时，莱茵驻军就变得薄弱了。约在公元400年的某个时候，勃艮第人趁机进占莱茵河与美因河交汇处。30年后，他们受到罗马将领埃提乌斯的挑战，但匈人援军将其击退。443年勃艮第人退回，长期定居于里昂附近。此后，勃艮第王国在罗讷河与索恩河流域一带发展，控制了通往阿尔卑斯山的主要通道。［尼伯龙根］

406年的圣诞节，大批蛮族人在科布伦茨附近跨过冰封的莱茵河。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阿兰人涌入高卢。汪达尔人采取的是阿拉里克当年前往非洲的迂回路线。他们在409年穿越比利牛斯山，在429年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在439年突破了迦太基的大门。汪达尔人用33年的时间从莱茵河地区迁徙2 500英里到达非洲，又以迦太基为基地扬帆出海，占领了巴利阿里群岛和撒丁岛。455年，在盖萨里克率领下，汪达尔人效仿阿拉里克洗劫了罗马城。非洲的汪达尔王国作为一股重要力量一直维持到下个世纪罗马帝国恢复力量。在西班牙，汪达尔人与原来的同行者苏维汇人和阿兰人分道扬镳。苏维汇人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北部的加利西亚建立了一个王国，西部的阿兰人占领了塔霍河流域。

410年，驻扎在不列颠的罗马军团撤离，给渡海而来的入侵者提供了进攻的信号。一个多世纪以来，罗马统治者一直致力于坚守“撒克逊沿岸”的这些堡垒。如今，罗马——不列颠人被孤立无援地留在了不列颠。418年之后，部分罗马军队可能回防了一二十年，但是，446年，向埃提乌斯的求援归于徒劳。之后不久，不列颠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定期联系断绝。此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长船不仅带来了袭击者，而且带来了雇佣兵和殖民者。457年，肯特屈服于亨吉斯特率领的朱特人。朱特人的名字得自该部落取道弗里西亚去往丹麦的“朱特兰”。盎格鲁人接管了不列颠的东部沿海地区。盎格鲁人的名字得自较早的居住地石勒苏益格的“盎格伦”（Angeln）地区。他们驾船进入亨伯河，见到了庞大的麦西亚王国统治下的农村公社。麦西亚意为“三月”或“边疆”。撒克逊人在埃尔的率领下首次登上了不列颠南部海岸，奠定了南撒克逊（萨塞克斯）王国的基础。诸如中撒克逊（米德尔塞克斯）与东撒克逊（埃塞克斯）之类的其他撒克逊人，则沿泰晤士河河谷向上游进发进入不列颠。

对不列颠东部的长期征服和殖民，产生了“英格兰”。三个多世纪以来，成百个地方酋长控制着他们自己的弹丸小国，直到通过一段时期的联合和兼并出现较大的政治集团将其兼并为止。作为后来最为强大的盎格鲁——撒克逊公国的西撒克逊（威塞克斯），直到940年，也就是第一批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到达不列颠后500年，才剪除其竞争对手。与此同时，受到强大压力的不列颠人也极力阻止这一征服进程。约500年，带有半传奇色彩的亚瑟王在巴东山取得胜利，迫使盎格鲁——撒克逊人退却，西部的凯尔特人才得以留下来。［特里斯坦］

在日耳曼人蹂躏罗马帝国西部各省的时候，这场灾难的发起者匈人最终出现在潘诺尼亚。420年，他们在蒂萨河流域的平原地带建起了营帐式都城。443年他们受阿提拉的统治（约404—453年）。阿提拉的名字变成了肆意破坏的代名词：“阿提拉的马踏过的地方，草永远不会再变绿。”阿提拉这一“上帝之鞭”在帝国的多瑙河各省施行了报复性掠夺。451年，他掠过北方和西方，纠集起一个包括格皮德人和勃艮第人在内的蛮族联盟。在圣吉纳维夫的祈祷下，巴黎避免了阿提拉的洗劫。但是，在沙隆附近的卡塔隆平原，习惯于草原地带的匈人骑兵在埃提乌斯组织的由狄奥多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和“生于海中的”墨洛维领导的萨利安法兰克人组成的联军的阻击下遭遇惨败。“匈人向莱茵河以西的退却是以西罗马帝国的名义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6之后，阿提拉率众转向意大利。都灵、帕多瓦和阿奎莱亚经历了梅斯从前经历过的灾难。“后来的人很难再见到阿奎莱亚的遗迹。”在米兰，阿提拉被一幅宫廷壁画所激怒，该壁画所描绘的是斯基泰的国王匍匐于罗马帝国皇帝面前的情景。他命令一个画家将画中的角色做了调换。452年，在博尔塞纳湖畔，罗马宗主教利奥一世不知如何劝服了阿提拉撤军。结果，阿提拉退回到了蒂萨河一带。据说，阿提拉掳回了一个名叫伊尔迪科的妇女，在新婚之夜因动脉血管破裂而亡，“血液由破裂的血管喷出……涌到胃和肺部，使其窒息而死”。匈人部落的骑兵们如同当初突然出现一样，又在瞬间散去。在从前的盟友背信弃义的打击下，匈人被迫将占领的潘诺尼亚驻地让给了格皮德人和东哥特人。［乔包］［流行病］

阿提拉之死为东哥特人争取完全独立提供了有利时机。从潘诺尼亚出发，他们在东罗马帝国开始了一场劫掠，直到狄奥多里克得到惯常的战利品外加意大利军事统帅和大祭司头衔，劫掠才停止。不幸的是，在狄奥多里克进驻意大利时，这里已被另一个蛮族将领占据，他就是奥多亚塞。奥多亚塞作为西西里、达尔马提亚甚至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雇佣军首领，轻易便废黜了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占有了这一职位。两强相遇，一场决战在所难免。经过对拉文纳三年的围攻，奥多亚塞被狄奥多里克谋杀，狄奥多里克最终获胜，这时已是493年。这场胜利为东哥特人在意大利建立东哥特王国开辟了道路。

同样，墨洛维的孙子克洛维（约466—511年）作为萨利安法兰克人的国王，利用罗马人同盟者的地位，在纷争不断的高卢行省扩展了自己的版图。在萨利安法兰克人的早期居住地图尔奈，克洛维打败高卢境内的最后一位“罗马的”高卢将军夏克立乌斯（Syagrius），之后，又征服了竞争对手里普利安法兰克人（位于现在的法兰克尼亚）、阿拉曼人、勃艮第人，507年又征服了阿基坦的西哥特人。克洛维将所有的法兰克人小王处死，娶了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妻子克洛蒂尔达（Clotilda），他本人可能在496年复活节在兰斯也接受了洗礼。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建立了从比利牛斯山到巴伐利亚的庞大的“墨洛温家族的”疆域。据说，克洛维从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帝国皇帝处接受了王权和罗马执政官的尊称。克洛维的统治持续了30年，最后死于新都巴黎。除去以上所述，他还建立了拉维斯（Lavisse）所说的“并非一个民族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力量”，这一力量注定要产生法兰西和德意志两大帝国。

在公元6世纪，尽管查士丁尼统治下的东罗马帝国一再声称对西欧领土拥有统治权（见下文），但蛮族的征服还是巩固了下来。与高卢南部建立的蛮族国家不同，西哥特人在西班牙建立的王国日渐兴盛起来。在利奥维吉尔德（Leovigild）统治时期，西哥特王国建都托莱多，且兼并了苏维汇人的领土。东哥特王国则包括多瑙河沿岸的几个行省和意大利，后来被最后一批迁徙的东部日耳曼人部落伦巴第人接管。伦巴第人以长胡子闻名，在匈人解散之后，花费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来控制多瑙河以北的格皮德人和阿瓦尔人。568年，他们折返南下，以帕维亚为中心建立起新的霸权。从此，意大利半岛便成了伦巴第人、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人和不断加强实力的法兰克人之间竞争的舞台。事实上，法兰克人正在向一切可能的方向扩张。向北，他们取代了曾在高卢北部沿海一带建立统治的撒克逊人；向东，他们对撒克逊人和图林根人形成巨大的压力。法兰克人兼并了巴伐利亚山口的阿瓦尔人之后，又将日耳曼殖民者派往多瑙河中游的“奥士特兰”（Ostland）或“奥地利”（Austria）。正是阿瓦尔人在多瑙河盆地的毁灭，为斯拉夫人的推进铺平了道路。

西斯拉夫人溯易北河和多瑙河而上，穿过平原。卢萨蒂亚的温德人或者索布人到达奥德河以西，波美拉尼亚的卡舒比人至今仍存。捷克人部落接管了波希米亚，斯洛伐克人接管了喀尔巴阡山南部斜坡地带。这一切都为繁荣于8世纪和9世纪的大摩拉维亚帝国奠定了基础。“来自开阔草原地带”的波兰人，首次出现在奥德河的一条支流瓦尔塔河一带。与此相关的部落最终占领了整个维斯瓦河流域。

维斯瓦河啊流啊流，

流过了波兰人的土地，

流过了波兰人的土地，

只要维斯瓦河在不停地流，

波兰就将屹立永在，

波兰就将屹立永在。

东斯拉夫人从第聂伯河流域向东、向北逐渐进入波罗的海沿岸和芬兰人的活动地区，以及伏尔加河上游的森林地带。东斯拉夫人的这一离心运动所造成的分歧，为后来罗塞尼亚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如果说波兰人曾经歌颂过维斯瓦河是他们的“母亲河”，那么，俄罗斯人则正在唱着伏尔加河是他们的“母亲河”。

6世纪，南斯拉夫人在多地突破多瑙河防线侵入帝国境内。540年，他们对君士坦丁堡进行了围攻。他们将伊利里亚、保加利亚、马其顿［马其顿］和希腊的大部分斯拉夫化。在现在的波兰南部第一次出现的克罗地亚人，于萨瓦河上游和达尔马提亚沿岸建立了殖民地。在德拉瓦河一带定居的一支南斯拉夫人发展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则占领了德拉瓦河、萨瓦河和多瑙河三河交汇地区。

迁徙中的部落对他们的邻居抱有何种动机是非常不明确的。他们对被征服地区的原住民，不是彻底镇压就是加以同化，而这些被征服地区的原住民常常被迫转向流动。在西欧，凯尔特人在高卢彻底覆灭，在不列颠则被驱赶进特定区域。只有爱尔兰免于入侵。一支来自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即苏格兰人）迁入喀里多尼亚高地，通过征服当地的皮克特人奠定了盖尔人苏格兰的基础。与此同时，从康沃尔迁出的一支凯尔特人在布列塔尼奠定了基础。在其他地方，凯尔特——不列颠人被盎格鲁——撒克逊人驱赶进威尔士的堡垒。

在东方，黑暗时代最黑暗的时候，多瑙河流域持续了近乎3个世纪的混乱并没有结束。斯拉夫人仍然缺乏文字史料，他们与阿瓦尔人和日耳曼人的东进前哨之间的斗争也没有文献记载。在游牧的马扎尔人于9世纪侵入之前，最后一块拼图板仍没有完成。在东欧大草原，乱作一团的人们纠合在了亚洲冒险家可萨人的另一部落的霸权之下。他们于7世纪早期屈服于来自北高加索的突厥王朝的权力之下。尽管印欧斯拉夫人也出现在这段大乱斗中，但是直到9世纪基辅国家建立，他们才开始成为主导力量。［卡扎里亚］

民族迁徙对欧洲大陆的种族和语言结构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个别国家，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人口的种族混合局面，并在一些地区引进了全新的成分。如果说在公元400年，欧洲大陆的人口可以清楚地划分为“罗马人”和“蛮族”的话，那么，到公元600年或700年的时候，这片土地上居住的已是复杂得多的半野蛮化的前罗马人和半罗马化的前野蛮人的混合型居民了。

例如在西班牙，罗马化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接受了日耳曼人的富有意义的加入，之后，又有非常重要的摩尔人和犹太人加入。在高卢，高卢——罗马人接受了较为强大的但发展水平并不一致的日耳曼人的加入，日耳曼人在东北部的影响深一些，在西南部影响就小一些。在意大利也有类似情况，拉丁化的凯尔特——意大利人吸收了强大的日耳曼人因素，在意大利北部，日耳曼人因素占据支配地位。在不列颠，罗马——不列颠人不是被同化就是被取代，留下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即西部的凯尔特人社会和东部、中部及南部的日耳曼人社会。苏格兰也分成低地日耳曼人社会和高地凯尔特人社会。在德意志，西部日耳曼人和东部日耳曼人之间的平衡明显地转向西部日耳曼人占优，因为大部分东部日耳曼人都迁移出去了。斯拉夫人不仅牢牢地控制着东欧平原北部，而且控制着巴尔干。在斯拉夫人的新家园里，许多非斯拉夫人也留了下来，其中包括瓦拉几人。

族群的变迁不可避免地引起语言的变化。通俗拉丁语曾是西罗马帝国晚期的通用语，这时，从葡萄牙到罗马尼亚，该语言逐渐分解成了一堆经过删节的新拉丁习语。拉丁语中的pater（父亲）在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中变成了padre，在法语中变成了père，在罗马尼亚语中变成了tata。

语言的转变是非常缓慢的。在法语的发展过程中，高卢的通俗拉丁语在公认的现代法语出现之前，经历了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8世纪的罗曼语方言，11世纪的古法语，14世纪的中世纪法语。旧拉丁语中格的变化、动词变位以及变音被略去之后，发展出一套新的语法和新的构词法。拉丁语中的bonum、bonam、bonas（好）逐渐发展为bon、bonne、bonnes。rex（王）变成了le roi，amat（爱）变成了aime，regina（统治）变成了la reine。在罗曼语最早的文本中，《斯特拉斯堡誓言》（Strasbourg Oath）可追溯到843年，当时的法兰克国王已不再说日耳曼人的法兰克语了。不列颠在此前是罗马众多行省之一，但是在那里拉丁语清除得非常彻底。

希腊语在东罗马帝国仍在使用，既作为官方语言，也作为某些地方的地方用语，特别是在小亚细亚，希腊语仍作为本地语言。但是，东罗马帝国的一些地区已经全部或部分地斯拉夫化了，其中就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在此问题上，必须避免过分简单化。但是巴伐利亚学者雅各布·法尔默赖厄（Jakob Fallmerayer，1790—1861年）在其著作《现代希腊的起源》（Ueber die Entstehung der Neugriechen，1835年）中提出的论点，非常值得关注。法尔默赖厄的著作给当时的希腊人造成了极深的伤害，他认为，现代希腊民族主要源自希腊化的阿尔巴尼亚人和斯拉夫人，“他们血管中几乎没有一滴纯正的希腊人的血”。这或许带有一些夸张，但是，与每一个现代希腊人都是古希腊居民的直接后裔这一观点相比，法尔默赖厄的观点并不算荒谬。没有任何一个欧洲民族可以理智地宣称他们是原汁原味的“纯净种族”。［马其顿］

斯拉夫人的散布促进了三个主要斯拉夫语族的发展，这三个语族是十几种斯拉夫语的源头。

到8世纪，欧洲大陆上的族群聚居开始形成一种持久的模式。确实，8世纪是重要的社会结构的产生时期。未来欧洲基本人口构成，还需另外五次较重要的民族迁徙来完成。在后来五次迁徙的民族中，一次是海上入侵者维京人，两次是游牧的马扎尔人和蒙古人，另外两次是为新兴宗教而战的摩尔人和土耳其人。欧洲的构成元素最为多样，它的诞生则要经历漫长的痛苦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