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军事智慧
作为军事家的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领导军队和国防建设中，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早在共产党成立不久的大革命时期，他对军事运动的意义就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开始了创建人民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的实践活动。他长期担任中央的军事领导，从南昌起义到渡江作战以及建国后一系列军事斗争中，都凝聚着周恩来光辉的军事智慧。他的严谨周密、善握时机和机智灵活构成了周恩来军事智慧的特色，与毛泽东的勇猛刚毅、气魄宏伟相得益彰。正是周与毛的绝妙配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舞台上，表演了一出出威武雄壮的活剧。
一、“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大革命初期，全国青年中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到黄埔去！”黄埔成了全国进步青年追求向往的地方。“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里被人们誉为“革命的黄埔”。它不仅是国共合作下武装斗争的摇篮，也是共产党人初期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当时的周恩来就是这个育才工程的设计师和施教者，他因此成为我党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对于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周恩来很早就有认识。早在1922年，他就撰文指出：“军队才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1924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既是中共中央所派遣，也是应孙中山和廖仲恺的邀请去任职的。自周恩来接任政治部主任后，开始了革命军队灵魂的工作——军队政治工作。建国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说过：“第一个做政治工作的是周总理。你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做政治工作你资格最老。”
周恩来到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与孙中山分析了他以往从事军事运动失败的原因，研究了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认为军队政治工作极为重要，必须在进行军事教育的同时，切实加强政治工作，使每个军官和士兵都能明白“军队是为人民而打仗的”，军队应成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工具。他制定了《政治教育大纲草案》，规定军校政治课程与军事课程并重，加设了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各国革命史、社会主义等课程。政治部专设的政治教官几乎都是共产党员。据一些“老黄埔”回忆，周恩来在领导军校政治工作中，总是“努力地让军队变成人们的武力”，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经常亲自讲课和做报告，他的讲演深入浅出，很受军校师生的欢迎。在军校的大榕树下，周恩来常常在这里与师生们促膝谈心，勉励大家为人们英勇杀敌，而且要当“无线电机”，把革命思想传播到四面八方。
为健全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他创建中共黄埔党组织和青年团的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由他代表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他还受校党代表廖仲恺之命，指导全校各级党代表，“指导全校党务”。他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对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进行了改造，如在特别区党部的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中，吴明为宣传委员，罗振声为组织委员，周逸群为常务委员，这三人都是共产党员。他还把校内的进步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血花剧社”，自编自导自演革命戏剧，陈赓就是当时“血花剧社”的领导人之一。接着又建立“火星社”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两个组织，由共产党员徐向前、陈赓、左权等负责领导，出版会刊《中国军人》，这在广东各军影响很大，军队风气为之一变。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说：“共产党人在政治部里起了积极作用，因而政治部的工作提高了学员的训练水平并大大加强了黄埔军校的纪律性。”徐向前也曾在《历史的回顾》的一书中写道，“在周恩来主持下，军校的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性很强，有力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
为建立一支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武装力量，周恩来从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中抽调了部分共产党员作为骨干，如徐成章、赵自选、周士弟等，以各地调来的工农积极分子为基本队伍，建立了一支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共有一百多人，按“三三制”编制，队下设有三个排九个班，驻地广州大沙头。队长徐成章，党代表廖乾吾，副队长周士弟。由于该队装备较好，且配备了铁甲列车，故称为“铁甲车队”。铁甲车队的所有人员的配备、调动，它的工作及活动都完全由周恩来和广东区委决定。铁甲车队在其后东征陈炯明和平定刘、杨叛乱的战斗中，表现出色，受到广东区委的赞扬。后来孙中山逝世，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周恩来就在铁甲车队的基础上扩编组成了叶挺独立团。他在叶挺独立团首创了团有党支部，连有党小组的制度，独立团的人事任免及军政训练都由他亲自负责，这实际是我党正式创建军队之前的第一支武装力量。这个团其后在北伐战争中英勇善战，功勋卓著，被人们誉为“铁军”，这其中与周恩来的心血浇灌是分不开的。
1925年，广东政府进行两次东征陈炯明和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的战斗，周恩来被任命为东征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其后又兼任第一军党代表。在这期间，周恩来给黄埔军校的学生军专门讲述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它明确地指出：
一、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
二、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的。
三、军队的组织有很重要的意义，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
四、军队有种种集成的方式，这方式是依社会环境和时代的生产方式而变迁的。
周恩来还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上，讲了《国民革命及军事政治工作》。他说，国民革命军是建筑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的基础上的，又是封建制度下经济不安的社会里出来的，我们要把这些不安的人民收集于革命的旗帜之下，不可让他们走入军阀军队之中。他分析不同情况，讲述了政治工作的不同作用：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使革命军队确实有革命观念。在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也要因对象不同而有不同使命：对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
关于军队中的政治部，他说，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以进行政治教育，使军队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在军中做政治工作的人，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十分勇敢，而且比士兵更勤苦。关于政治工作的近期目的，他说，要使官佐、士兵和一切群众晓得党的主义、理论、政策，行动要按政策办事。
可以说周恩来的这两个讲话，完全是革命军队在创建时期政治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此外，他还在其他场合作了《革命军部队政工与民众运动》和《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会上的政治报告》等讲话，指出革命军士兵必须与工农联合，共同打倒帝国主义，若无人民的援助，就不能负起这伟大的责任。这些都是对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概括。
两次东征陈炯明和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的战斗胜利事实证明，军队政治工作的作用是巨大的，黄埔学生军不愧是受过革命思想熏陶的，他们纪律严明，英勇善战，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军队政治工作的威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首创中国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记录
1926年12月，北伐军以破竹之势向两湖和闽赣地区发展。为了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周恩来离开广东，被调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并兼任中央军委委员，其主要任务是组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在此两个月之前，即于10月24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但由于装备不足，被军阀孙传芳的军队镇压下去了。192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又决定上海工人实行总罢工。罢工人数由10万人发展到20万人，进而发展为武装起义。但在反动军队的镇压下，仍然失败了。
周恩来认真总结了前两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他说，起义的失败“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从中央的指导方针来说，“全党甚至没有夺取政权的打算”，“党一直采取了不提出夺取政权的立场”。这是针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路线而说的，反映了周恩来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不满。但周恩来仍激励大家，不要灰心，应当把这次起义看做是为将来的起义作准备，我们必须做好切实周密的准备工作，正确地选择时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坚决果断地发动第三次起义。为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周恩来提出了军事工作的纲领性计划，这包括建立领导机构，组织武装力量，加强队伍训练，准备武器装备，做好敌军工作，开展情报活动等。其核心就是要建立一支由自己直接领导的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以作为武装起义的主力军，在关键时刻能够克敌制胜。
周恩来组织了三支武装力量：一是由1个常备团和3个后备团组成，总数有2000多人的纠察队；二是有近千人组成的自卫团，以做纠察队的核心；三是能够机动作战的特别队，开始人数较少，到3月初已发展到900多人。周恩来亲自制定《武装暴动训练大纲》，特别军委队各区的工人武装实行统一的编制和组织，整个上海的工人武装成为了一支有统一领导、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武装力量。
3月初，北伐军从宜兴取常州，由嘉兴攻松江，分两路进逼上海，局势越来越紧迫。在周恩来的组织下，闸北、南市、沪东、沪西等7个区分别制定出详细的罢工和起义的计划，准备工作一件件被落实下来。周恩来宣布，3月21日举行起义。
行动时刻来到了。3月21日中午12时整，上海总工会颁布总同盟罢工令。顿时黄浦江上汽笛长鸣，上海沸腾起来了：码头、汽车、邮电、纺织、面粉等各行各业80多万工人实行了罢工，工人潮水般地涌向街头，纷纷向预定的地点集中。电话不响，机器不转了，自来水断流了，交通中断了。市内的敌人就像无头的苍蝇，惊慌失措。罢工迅速转为武装暴动，5000余人的武装工人纠察队在总指挥周恩来的统一领导下，分别向各自攻击的目标发起冲击。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跟随在后，助威呐喊。武装起义自下午1时至5时，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6个区紧张都十分顺利，战斗基本结束，唯有闸北区仍在激战之中。
正在战斗十分激烈的时刻，身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陈独秀发生了动摇。根据当时与陈独秀在一起的郑超麟说：
“暴动是中午开始的。下午和当夜打得很激烈。我们坐了汽车到闸北去看了一下，黄昏就回来了。这天夜里，我来往于中央宣传部和施高塔路恒丰里之间，那时陈独秀住在中央宣传部，恒丰里则是区委一个机关，传递前方战斗消息的。我们整夜听着闸北传来的疏疏密密的枪声，有几个时候密得同爆竹一般，恒丰里把重要的消息派人送宣传部，陈独秀有时也有指示。我也传递过几次字条。深夜三点钟左右，陈独秀曾写字条叫人送到闸北区，主张把我们的武装撤退到大场方向去，以避免牺牲。可是前方没有执行。”
有战斗经验的周恩来知道，在战争中，往往战斗到了最激烈的时刻，谁能坚持谁就能胜利。因此，作为起义总指挥的周恩来没有执行陈独秀的错误命令，终于转变了战局。
盘踞在上海的敌军是孙传芳直鲁联军毕庶澄部，其主要兵力云集在闸北区的火车北站、东方图书馆等20多个据点中。下午4时许，从一个重要情报中得知，敌军500多人乘火车将从吴淞进入上海。为此，周恩来亲自到天通庵车站附近勘察地形，决定组织工人纠察队伏击列车。黄昏时，列车进入伏击圈，因事先铁轨被拔去了道钉，列车突然出轨翻倒，埋伏在那里的工人纠察队立即开火，敌人毫无准备，被打得乱成一团。在一片“缴枪不杀”的呐喊声中，敌军乖乖地挂起了白旗。
火车北站是敌人最集中的堡垒。他们为了阻止工人武装的进攻，利用了高楼建筑的有利地形和机枪大炮等武器优势，以猛烈的火力封锁道路，并使用喷火器焚烧民房。有些纠察队员急了，沿墙搭梯进行强攻，伤亡一时很大。周恩来赶到后，立即阻止了这一行动。他命令纠察队占据敌人据点对面的小楼，部署火力，严密监视敌人，只要敌人一露头，就给予猛烈打击。同时用广播喇叭对敌人喊话，劝其投降。由于敌人的其他据点被陆续攻克，毕庶澄见固守无望，大势已去，他便匆匆逃进了租界躲了起来。毕在上海失守后，逃亡到北方，后来还是被张宗昌给处死了。残余之敌由于失去了指挥，军心动摇，工人纠察队及时发起总攻击，敌军完全土崩瓦解。下午6时，鲜红的旗帜高高地在火车北站的屋顶上飘扬。
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经过两天一夜30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消灭了3000多军阀的部队和2000多反动警察，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占领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使北伐军未费一枪一弹就进入了上海。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世界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史上有数的成功记录之一。作为这次起义的总指挥周恩来，充分表现了他那坚决果断、细致周密、从容沉着、指挥若定的军事领导才能。参加过这次起义的领导人孙长胜回忆说：“在起义中，周恩来总是出现在前线的最关键时刻，亲自部署指挥。他不仅是运筹帷幄的统帅，而且还是身先士卒的英雄。”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缔造者之一
1927年那个腥风血雨的春夏，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举起了反革命的屠刀，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风云突变，烟雨莽苍，中国革命的出路何在？在这极为危急的关头，为挽救革命的危局，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果断地作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即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并派周恩来前去领导。
事情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时参加起义的聂荣臻元帅仍觉得此事清晰地印在脑海中，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7月中旬，周恩来召集我们举行紧急会议，他向我们在军委的几个同志传达中央常委会的精神。他说，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来打倒反革命。中央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
7月26日，周恩来在陈赓的护送下，冒着严酷的白色恐怖，秘密地来到南昌部署起义。傍晚时分，周恩来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手提一只黑皮箱，悄悄地来到花园角4号朱德的寓所，与朱德详细地讨论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按照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决定，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在南昌市中心的洗马池江西大旅社，周恩来主持了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了有关起义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决定设立武装起义总指挥部，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起义时间定为7月30日晚。
7月28日，周恩来来到子固路原为中华圣公会所在地的贺龙20军的军部。当南昌起义的计划确定时，贺龙还没有参加共产党，但他就蒋介石和汪精卫举起反革命的屠刀的时候，却向周恩来明确地表示过：“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7月23日，贺龙从鄂东来到九江，谭平山向他征求举行起义的意见，他表示了坚决同意。此时，周恩来就是特地来向贺龙宣布前委的决定。他亲切地对贺龙说，贺龙同志，党了解你，也相信你。周逸群同志早已向我们汇报过，你已多次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你在这次大革命遭受失败紧要关头的表现，证明你是跟党走的。这也说明了你有决心成为共产党员，听从党的指挥。因此，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党的前敌委员会已经决定，你和叶挺同志担任起义的领导工作。你为起义军的总指挥，叶挺同志为前敌的总指挥。
贺龙感到此事关系重大，要求党重新考虑总指挥的人选，并表示自己一定服从指挥。周恩来恳切地说，前敌委员会一致认为，只有你担任总指挥最为恰当，请你不要再推辞，你若有什么困难，前敌委员会一定会设法帮助你。贺龙十分感激党对他的信任，于是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一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并向周恩来保证，他和20军全体官兵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他还说：“无论南昌暴动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就上山！”
为协助贺龙对南昌起义的领导，周恩来又派了刘伯承来帮助贺龙共同研究制定起义计划和部署起义工作，接着刘伯承就搬到了贺龙的军部来住。
正当起义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的时候，29日张国焘突然从武汉来到九江，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两次密电南昌前委：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南昌后再作决定是否起义。30日晨，张急急忙忙赶来南昌，在前委展开的紧急会议上，又以种种借口阻止起义，说什么“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他还说，这是国际代表的意见。
平时一向以温和著称的周恩来一听此话，怒不可遏，他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说道：“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就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他的情绪十分激动，气愤地手拍桌子与张国焘争辩说，“我党必须站在革命的领导地位，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决不能依靠张发奎这样的军阀。陈独秀已经把我们害苦了，再按他的主张搞下去，停止起义，只能是对革命的背叛！”几十年以后，周恩来还曾对人说起此事，“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
通过激烈地争辩，周恩来与其他前委同志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张国焘的意见，张国焘再无话可说，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但是起义的时间被迫往后推迟了。31日上午，周恩来签发了南昌起义的作战命令。
晚上9时，全城戒严，口令是“河山统一”。起义部队分别进入指定的战斗岗位。参加起义的官兵都佩上了红领带，作为识别的标志。就在起义进入万弩待发之际，突然一个士兵报告贺龙说，一姓赵的营长叛变跑了，贺龙一听，速将此情况报告周恩来。周立即代表前委果断地决定，起义提前两个小时进行。
8月1日凌晨2点，一声枪响划破了长夜的寂静，南昌城内外，顿时响起激烈的枪声，周恩来一直在位于战斗最前沿的松柏巷亲自指挥，经过数小时的鏖战，歼敌3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起义成功了。在胜利声中，周恩来庄严宣告：“革命靠军阀的部队是靠不住的，今天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从此，我们的军队归共产党领导。”
8月5日，起义军撤离南昌，按计划挥师南下。两个月中，起义军下瑞金，夺会昌，占汀州，解放潮汕，在赣、闽、粤等省点燃了熊熊革命烈火。但起义军未能及时开展土地革命和就地建立根据地，遭致敌重兵的围追堵截，而最终失败了。后来起义部队的一部分奔向海陆丰，汇合当地农民武装，创立了海陆丰红色政权。其余部队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转战湘南，于1928年4月踏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八一”南昌起义，在我党我军历史上起着划时代的作用，这次起义远远地超过了它本身的意义，它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成为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转折点，中国人民自己的武装从此诞生，后来发展成为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缔造者之一。
四、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
1928年10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参加了六大后回国，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是向忠发，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在实际工作中也无法起主要的决策作用，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六大前后，中国农村的革命游击战争和红军的发展正处在极为困难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六大强调了建立工农红军的重要性，认为在农村中游击战争将成为主要斗争的方式，肯定了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能够存在和发展。这是六大的重要贡献。但是六大仍然认为要以城市斗争为中心，而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作用估计不足。共产国际当时还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就很容易被敌人消灭，还会妨碍老百姓的利益。因此，要求调毛泽东、朱德等高级干部去学习或到中央工作。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周恩来曾在1929年2月代表中央起草了一封给红四军的指示信，提出了上述内容。但朱、毛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周恩来也认为指示信存在错误，当中央常委在讨论红四军问题时，他说，朱、毛出来问题原则上虽如此，但现在实际情形要写得活一些。会后周恩来起草给红四军的信就已不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四军，调朱、毛出来的事，实际上就此作罢。
在全国红军中，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地位最为重要。但在这时，红四军领导内部发生了问题。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对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的认识却不尽一致，朱、毛之间的意见也存在一些分歧。此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到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不了解红四军的斗争历史和实际情况，又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提出来的一些正确主张横加指责，顿使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已有的争论发展得更为严重了。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红四军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对争论的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会上，毛泽东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会议选举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留在闽西养病，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的身份指导地方工作。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8月21日就代表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严肃地批评了红四军七大的主要精神是在解决党内的纠纷，而没有针对目前围攻形势，着重于与敌人的艰苦奋斗，“这不能不说是代表大会中的缺点”。
周恩来一贯重视红军和农村的发展，他在信中充分地肯定了红四军七大报告中所提出“地方武装和红军应同样扩大”的意见，同时支持红军扩充的基础必须建立地方武装之上，武装农民是扩大红军的前提和基础，要明确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还必须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在游击作战的同时，还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要是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把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他还认为，目前环境中的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没有必要采取前委和军委双重领导制。这样才能行动敏捷，便于作战，战胜敌人。当然比较集权制，不是不要党内民主，而是反对极端民主化。
8月下旬，根据中央的指示，陈毅代表红四军从闽西经厦门乘香港的英国轮船到达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七大的情况。29日，在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陈毅详细地汇报了红四军内部争论的由来与现状。周恩来听了陈毅的汇报，建议陈毅支持毛泽东的工作，回去后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来，让毛泽东复职。他在专门为红四军问题召开的中共中央军事会议上，作出决定：毛泽东回红四军继续担任党的前委书记。他多次找陈毅谈话，并让陈毅代表他和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经周恩来修改审定后，经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陈毅带回红四军。这就是著名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因为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日期是9月28日，又被称为中央“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分析了当前军阀混战、土地革命向前发展的政治形势，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阶级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效果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信中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
“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提出要在红军中“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因为大量农民参加红军自然会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的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
信中还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行政机关去办”。
这些指示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指示信要求红四军必须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思想的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基础。
陈毅临走前，周恩来还嘱托他回去后迅速召集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团结一致，作出决议后再向中央汇报。11月下旬，陈毅回去后亲自到了毛泽东养病的蛟洋，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恳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
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前委。28日，毛泽东致电向中共中央报告：“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
红四军前委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于12月底在福建上杭的古田村，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当选为前委书记。大会一致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案指出：“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的加以肃清。”决议案的主要内容有：
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
二、确立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
三、明确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
四、强调在红军内部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五、规定了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
其中心内容就是总结了红军自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的经验，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和人民军队。古田会议的召开，不仅使红四军胜利度过了危机，而且进一步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对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古田会议的召开以及《古田会议决议》的制定，起到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五、破“围剿”巧布迷魂阵
1931年12月底，33岁的周恩来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这时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已连续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反革命“围剿”，红军和苏区根据地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蒋介石对此惊恐万状，决心用更大的规模对红军和苏区根据地再一次“围剿”。偏偏在此时刻由于中央苏区的某些领导人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宁都会议上，错误地进行所谓的“反倾向斗争”，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的经验论”者，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毛泽东离开了军队，被派到后方工作。在此艰难之际，周恩来兼任了重新设立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主持前线战事。
1932年6月18日，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开鄂、豫、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计划。他在会上叫嚷：“这回围剿的成败，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不能成功，誓当成仁”。7月间，他向美国军事借款1200万美元，调集50万兵力，发动第四次“围剿”。
12月下旬，蒋介石的“围剿”大军，作好了兵分三路合围中央苏区的准备。由蒋介石嫡系部队组成中路军，罗卓英的第一纵队辖第11、52、59师，吴奇伟的第二纵队辖第10、14、27、90师，赵观涛的第三纵队辖第5、6、9、79师，还有第43师为预备队，陈诚为总指挥；由驻福建的第19路军的六个师又一个旅为左路军，蔡廷锴为总指挥；由驻赣南、粤北的粤军的六个师又一个旅为右路军，余汉谋为总指挥。敌人气势汹汹地叫嚣：“誓要踏平江西，消灭共匪！”1933年2月，蒋介石还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亲抵南昌指挥督战，设立行营，大战已迫在眉睫。
此时，我红一方面军的兵力约有7万人，辖有红1、3、5军团和红11、12、21、22军。周恩来与朱德分析敌情：敌军采取的是“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在黎川、建宁地区与红军进行决战，以歼灭红军主力。但敌左路军蔡廷锴部、右路军余汉谋部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仍采取消极的观望态度，进犯的主力是陈诚担任指挥的12个师。针对此敌情，周恩来与朱德商量决定：由于敌我兵力悬殊，乘敌军的部署尚未完成之际，我军主动打到外线去，以打乱敌军进攻苏区根据地的步骤。
但中共临时中央在不了解前线实际的情况下，作出了《中央关于彻底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要求苏区红军“必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消灭敌人在一方面的主力，以根本击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强调红军要攻打中心城市，“造成占领南昌包围武汉的形势”，夺取南昌至九江和它们周围的地区，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总方针。1月24日，还致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命令红一方面军“先攻取南城、黎川、广昌，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兵并巩固和保持它”，并强调说，“占领南城和南丰，是以上新作战计划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上述指示”。
周恩来接到中央来电后，于1月27日、28日两次向中央发电以据理力争，申述了进攻南丰、南城的不利条件，强调说，只有消灭敌人兵力才是目的，目前攻城只能中敌狡计。可是中央的来电仍是寸步不让，说“此计划已经中央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此时，周恩来和朱德不得不执行命令，被迫制定了攻打南丰的计划，并在2月9日对南丰城实行包围并发起攻击。
陈诚见红军强攻南丰，正中其下怀，遂命令南丰守军据城坚守，同时急调所属各纵队迅速增援，欲将红军主力合围于南丰城下，加以一举歼灭。红军强攻南丰，激战一夜，夺得城外大小堡垒十余座，但损失了兵力三百多人，牺牲一名师长和两名团长。此时，周恩来了解到敌人的增援部队正分三路从南城、宜黄和乐安方向往南丰开来，明显暴露出了欲合围聚歼红军于南丰城下的意图。
在这一情况下，周恩来和朱德不等请示中央，果断地改变原来部署，改强攻南丰为佯攻，并以一部分兵力伪装成主力向东面的黎川方向转移，以吸引敌人援兵。再将我主力秘密集结在南平西南的东韶、洛口、吴村一带，以待机歼敌，给敌人摆下了一个迷魂阵。这是第四次反“围剿”中决定胜败的关键性决策，从此奠定了走向胜利的基础。
果然，陈诚被我伪装成主力的部队所吸引，以为我红军主力到黎川方向去了，遂命令吴奇伟和赵观涛的第2、3纵队向黎川方向速进，寻找我红军主力决战。敌第1纵队为配合此行动，罗卓英亲自率领第11师由宜黄南下黄陂，第52师和第59师则由乐安向东南推进，准备到黄陂与第11师汇合，再袭广昌、宁都，以断我红军主力的退路。
周恩来发现陈诚这条大鱼已上钩，立即命令红军主力从集结地秘密北上，隐蔽于宜黄南部的黄陂一带山区。由于我军群众基础好，行动注意隐蔽，又加上高山之中，大雾弥漫，敌军完全受到迷惑，始终没有觉察到我军的动静，一味大胆东进，闯入了我红军主力设下的伏击圈。就在此时，我军出其不意地突然发起猛攻，经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敌第52师大部被歼，生俘敌师长李明。第二天，在登仙桥附近，又歼灭敌第59师，师长陈时骥亦未能逃脱被活捉的命运。
陈诚在两个师被歼灭后，调整了部署，把原三个纵队变为前后两个纵队，将原来的“分进合击”方针改为“中间突破”，成一字长蛇阵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前进，企图攻占广昌，寻机找我红军决一死战。
周恩来为了迷惑敌军，命令红11军向广昌方向开进，在地方部队和群众的密切配合下积极活动，以吸引敌军的前纵队，拉开了敌军前后两个纵队的距离，以便红军主力在隐蔽地待机侧击敌后纵队。陈诚误以为红11军是我主力部队，立即命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3月20日，敌军前纵队进至甘竹、罗场、洽村一带；后纵队的敌第11师进至草台岗、徐庄一线，敌第59师的残部于后跟进，再后面的东陂附近就是敌第9师。此时，敌军前后两纵队之间的距离已拉开了将近50公里，出现了对红军有利的战机。
周恩来、朱德抓住战机，命令红军主力集结于敌军侧翼，秘密埋伏于草台岗附近的密林之中。21日拂晓，红军主力突然向敌第11师出击，经几个小时的激战，敌第11师的3个团被歼灭，其师长萧乾被击成重伤，3个团长被击毙，奉命增援的敌59师残部也被聚歼。次日，在东陂附近又消灭了敌第9师的大部。陈诚赖以起家并号称从未打过败仗的敌第11师的被歼，陈诚伤心欲绝。至此，陈诚再无力组织进攻，率残军经南丰向抚川方向狼狈逃窜。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又被彻底粉碎了。
总计黄陂、草台岗两次战役，共歼灭敌军3个师，俘敌师长以下官兵近3万人，缴枪万余支，取得了粉碎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大胜利，同时还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1936年，毛泽东对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说：“南京开始第四次，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这一次红军第一仗就把敌两个师解除了武装，俘虏了两个师长。敌第59师被部分消灭，第52师被全部消灭。”“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国民党第11师，接着也被消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它的师长受了重伤。这几仗构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第四次‘围剿’随即结束。”蒋介石在此役之后，给陈诚所发的“手谕”中，也不得不承认失败得很凄惨，他哀叹道：“周恩来是一个不易应付的对手。惟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六、遵义会议：恩来起了重要作用
就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上海临时中央由于处境日益恶化，被迫迁移到中央苏区。此时临时中央的负责人是博古，他一到中央苏区后，就立即把党、政、军权抓在自己手里，苏区中央局与临时中央合并，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就由临时中央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指挥一切。就在此时，共产国际派来了一个叫李德的军事顾问，博古不懂军事，就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李德。
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是德国共产党员，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1932年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他根本不懂中国具体的特殊的国情，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完全是硬搬教科书中的条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在中央苏区强加推行。同时他又蛮横粗暴，独断专行，排斥红军积极的防御战略和运动战原则，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红军的许多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虽还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但对重大的军事指挥权已被剥夺，只能提提建议，他所提的建议又常常不能被接受。1933年9月，蒋介石发起对中央苏区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李德、博古这些“左”倾领导者首先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向敌人重兵扼守的堡垒地带进攻，结果连遭失利。正当中央红军反“围剿”的开局作战不利之时，被调到福建“剿共”前线的国民党第19路军，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蒋介石急忙调兵镇压，形势对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极为有利。周恩来向中革军委建议，侧击进入福建的蒋介石中央军，配合蔡廷锴的第19路军行动。毛泽东也提出，红军主力乘机突进到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样就可以迫使敌军回援其根本重地，从而粉碎其“围剿”。可是李德等人拒绝这些意见，说什么蔡廷锴等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结果“福建事变”被镇压，红军处于更不利的局势之下。
此时李德等又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命令红军在苏区的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构筑堡垒，和强大的敌军打阵地战、消耗战。4月，红军举行的广昌保卫战，血战18天，付出了5000多人的惨痛代价，广昌失陷。此后，李德仍坚持错误，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用以对付蒋介石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发动的进攻，至8月底，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防线崩溃，红军的突围转移已势所难免。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被调离前线，在后方瑞金留守。他对李德错误的军事决策曾进行过多次争论，但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他的正确意见未能被接受。伍修权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
“周恩来同志当时也是军委副主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李德接触较多，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进行这些争论时，我经常在场，有时由我从中翻译，有时周恩来同志直接用英语对李德讲。他对李德的错误最了解，只是由于当时中央的重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同志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
中央红军不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为保存力量，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被迫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最初目标，是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创建新苏区。这时的“左”倾领导者，又由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们把红军的战略转移当成是大规模搬家式的行动。他们采取消极避战的策略，以红军主力掩护庞大的后方机关，边打边走，其行军部署是甬道式的阵势，在蒋介石重兵的“追剿”下，一开始就陷入了极被动的地位。
中央红军先后闯过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进入湘南。蒋介石凭借湘江天险，又调兵20万，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与优势之敌血战数日，终于掩护中央机关渡过了湘江，虽然粉碎了蒋介石欲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的企图，但自身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12月上旬，中央红军到达湖南通道县境。此时敌军已完全判明中央红军北上与红2、6军团会合的意图，正在前方张网以待。在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上，讨论了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自湘江战役后，博古感到压力巨大，精神上萎靡不振，实际上已由周恩来主持党的工作。会上，周恩来积极支持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提出的向贵州进军的建议，虽李德仍坚持朝红2、6军团的方向北进，但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
15日，红军攻克黎平。18日，周恩来在这里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针问题。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建议，西渡乌江北上。周恩来在后来《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说：“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的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不久，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目前已不可能，而且不适宜，“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
1935年1月1日，周恩来又在猴场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再次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7日，红军占领遵义。15日，在遵义召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检查自第五次反“围剿”及西征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会上，博古作了报告。他强调红军不能粉碎第五次反“围剿”的种种客观原因，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周恩来所作的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观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对博古和李德也提出了严肃批评。他在报告及其后的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会议最后作出以下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形成，中国革命开始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低谷走出来，而踏上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遵义会议成为了重要的转折点。会后毛泽东对红1师师长李聚奎谈及遵义会议情况时说：“恩来同志起了重要的作用。”参加会议的聂荣臻也很有感慨地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七、“三人团”的团长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一渡赤水到达云贵川三省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小村庄，在那里中央常委讨论了分工，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在军事上，鉴于作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建议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即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在南渡乌江前，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三人团”。毛泽东后来在1967年的一次军委扩大会上，谈起此事时还曾说：那时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
5月初，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实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苏区的计划，继续北进。为了避开与强大的敌人决战，红军不得不走青藏高原东侧的崇山峻岭。此后，在大渡河畔，红军以先头部队一部在安顺场渡口实施强渡，后分兵夹河而上，飞渡泸定桥，党中央及中央红军经泸定桥胜利北上。长征老同志在《周恩来同志在长征中》回忆说，长征途中，周恩来总是情况越紧张，他就越沉着，越冷静。当部队向泸定桥急进时，周恩来在队伍中步行前进。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还下着倾盆大雨，路很滑，衣服早被雨水淋湿浸透，寒风一吹，冻得人直打冷战。周恩来从容地边走边对大家说，蒋介石希望红军像太平天国重要领袖石达开那样覆灭在大渡河边，他的这个梦想是不会实现的。6月上旬，中央红军又翻越了终年积雪、人迹罕见的夹金山。周恩来与大家一起步行爬山。他还不停地嘱咐，千万不要在山上休息，走不动了要一个拽着一个走，鼓励大家以顽强的毅力翻越雪山。
6月12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在达维与红四方面军的第30军会师。18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两支红军主力胜利会师。这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粉碎了蒋介石欲将红军各个歼灭的企图，大大鼓舞了全党全军的胜利信心。两大主力会师后，总兵力达到了10万人。为开创胜利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25日，在两河口举行一、四方面军的会师大会。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等都出席了大会。
会师大会的第二天，即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共开了3天，主要是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的行动战略。
周恩来首先在会上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先是回顾了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转战经过及其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随机提出目前要制定的战略方针就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他认为在松潘、理县、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川、陕、甘去开辟新的苏区。其理由是：（一）川、陕、甘的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县、茂县一带地域虽大，但道路狭窄，敌人易封锁我，我不易反攻。（二）川、陕、甘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一、四方面军要扩大红军，必须在人口多的地方才好；而松、理、茂一带，人口只有20万。（三）松、理、茂一带粮食缺少，有些地方甚至粮食还不能自给，草原牛羊也有限，生活习惯也不适宜。另外，敌人正要阻截、封锁我们，其意图是陷我于松、理、茂地区，我们如果真的陷在这里，就没有了前途。因此，必须迅速前进，向东向南都不可能，应向岷山山脉以北发展，争取这一区域。他还进一步强调，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一定要高度机动，使敌人对我们的估计发生动摇，使他们的部署赶不上我们的行动。而我们自己不要被敌人所牵制，不要因而妨碍我们的机动。要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遇到困难也要靠统一意志来克服。
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博古、彭德怀、林彪、王稼祥、刘伯承、聂荣臻、刘少奇等发言都积极支持周恩来的报告，一致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张国焘在会上也发了言，口头上表示同意到川、陕、甘去建立根据地。周恩来最后作总结发言。他说，各位同志都是同意的意见，我们的战争方针当然是进攻的。过去在路上也讨论过，但那时是无后方的运动战。现在不同了，要转入反攻，建立根据地，进入更广大的地区同敌人战斗。从两大主力会合至到达预定地区，口号是“赤化川陕甘”。各部队要行动，行动应迅速。会议记录记载：“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政治部作训令（博古），政治局写一个决定（洛甫）。”
根据两河口会议的精神，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为此，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火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胜利地向甘肃前进。《决定》还特别指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是动摇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29日，周恩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乘胡宗南部处到松潘地区、兵力尚未集中、碉堡尚未完成的时机，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以作为北上的通道。同日，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通过了该计划。会后红一方面军立即自懋功一带北上，并攻下了松潘附近的毛儿盖。但张国焘却拒不执行计划，按兵不动。他自恃枪多势众，借口“同意指挥的组织问题”尚未解决，唆使一些人向中央提出由他担任军委主席的要求。党中央在拒绝张国焘的无理要求的同时，为顾全大局，实现党的战略方针，周恩来把他原任的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决定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但在张国焘熟悉红军总政委工作之前，仍由周恩来帮助他。
由于张国焘的延误战机，红军丧失了进攻松潘的有利时机。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洮战役计划》，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周恩来与毛泽东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再次举行会议。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进一步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周恩来在会上说，现在，我们最高的原则是作战胜利，只要这样才能得到一致，所以我们要将问题尽量提到最高原则上来解决。会议还决定了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的司令员兼政委。
在毛儿盖，周恩来从红一方面军中抽调了一批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工作，他对调去工作的干部谆谆嘱咐：“两大红军主力会合，这是中国革命的一大胜利，但也出现了一些扯皮的事情。你们到四方面军后，不但要把分内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要顾全大局，做好两军的团结。”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跨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于27日到达四川省的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但是，张国焘此时却借口河水陡涨和缺乏粮食，不愿北上。随右路军行动的几个政治局委员在周恩来的住处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洛甫、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7人联名致电给张国焘，要他北上。9月8日，周恩来等7人联名发电，对张国焘给予劝告，电文说：“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
可是张国焘仍然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于9月9日擅自密电陈昌浩，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时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了毛泽东。为此，周恩来与毛泽东、张闻天等紧急磋商，决定迅速脱离险境，连夜率红1、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决定右路军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由毛泽东报告同张国焘争论的经过及今后的许多方针。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并决定将红1、3军团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同时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魏巍在《地球的红飘带》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周恩来、毛泽东等对“张国焘事件”的处理，他写道：“苦果吞下去了，仍然留下难堪的苦涩。政治家们用最大的明智处理了眼前的难题，显示了共产党人的睿智和理性。”
17日，红军攻克甘南门户号称天险的腊子口。27日，周恩来出席在直罗镇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随后，翻过六盘山，通过回民区，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纵横十余省、行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八、直罗镇的“奠基礼”
自毛儿盖会议之后，周恩来突然病倒了。连日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经诊断是得了阿米巴肝脓疡的病。他是因积劳成疾，累病的。1978年11月，杨尚昆谈起长征时说道：
“长征中的恩来同志也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天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等情况来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这时天已快黎明，新的一天战斗生活又要开始了。本来刘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恩来同志不要他起草作战命令，而由自己承担起来。”
确实在长征的日子里，周恩来实在是太忙了。他常常是整夜不睡，困极了，就伏在桌上打个盹，抬起头来又继续工作。白天他又要大家一样行军，有时他走路都打起瞌睡来。到毛儿盖前，他就已经有病，“张国焘事件”的出现，更使他感到心力交瘁。他说，“坦白说，两个方面军会师，使我抱着极大的希望，简直想不到会是这样！在这十几天里，我精神上从来没受过这样的折磨！”到了毛儿盖，他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他是在担架上被抬出草地的。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举行会议，周恩来因病未能出席。会上常委分工，毛泽东接替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他在报告中再次强调北上创建苏区的战略方针，提出东向陕甘边界发展。
到达吴起镇后，中央常委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等于11月3日听取了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领导人的汇报，会后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在党的工作方面，成立组织局由周恩来负责，同时后方军事工作，如扩充红军，动员粮食等亦由组织局统筹；军事工作方面，成立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并兼一方面军政委。会上，王稼祥提出，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有经验。毛泽东也说前线离不开周恩来，军事重要工作仍由周恩来负责，自己当副手。周恩来谦逊地表示，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泽东任主席。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11月6日，他们率红1军团在甘泉与红15军团会师。此时，国民党军正向陕甘宁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军两个军团会合以后，使敌人恐慌不已。敌“西北剿总”决定，以5个师的兵力构成沿葫芦河的东西粉碎线及沿洛水的南北封锁线，然后实行南进北堵，以消灭红军。敌第57军的4个师正沿葫芦河经太白镇东进，敌第67军的1个师已从东面到达鹿县。据此，我西北军委决心，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敌一、两个师，尔后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敌。并迅速制定了准备在直罗镇一带打一个大歼灭战的计划，以求粉碎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这就是著名的直罗镇战役。
直罗镇位于太白镇和鹿县之间的葫芦河畔，三面环山，一条小路穿镇而过，是一个不过百余户人家的小镇，这里的地形有如一只大口袋，正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11月20日，东北军第109师师长牛元峰亲自带领一师人马，在六架飞机的掩护下，开进了直罗镇。牛元峰一心想寻求红军决战，根本就没注意自己已经钻进了红军特意为他准备的大口袋。
红军以10个团的兵力于20日夜实行了对直罗镇之敌的包围，次日拂晓时分，埋伏在南北山上的红军突然向敌军发起了攻击，敌军从睡梦中惊醒，仓促应战。激战两个小时，红军就占领了该镇子。牛元峰率领一个多营的残敌，逃到镇东头的一个小寨里负隅顽抗，固守待援，并接连向他的军长董英斌发电求救。
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是这次战役的前线指挥，他正准备第二次对敌攻击时，通讯员向他报告：“周副主席来了。”周恩来向徐海东详细询问了战斗进展的情况，并亲自对镇东小寨的周围地形进行了观察。徐海东向周恩来报告了准备突击的路线及具体方案，并表示一定拿下此寨子。周恩来见敌人人数尚有不少，寨子地形险要，若白天强攻，我军定然有较大的伤亡。他随机指示说，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他。
徐海东还担心敌人的援兵会赶上来，牛元峰的残敌会跑掉。便说，还是早攻为好，万一敌106师赶来，定有麻烦。周恩来胸有成竹，摇摇头说，董英斌派出的106师，已经被我军堵住了，我们的阻击部队在黑水寺方向消灭了它的一个团。敌军无奈，只好掉头西撤。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敌师长牛元峰见待援无望，趁天黑率领残部突围向西逃跑。我第75师随即跟踪追击，一气追了25里，在直罗镇西南老牛湾的一个山窝里，牛元峰和他一个多营的残部全部被歼。
这次战役歼灭了敌东北军的109师全师和106师的一个团，俘敌3400余人，缴枪3500多支，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地区的第三次“围剿”，使根据地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局面。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了这次直罗镇战役，他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陕甘宁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这次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直接指挥下取得的，周恩来曾亲自到前线阵地进行指导部署，对取得战役的全胜起了重要的作用。
九、毛泽东的第一军事助手——转战陕北
《恩格斯传》的作者弗兰茨·梅林说过一段这样的话：
“恩格斯总是承认马克思的天才高过自己，并认为他们的共同事业中他自己不过是第二提琴手。但是他绝不仅是马克思的解释者和助手；他是马克思的一个才能不同然而旗鼓相当的独立合作者。”
对周恩来而言，情况又何尝不是这样。埃德加·斯诺曾经形象地说，周恩来谦和的态度掩盖着不屈的意志，他自我隐没的献身精神，使得他成为毛泽东不可缺少的助手。特别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第一军事助手，曾多方面地协助毛泽东领导军事工作，直至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对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黄火青曾有这样的概括：“我们打胜仗靠得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这个概括充分说明了周恩来与毛泽东互相支持、不可分离的关系。英国作家杰克·威尔逊对周恩来助手作用的评价是：“如果说毛是一个英明但又会犯错误的航海家，那么，周就是个耐心的水手长，他保证轮机的正常运转，水手们各司其位，船上的饮食不断得到补充。”事实的确如此，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直到1954年，周恩来的职务都一直是中央军委副主席，1947年3月，在转战陕北的艰苦斗争中周恩来是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时的“总指挥长”。8月30日，在我军发起战略进攻时，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了周恩来为代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充分展现了他统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文韬武略，名副其实地成为毛泽东第一军事助手。被人们喻为“最佳组合”的伟大统帅的伟大参谋长。
从1947年3月起，蒋介石被迫缩短战线，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以黄河天险为防线，重点对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实施进攻，这被蒋介石称之为“哑铃战术”。3月初，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率部向延安地区进犯。当时，西北解放军仅2万人，敌十倍于我。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我主力部队主动撤离了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和解放军总部仍继续留在陕北。8日，延安各界万余人举行了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动员大会，周恩来发表讲话，他说，蒋介石对延安的进攻并不表示他的强大，他这是在孤注一掷。“过去8个月，我们消灭了他65个旅，捉了他100多上将、中将、少将”。蒋介石既在别的地方不能打胜仗，又在财政上滥发票子，人们怨声载道，“想不出别的办法，他只有最后一个手段，拿进攻延安来挽救已失的人心，这岂非是梦想！”他号召边区军民动员起来，打垮蒋介石的进攻，消灭胡宗南，保卫边区，保卫延安。
中共中央作出了撤离延安的决定，广大老百姓和许多干部战士一时想不通，周恩来向大家解释说：“我也不愿离开延安，毛主席也不愿离开。但是我们撤离延安是为了保卫延安，现在走是为了将来不走”。“这次蒋介石调动20万大军围攻延安，也得把他们拉开一个一个地吃，这样才能吃掉。”他信心百倍地告诉大家：“毛主席讲了，这次撤离延安，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
在此前后，周恩来就开始组织中央根据地的撤退工作：机关转移，群众疏散，清理文件，坚壁清野，研究制定重要档案的装运及广播电台的转移方案，安排中央与各地秘密无线电台的通讯联络，等等。11日，国民党的飞机开始轰炸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等搬到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办公。当天，彭德怀回到延安报告前线情况，他们当即进行磋商决定，由彭德怀和习仲勋到前线指挥西北解放军作战，由周恩来兼任军委总参谋长的职务。
18日，胡宗南已进攻到延安附近，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延安党政机关及群众基本疏散完毕后，于黄昏时分，告别了延安，向东北方向转移，开始了转战陕北长达一年整的艰辛历程。
29日，在清涧县的枣林子沟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东渡黄河，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进行中央所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留在晋西北，担负中央机关的后方工作。建国之后，周恩来在回忆转战陕北的事情时曾说道：“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主席、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
其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实行整编，成立司令部，先是称三支队，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为政委；4个月后改称九支队，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其实，这个支队的作战部队只有中央警卫团的4个连队组成，共约300余人。为保密起见，周恩来提议，部队和每个领导人都应起个代号。毛泽东想了想说，部队就称作“昆仑纵队”，我们将一定能得胜，我就叫李得胜吧。周恩来说，以前大家叫我胡公，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我就叫胡必成。任弼时是支队司令，就叫史林；陆定一是政委，就叫郑位。就这么一个300余人的“昆仑纵队”，一直坚持在陕北与敌人周旋，拖住了胡宗南的20万大军。
周恩来同党中央从延安撤出后，住在一个名叫王家湾的小村子。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就住在薛如宪老汉所腾出的两间窑洞里。转战陕北的党中央就在这里不仅指挥着陕北战场的作战，而且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在中央支队中由五六个参谋组成了一个军事组，归属周恩来领导。军事组每天通过电台和全国各地联系，听取各战场的进展情况及其他信息，周恩来进行汇集分析后，再与毛泽东商议，然后向各前线下达作战命令。时任军事组作战参谋的张清化，他在《怀念周总理》一书中回忆说：
“在这个阶段，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周副主席在军事上是党中央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当时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深得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和全军的拥戴。凡是党中央研究、毛主席下了决心以后，具体的组织布置和如何执行等都是周副主席具体来抓的。无论前方或后方，无论是后勤供应或部队调动，总离不开他的具体的组织指挥。”
党中央撤出延安后的一个半月时间内，西北解放军相继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三战三捷的胜利。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前往西北野战兵团的驻地，参加边区军民的祝捷大会。他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留在陕北同全体军民共同奋斗，蒋介石、胡宗南梦想赶走党中央，消灭西北解放军，征服边区人民，但是一件也没有做到。他介绍了全国战场的大好形势，号召边区军民团结一致，彻底消灭胡宗南部队和蒋介石卖国集团，早日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
他还与彭德怀等研究了西北战场的局势，决定了西北野战兵团挥师北上、出击陇东的作战方案。不久西北野战军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歼灭了胡宗南主力的一部，从而改变了西北的政局，开始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并由防御转入进攻。1948年2月，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制定的南下反攻的计划，发起宜川战役，经10天的激战，又取得了歼灭胡宗南部3万余人的空前大捷，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周恩来对此给了高度评价，他说：一年来，敌我力量对比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东渡黄河，移驻华北。
3月23日，周恩来与毛泽东、王稼祥率领的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此后不到一个月，即在4月20日，西北野战军就收复延安。中央机关在转战陕北坚持了一年多时间，这一年战争形势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军从战略防御直接转入了战略进攻，毛泽东曾说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的战争。”周恩来也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周恩来虽没有谈及自己，但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则完全是可以和毛泽东相提并论的。
十、毛泽东的第一军事助手——战略决战
由于陕北、山东战场及晋冀鲁豫解放军的一系列胜利，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条件业已成熟，1947年5月，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电，要求全党全军首先要面向蒋管区，把战争引向更远的敌后。6月30日的夜里，刘邓大军12万人，在鲁西南地区一举突破国民党精心布置的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即向南疾驰，横跨陇海路，涉越黄泛区，冲过沙河、汝河、淮河，矛头直指大别山区。早在一年之前，蒋介石即将发动内战的时候，周恩来在南京就曾给中共中央致电提出：“我如一两支强兵南下，一插津浦路东，一插路西，直抵江边，京沪局势必将大乱。”这就是大军南下、中原突破战略的最初构想，这一意见引起了中央的极度重视。就在蒋介石发动重点进攻之时，其主力深深陷于陕北和山东战场上，他的战略纵深的中原地带已完全空虚。于是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及时决策，命令刘、邓所率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实施中原突破、挺进大别山的战略。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如同一把利剑插在了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同时，中共中央又命陈赓、谢富治兵团南渡黄河；派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进入鲁西南。从此，三路大军互相配合，互为犄角，以鼎足之势展开，驰骋于江淮河汉广大的中原地区。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相继发起了攻势，于是我军全面进攻的总态势便形成了。他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邓电指出：“你们如能乘机攻占长江以北、大别山以南各县，必能威胁长江、分散敌人，开展局势。”他对刘邓等三路大军转向外线作战，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给中央直属单位所作的题为“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时局报告中说，“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南下，过黄河，过陇海路，直到长江以北。黄河是蒋介石的‘外壕’，陇海路是他的‘铁丝网’，长江是他的‘内壕’。蒋介石总想赶我们过‘外壕’，而我们已过了‘铁丝网’，打到他的‘内壕’了。”他还说，西北和东北的野战军都已经出击，“这是全国反攻的形势”。“我们的方针就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最后发出号召：“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
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小河村举行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组织和发动战略进攻。会议一致同意周恩来代表中央军委提出的实行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将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的方针。8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各战区、各野战军，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理总参谋长。根据毛泽东在杨家沟十二月会议上所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周恩来专门撰写了《军事原则提纲》，对“十大军事原则”进行了阐述。其要点有：
一、避强就弱。先打分散之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
二、先面后点。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及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
三、歼敌为主，略地次之。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为主要目标。
四、一点两面的包围战，歼灭打击。劣势中的优势，转入全体优势。
五、无准备、无把握不打。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之把握。
六、敢于牺牲、不怕疲劳。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与连续作战的作风。
七、运动战与阵地战。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意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及城市。
八、区别攻城战的各种情况。
九、主要补充在前线。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及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十、间隙休整不要长。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与整训部队。休息时间一般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时间。
周恩来说，除此之外，还要增加5条：（一）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野战军与地方军相结合，正规军与民兵相结合；（二）内线与外线配合，由内线转为外线，由外线形成内线，再由内线转为外线；（三）夺取敌人武器，加强自己，提高技术和战术；（四）大踏步前进、后退和机动，与发动群众创造战场相结合；（五）节省人力、物力及弹药，用于歼灭敌人解决战斗。他进一步强调，“这些就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方法。”可以说，这是周恩来军事思想的集中反映，也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高度概括，更是对多年来我军作战经验的深刻总结。
1948年4月，中央军委收到了粟裕发来一份长达3000多字的电报，提出了调整南线战略部署，即华野的3个纵队暂不南渡长江，与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在江北有效打几个大歼灭战的建议。中共中央于城南庄召开的会议上，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决定暂不渡江南进，先集中兵力在中原的黄淮地区打几个大仗，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之主力。这个决策的改变，就构成了后来战略决战的最初蓝图。
战略决战，是决定战争双方命运的重要环节。我党决定与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是建立在对作战双方基本情况的分析基础上的。周恩来在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战争第三年军事作战计划与军队建设”的发言。提出了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决策及发动战略决战应采取的作战方针原则。他指出：现在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发展到280万，正规军149万。与国民党军的兵力相比已由战争初期的13.4下降到11.3，而且机动兵力优于国民党军。他说，目前“要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把战争负担加到敌人身上，“并且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第三年作战计划是：全国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路”。他要求，人民解放军要统一建制，番号要全国统一排列起来，还必须建立若干正规制度。“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这就可使第三年战略任务计划实现的更好”。
会议接受了周恩来关于组织战略决战的建议，提出全党的战略任务是建设500万的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消灭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要求，具备条件的各野战军应明确树立敢于夺取敌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歼灭战的决心，消灭国民党的重兵集团。战略决战的序幕首先从济南战役拉开。此役取得了歼灭10万敌军的大胜利，是我军大规模围歼敌军主力和解放敌重兵设防之大城市的开始。周恩来说：“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三大战役的首战是辽沈战役。关于东北战场的战略，周恩来在第三年军事计划中就指出，全国以中原战场为中心，但在东北战场“如能控制和消灭多数敌人，敌必将逐渐失去在中原战场的机动”。他设想，一是能消灭敌军在东北；二是能控制敌军在东北，使其不能增援中原。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后，周恩来又积极协助毛泽东谋划和指挥这次大决战，在此期间，周恩来亲自写信给郑洞国，敦促其率部投诚起义，对长春的和平解放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整个战役的发展进程中，周恩来总是及时地对前线作战给予有力的指导。总的来说，东北前线的指挥员基本贯彻了中央的作战意图，打了许多漂亮仗，但也确有某些失误。一是在攻打锦州问题上，林彪有过犹豫动摇。为此，10月2日周恩来致电林彪、罗荣桓：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对付可能增加的北援之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打下该城”。接电后，使林彪坚定了信心，东野集中了5个纵队的兵力对锦州发起强攻，激战31小时，全歼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所部10万余人，攻克该城。二是在堵营口的问题上，周恩来曾致电告戒林、罗：“必须估计到沈阳敌人在受锦、长两处惨重失败的打击下，有选择依现态势西逃或转向营口由海路撤退的两种可能。”但林彪对此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致使敌52军一部经营口从海上跑掉。11月2日，沈阳、营口解放，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结束，共歼敌47万余人。
淮河战役和平津战役是同时在中原、华北两大战场上前后发起的两大战役。10月11日，就在辽沈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中央军委就及时制定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部署60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抵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发动淮海战役。中央决定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总参谋长周恩来则负责全面组织淮海战役的实施。自11月6日至22日，我军在新安镇、碾庄地区歼灭了黄伯韬兵团，并以重兵阻击了邱清泉、李弥兵团的东援。11月23日到12月15日，围歼了黄维兵团于双堆集地区，杜聿明所率的3个兵团被包围于永城、萧县地区，其中孙元良兵团被歼，为稳住平津之敌，对其余2个兵团实施围而不打的方针。1949年1月6日至10日，我军发起了总攻，歼灭了邱清泉、李弥2兵团，活捉敌徐州“剿总”杜聿明。至此，淮海战役结束，历时66天，歼敌55.5万人。这一战役是三大决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而且是在战场总兵力和装备均处劣势的情况下进行的。毛泽东将其比喻为一锅夹生饭，中野和华野却硬是把它吃下去了。在淮海决战期间，组织战役实施的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工作，为起草命令、主持会议、决策战机而呕心沥血，可谓是最辛劳、最忙碌的人。
就在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仍在进行之中，国民党在华北的傅作义所率的60万军队已成惊弓之鸟，随时准备南逃或西窜。为此，中央制定了稳住华北之敌就地歼灭的方针。11月9日，周恩来致电华北、东北军政领导人：为滞留傅军于平津张保地区，停止执行攻打归绥计划。12日，又电告有关野战军领导：对傅作义部，重在滞留原地不使西退，也不使其得由海上南撤。其后，周又命华野有关部队配合东野提前入关行动。东北野战军执行命令秘密入关，与华北的我军一起迅速将敌军包围在平津一带的几个孤点上，平津战役打响。周恩来的这一系列指示，对滞留傅作义军于华北，使平津战役顺利实施起了重要作用。党中央对解放平津拟订了和战两手、文武兼备的方针。我军战场上对傅作义施以军事压力的同时，又派人与其秘密和谈，以争取傅作义率部起义。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进行战役决策的同时，他从始至终参与了这个谈判并对傅作义给了有力的敦促。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傅作义等一行到西柏坡，周恩来热烈欢迎他们，他对傅作义说：“傅将军以人民利益为重，和平解决北平问题，避免了战争将带来的损失。你是有功将领，欢迎你同我们合作。”平津战役创造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是我军对国民党军实施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原则的重大发展。周恩来在这一战役中的精心组织与周密部署，为战役的胜利完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三大战役自1948年9月12日始，到1949年1月31日终，历时4个月又19天，歼敌173个师共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在战略决战时期，周恩来与毛泽东亲密合作，共同设计，协作运筹，决战千里，为我党我军历史谱写了最为辉煌的一页，也是周恩来与毛泽东之关系最为灿烂的一页。
十一、建设强大的国防
周恩来不仅是我党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同时还是我军实现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的主要设计者和组织者。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除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府总理之外，还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即使在1952年后不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9月起不再担任军委副主席，但他作为中共中央的副主席、政府总理仍然分管国防事务，他对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仍一如战争年代一样关心，并倾注了大量心血。
1949年9月，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就提出，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不可能没有强大的国防来保卫自己，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国防建设，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国防军。他亲自起草的有着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就把新中国的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专门有“军事制度一章”，共有6条，其中前3条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
“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根据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教育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
另3条还作出了民兵制度、军队帮助国家建设和烈军属的优待等规定。
周恩来对我军建立新的军兵种的努力，早在战争年代就已开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建立新的军兵种的条件逐渐成熟，他审时度势，开始筹划建立空军、海军和陆军的各技术兵种。早在1947年，他为中央军委给中共东北局的电报中就提出加紧建立空军的准备工作。1949年7月，朱德建议选三四百人去学习空军，并购置100余架飞机，组成一个攻击部队，准备第二年解放台湾之用。毛泽东表示赞成，便要求周恩来召集有关会议商议决策，在周恩来的直接筹划下，11月11日，中国人民空军正式建立起来了。第二年4月《人民空军》创刊，周恩来欣然提笔写了题词：“为建立人民空军而努力！”
1949年7月，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汇报会议，商讨海军学校的开办及有关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委派张学思与刘亚楼赴莫斯科同苏联谈判建设中国的空军、海军的工作。他亲自赴苏与斯大林会谈，争取了一笔借款，主要作为海空军的军事订货之用。1950年4月，我国的海军开始组建。此时，我军正准备渡海解放舟山。周恩来致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希望苏方在今年夏天最迟在1951年春天前给中国提供一批急需的海军舰艇、飞机和海岸炮。这批装备的到来，使中国海军开始粗具规模。同年6月，周恩来听取了萧劲光关于海军工作的汇报，同意并批准了海军的3年建设计划。其后，我军的装甲兵、工程兵、防空兵等其他各兵种相继建立起来。人民解放军开始发展成为一支有诸军兵种的合成部队。
在此期间，周恩来还组织实施了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面对我军基本上是单一的步兵构成机制，于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十分不利，也不适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他作出决定：缩小陆军步兵部队，加强海空军及其他特种兵建设，做到复员工作与军队建设并重。拟定在2年时间内将540万军队，减裁为250~300万人。为保证这一艰巨任务的顺利完成，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各级复员委员会（后改称转业建设委员会），中央复员委员会由周恩来亲自担任主任，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副主任，有委员17人，全面领导军队的复员和转业及地方安置工作。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对军队的复员计划做了重大调整。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开始了全军统一编制的工作。依据我军的现实情况，参考国外军队的编制，确定的方案是：以师为基本独立单位，保持军的指挥机构，撤销兵团和野战军的机构。将野战军指挥机关改为大军区，兵团机构一部分作为军兵种领导机关。整编后的军、师、团、营、连的建制都实行三三制，统归各大军区指挥。全国统一成立省军区、军分区、县市武装部，负责领导地方武装和民兵工作。
1951年1月，为加强军工生产和建设的领导，周恩来受命组建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主任由他兼任，聂荣臻、李富春为副主任，新中国的军事工业生产开始起步并顺利得以发展起来。到1954年，随着国际形势的逐步缓和，周恩来还适时地提出，中国的军工生产发展道路要从实际出发，有些军工生产可以移交给地方政府部门转为民用。
这一时期，周恩来还对军事院校的建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50年11月，他连续3次召集刘伯承等陆军大学筹备委员会的有关人员会议，共同研究陆军大学的办学方针、原则、编制及领导机构的方案。他综合刘伯承等人的意见，最后确定：为兼顾海空军，校名定为军事学院；校址暂设在南京军政大学所在地，待条件成熟再迁至北京；以华北、华东大学一部分干部为基础，依靠华东军区组织学院的各级领导机构。他强调说：军事学院的办学方针，仍然是抗大的方针，要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把人民解放军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同时，需要不断地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学习外国现代军事科学。为加强军事院校的领导，他建议建立组建训练总监部。在他的指导下，召开的全军军事院校和部队训练会议，讨论修改并批准了由萧克拟定的《关于军事学校建设与军队训练问题》报告。
1957年底，周恩来在驻上海的陆海空三军军官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立以来，经过了多年革命战争的锻炼，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经过朝鲜战争的锻炼，我们的军事装备逐渐走向正规化，部队的军事素养也得到新的提高。从1953年朝鲜停战到现在四年多来，我们做了一些新的部队建设工作，如实行了兵役制度、军衔制度，颁发了各种条令等，这些都促使我们的军队在正规化方面前进了一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另一个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方面，也就是说要在军队的政治素养方面，在现有的基础上更加提高，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更为加强。”随即，他从加强敌情观念、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军政联系、改进军内关系、密切军民关系等几个方面阐述了提高军队政治素养这个问题。周恩来的这些光辉思想，不仅是对当时的军队建设给予了有力的指导，而且对我们新时期的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也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