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经典的发现。博乔、奥理斯帕、菲勒尔佛、雅努斯·剌斯喀理斯【25】
对经典著作钞本手稿的寻访，肇始于彼特拉克(1)，由薄伽丘(2)和萨卢塔蒂(3)承续其余波，在康士坦茨会议期间（1414—1418年）蔓延至意大利疆土以外。那次著名的会议不仅见证了第一位在意大利传授希腊文的伟大教师之过世，还发现了不在少数的一批古代拉丁经典。寻访者中最著名的是博乔·布拉乔利尼（1380—1459年）(4)。他出生于阿雷佐附近的特兰诺沃Terranuovo，在佛罗伦萨受学于乔万尼·马尔帕吉尼和赫律索洛拉斯，1403年之后出任教皇秘书，以此身份出席了会议。在“使徒圣座”Apostolic See空缺期间【译按，此前存在西方教会的分裂状况，阿维尼翁、比萨、罗马各有一位教皇，康斯坦茨会议即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召开，会议期间，三位旧教皇先后离职或被废黜，最终会议拥立一位新教皇】，即自1415年5月24日至1417年11月11日，教皇秘书无公职在身，其主要的发现即在这一段空档。这些发现与四次不同的考察有关：（1）1415年夏，往克吕尼；（2）1416年夏，往圣高尔；（3）1417年初，往圣高尔及其他修道院；（4）同年夏，往朗格勒及法国、日耳曼其他地区(5)。
（1）在马孔Mâcon北部的克吕尼(6)，博乔发现了一部西塞罗演说词的古代钞本，其中包括了《为克伦提乌斯辩》pro Cluentio、《为塞克图斯·罗斯基乌斯辩》pro Sexto Roscio和《为墨列那辩》(7)。【26】近来的研究显示，其中还有《为米洛辩》和《为凯琉斯辩》pro Caelio(8)。博乔使这些手稿免于损毁，将之寄与佛罗伦萨的友人们，其中弗朗切斯科·巴尔巴罗Francesco Barbaro在对之进行释读的过程中遇到极大的困难(9)。已知最早的副本，完成于1416年2月，由“约安内斯·阿雷提努斯”Joannes Arretinus献给科西莫·德梅第奇Cosimo de’Midici，前者显然是那位知名的书法家(10)。
（2）博乔1416年夏在圣高尔的考察有几位同伴，一个是巴尔托洛梅奥·达蒙泰普尔恰诺Bartolomeo da Montepulciano，在誊录新见之拉丁钞本手稿方面有杰出贡献；一个是琴乔·鲁斯蒂奇Cencio Rustici，他与博乔和蒙泰普尔恰诺一样，是赫律索洛拉斯的学生，从事于希腊著作的翻译；还有一个是皮斯托亚的佐米诺Zomino of Pistoia（或索佐梅诺Sozomeno），他凭借对于希腊文的知识，以及在语法学和修辞学的兴趣，在康斯坦茨及其他地方收集了116种拉丁与希腊钞本，这些手稿在他临终前赠给了自己的出生地城市（卒于1458年）(11)。这次访书的热情如此高涨，即便是路程的险阻恶劣也不能动摇博乔、蒙泰普尔恰诺和琴乔从康斯坦茨出发的决心，他们攀越了绵延约20英里的陡峭山峰才到达圣高尔。在这座古代学识的家园，他们见修道院院长和修士们对于文学毫无兴趣，有不少珍贵的手稿便蒙着灰尘，被放置在修道院教堂一座阴暗的塔楼中，那是（据博乔说）一间恶臭的监狱，即使死囚也难以在此羁留(12)。琴乔被所见此景大为震动，声称若是那些书卷能够发声，它们将会呼告：“噢，喜爱拉丁语调的仁人君子们，请让我们不再受这罪了吧，解救我们出狱吧。”(13)在博乔最初的收获品中，有一部完整的昆体良《演说术原理》(14)，【27】这是彼特拉克在残篇断简之外从未见识过的著作(15)，萨卢塔蒂一直想从法国获得此书却未能如愿(16)，巴尔齐扎的加斯帕理诺竟然鲁莽地应承说要以己作来续补亡佚的部分(17)。博乔立即将这个好消息告知在佛罗伦萨的尼科利和布鲁尼，将手稿运往康斯坦茨，费时53天，亲笔誊录完毕(18)。1495年，【28】其誊录本显然仍存于梅第奇图书馆(19)，加斯帕理诺得到的另一副本直接源自康斯坦茨(20)。
与此同时，博乔还发现了一部瓦勒理乌斯·弗拉库斯《阿尔戈传奇》的钞本，包括了卷I至IV 317。他抄出一部副本，这成为其他誊抄本的来源，今存于马德里的一部手稿即系此本(21)。另一个副本，可能是某个无知的日耳曼抄手为巴尔托洛梅奥所制，藏于牛津的王后学院(22)。完整的著作钞本，稍晚时期才得以在意大利出现（约1481年）(23)。
博乔还发现了一部手稿，内容包含阿斯柯尼乌斯注疏的西塞罗五篇演说词，以及一位不知名注家注疏的一大部分《反维勒斯》诸篇(24)。这部手稿在康斯坦茨由巴尔托洛梅奥(25)与佐米诺(26)忠实地予以复制。巴尔托洛梅奥的誊抄本今存于洛伦佐图书馆(27)；佐米诺钞本则在皮斯托亚。博乔也抄写了一部副本，多有臆度改订之处，今存于马德里，与上文提及瓦勒理乌斯·弗拉库斯著作并于同一卷册之中(28)。博乔仓促完成之誊抄本有一种精善副本，成为洛伦佐图书馆(29)和莱顿所藏钞本的原本。博乔以己见做的校订，在此后一段时期得到所有阿斯柯尼乌斯之整理者的遵从，直到基斯林Kiessling和舍尔Schöll发现了巴尔托洛梅奥与佐米诺的忠实钞本。
琴乔在告知他人以上三部手稿俱得以誊录之后(30)，又记录了新的发现，包括普理西安对维吉尔数行诗篇的注疏(31)，以及一部维特鲁威著作的钞本。后者并非孤本，因为我们知道莱歇瑙（距康斯坦茨较近）有一钞本，还有一种存于阿维尼翁的教廷图书馆(32)。
（3）第二次考察圣高尔，是在1417年1月的一次寒冬大雪中(33)。得到了官方的批准，巴尔托洛梅奥与博乔被定为同样级别与权威的考察员(34)。此次访察未限于圣高尔一家修道院。其他修道院，巴尔托洛梅奥称其一为“于阿尔卑斯之中心”，【29】可能是指埃因歇德伦，另外还有三家，可确定包括莱歇瑙那家著名的本笃会隐修院，724年建立于下湖区【译按，Untersee即属于康斯坦茨湖，该岛即名莱歇瑙，见中译本第一卷第375页】的岛上，还有康斯坦茨湖北岸不足16英里处建于稍晚时期的魏恩加滕Weingarten隐修院。在圣高尔他们找到了一部维哲修斯和一部庞贝乌斯·费斯多（实为助祭保罗的摘要），两者均由巴尔托洛梅奥加以誊抄。维哲修斯存于彼特拉克图书馆，而所谓的“庞贝乌斯·费斯多”则下落不明(35)。其他的新发现，有卢克莱修、曼尼琉斯、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阿米安·马赛理努斯，以及卡珀尔、攸提珂斯和普洛布斯这几位语法学家。卢克莱修是在一家“僻远”的修道院中重见天日的，由博乔命人誊抄副本(36)。可能在1418年夏，此副本被寄给了尼科利，由其保存至1434年(37)，并与此同时制作了一部书法精美的誊录本，今藏洛伦佐图书馆，乃是卢克莱修著作钞本整个族系中的祖本。曼尼琉斯著作，今以马德里的一部誊录本为代表(38)，其中包含若干处校读文字，这不见于冉布卢斯Gembloux的那部最早最完善的手稿之中。关于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的《布匿战纪》Punica这部为中古人所不知晓的著作，其副本是为了巴尔托洛梅奥与博乔而誊写的(39)，其文本今日得以传世，全赖这四个钞本，其中两部藏于佛罗伦萨的(40)，可能代表了为博乔而制的副本，另两部则是为巴尔托洛梅奥而制(41)。【30】阿米安·马赛理努斯著作第14至31卷之钞本，虽无明证，但可知来自富尔达，或许是该修道院院长本人带至康斯坦茨的(42)。最终则周转至梵蒂冈图书馆(43)。博乔后来煞费苦心，也未能从赫斯费德获得该史家著作的另一钞本(44)。至于普洛布斯（与另两位语法学家一并被提及）的著作，是指被冠以其名的那部《小学末艺》Ars minor，或作《艺学门径》Institutio Artium【译按，即第一卷提及的《组句析文之艺》Instituta Artium】。
（4）1417年夏，或许是在马恩河畔的朗格勒，博乔发现了《为凯基纳辩》pro Caecina(45)；他又在法国或日耳曼一家不知名的修道院中，发现了另外七部演说词，即三篇《论土地权》、两篇《为剌比理乌斯辩》pro Rabirio，还有《为喜剧演员罗斯基乌斯辩》pro Roscio Comoedo与《斥皮索》(46)。1418年初，在康斯坦茨，博乔仍持有这些演说词的誊录本，但他随后将之寄往威尼斯，由弗朗切斯科·巴尔巴罗保管至1436年(47)。唯有通过这个誊录本及其副本，两篇《为剌比理乌斯辩》才得以传诸后世，而博乔第一次考察时发现的克吕尼本之誊录本，则是《为墨列那辩》及《为塞克图斯·罗斯基乌斯辩》的唯一威权威来源。
斯塔提乌斯《诗草集》的发现，【31】过去被认为出自第四次考察(48)，理由仅在于巴尔巴罗写给博乔的书信中提过卢克莱修、曼尼琉斯和西利乌斯的名字(49)，却未言及此书。博乔是在日耳曼旅行途中（据他所说）租聘了一位当地的抄手(50)，这位抄手完成的即是今存于马德里的那部《诗草集》钞本。它是该著作现存一切钞本之祖本，全靠内在之证据孤立地进行整理(51)。或许是在第四次考察过程中，他发现了刻伦弥拉的一部钞本，这位作家已在维罗纳的帕斯特伦戈Pastrengo地区为人所知晓(52)。
1427年，博乔在罗马寻访西塞罗著作钞本，徒劳无获，当时这方面的消息从特理尔、乌德勒支传到他耳中，甚至还有来自葡萄牙的传闻。他如此投入于这场寻访活动，以致误信《致阿提库斯》(53)《论至善与至恶》和《法律篇》的所谓首度发现(54)。1409年，莱奥纳多·布鲁尼已在皮斯托亚找到了一部西塞罗致昆图斯和布鲁图斯的书信集(55)，附有七卷《致阿提库斯》，其中提供了关于该文本的新证据，并包含了两篇当时还无人知晓的书信(56)。1421年下半年（时博乔在英国）(57)，米兰附近有一重大发现。在洛迪Lodi的天主教堂，主教杰剌多·兰德利安尼Gerardo Landriani，在一只久未开启的柜子中查点某些古时的文书，从其中发现了一部西塞罗著作的钞本，以古老的“伦巴第体”字母写成，内容包括完整的《论演说家》《布鲁图斯》和《演说家》。《布鲁图斯》绝对令人耳目一新，《论演说家》和《演说家》在当时也仅有粗陋残损的钞本。兰德利安尼将该手稿寄与巴尔齐扎的，后者对之颇为称加斯帕理诺赏，并回赠了一部由克雷默那的科西莫·赖蒙第Cosimo Raimondi制作的《论演说家》之誊录本(58)。此后，加斯帕理诺将这些新发现部分，与已知部分相参合，校理出的足本很快就在意大利许多地方得以传抄开来。【32】1422年，弗利Forli的弗拉维奥·比翁多Flavio Biondo正在米兰游历(59)，以惊人的速度将《布鲁图斯》誊抄完毕，该副本今存于梵蒂冈(60)，当时则先后被送往维罗纳和威尼斯，于是在意大利各地传抄。一部易于阅读的校订本《布鲁图斯》此时由瓜理诺完成于维罗纳。还有一部《布鲁图斯》和《演说家》的誊录本在1422年从米兰被送往尼科利处，至今仍保存于佛罗伦萨。此外，加斯帕理诺所校订的一部《论演说家》及《演说家》之钞本，曾出现在海德堡，今藏于梵蒂冈，与之并行的还有一部副本，在1422年誊抄了以上三篇论著，又在1425年4月根据底本校勘于帕维亚。至1428年后，底本便不知去向(61)。博乔在英格兰未能找到任何古典著作之钞本，此时方归来，便在科隆发现了一部不尽理想的佩特洛尼乌斯著作钞本，寄了一份副本给尼科利，由其保存了七年(62)。他还从巴黎寄给尼科利一部诺尼乌斯·马赛卢斯之辞书的誊录本(63)。有传言谓吕贝克Lübeck教区的一家本笃会隐修院（可能是奇斯马尔Cismar）藏有一部完整的李维著作，萨卢塔蒂在佛罗伦萨听说过这个消息。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位多明我会修士乔万尼·达科隆纳Giovanni da Colonna宣称，他曾在沙特尔大教堂的档案中见到一部“第四个十卷组”的古代钞本（约1413年）(64)。于是人们重燃起找到新十卷组的希望。1424年初，有位丹麦人在罗马向博乔担保说，他在罗斯基勒Röskilde附近的索勒Soröe发现了三大巨册以伦巴第体杂合哥特体书写的手稿，包括了李维的十个十卷组（依据于其一外封的题署），他还阅读了内容的提要。但是这么一部手稿，在丹麦的这家以及另外一家修道院都不曾找到，后又有一传闻至，博乔便不复当真，仅视之为虚言(65)。
上文已言第一位对塔西佗有所认知的人文主义者是薄伽丘，他可能在卡西诺山发现了《历史》的钞本以及《编年史》末尾几卷(66)。此手稿如何以及在何时传至佛罗伦萨，却无人知晓了。【33】1426年它已是尼科利的财产，关于其来源还有些神秘。尼科利将之示与博乔，后者郑重承诺会对之秘而不宣(67)；他还允许弗朗切斯科·巴尔巴罗制作了一个副本，此本后来又誊录给枢机主教贝萨理翁Bessarion（1453年）。但是直到1470年前后该文本得以刊印，之前鲜有人知。例如，布鲁尼在他的佛罗伦萨赞词（1400年）中引述过《历史》的开篇，而知道上述之钞本内容的人，还有瓦拉Valla、托尔特利Tortelli、德琴布理奥Decembrio和西科·波伦同Sicco Polentone。列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也引述过塔西佗（1452年）(68)。塔西佗被征引得如此之少，引发罗斯J. W. Ross（1878年）试图证明《编年史》乃是博乔在1422—1429年间伪造的(69)，这一观点被亨利·豪沃思Henry Howorth爵士斥为妄谈(70)，但又被奥沙尔P. Hochart重新提出(71)。但是《编年史》的末尾几卷在博乔出生之前已为薄伽丘所知晓，而前面数卷则在博乔去世49年后才被发现(72)。《编年史》卷I至VI的钞本，可能来自考尔维，直到1509年前不久方传至意大利(73)。
最先在日耳曼听说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和《对话录》的，显然是米兰的大主教巴尔托洛梅奥·卡普拉Bartolomeo Capra，他本即渴求这些钞本(74)。博乔当时正在伦敦（1422年）(75)，但是他在1425年就着手与赫斯费德的一名僧侣进行交涉。最终在1455年，利奥十世的密使，阿斯科利的埃诺克Enoch of Ascoli，向赫斯费德征调这几部次要作品的钞本，【34】该钞本中有八页内容，恰好与1902年在安科纳附近的耶西镇发现的《阿古利可拉传》钞本相同(76)。
1427年，拉莫拉Lamola在米兰发现了一部著名的科尔苏斯著作钞本(77)。1429年，特理尔的尼古劳斯，更为人知的名字是“库萨的尼古劳斯”，寄给博乔一份钞本目录，其中不仅有全本的葛琉斯和科耳修斯，还有20部普劳图斯的剧目，大多都是当时闻所未闻的(78)。博乔急忙催促枢机主教奥尔西尼Orsini尽快拯救普劳图斯，至此年底，尼古劳斯来到罗马，随身携带了他的钞本(79)，包括8部已知作品中的4部(80)，以及12部全新的剧本，这部手稿至今为梵蒂冈图书馆所珍藏(81)。博乔得到威尼斯的格雷戈理奥·科雷罗Gregorio Corero的帮助，对普劳图斯进行校订，使之在意大利渐渐流传开来(82)。
1425年博乔就听闻卡西诺山有一部弗隆提努斯论罗马水渠著作的钞本，但直到1429年他才去拜访该修道院，果然获取了那部手稿(83)。此书被运往罗马，复制后归还，至今存于卡西诺山(84)。其他人士（例如特拉威萨利）在寻访钞本时所具备之条件至少不逊于博乔，却没有那么成功。特拉威萨利所发现的唯一一部古典是科尔奈利乌斯·奈波斯的著作，1434年见于帕多瓦的厄尔莫劳·巴尔巴罗Hermolaus Barbarus【译按，其意大利名Ermolao Barbaro，此处作者以拉丁名称之，似乎混淆为同名的子侄辈学者了】之书斋(85)。
巴塞尔会议期间，1433年，西西里人奥理斯帕Aurispa在美因兹Mainz发现了多纳图斯的泰伦斯著作注疏，以及拉丁文的《颂赞集》Panegyrici，后者以普林尼的图拉真帝颂文起首(86)。自彼特拉克发现西塞罗的《为阿齐亚斯而辩》（1333年），【35】到奥理斯帕发现普林尼的《颂文》（1433年），百年间人们于拉丁古典著作取得了最为重要的收获。
米兰的大主教弗朗切斯科·皮佐帕索Francesco Pizzolpasso（卒于1443）收藏了65种钞本，今皆存于安布罗斯图书馆。其中有一份珍贵的多纳图斯之泰伦斯注疏残篇，以及普洛布斯之《法律速记》Notae Juris的孤本(87)。1455年，阿斯科利的埃诺克从北方返回罗马，不仅带来了塔西佗的次要著作，还有苏维托尼乌斯《语法学家与修辞学家传》的全部残存篇什，以及《阿皮齐乌斯》Apicius【译按，此书系4、5世纪时的食谱，题目取自共和国时期一位豪奢老饕之名，后成为美食家的代称与绰号】，以及《奥瑞斯忒斯》的悲剧【译按，查Sabbadini之原文，作Orestis Tragoedia，当是5世纪时迦太基诗人Dracontius的长篇史诗之题】，和玻菲里奥的贺拉斯著作注疏(88)。《告慰利维娅》Consolatio ad Liviam是1470年被一位无名学者发现的，同一世纪中，奥维德两篇《女杰书简》（xiv与xxi）的大部分重返人间(89)。在法国，1501—1504年间，流亡的桑纳扎罗发现了拉丁文苑英华集的未见之诗篇，还有奥维德的《渔人清话》以及格拉提乌斯Grattius和涅密西安的两种《狩猎篇》(90)。
波利齐亚诺Politian足迹所至，无论在佛罗伦萨还是别处，热切地寻访一切古代钞本(91)。可与之抗衡的是米兰的梅鲁拉Merula，此人发动他的秘书乔尔齐奥·加尔比亚忒Giorgio Galbiate，于1493年在柏比约找到了若干手稿。这些手稿可能被带回了米兰，以满足梅鲁拉编订古籍的需要，他计划编订的著作，包括泰伦提安·茅儒斯论诗律、佛图纳提安努斯论贺拉斯《颂歌集》、维琉斯·朗古斯与“殉道坚士”关于正字法的论著，以及普洛布斯的《文词正宗》和弗隆托的《华言集》Elegantiae【译按，即拉丁文书信集】。实际上唯有泰伦提安的论著得以付梓。苏尔庇齐娅Sulpicia的讽刺诗，于1498年首次刊印，其原本来自柏比约。梵蒂冈图书馆馆长英希剌米带回罗马（1496年）的手稿之中，有《土地测量诸家》Auctores Gromatici，今藏沃尔芬彼特。奥洛·齐安诺·帕剌息奥（1470—1534年）是当时一位极其出色的学者，居停米兰期间（1499—1506年），自柏比约得到了嘉理修斯著作的钞本，以及德剌孔修Dracontius的诗歌之誊录本，此外，他可能还在米兰的某家修道院中发现了塞都琉斯与普卢顿休斯的颂歌集(92)。
约在1500年，维罗纳的弗拉·焦孔多Fra Giocondo在巴黎发现了图拉真与小普林尼的通信集。1508年，塔西佗《编年史》1—4卷的钞本从考尔维被运往梅第奇图书馆；【36】1515年，维勒育斯·帕忒库卢斯Velleius Paterculus的著作由贝阿图·莱纳努斯Beatus Rhenanus发现于穆耳巴赫隐修院；1527年，李维第一个十卷组的前五卷，由格律耐乌斯Grynaeus从洛尔施公诸于世(93)。
希腊文的钞本手稿(94)，在赫律索洛拉斯到来之前，流传至意大利的实在寥寥无几：一两部荷马的副本，几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有希腊教父数家。赫律索洛拉斯有一弟子安杰利·达斯卡尔帕理亚Angeli da Scarparia【译按，即前文出现过的贾科莫·达斯卡尔帕理亚】，受萨卢塔蒂的促请(95)，从君士坦丁堡带回了荷马、柏拉图及普鲁塔克的钞本。赫律索洛拉斯的另外一位学生瓜理诺，于1408年自东方带回意大利的手稿超过50种(96)。寻访希腊文钞本最为著名的，是西西里人奥理斯帕，他在希腊文献上的成绩与博乔在拉丁文献方面相等。他渴望成为一名学者，不过他在手稿交易流通上的非凡才能更为卓著。1417年，他从东方带回一批精善的手稿，有一部索福克勒斯、一部欧里庇得斯，以及一部修昔底德；最后这部，他在比萨卖给了尼科利(97)。1421年，他的存货中有一部《阿里斯塔库斯之荷马注疏》Commentum Aristarchi in Homerum，此本后被定为著名的《伊利亚特》之A本(98)。1422—1423年，他在君士坦丁堡收集了来自希腊世界不同地区为数众多的手稿。年迈的皇帝曼纽尔二世，赐予他普洛柯比乌斯的历史巨著，以及色诺芬关于骑术的短篇论著。当奥理斯帕于1423年末抵达威尼斯时，他带回来的钞本不少于238种，简直可组成一座图书馆，几乎全是希腊经典著作。佛罗伦萨乃是他的目的地，此处他最为青睐的联系人，便是尼科利和特拉威萨利(99)。他从君士坦丁堡带给尼科利的孤本，是10世纪的一部手稿，内容有索福克勒斯的七部戏剧、埃斯库罗斯的六部，以及罗德斯的阿波罗尼乌斯之《阿尔戈传奇》。这部手稿现在作为以上作家的劳伦提斯钞本而闻名于世(100)。他凭记忆为佛罗伦萨的友人们开列了自家手稿的清单，【37】有荷马风颂歌、品达、阿里斯托芬，近乎全帙的德摩斯提尼，完整的柏拉图和色诺芬，以及狄奥多鲁斯、斯特拉波、阿里安、琉善、阿特纳奥斯、狄奥·卡西乌斯与普鲁塔克。他在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为期不长地教授了希腊文，后定居费拉拉。他对于自藏的许多手稿，除了交易之外都不能加以利用，至1459年他逝世时，手边只有30种，其他全散佚了(101)。
1427年，有一批数量略少但弥足珍贵的希腊文手稿（包括了至少40位作家，诸如荷马、赫西俄德、品达、欧里庇得斯和提奥克里忒，以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被带到威尼斯，所有者是菲勒尔佛Filelfo（1398—1481年），他在君士坦丁堡为威尼斯使团担任秘书长达七年(102)。希腊文钞本的主要收藏家，是布鲁尼和尼科利(103)，其收藏后归入梅第奇图书馆。此外，还有帕拉·斯特罗齐、曼涅提和尼古拉斯五世Nicolas V。乌尔比诺Urbino与米兰、曼图亚与费拉拉、帕多瓦与威尼斯，也都有人收藏这类钞本(104)。希腊移民之中，有四位手稿收藏者尤其著名。一是发现士麦那的昆图斯之著作的贝萨理翁，他将所藏赠与了威尼斯共和国(105)。一是安德洛尼库斯·卡利斯托Andronicus Callistus，他于1476年在米兰售出的钞本有六箱之多。一是君士坦丁·剌斯喀理斯，他遗赠与墨西拿76种钞本，今存于马德里。最后一位是雅努斯·剌斯喀理斯Janus Lascaris，他两度为了梅第奇的洛伦佐Lorenzo去东方寻访希腊文手稿，第二次归程中携回阿陀斯山所藏的200种钞本（1492年）(106)。
对古典时期古物进行研究的考古学兴趣在这个大发现时代被唤醒并散发出新的气息(107)。罗马的墟址，曾令彼特拉克及其友人发生兴趣，那些友人如理恩济和董狄Dondi，甚至还记录下一些古碑铭。【38】而博乔在此实现了标志性的跨越，他从圣高尔或莱歇瑙取走了据说为9世纪一位朝圣者所写的小册子，即著名的《埃因歇德伦无名氏著作》【译按，见中译本第一卷第700页，其中多记在罗马所见之古代碑铭】(108)，他本人除了收集罗马城中的一些铭文(109)，还在一部有趣的四卷本《气数盛衰论》De Varietate Fortunae，第一卷中列举并描述了一些古代的遗迹(110)。为了被他赞誉为麦锡拿斯第二【译按，此Maecenas系古罗马时期著名的文艺赞助人，维吉尔、贺拉斯等均得其资助】的尼古拉斯五世，博乔翻译了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并在充任教皇秘书长达半个世纪（1403—1453年）之后，接替卡尔罗·马尔苏皮尼担当拉丁文书专员，并在暮年编撰了《佛罗伦萨史》这部杰作，从1350叙至1455年。其文风显得芜冗散漫，格外随性且具新意，虽则声称以西塞罗为楷范(111)。对于他轻薄为文的《笑谑集》Facetiae，以及他与诸如菲勒尔佛和瓦拉等学者因竞争而结的尖刻之怨仇，兹不议论，不过瓦拉对于博乔背离西塞罗惯用文法之处倒有些有趣的批评(112)。他被埋葬于圣十字堂Santa Croce的唱诗班席位之后，但他遗愿中所提及的大理石纪念碑，却从未被建立起来。多纳特罗Donatello的年迈“先知”像，具有嘲讽的双唇、深皱的面孔和古香古色的褶纹，成为该天主堂的正面外观之一景，直到1560年被移至北侧廊的一个壁龛中，据说此像就是博乔的写照(113)，但是其创作时间被认定为1422年左右，那时博乔方42岁。安东尼奥·博莱奥罗Antonio Pollaiuolo所作的肖像画，经许可，由画家诸子将之安置在普洛孔索罗Proconsolo礼堂，难以查考其年代；因而我们不得不满足于乌菲济Uffizi和皮提Pitti二宫间的画廊(114)中与威尼斯版《佛罗伦萨史》(115)中水平低劣的画像了。【39】
此时期考古研究领域的首位代表人物，是安科纳的奇里亚科·德皮奇科利Ciriaco de’Pizzicolli（约1391—约1450年）。他是他那个时代的谢里曼。自学成才，倾其一生于旅途，不仅做生意，也收集有考古学价值的物品。对但丁的研究使他开始钻研维吉尔，又由此而转向研究荷马。在安科纳他的出生地，他从悉心临摹图拉真记功拱门上的铭文，开始了考古生涯。他后来去了罗马，继续从事这项工作（1424年），由此而首次意识到铭文之证据在与原始文献所得之信息相比较时所体现出的历史学价值(116)。次年，他在君士坦丁堡学习希腊文，研究荷马与赫西俄德，在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买了一部托勒密的精善副本，在塞浦路斯买了荷马与欧里庇得斯的著作钞本，甚至还远航至大马士革。
在返回罗马（约1433年）之后，奇里亚科首次游览佛罗伦萨，欣喜地见到科西莫·德梅第奇、马尔苏皮尼、多纳特罗及吉贝尔蒂Ghiberti所聚敛的古代艺术品，尤其在友人尼科利藏的钞本手稿中流连忘返。1435—1447年间，他游历希腊各地及诸岛。在塔索斯，他买到普鲁塔克《道德论集》的一部钞本(117)。【40】他还得到一部《伊利亚特》的会注本，以及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及盖伦著作的钞本。他海外之旅的最后阶段，访问了以弗所的墟址（1447年），在开俄斯岛发现了荷马的“墓志铭”。数年之后，我们注意到他在费拉拉居停，继而又去往克雷默那，约在1450年逝世于斯。
奇里亚科之大名为今人所知，主要是与他收集的碑铭有关。这些文字起初被编成三大巨册，然而只有残零之断章保存下来。他缺乏批判的功夫，其学识大多未经消化。其友人布鲁尼曾对之言，他若少知道些东西会好很多(118)。但奇里亚科为人实笃，在其誊录本上所标之疑点，今日已成功地将之消除了(119)。在不知疲倦地致力于复活古昔之纪念物的过程中，他深知自己此生的使命，即“唤醒逝者”。他尤其乐于回忆在维切利一家教堂寻访古物的经历，有一位神父好奇地看他在教堂周围四处徘徊摸索，便冒昧打探他的职业，完全被他郑重其事的答复弄得莫名其妙：“我的工作，有时是将死者从坟墓中唤醒；这般技艺，是从阿波罗的皮提亚神谕中学来的。”(120)他为古代雕塑所绘的素描已不知下落了，但在消失之前，纽伦堡的人文主义者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 Schedel在帕多瓦临摹了部分绘图（约1466年）(121)。
有一与奇里亚科同时代的人，弗利的弗拉维奥·比翁多（1388—1463年），在1422年最先将新发现的西塞罗《布鲁图斯》制成副本(122)。他也堪称古典时期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写过四部有关古物及罗马与意大利史的著作。【41】《获胜的罗马》Roma Triumphans，全面讨论了罗马的宗教、法治与军事的古迹；《复原的罗马》Roma Instaurata，描述罗马城市，旨在对其古迹进行重绘；《意大利游览志》，陈列出全意大利的地形与古迹；最后还有一部《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史》Historiarum ab Inclinatione Romani Imperii，其书名显然是《罗马帝国衰亡史》一题的先兆(123)。
弗拉维奥·比翁多卒于1463年。次年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弗拉维奥的同代人奇里亚科产生出持久的影响力。在1464年秋天的一个美好日子里，一支来自维罗纳、帕多瓦和曼图亚的欢乐团队，集聚于加尔达湖Lago di Garda西岸之托斯科拉诺Toscolano镇的柠檬林中。他们佩戴了常春藤与桃金娘，便动身来到狄安娜庙等处的墟址，寻访一切罗马古迹的残遗，并在湖之西南岸附近誊抄任何可找到的罗马碑铭。继而他们驶往诸岛，小舟上点缀着月桂，在去往湖南部的锡尔弥翁Sirmiane途中，抱琴的曲音在水面飘荡。在锡尔弥翁，他们虔诚地走入一座供奉圣彼得的小教堂，对这幸福而如意的一天表达感恩之情。这支悠游喜乐的团队总共复制的碑铭文字不少于22篇，其成员均来自一家古董协会。此会有两名负责人，被称作“执政官”，其一正是伟大的古董专家及艺术家安德里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而“行政代理官”procurateur即秘书，是个幸运儿，其姓名中就带有吉兆，即维罗纳的费理克斯·费理齐安Felix Felicianus【译按，拉丁文中felix有“吉兆”之意】。费理齐安对这次访古之旅充满喜气的回忆，成为意大利古典时期考古学早期历史上最灿烂的一页(124)。
奇里亚科作为楷模，从此为才华洋溢的费理克斯·费理齐安所欢欣效法，【42】后者将收集的碑铭恰如其分地献给了艺术家中最长于古物研究的曼特尼亚。奇里亚科影响所及，还包括朱利亚诺·达桑加洛Giuliano da San Gallo的那些速写本，以及维罗纳的弗拉·乔万尼·焦孔多Fra Giovanni del Giocondo的手稿收藏。焦孔多在所编订之普林尼《书信集》（1508年）中解释过古人别墅，在所编订之维特鲁威著作（1511年）中提供了第一张罗马房屋的现代结构图，在所编订的恺撒著作（1513年）中为恺撒的跨莱茵河之桥梁绘制了最早的现代素描(125)。
(1) 上文第7页。
(2) 上文第14页以下。
(3) 上文第17页以下。
(4) 参看Voigt，i 235–251，257–2603。
(5) 这四次考察得到Sabbadini的细致区别，见《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14、15世纪》（翡冷翠，1905）。
(6) 博乔，《书信集》，ii 7，ex monasterio Cluniacensi【出自克吕尼修道院】。
(7) 《书信集》，ii 26（致尼科利），Orationes meas Cluniacenses potes mittere ... Scribas mihi quae orationes sunt in eo volumine praeter Cluentianam，pro Roscio et Murena。
(8) A. C. Clark，在《牛津遗献辑刊》，x（1905），《博乔所见克吕尼之文物》The Vetus Cluniacensis of Poggio，p. iii。博乔的钞本，被鉴定为即12世纪克吕尼书目所著录的第496号，“Cicero pro Milone et pro Avito et Murena et pro quibusdam aliis”【西塞罗为米洛辩及为哈比图斯（译按，Avito系Habitus之误，克伦提乌斯全名为“Aulus Cluentius Habitus”）、墨列那及其人辩】。在博乔的钞本传入意大利之前，对于该本的校读，包括了《为米洛辩》和《为凯琉斯辩》，已被抄入圣维克多钞本中，此本今存于巴黎（拉丁件，14，749）。
(9) 瓜理诺关于《为塞克图斯·罗斯基乌斯辩》，§132，见引于Clark的《遗献》Anecdoton，iii【译按，当指《牛津遗献辑刊》Anecdota Oxoniensia】。
(10) Sabbadini，《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77，注释22。关于其他副本，见Clark，xxxix。
(11) 韦斯帕夏诺，《15世纪名人传》Vite di uomini illustri del secolo xv，503–505，一篇“皮斯托亚人津比诺”Zembino Pistolese的小传。他的编年通史部分刊印于Muratori的《意大利史料系年汇编》，xvi 1063。
(12) 博乔，《书信集》，i 5（致瓜理诺，1416年12月15日）。
(13) 琴乔致信在罗马的弗朗切斯科·达菲亚诺Francesco da Fiano，见于Quirinus（Angelo Maria Querini），《弗朗切斯科·巴尔巴罗来往书札初编》Diatriba praeliminaris in duas partes divisa ad Francisci Barbari et aliorum ad ipsum epistolas（1741），p. 8。
(14) 《书信集》，i 5，ibi inter confertissman librorum copiam，quos longum est percensere，Quintilianum comperimus adhuc salvum et incolumem，plenum tamen situ et pulvere squalentem ... Repperimus praeterea libros tres primos et dimidiam partem quarti C. Valeri Flacci Argonauticon，et expositiones ... super octo Ciceronis orationes Q. Asconii Pediani ... Haec mea transcripsi，et quidem velociter，ut ea mitterem ad Leonardum Arretinum et Nicolaum Florentinum；qui cum a me huius thesauri adinventionem cognovissent，multis a me verbis Quintilianum per suas litteras quam primum ad eos mitti contenderunt【此间藏书极为可观，一时难以尽述，我们在此发现昆体良著作竟完好无损，尽管发霉蒙灰……又觅得瓦勒理乌斯·弗拉库斯《阿尔戈传奇》前三卷及半部第四卷，及八卷阿斯柯尼乌斯·佩甸努斯的西塞罗演说词注疏（译按，见本书第一卷中译本第322页）……我亲手迅疾地誊录完毕，将之寄赠莱奥纳多·阿雷提努斯（译按，指布鲁尼）和佛罗伦萨的尼古劳斯（译按，指尼科利），他们一听闻我所发现的宝物，就写来长信，敦促我尽快把昆体良著作寄去】。参看布鲁尼，《书信集》，iv 5。
(15) 上文第8页。
(16) 书信，（1）见于Thomas，《约安内斯·德·蒙斯特里奥洛的生平与著述》De Johannis de Monsteriolo vita et operibus（1883），110；（2）见于萨卢塔蒂的《书札集》，i 260。
(17) 布隆多斯Blondus【译按，即下文的弗拉维奥·比翁多】，《意大利游览志》Italia illustrata，346。
(18) 《宗座虚位录》Sede Apostolica vacante言及副本之题记，见引于Reifferscheid，《莱茵博物馆》，1868，145。布鲁尼复信回应博乔第一次宣布其发现的日期，是1416年9月13日（《书信集》，iv 5）。
(19) 《意大利历史档案》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Ser. III，xx 60，今存两个博乔的誊录本：Vat. Urbin. 327，及Ambros. B 155 sup.【superlativo，极上品】（Sabbadini，《安布罗斯图书馆拉丁本分析》Spogli Ambrosiani Latini，350）。
(20) Sabbadini，《巴尔齐扎的加斯帕理诺关于昆体良与西塞罗的研究》Studi di Gasparino Barzizza su Quintiliano e Cicerone（1886），4。
(21) x 81（摹本见上文第24页），其笔迹较乎博乔誊抄的杰罗姆和普洛斯珀更为潦草。这两种手稿的照片，我得A. C. Clark先生赐览。
(22) A. C. Clark，在《古典学评论》，xiii 119–130。
(23) Vat. 3277（9世纪）；Thilo，引言【译按，指Thilo所校订的《阿尔戈传奇》一书引言】，xl；参看A. C. Clark，前揭，124；Sabbadini，《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151。
(24) 《一反》及《二反》卷i、ii至§35。
(25) 1416年7月25日。
(26) 1417年7月23日。
(27) liv. 5.
(28) A. C. Clark，在《古典学评论》，x 301–305。
(29) liv 4.
(30) Quirinus，前揭，horum quidem omnium librorum exempla habemus【我们已有全部书籍之副本】。
(31) Partitiones（即“修辞解析”parsing）xii versuum Aeneidos【《埃涅阿斯纪》之十二行诗的修辞解析】。
(32) Müntz，《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史》Histoire de l’Art pendant la Renaissance，i 238。
(33) 巴尔托洛梅奥在1月21日致信特拉威萨利（《书信集》，p. 984）；在随后巴尔巴罗写给博乔的信中提到了vis hyemis【于冬日】与nives【雪】（p. 2），时在1417年7月6日。
(34) 巴尔巴罗，《书信集》，pp. 4，6。这次考察的发起人是枢机主教布兰达Branda（Sabbadini，《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79，注释33）。
(35) Sabbadini，80，注释36。
(36) 博乔致信巴尔巴罗，在1418年初，“Lucretius mihi nondum redditus est，cum sit scriptus：locus est satis longinquus，neque unde aliqui veniant”【卢克莱修还未返回我手，尽管已经抄完：彼地甚为偏远，鲜有人来】（A. C. Clark，《古典学评论》，xiii 125）。Lehnerdt认为可能是指阿尔萨斯的米尔巴克Murbach im Elsass（《文艺复兴时期的卢克莱修》Lucretius in der Renaissance，5），他主张博乔或许是在考察朗格勒期间来此的。
(37) 博乔致信尼科利，《书信集》，ii 26（1425年6月），iv 2（1429年12月；Munro，《卢克莱修》，p. 33；Lehnerdt，5）。
(38) R. Ellis，在《赫尔墨斯与雅典娜》，viii（1893）261–286，以及《古典学评论》，vii 310，356，406。马德里钞本（M 31）包括了曼尼琉斯和《诗草集》，原本与另外一部有阿斯柯尼乌斯和瓦勒理乌斯·弗拉库斯著作的钞本（X 81）捆扎在一起。在第一部的卷首题录了全部的内容：Manilii Astronomicon Statii Papinii sylvae et Asconius Pedianus in Ciceronem et Valerii Flacci nonnulla【曼尼琉斯《天文学家》、帕丕尼乌斯·斯塔提乌斯《诗草集》、阿斯柯尼乌斯·佩甸努斯之西塞罗注疏、瓦勒理乌斯·弗拉库斯著作数卷】；第二部的篇末，见上文第24页的摹本，又参看Clark，《古典学评论》，xiii 119。
(39) Clark，《古典学评论》，xiii 126–129；xv 166。
(40) L本（Laur. xxxvii 16）与F本。
(41) O本（牛津王后学院）与V本（梵蒂冈，Vat. 1652）。
(42) Ziegelbauer（转引自Urlichs，在《莱茵博物馆》，xxvi 638），lectissima de sua bibliotheca exportari volumina iussit，quae magnam vero partem deinceps non sunt restituta【他要求将图书馆精选之书卷拿去展示，不过大多数原本未能归还】。博乔，《书信集》，ii，p. 375，Ammianum Marcellinum ego latinis musis restitui cum illum eruissem e bibliotecis ne dicam ergastulis Germanorum. Cardinalis de Columna habet eum codicem，quem portavi，litteris antiquis，sed ita mendosum，ut nil corruptius esse possit. Nicolaus Nicolus illum manu sua transcripsit in chartis papyri. Is est in bibliotheca Cosmi【随着我从图书馆发掘出这部钞本，我就要重新建立对阿米安·马赛理努斯之拉丁文的研究，更不消说日耳曼的工作坊了。科隆纳家的枢机主教得我转赠拥有这部古典文学的钞本，但是谬误甚多，简直无从损坏。尼科洛·尼科利亲手将之誊抄于纸上。此本今存于科西莫之书室】。前揭由Clark在《古典学评论》xiii 125所刊印之书信，De Ammiano Marcellino non reperio，qui symbolum conferat【我未寻得谁人能够对于阿米安·马赛理努斯加以点校】（“在辨读或解释上予以援助”）。
(43) No. 1873，10世纪；摹本见Chatelain，《古典拉丁语的古文书法》，no. 195。
(44) 《书信集》，ii 7，iii 12（1423—1427）。赫斯费德钞本的文本，刊行于1533年，原本则亡佚了，唯有六页残卷，于1876年在马尔堡重见天日。参看Schanz，§809。
(45) 《为凯基纳辩》题记；hanc orationem ... cum eam ... in silvis Lingonum adinvenisset ...【当我去往朗格勒，在林间发现了这部演说词】。
(46) 《斥皮索》题记；has septem ... orationes ... perquisitis plurimis Galliae Germaniaeque ... bibliothecis cum latentes comperisset【此演说词七篇，乃高卢与日耳曼所得之大收获，尽是举世未闻之书籍】（A. C. Clark，《牛津遗献辑刊》，p. 11；Sabbadini，《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81）。
(47) 书信，转引自A. C. Clark，《古典学评论》，xiii 125–126。
(48) Sabbadini, 82.
(49) Querini，《巴尔巴罗书信集》，p. 2。
(50) 《书信集》，i p. 80，conduxi scriptorem in Germania.
(51) Clark，《古典学评论》，xiii 128。
(52) Sabbadini，《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16，81。
(53) 韦斯帕夏诺，《博乔传》，§2。
(54) Jovius，《颂赞集》，no. 10。
(55) 《书信集》，iii 13。
(56) Viertel，在《古典语文学年刊》（1880），243。
(57) Sabbadini，在《意大利古典语文学研究》，vii 104以及《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100。
(58) Sabbadini，《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100，注释61。
(59) 《意大利游览志》，346。
(60) Ottob. 1592.
(61) Sabbadini，《瓜理诺与西塞罗的修辞学著作》Guarino e le Opere Rettoriche di Cicero，433，以及《维罗纳人瓜理诺之学派及研究》，102。
(62) 《书信集》，ii 3；iv 2，4。
(63) 《书信集》，ii 22。
(64) Valentinelli，《威尼斯圣马可教堂稿钞本书目》Bibliotheca manuscripta ad S. Marci Venetiarum，vi 52。
(65) 《书信集》，ii 9；iv 20；v 18。
(66) 上文第24页以下；参看H. Keil，在《莱茵博物馆》，vi（1848）145。有关塔西佗的重获，见Voigt，i 249–2572。
(67) 《书信集》，iii 5，14，15，17（1426—1428）。
(68) 《历史》，ii 49，见《建筑论》Architettura，p. 38，1565年版。
(69) Bursian之《年刊》，xix 568。
(70) 参看《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vol. 148，pp. 437–468。
(71) 1890年。参看《语文学与古典教育杂志》，xix 302。
(72) Clark，《古典学评论》，xx 227，注释3。
(73) Viertel，在《新年刊》，1881，423，805；Hüffer，《考尔维研究》Korveier Studien，1898，p. 14。
(74) Sabbadini，《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104 b。
(75) 《书信集》，i 21。
(76) 其一面之摹本，见Ramorino，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记录》Atti del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罗马，1905，ii 230–232；Sabbadini，《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141以下。
(77) Laur. lxxiii 1.
(78) 博乔，《书信集》，i，p. 266。
(79) 博乔，《书信集》，p. 304。
(80) 《安菲特律昂》Amphitruo、《赶驴》、《一坛金子》和半部《俘虏》。另外四部已知作品是《卡西娜》Casina、《库尔库利奥》Curculio、《奁箱》Cistellaria和《埃皮狄库斯》Epidicus。这些作品存于帕拉廷本B和C以及安布罗斯本E中。
(81) Ritschl之D本（12世纪）。
(82) 韦斯帕夏诺，《博乔传》，§2。
(83) 《书信集》，i，pp. 284，304；参看Sabbadini，《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85。
(84) 完整的摹本，由C. Herschel编订（波士顿，1899）。
(85) 特拉威萨利，《书信集》，viii 53；Sabbadini，95。
(86) Voigt, i 2603; Sabbadini, 116。
(87) Sabbadini, 121
(88) Sabbadini, 141。
(89) Sabbadini，125以下。
(90) Sabbadini, 140。
(91) Sabbadini，151以下；下文第84页。
(92) Sabbadini，156–160。
(93) Sabbadini, 164。
(94) Voigt, i 262–2663.
(95) 《书札集》，iii 129–132。
(96) 目录由Omont刊印于《图书馆杂志》Revue des Bibliothèques，ii（1892）；参看Sabbadini，《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44以下。
(97) 特拉威萨利，《书信集》，vi 8。
(98) Sabbadini, 46.
(99) 《书信集》，xxiv 38，53，61。
(100) 索福克勒斯（1885）与埃斯库罗斯（1896）的摹本。
(101) Voigt，i 263–265，346–348，556–5603；他最终的手稿目录，见于Sabbadini的《传记》Biographia【译按，指《乔万尼·奥理斯帕实录》Biografia documentata di Giovanni Aurispa】；参看《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46–47。
(102) 目录见于特拉威萨利，《书信集》，xxiv 32，转载于Symonds，ii 2702；参看Sabbadini，《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48；关于这些手稿的次要发现者，见上书，49以下。
(103) 《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51–55。
(104) 《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55–65。
(105) Omont，《巴黎公共图书馆所藏希腊文手稿简目》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anuscrits grecs conservés dans les bibliothèques publiques de Paris，1894；下文第61页。
(106) K. K. Müller，《雅努斯·剌斯喀理斯与梅第奇图书馆新论》Neue Mittheilungen über Janos Laskaris und die Mediceische Bibliothek，333–411。参看Sabbadini，67以下。
(107) Voigt, i 266–2863.
(108) Mommsen在《萨克逊学会会议报告》，1850，p. 287以下；Voigt，i 2683，注释4；Sabbadini，《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82，注释49。
(109) 副本由De Rossi发现；参看Henzen在《拉丁碑铭集》，vi 1（Voigt，i 266–2683）。
(110) 参看Burckhardt，Part III，c. ii，177–186，英译本，以及Symonds，ii 152–155。
(111) 《书信集》，xii 32，quidquid in me est，hoc totum acceptum refero Ciceroni，quem elegi ad eloquentiam docendam.【吾之文才无他，尽出于西塞罗，因此人而以雄词伟辩为学】。参看Sabbadini，《文艺复兴时期的西塞罗风格史与其他文学问题》，19以下。
(112) Sabbadini，《文艺复兴时期的西塞罗风格史与其他文学问题》，20–25；参看《哈佛讲演录》，155以下。
(113) Recanati，《博乔传》Vita Poggii，xxxiv。
(114) No. 761，颔首向左，浅灰色头发自右侧鬓角向后掠过，鼻孔至唇角间有明显的意气消沉之色。又见Boissard的《名人像集》Icones virorum illustrium，1 xii 108（1597）。
(115) 面略朝左，满头乌发。关于博乔，综合参看韦斯帕夏诺，420–427；《博乔传》，由W. Shepherd牧师撰写（1802）；Voigt，i 235–249，ii 7，74，251，327，448等；Symonds，ii 134以下，152，218，230–246。《书信集》Epistolae，由Tonelli编订，i 1832，ii及iii（极罕见）1859–1861。Orelli，《语文学史的几份重要材料》Symbolae nonnullae ad historiam philologiae（苏黎世，1835），择要刊印了涉及钞本手稿之发现内容的书信，后附博乔两封书信，分别关于布拉格的杰罗姆Jerome of Prague以及苏黎世附近巴登的浴室；及A. C. Clark在《古典学评论》，xiii 125中，刊印的一封致弗朗切斯科·巴尔巴罗的信。值得期待的一部颇有价值的书信集，将由Wilmanns编订。
(116) maiorem longe quam ipsi libri fidem et notitiam praebere videbantur.【其中所见比你在书卷之中找到的证据和信息更多。】
(117) 梵蒂冈，希腊本，1309号。他收藏的斯特拉波凡二卷，第一卷存于伊顿（cod. 141），第二卷存于佛罗伦萨（洛伦佐，xxviii 15）。Sabbadini，《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48，69。
(118) 《书信集》，vi 9，Mehus本。
(119) Boeckh，《希腊碑铭集》，I，p. ix；Henzen，《拉丁碑铭集》，VI（1），p. xl；Jahn，341–343。
(120) Voigt，i 2843；参看Jahn，336。
(121) 下文第十六章；O. Jahn，《以古物研究为本》Aus der Alterthumswissenschaft，1868，333–352。综合参看Scalamontius在Colucci，《皮切尼古物》Delle antichità Picene，xv 50以下；Mehus编订《安科纳人奇里亚科游览志》Kyriaci Anconitani Itinerarium（1742）之前言；Tiraboschi，vi 179–203；《拉丁碑铭集》，III p. xxii，129以下；Voigt，i 269–2863；Symonds，ii 155–157；De Rossi，《罗马城基督徒碑铭集，至7世纪》Inscriptiones Christianae Urbis Romae Septimo Saeculo Antiquiores，i 356–387；以及Ziebarth，在《古典学新年刊》，1902，214以下。
(122) 上文第38页。
(123) 进一步可见A. Masius，《弗拉维奥·比翁多的生平与著述》Flavio Biondo，sein Leben und sein Werke；Voigt，ii 34–36，85–883；参看Symonds，ii 220–222，Creghton，ii 374，iii 174；以及《哈佛讲演录》，46。
(124) 《喜乐事》Jubilatio全文首次刊印于Kristeller的《安德里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1901年版，p. 523【译按，在1901年英文版第472—473页】。《拉丁碑铭集》，V i，p. 427 a，只刊载了此文开篇。
(125) 关于奇里亚科的后继者，参看E. Ziebarth，在《古典学新年刊》，xi（1903），480–493；以及《哈佛讲演录》，4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