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思路和方法

文学研究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对象首先是“文学文本”（带有想象性的语言文字构成的“符号体系”）及其构成方式，这也就是文学的“内部研究”；在此基础上，才出现这个文本构成所产生的“意义体”与其他“意义体”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是文学的“外部研究”。^[32]文学文本这个由语言符号组成的“有机体”，从直观上看，是一些零散的词语“碎片”（就像生物界从直观上看是杂乱无章的那样），需要通过归纳推理、演绎推理等基本的思辨方法和想象方法，才有可能使之呈现为一个“意义有机体”。它要求读者（研究者）具有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去理解词法、句法、叙事、结构及其与“意义有机体”之关系的能力。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方法，就有什么样观察视角和路径，就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世界”样貌，用凹镜、凸镜和平镜观察世界所得出的结果自然有差异。“文学研究”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但它却是“一门学问”^[33]，甚至是“严密的学问”。^[34]因此需要科学方法。所谓科学方法，就是一种尽量忠实于事实和历史的方法。即使人文研究无法做到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客观”，但这种趋近“科学性”的努力值得提倡。

一般而言，在一个作家的作品尚未进入深入细致的科学分析阶段之前，总是由文学鉴赏家先行给出判断，或者说“知人论世”的批评先行（如上文提及的李健吾、施蛰存、金克木等人的批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35]的研究、批评方法自有其长处，但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以己之意逆取作者之志”与“读其书、论其人、知其世”两者的关系，则容易出现过强的“主观”色彩，甚至导致面对同一作家作品，出现截然相反的评价。^[36]这对于批评家而言固然属于正常范畴，但并非科学研究。此外，那种倚重于感悟和比喻的“一言以蔽之”的评论方式，使得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语言或概念的“适用性”过宽，仿佛可以适用于许多作家作品。比如前面提到“悱恻缠绵，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句句真话”这样的评语，不只适用于对《干校六记》的评价，也可用于对孙犁、汪曾祺、韦君宜等人某些作品的评价，故缺乏针对性，从而也抹杀了作家的个性。因此，“印象式”的批评，不能代替对作家和作品深层肌理的系统研究和分析。

还有一种值得警惕的研究方法，即貌似科学，实则琐碎，且有效性欠缺的研究。钱锺书指出，文学研究“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让它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钱锺书特别强调，要减少那种缺乏思想性、“自我放任的无关宏旨的考据”式研究。^[37]这种研究方法的主要问题在于，用“割裂”的眼光对待整体的作家作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就“外部”而言，作家与历史和传统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是割裂的，缺乏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就“内部”而言，作品与作品之间、文类与文类之间是割裂的，缺乏整体意识；就“文本”而言，情节与情节之间、语言与语言之间是割裂的，缺乏总体结构意识。所有这些问题，都源自缺乏对细节和意义之关系的敏感性，缺乏对语言自身传统和演化的观照，研究目标不明确，导致研究主体被研究材料所淹没。

以上两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是本文在研究中力图避免的。其实，文学研究中采用“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方法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从总体上感知一部作品审美价值的有效方法之一。但必须避免其“主观主义的逻辑”^[38]和“断章取义”^[39]的缺点。清代文论家吴淇将“以意逆志”中的“意”阐释为文学作品的“客观意义”^[40]，这尽管不是孟子的原意，但相对而言更科学。“客观意义”并非靠感受和印象所能获得，而是需要经过分析。我认为，“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方法的好处在于视野较大，有提纲挈领的效果，是科学阐释的重要补充，从而能够避免那种无思想性、琐碎且“无关宏旨”的所谓“科学考据”，但它本身并不属于“科学的”研究。

下面涉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先从总体原则上说，首先是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起来，避免将两者割裂，也可称为“内外互证”法。传统的“知人论世”法也讲究“内外互证”，但科学性有所欠缺。因此，本文注意到研究分析的科学性，所以要将细读的“形式分析”与总体的“历史评价”结合起来，重在发现作者的语言、主题、风格等形式要素，与不同传统之间的历史连续性。此外还要将“审美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实际上是关注“审美形式”与外延部分的关系，比如“修辞”与“修身”之关系，“风格”与“人格”之关系等。这种体大虑周的思路，或许不能在本文中完全实现，但也是本文的一个先行目标和希冀。

接下来要谈到具体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也就是研究的操作层面问题。杨绛是一位作家，因为她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并在文学史中有一席之地，这一点已经无须论证。但是，杨绛之所以为杨绛，而不是其他作家，杨绛是当代作家，又不仅仅是当代作家，则需要论证。面对一位作家及其作品，我们首先要对其进行分类。将杨绛的作品分为戏剧、小说、散文，这一点也是最基本的前提，便于将对她的评价与传统的文学史叙述对接。因此，这种传统文类的分类法是有效的，但也是有边界的。它的边界在于，一种是完全认可现有评价，并将研究对象变成一个沉默的死寂物；还有一种是不完全认可现有的评价，让研究对象重新变成活跃而发声的事物。由此，那种将杨绛创作的戏剧、小说、散文割裂开来的研究方法及其有效性就成了疑问。比如，从总体上看，杨绛的戏剧、小说、散文，不过是她面对历史、他人、自我和世界时的三种不同说话方式、表达方式、记忆方式，其背后的统一性是什么？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新的研究冲动，与其说是源于既往的研究和叙述本身，不如说是源于在以往研究和文学史叙述中被删除的部分。那些在历史叙述中消失了的、丰富多样的、看似没有关联性的词语和细节，将重新成为研究中“文本细读”的对象，将重新成为有待分类和阐释的文献材料。^[41]从这一思路出发，作家作品将再度成为“文献遗迹”，再度成为“散乱无序”的材料，再度成为需要进行“考古”的对象。

这里出现了“分类”和“阐释”两个关键词，也是研究展开的两个基本步骤，换一种表述，也可以称之为“分类学”和“阐释学”，这是人的思维的两个不同阶段。“分类”是人类认识世界和建构知识的基本方法，比如生物学家对自然事物的分类，地质学家对矿物岩石的分类，都是学科的基础。所以，“分类学”，是一种给混乱事物以秩序的方法。它既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也属于自然科学。法国思想家福柯将“分类学”视为“普遍的秩序科学”中的一类^[42]。分类学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就是不断地在事物原有秩序的缝隙中，通过对事物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再发现，重新寻找分类学依据，进而对事物进行排列组合。而带有总体反思性的“阐释学”，则是针对“分类学”产生的结果展开的研究，既要阐明和解释新的分类学的依据；又要阐明和解释不同类型事物之所以发生的根源；还要将它们置于历史和传统之中，进行意义分析。

至此可以归纳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将杨绛一生创作的戏剧、小说、散文视为一个整体的“符号体系”，以创作分期与传统体裁分类为主要线索，以杨绛作品的文体风格学和主题学研究为重点，通过“细读”“分类”“阐释”的研究路径，以作品审美形式分析的“内部研究”为基础，结合“外部研究”，从而把握作家创作背后的总体逻辑，及其与现当代文学主流话语逻辑之间的复杂关联。在“史”的层面，将杨绛的文体与风格，置于二十世纪现代汉语文学史的坐标系之中，以及中国文学语言演变的历史语境中来解读，分析其主要艺术特征与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