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局部服从全局

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全局和局部两个方面。全局是指事物的整体及其发展的全过程，带有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局部是指组成事物整体的一部分及其发展的某个阶级。全局和局部是对立的统一。在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上，全局统率局部，局部隶属全局。全局的利益是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之所在。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反映在人际关系方面就是核心领导成员与个别班子成员的关系。作为个别班子成员在处理核心领导成员关系中必须牢固树立照顾全局的观点。毛泽东对树立照顾全局的观点有过深刻的阐述：“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

识大体、顾大局，使局部服从全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小原则服从大原则，这是周恩来在处理同核心领导关系时一贯遵循的原则。

1.顾全大局 相忍为党

遵循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就是要积极支持核心领导成员的工作。首先，想问题、办事情不能只顾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把局部、眼前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应从全局出发。当局部利益与大局利益发生矛盾时，要舍得放弃局部利益，甚至牺牲局部利益以顾全大局利益，要有“舍车马保将帅”的精神。

作为领导集体中的一员，要不仅善于处理和核心领导成员观点一致时的关系，还要善于处理和核心领导成员观点不一致时的关系，这就需要班子成员识大体、顾大局。周恩来在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事实，就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高贵品质。1930年，周恩来、瞿秋白按照共产国际7月指示信，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端正了方向，形成了团结合作的气氛，全党可以再图恢复和发展了。

然而，就在中共中央8月1日、3日的政治局会议记录送到莫斯科后，共产党国际执委会对于李立三在会上的讲话中说到要把苏联拉入战争等内容，十分恼怒，一反前态，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升级，并于10月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指责李立三是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反国际路线，进而批判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这样，周恩来，瞿秋白一系列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措施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就处在了被批判的地位，正确变成了错误，忠实贯彻共产国际的7月指示信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共产国际的10月指示信，中共中央是11月16日收到的，而在此之前，王明就通过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盛荣、陈昌浩获知共产国际对立三错误的新看法，于是王明一改原先支持中共六届三中全地的态度，认为时机已到，在党内发动一部发人与中央对立，攻击党中央和六届三中全会，制造派别斗争，搅乱党的思想和组织，并和何孟雄、罗章龙等联合一致，提出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因而，周恩来工作更加困难。

尽管周恩来认为前段工作是实事求是、正确的，但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仍承担了责任，承认六届三中全会“取了调和态度”，但申辩说：“三中全会是接受国际路线的指示，并依此定出总的方针”。会议对王明等反中央的宗派活动进行抵制，批评他们先于中央知道10月来信的内容后，不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和请示，却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提出立三路线问题和调和问题，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然而，王明由于有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反中央的活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厉害，中共中央已不能有效地对全党实行领导。周恩来到处谈话，做工作，还是不能平息风波。王明一伙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地对准瞿秋白、周恩来，企图把他们的威信压下去，使党陷入了一场即将分裂的空前严重的危机之中。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一旦出现这种分裂，后果不堪设想。此时，维护党的团结，避免分裂，成为党面临的全部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周恩来看到了这一点。面对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误解，他没有辩解，不是去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是忍辱负重，竭尽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他为避免党的严重分裂，一方面承担了所谓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责任，并要“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另一方面，他对于王明反对中央的非组织活动，也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要求党员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来做工作，不允许采取搞分裂的方式，努力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劝他们不要意气用事，而应转变态度，在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避免党的分裂，帮助党渡过难关。出于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的考虑，周恩来还和瞿秋白一起请求退出中央政治局。

然而，对于周恩来、瞿秋白的辞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采取了拒瞿留周的方针。米夫说：对周恩来是要批评，但也不是要他滚蛋。王明也宣称说：“这为的是实际工作便利和给周恩来以改正的机会。”这不是米夫、王明对周恩来的偏爱，而是党的工作离不开周恩来，周恩来在党内的威信使他们不能抛开周恩来。正如六届四中全会上有的人发言说：周恩来是党内的人才，他的艰苦耐劳的精神，他在军事上、组织上的才能，是否还有第二人呢？！

周恩来的辞职未获批准。瞿秋白对他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为了党的生存和发展，尽管处境维艰，周恩来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忍辱负重，继续工作下去。

当时，立三错误已使党受到很大损失，党亟须稳定团结，再图恢复，而王明等人又搞得党内一片混乱。由于王明等人上台，有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党员十分不满，自动离党了；有些党员动摇了；有些党员变得消极了。在此严重形势下，周恩来内心充满苦闷，但是为了党他还是拼命苦干。

由于有周恩来在，由于他的威望，一些党员才认为党中央是真的中央而留在了党内。

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尽管自己处境艰难，他仍然发言指出：“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者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因为站在派别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允许的。”他极力保护和团结尽可能多的同志，使党尽可能地减少损失。

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等非法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对此，周恩来又做了大量工作，找他们谈话，要他们立即停止分裂党的活动，承认错误，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并告诫他们，分裂党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经过艰苦的努力，党终于从面临分裂的严重危机中摆脱了出来。

在1930年这段极其复杂艰难的历程中，周恩来用自己的政治威信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表现出他坚强的党性。1972年，周恩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仍痛定思痛地说：那时情况已是中央破产、党内分裂，自己工作得焦头烂额，舌敝唇焦，当时的心情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2.心底无私

遵循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要努力做好自己所领导的工作，以局部工作的成绩和取得的良好效果为领导全局工作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全局工作。同时，还要正确维护核心领导成员的权威。对核心领导成员的指示，只要没有原则错误，都应当贯彻执行。要正确对待核心领导成员的缺点和错误；决不背后议论核心领导成员，贬低核心领导成员。要积极支持、热情帮助能力比自己弱的核心领导成员。只要他没有离开领导岗位，就应从全局出发，执行他的正确指示，尊重他的领导地位。要做到这些，只有心底无私的人才能做到。

心底无私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一个人要赢得核心领导成员的信任和爱戴，除了应有大局、整体观念之外，还要做到心底无私，办事处以公心，才能真正与核心领导建立和谐亲密的人际关系。

周恩来是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曾多次准备用纪录片或故事片的形式反映和歌颂这一光辉史绩。但由于周恩来不同意，一次又一次地取消了摄制计划。1959年，军事博物馆准备在红军馆陈列“八一”南昌起义的展品，周恩来先去审查。当讲解员介绍红军馆序言部分，提出“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举行的时候，周恩来立即打断说：“怎么是我领导的呢？是党派我去的嘛，是党领导的嘛！”他严肃地要求把解说词改过来，接着，就去看后面的陈列了。

周恩来作为党和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可他总是反复地告诫自己，功劳属于党，属于人民，心无名利，心底无私。

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在摄制过程中，周恩来自始至终地参加指导、审定，他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在选材和节目安排上，周恩来一再强调：“影片一定要突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要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的光辉思想生动地显示出来。”对于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革命业绩，周恩来也都做了细致周到的安排和体现。可是他对自己的革命功绩，却不准在影片中表现。

有一次，陈毅对周恩来说：“你这个总导演太‘霸道’了，其他领导同志的事迹你都体现了，唯独你自己的事一点儿也没有，提意见你还不听！”周恩来听了只是爽朗地笑了笑，又一次拒绝了重复提了多次的这条意见。

在周恩来心中，只有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才是第一位的，因此他在处理与核心领导成员的关系时，也是以此为标准。因此，在一切涉及他个人时，他对自己的荣辱得失则从不计较。

周恩来一生心中只有党的事业而没有他自己，他处理与核心领导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庸俗的人际关系之上的，而是以共同的为国为民为党奋斗的理想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也正因为这样的思想信念，他心无名利，心底无私。

周恩来心底无私的品质是让人敬佩的。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中央统计局干事长的张冲，曾于1932年2月炮制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诬陷周恩来。但他在西安事变后，作为国民党代表多次同中共谈判，为了国共合作抗战，并给予中共许多帮助。抗战中，张冲坚决主张国共合作，共御外侮。周恩来胸襟博大，不计前嫌，不咎既往，与张冲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1941年8月，张冲不幸病逝，周恩来写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并为《新华日报》撰写题为《悼张淮南（张冲）先生》的社论，表示深切悼念。在追悼会上，周恩来发表演讲，指出：“追悼淮南先生，当继其志，加强团结，共御外侮。”对张冲为国共合作所做的贡献做了充分肯定。对一位曾是敌对阵营中的人倘能如此，周恩来对待自己的同志、战友乃至党的领袖更是无私无我了。由于大公无私，周恩来一生任劳任怨，忍辱负重，承受了常人所无法承受的太重的压力和太多的委屈。然而，他毫不计较，一直至死毫无怨言。

周恩来这种不计个人恩怨，心中只有国家人民利益的伟大胸怀，在国民党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深得民主党派人士钦佩，更让他的核心领导成员毛泽东感受到他心底无私，一心为公的高尚品质，因而把他引以为一起共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至真至诚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