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博运
凡是有大志、想作为者，总是要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去拼搏。蒋介石也有这种精神，但由于他曾在上海十里洋场混迹，受“冒险家乐园”环境的熏陶，使自己常人的心态发生变异。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蒋介石善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以赌徒心理，察势赌时，谋定后动，经常在复杂的局面下，做出孤注一掷的选择。
敢于冒险，以命赌运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政治决策，应考虑成本，顾及后果，趋利避害，认定可为而为之。蒋介石却不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管厉害，不计成本，即使以身家性命为赌注，也不惧怕。
事例：在军界、政界闯荡之初，蒋介石时运不顺。然而，他并不气馁，在背时境地求转运。
首先，以退为进，静观待运。蒋介石爱“枪杆子”如同生命，有时甚至胜过生命。可是他在涉足军界后，却多次自动离开了部队。护国运动期间，蒋介石奉命到山东任以居正为总司令的司令部参谋长。蒋任职负责，踌躇满志，本想尽心事职，展现出治军才能，但是因锋芒显露，得罪了同僚，并为同僚所不容，而蒋又常常盛气凌人，最后则双方矛盾日益激化，有人向孙中山告状。蒋处境不利，在任职仅13天就离开部队到上海，与张静江等人合伙经营证券交易。后来蒋介石在受命到粤军任职，前前后后达四五年，在此期间，自动离开粤军不下十次。在护法运动期间，他受孙中山的指派，到陈炯明部队中任职，由于粤军有严重的排外倾向，寄人篱下，处境窘迫，加上孙中山一直没有给他单独率部的机会，感到无作作为。于是蒋辞职报告一打，便拂袖而去，回到上海。1919年，蒋又和虞洽卿等合伙举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蒋介石多次自动离开部队，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军队内部派系斗争作祟，也有他自己个性倔强、傲慢，为他人所难容使然。但这些只是表象，从深层次考究，那就是权欲的驱使，而并非心灰意冷，放弃权欲，淡出政治。蒋介石在一首因国事变故而写的诗词中表达了自己的抱负，诗曰：“明月当空，晚潮汹汹，国事蒙混，忧思忡忡，安得乘宗悫之长风，破万里浪以斩蛟龙。”这首仿曹操的《观沧海》的诗，很有气魄，诗志表明蒋的退并不是意志消沉，只不过是为了寻找时机，以退求进而已；这种退也不是“守株待兔”似的消极等待，而是退中求进，蓄势待发，尽力地创造条件，争取机会。
一是提出军事行动计划和政治抉择方面的建议，展示自己的才能。1917年9月20日，蒋介石上呈《对北军作战计划》书，对北方的军阀势力的分析极详，并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提出分两步实施的北军作战计划。
1918午3月12日，蒋介石应孙中山电令离沪赴粤。途中又写了《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10日上呈孙中山。他到广东就任粤军陈炯明总部作战科主任后，马上拟定《第一、二两期作战计划》，并立即赴潮安、三河坝前线视察，积极有为，提出“先谋自立于不败之地，而后再谋制胜之方也”。
1921年1月，他上呈《军事意见书》，就革命军北伐提出了十条建议，主要内容是，以西北为第一根据地，以东北为目的地，还设计了兵分三路的北伐路线。尽管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未被采纳付诸行动，但这一意见书所设计的路线为1926的北伐所印证，还是比较可行的。蒋介石的多次军事建议，展现出他军事谋略方面的才能。
蒋介石所提建议，不局限在军事谋略上，而且还能就政制和时局的走向发表自己的看法。1919年2月，他写了《废督裁兵议》，提倡军队为国家之军队，主张全国设一个“军政检定会”，监督军政。他说，这可以使“人民有参与军政之权，而兵权不为武人所专擅。”从中可以看出他很有些民主主义观点，而真心实意地反对军阀专权。当然，对于他来说，这只是用来反对军阀专权的权宜之计，他到了当权后并没有真正实行。
蒋介石不仅进顺耳之言，还敢于向孙中山进逆耳之言。比如在：1921年5月，他写了《上总理书》，针对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一事，发表不同意见。蒋介石指出，这是以总统府与北京政府对抗，重在外交，但革命要依靠内部团结，不应借重外交，因为外国人是不可靠的。他强调，只有自身巩固，则外人压迫也是不怕的。否则，内部不团结一致，外人反而不承认。最后，他建议团结内部，放弃外交，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则内部巩固，实力充足，有发展之余地。谏逆耳之言是有风险的，然而，孙中山是一个十分开明的领袖，对此不仅没有反感，还对蒋表达了赞赏之意。后来，孙中山在平息陈炯明叛变后，1923年2月再返广州时，就未建总统府，而先建大元帅府，这与接受蒋介石的建议有关。
二是博览群书，夯实干大事的基础。蒋年少虽很顽皮，但读书还是很勤奋，这种习惯，后来一直保留，即使在离开军队后，仍不忘读书。他读书涉涉猎广泛，主要是学习军事方面的，不仅熟读《孙子兵法》等书，还学习外国军事著作，其中读得最多的是有两本，一本为《巴尔克战术》，这本书是德国一个普通文人写的，被德国人奉为宝典；另一本是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人视为宝典。这两本书他随身携带，经常阅读，并有圈点。除学习军事著作外，还读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类的书籍，当然，读得更多的是王阳明的理学、曾国藩的著作，从中感悟做人、成就大事业的道理。
为了鞭策自己，他请孙中山书写了内容为“静、敬、淡”的条幅，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对于蒋介石来说，在赋闲时读书，不是一种规避和消遣，而是以退为进心理所使然。通过学习，为自己今后的发展充电蓄能，这种退并非平庸的招术。
三是与孙中山多接触，拉近与孙中山的距离。1918年，广州护法政府因军阀唐继尧、陆荣廷有不同意见，并一直反对孙中山任大元帅，于同年5月，通过改组军政府案，将孙中山唯一总裁制改为实行七总裁制，削弱并架空孙中山。孙中山处境困难。蒋介石特意将孙中山接到三河坝，他看到孙中山形容憔悴，还伤心地流了眼泪。两人深夜长谈。孙中山受别人冷落之时，蒋介石的亲近无疑是莫大的安慰，也增加了对蒋的信任感。
1919年年初，蒋介石负气离开粤军，回沪后在上海谒见孙中山，表示了出国留学之意。孙中山极力挽留，甚至以命令的口吻，不许其出国，并解释说：“为了重建革命政党，必须要有军事方面的助手，如果让你远游欧美，长期留学，对革命阵营来说，实在是很大的损失。”
通过与孙中山的接近，蒋介石增加了对方对自己的信任与期望。蒋介石对人说，见中师垂爱与施教殷勤之状，不禁赪汗盖恐难副所期也。经过多次接触，孙中山的确增强了对蒋介石的信任，曾委派蒋赴日本看望一病重的深交的日本友人，他还作为孙中山的私人代表，参加这位病故友人的丧礼。1922年蒋介石处理完母亲丧事，回到广州向孙中山谈及葬母之事，孙中山为蒋母墓亲书“蒋母之墓”和“壸范足式”，胡汉民作墓志；汪精卫撰铭文。凡此种种，足以显示蒋的影响和声望在提升。蒋介石的感情投资，已经并将长远产生奇效。
其次，越是艰险越向前。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乱。陈炯明本来是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掌握广东的重要权力的，但是，当他自恃羽翼已丰，便在港英当局和直系及西南一些军阀的支持下，悍然恃兵作乱。6月16日，叛军炮击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孙中山于危急中深夜抵达珠海海军司令部，登上停泊在珠江上的“楚豫”舰避难，次日与宋庆龄会合后登上永丰舰。
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打击惨重。他历次革命，遭到失败很多，而这次叛乱则使他几乎限于绝望之中。因为陈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被视为心腹，其军队都是依靠孙中山才逐渐发展起来的，现在居然要置他于死地，所以感到十分痛心。他在致海外侨胞的信中称陈的叛变是“祸生于肘腋，干戈趋于肺腑”，极为沉痛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残酷未有甚至此役者。”
登上永丰舰后，他发现周边竟然没有懂军事的，平时跟随左右的人也离他而去。真所谓触景生情，患难思挚友，国难想良将，他想起了蒋介石。6月18日，孙中山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称：“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事紧急，盼速来。”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与前几次变着法子拖延的情况迥然不同，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前去救援。是什么使蒋介石作出这样的决定呢？当然，这里面有他对孙中山的感情因素的影响，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政治嗅觉。他知道，现在孙中山处于危难之中，是最能表现自己的时机，这个时候前去救援，与孙中山的关系就能更进一步。从国内看，当时的蒋介石没有军队，不如地方实力派，他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只有投靠孙中山这一条路。而现在孙中山蒙难，身边亲信没有一个，蒋介石与他在一起，可得到更大信任，获得平时难以得到的政治资本。但救援孙中山是有很大风险，搞得不好可能要把命搭上。
在证券交易所搏杀的他，决定以身家性命进行一次政治赌博。他把家中的妻子儿女托付给好友张静江，要他予以照顾。临行之前，面对蒋经国、蒋纬国，不由得洒下热泪，场面颇为壮烈。
蒋介石由上海启程前往广东，个人冒了很大风险，到达黄埔，追随孙中山上了永丰舰。孙中山和他的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56天等于禁闭的痛苦，而期待外来的援助。
他登上永丰舰后，孙中山当即授以海上指挥的全权。其后的42个日日夜夜里，蒋介石的表现异常积极，他既随时指挥作战，又时常深入到士兵当中去鼓舞士气。舰上食品短缺时，他还自告奋勇上岸采购。对此，孙中山曾非常担心地予以劝止：“我很感激你为我这样做，但是今后我不许你再冒险采购食物；你是最重要的干部，万一我遭不幸，今后革命大业要你担当的，你的责任太大了。”由此可见，此时的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分量了。
在孙中山最困难的日子，蒋介石冒死相助，帮他渡过这一难关，势必对蒋介石刮目相看。正如美国人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一书中所说的一样：“孙中山终于认识到，此前曾给予他良好建议并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他的人，不是别人而正是蒋介石。从此蒋介石开始飞黄腾达。”事后，孙中山曾为蒋介石所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作序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为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并在此后给他的亲笔信中，再一次强调蒋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
在孙中山蒙难时期，蒋介石决定同孙中山生死与共，是他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在过去10年里，孙中山虽然已经重视他的才干，但没有大胆地重用；经过这次患难相处，更使孙中山觉得他是位可信可重用的帅才。此后，蒋介石在革命阵营中的地位直线上升，不仅获取了黄埔军校校长这一重要职务，而且得到了为自己打天下的军队。蒋介石以命赌运，获得极大成功。
评析：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政治决策，应考虑成本，顾及后果，趋利避害，认定可为而为之。然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过多年投机生意的蒋介石，把经济生活中的赌博运用到政治领域，敢于冒风险，甚至不计后果，给人一种政治上不成熟、冒失的印象。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种认识水平上判断蒋介石在政坛上的搏击，那未免太注重表象。其实，蒋介石初出茅庐步入政坛，看似冒失，实际上还是比较有章法的：
第一，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通过冒险，改变自己背时的境地。在军界、政界闯荡之初，蒋介石时运不顺。然而，他并不气馁，在背时境地求转运。
第二，讲究策略，以退为进，静观待运。蒋介石爱“枪杆子”如同生命，有时甚至胜过生命。可是他在涉足军界后，却多次自动离开了部队。这种退不是自暴自弃，而是以退为手段，或者在退中创造机会，或者用退侦察对方的企图，寻找空隙，争取新的发展空间。
第三，退不是无为而治，而是有所作为。在退中求进，蓄势待发，尽力地创造条件，争取机会，向最高决策者提出军事行动计划和政治抉择方面的建议，展示自己的才能；博览群书，夯实干大事的基础。蒋年少虽很顽皮，但读书还是很勤奋，这种习惯，后来一直保留，即使在离开军队后，仍不忘读书。他读书涉涉猎广泛，主要是学习军事方面的，不仅熟读《孙子兵法》等书，还学习外国军事著作；主动与孙中山接触，拉近与孙中山的距离。这里的关键是要有为，有所作为，展示出本领与才华，才可能有“位”。
第四，善于把握机遇。孙中山蒙难，一些政客与军阀是避而远之。而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越是艰险越向前”。在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机遇寓于风险乃至灾难之中，个人的前程与命运同革命的前程与命运紧紧相连。当然，蒋介石认准时机敢于冒险，主要的不在于他胸中有多少正义与正气，恰恰暴露出他作为一个政治投机者，在名利场上的诡谲和善于机变的面目。
顺势者崛起，玩势者败亡
人们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时务”，事物本然及其所以然也，包括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未来的趋向。顺势者将可能成为英雄，逆潮流而动者很可能成为“亡魂”，而玩势者很有可能成为鬼魅。蒋介石早期在军界、政界的博弈中，两者兼有之，随着野心的膨胀，玩势者的角色起主导作用。
事例：陈炯明的叛乱被粉碎后，广东革命根据地虽然度过了危机，但是不太稳固。不仅陈炯明的残余势力还在，而且数个地方军阀盘踞。消灭这些军阀势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顺应大势，在成就这一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5年，孙中山应冯玉祥将军之邀北上后，陈炯明又卷土重来，进逼广州。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广东革命政府决定进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蒋介石顺应时局，积极请战，要求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和教导团参战。经孙中山允准，这些人编入粤军右路。蒋3500人的队伍，自黄埔出发，第二天没有遇到多大抵抗，即占领东莞城和古龙镇，在攻打淡水城时，遇到强敌的抵抗。黄埔军首次参加攻坚作战，缺乏经验。由于虚心听取苏联顾问的建议，更由于英勇奋战，将士们取得了淡水战役的胜利，这是蒋介石独立指挥部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仗。孙中山收到蒋介石的告捷电后，非常高兴，让汪精卫“代电勉各将士，努力杀贼，以期三民主义之实行。”后来还派廖仲恺赴东江前线犒劳前线将士。
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后，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趁机叛乱。蒋介石率部回师广州，担任平叛总指挥，黄埔学生军和其他友军协同作战，平定了这次叛乱。这一胜利，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同时随着黄埔学生军在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中屡建战功，声誉的不断提高，蒋介石的声望也相应提高。1925年6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蒋介石兼任广州卫戍司令。
1925年，广东国民政府正式建立后，于9月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经过近三个月的征战，到11月底第二次东征取得完全胜利。随后，又进行了南伐，这些战役的胜利，消灭了盘踞广东境内的军阀，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后来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可行的基础。
蒋介石顺应大势，参与指挥了这些战役，到1926年北伐战争前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一指挥陆、海、空三军。《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赋予总司令极大的权力，可以以战时姿态为名，指挥军、民、财政、治安各机关，从而取代国民政府，集中国家的军、政、财、法大权。在此以前，他已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不久又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于是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盛，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
然而，即使在蒋介石顺应大势之际，也包含着逆势、玩势的一面，而一旦得势，大权在握，则为了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铤而走险。
1924年5月，孙中山派蒋介石赴苏联考察军事。考察回国后，不但不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的主张，反而提出非议。在羽毛渐丰之时，被眼前得到的权力冲昏了头脑，蒋介石开始逆潮流而动，制造一个又一个的事端，排挤苏俄顾问，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压制工农运动，背离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在军阀横行、帝国主义肆意掠夺的时代，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全国各革命阶级联合起来，推翻军阀的残暴统治，赶走帝国主义势力。蒋介石在北伐取得初步胜利之时，竟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屠刀对准坚决支持、奋不顾身地投身于北伐的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对准敲锣打鼓欢迎他们的工农大众，使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倒在血泊中，孙中山和共产党人促成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被蒋介石的反革命暴力所破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毁于一旦。蒋介石倒行逆施，使自己站在与人民群众为敌的位置。
正是由于蒋介石制造内战，使早就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纷纷行动起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拿起武器抗击侵略者，抗日的烽火燃烧在长城内外。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千方百计地压制民众的抗日热情，不准军队抵抗，破坏乃至镇压抗日武装，使日本的侵华战争逐步升级，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演变成中日全面战争。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决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并表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牺牲一切之决心。”由此，全国军民集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抗战是比较积极的，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可以说，在武汉抗战时期他的政治声望达到高峰。可是，他后来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国统区独裁专断，压制民主运动，逮捕、残害爱国民主人士。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种种离心离德的政策和措施，遭到民众的反抗。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休养生息，坚持国共合作，和平建国是人心所向。可是，蒋介石却在美国的扶持下，发动新的内战，把广大民众重新推向战争的深渊，再一次地逆潮流而动。在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的时候，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声明说，谁挑起内战，谁就是人民的公敌，全国共讨之。蒋介石违背民意，天怒人怨，蒋介石这一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最终随同他的800万军队一起淹没在人民革命战争的大海里，随着南京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旗落下，国民党政权被推翻，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被终结。
评析：时势造英雄。杰出的历史人物只有把握大势，顺应潮流，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并善始善终，才有可能成为“一代天骄”。蒋介石在孙中山蒙难时，挺身而出，前往“永丰舰”辅佐处在危难中的革命领袖，顺应了大势，他自己也展现了革命勇气与才能，从而得到孙中山的信任，为自己在政坛上叱咤风云作了重要的铺垫；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顺应大势，在成就这一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地位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而提升。
顺势不定是一帆风顺，也不强求一贯正确。由于种种原因，自己在一时一事上，或者在一个阶段，实行了错误的方针政策，能够及时地调整，使之合乎天时与民意，也是识时务的一种表现。比如，“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使日军步步进逼，导致民族严重危机。这是对国家与民族来说，无疑是犯罪。然而，华北事变后，尤其是“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开始调整对内对日方针，实行联共抗日的方针，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并以比较积极的姿态抗击日军的侵略，这有功于国家与民族，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全国民众，都拥戴他的领袖地位。
逆潮流而行，时势所造的英雄，也将会成为时势的弃儿。在军阀横行、帝国主义肆意掠夺的时代里，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全国各革命阶级联合起来，推翻军阀的残暴统治，赶走帝国主义势力。然而，蒋介石在北伐取得初步胜利之时，竟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毁于一旦。蒋介石倒行逆施，使自己站在与人民群众为敌的位置；抗战胜利后，人民期望和平建国，以休养生息。可是，蒋介石却在美国的扶持下，发动新的内战，把广大民众重新推向战争的深渊，再一次地逆潮流而动。在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的时候，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声明说，谁挑起内战，谁就是人民的公敌，全国共讨之。蒋介石违背民意，天怒人怨，蒋家王朝最终被人民革命所推翻。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蒋介石说是被革命力量推倒的，倒不如说是他自己打倒了自己。
以空间换时间，实行片面抗战的消耗战
蒋介石在准备抗战的过程中，确定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指导方针，其内容既包括了以退为守的无奈，也包括了在片面抗战的方针下打持久消耗战的打算。
事例：“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中日两国间的全面战争的趋向越来越明显。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蒋介石不得不进行对日战争的准备。战争准备不仅要进行国防建设、军队方面的战备，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明确的战略方针。中国到底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战略方针，不仅执政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在思考，积极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在酝酿，而且一批具有浓厚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也在议论，后来成为蒋介石的重要战争指导思想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思想，首先是由知识分子提出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傅斯年在《独立评论》撰文指出：“中国在开战之初，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越久，对我们越有利。”1935年6月27日，胡适给教育部长王世杰写信，提出了类似的意见，他说：“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有期望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能有国际的参加以援助。”“必须使政府与军事领袖深信长期苦斗为不可避免的复兴条件。”
蒋介石听说这事后，十分感叹，对张治中说：“了不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了，他们懂军事。”1935年，蒋介石扼要地表达了他的战略思想，即：一面呼吁和平，期求集体安全；一面整顿国防，充实军备，至和平绝望时期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
1936年底，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奉命拟订《民国二十六年底国防作战计划》，立足点就是着眼于长期作战。后来实行的时候，大本营作战组组长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要实行全面而持久的战争，拖到日寇对占领我国的每一个县都要出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防守战地，即使日寇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而在整个战争中它就非垮台不可”，故而，“不应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争胜负，而要从全盘战略着眼”。
在国民党最高当局看来，“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与“持久战”战略思想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1937年8月7日的国防会议，决定“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蒋介石明确指出：“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要要求持久消耗战”。对如何进行“持久消耗战”，蒋介石提出了两项要求：“我国此次抗战，其要旨在于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是消耗敌人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战之目的”。也就是说，既要消耗敌人，又要保存和发展自己。蒋介石把“持久消耗战略”的精髓简化成具体的口号，这就是“以空间换时间”。1938年2月，他具体地解释说：“我们这次抗战，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取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取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取定于时间与空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占领的广大土地，就以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又说：“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是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此后，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把持久战的理念完善到极致。在抗战初期，在国民党营垒中，对抗战的前途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观点，亲日妥协派宣扬“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亡国论”一时甚嚣尘上。与此相反，还存在着一种毫无根据的“速胜论”倾向，特别是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一些人被冲昏了头脑，认为只要依靠国民党二百万正规军就可使抗战速胜。针对这些错误倾向，毛泽东于1938年5月写了《论持久战》，对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方针进行了系统阐述，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这一著作不仅指明了抗战的前景，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战略方针和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它不仅是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抗战的纲领性文献，而且对国民党最高当局战略方针的确定，产生了很大影响。据程思远回忆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虽然，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持久战”的理论不能相提并论，它们不在一个理论层次上。蒋介石的“以空间换时间”的观点，贯穿在他的“持久消耗战”的战略基础上，贯彻在以国民党的军队片面抗战的基础上，是以国土的大量论陷，大量将士的牺牲和人民的牺牲为代价采取的一种被动应战的防滑战略。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理论，以人民战争的思想为前提，以游击战的方式构筑起全民抗战的汪洋大海。无疑，这是积极的抗战理论，二者有着本质区别。然而，这个方略倒是比较贴近他强调片面抗战而出现的中国当时的情况。鉴于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大溃退，大片国土的丧失，蒋介石按照这个方略部署中国军队抗战。在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他宣称，“我们以后持久战的战场，要在平汉线与粤汉线以西地区，更有胜利的把握。”实际上，抗战头16个月中，中国军队虽然做出了大量的牺牲，也放弃了部分“空间”，却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时间，保存和发展了力量，通过战时动员，中国军队的兵力从最初的170万人增加到225万人。
根据这一战略思想，蒋介石在战略后方的选择上比较对头。“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华北地区开始全面进攻。为了牵制华东地区的中国军队驰援华北，日本方面考虑进军上海。淞沪战役集中了国民党军队精锐部队的70余个师。在中国军队猛烈攻击下，日本统帅部被迫不断向上海战场增援，华北战场的部分军队也南下淞沪。9月，日军统帅部决定：“把主战场转移到上海方面。”这样反倒使江南沿海一带成为日军的主战场。
蒋介石认为，日军占领华北以后，必然要从山西、河南渡黄河南下，一路直扑武汉，一路进攻西安、兰州，迂回四川。如此，中国就会失去抗战的后方。日本要全面侵华，沪杭地区志在必夺。所以发动淞沪战役可以调动日军南下，从而改变日军深入中国腹地的战略。至少可以使日军陷于江南水网地带，延缓日军的进攻步伐。故8月，蒋介石派陈诚赴沪视察后，对时局作出明确判断，认为：“敌对南口所在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故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扑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事以牵制之。”蒋介石听后表示：“一定打！”陈诚说：“若打，须向上海增兵。”
为了引敌南下，蒋介石还在战前就曾明确地指出：“这一仗打起来，上海、南京都不能守，我之所以要打，是因为我在日本读书的老师，如今都承担大任，日本人对中国的战略战史的研究，有时比中国人还深刻。现在我们与日本人打仗，不怕从南方打也不怕从北方打，最担心的是日本人由卢沟桥入山西再经汉中入四川，就是当年忽必烈灭亡南宋的战略。如果日本人到西南，从云南、贵州到广西一抄，我们即便把守南京、上海，这个仗也打不下来。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在上海作战，引导它沿江西上，届时它就败了。”战役的结果表明，蒋介石以江南这块富庶的“空间”吸引和调动日军主力，沿长江西进，迟滞敌人，为中国方面几乎“赢”得了一年的“时间”。但是，这个“赢”是以中国军队牺牲上百万将士的性命，东北、华北、华东和华中的半壁河山论陷，几千万百姓的生命和苦难为代价换来的，而且完全是在被动挨打和消极应战的情况下逼迫出来的，是自我安慰之词而已。
被敌封锁，对外交通几乎断绝，中国要坚持抗战，就必须建立新的经济基地和寻找对外联络。蒋介石广泛听取专家顾问的建议，坚定了“经营四川”、“外战入川”的决心。
1935年春夏，他视察川、滇、黔、陕各省以后，于7月确定了“以川黔陕为核心、甘滇为后方”的战略方针。8月，蒋介石在峨嵋训练团对川、滇、黔三省各级干部演讲时指出：“我们本部18省哪怕失了15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失地，复兴国家，完成革命。”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又在汉口发表谈话说，“以四川为持久抗战后方，如武汉失守，即以四川为最后根据地。北固陕西，南辖滇、黔、桂诸省，稳扎稳打，以消耗敌人。同时促进国际变化，以求盟友。如此日本一定多行不义必自毙。”在《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中，他又讲道：“我国抗战根据地，本不在沿江沿海线之浅狭交通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南诸省，尤为我抗战策源地带。此为长期抗战之根本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1937年10月，国民政府正式议决迁都重庆，标志着建立西南大后方的战略正式实施。
评析：“以空间换时间”，是蒋介石确定的一个重要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切合中国实际的战略指导思想。当时在日本与中国的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是敌强我弱，敌是小国我是大国。以广阔的国土作为战略构想的物质支撑，以内地尤其是以大西南、西北作为自己的战略依托，是比较明智的战略选择。从总体上讲，他对“以空间换时间”战略的诠释，体现了知己知彼、扬长避短的军事谋略原则。
“以空间换时间”战略思想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是相通的。尽管它与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不在同一个理论层次，但是理论的基点大体相同，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与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在抗战初期，蒋介石肯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毛泽东“持久战”思想。在对实战的指导上，抗战头16个月中，中国军队虽然放弃了部分“空间”，却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时间。
“以空间换时间”，坚持持久抗战求胜利，应该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战略方针，而不是守株待兔，更不是坐山观虎斗。而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进行持久战时，却基本上是取后一种态度。在抗战之初，为了保持自己的实力，战略退却成为部队的大溃逃，一溃千里，失去战略主动权。在战略相持阶段，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国民党假借抗战急剧扩军，掌握数目庞大的正规军，却基本上是避战、观战，久而久之，它的战斗力锐减。到抗战后期，日本侵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时，一触即溃。这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开始实行局部反攻的态势形成鲜明的对比。国民党军队，乃至其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威信锐降，这也是加速国统区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垄断受降权，下山抢桃子
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在极其艰险的环境里，抗击日本侵略军。而蒋介石则长期在峨眉山观战，指使其掌握的军队避战，保存实力。当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担心处在抗日前线的共产党得到应得到的胜利果实，于是，利用国民党执政所垄断的政治资源，垄断受降权，千方百计地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当时，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这种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裁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
事例：蒋介石为了把抗战胜利果实抢到手，使出了种种招数。
首先，与日伪军合流，使之为国民党服务。1945年8月10日，当蒋介石从东京英语国际广播中获悉日本帝国主义乞降的消息后，于当天深夜即向何庆钦发出训令：“命令敌军驻军司令维持现状。”警告辖区敌军，除接受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命令伪军投诚……控制敌军撤退后的要点、要线，等候国军到达。”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告投降，蒋介石命令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茨：“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抵达湖南芷江，与何应钦洽谈投降条件，何应钦的代表坚决要求日军“对命令系统以外的干扰，要严加拒绝”，即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冈村宁茨则在他起草的《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中，表示全力支持国民党政权，对付中共。9月，何应钦在南京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后，亦以第一号命令面授冈村宁茨，转告日军华北、华东、华中三方面军以及散布在各地的10个军团、36个师团、46个独立旅团、20个独立警备队或支队、6个特种兵部队向指定的地区集中，向国民党统帅部指定的受降官投降。国民党与伪军“合流”更是明目张胆，公开把大汉奸封为种种官吏，以伪军“维持治安”，加紧抢夺胜利果实。
日军投之以李，蒋介石报之以桃，对侵华日军战争罪犯的审判竭力施加影响，从轻从宽处理，甚至免于追究和无罪释放。如冈村宁茨是侵略中国历时最久、罪恶最大的日本战犯之一，蒋介石不仅不宣判，而且让他作秘密军事顾问，策划向解放区的进攻，引起公愤。蒋介石后来被迫对其进行“审判”，结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于1949年1月26日竟然宣判他无罪。
其次，剥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受降的权利。蒋介石在电令冈村宁茨的电文中，命令日军只能向国民党的部队投降，禁止其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缴械。他还限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再对日伪军“擅自行动”。何应钦还下令，凡中国战区之日本陆海空及辅助部队，“立即各就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这样，坚持八年抗战之久并已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主战场的解放区战场之抗日武装力量，被排除在受降之外。
再次，在美国帮助下，抢占战略要地。美国从战后的全球战略和在华利益出发，极力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而蒋介石则是充分地借助美国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美国总统杜鲁门直言不讳地宣称：我们采取了异乎寻常的步骤，“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麦克阿瑟以远东军总司令的名义，向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发出第一号命令，规定侵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缴械。
不仅如此，美国直接帮助蒋介石抢夺战略要地。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同太平洋司令尼米兹策划，出动大批飞机、军舰，把国民党军运往东北、华东和华中等地，仅在9月至11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帮助运送了国民党的17个军到达目的地。此外，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指令美国驻华武装部队，以“受降”、“遗俘”名义，直接在中国沿海登陆，替国民党国抢占港口和战略要地，规定“美国武装部队在华占领的各地只许移交中国国民政府。”美军海军陆战队抢占秦皇岛、青岛等港口，为大批海运国民党军队作准备。美军还帮助国民党军修路、护路，甚至直接向解放区进犯。国民党军队就这样在美国武装力量的直接帮助下，以“收复失地”为名，抢占了华北、华中、华南各战略要地，而且还争夺东北的控制权。
评析：抗日战争的胜利，蒋介石利用自己的执政地位，垄断受降权，为了排斥中共领导人民武装力量于受降之外，采取了种种卑劣手段，甚至与日伪合流，使之为自己的垄断受降权的政策服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甚至庇护日军首领和汉奸头目；冈村宁茨是侵华日军司令侵略中国历时最久、罪恶最大的日本战犯之一，蒋介石不仅不宣判，而且让他作秘密军事顾问，策划向解放区的进攻。引起公愤后，蒋介石后来被迫对其进行“审判”，结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于1949年1月26日竟然宣判他无罪，这是对中华民族感情的亵渎。为了国民党的私利，蒋介石竟然倚洋自重，在美国帮助下，抢占战略要地，以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为交换，使战后的中国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
蒋介石垄断受降权，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获益巨大，得势一时。然而，抗战胜利是全国军民共同奋斗流血牺牲取得的，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根据地的民众，在抗战的前线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是抗日的中流砥柱，为坚持八年抗战起了决定性作用。把他们排除在受降之外，违背天理，虽在军事上能得势一时，但在政治上却丢分不少，这也是蒋介石独吞胜利果实所产生的负效应。
大势不察，大诈难成
所谓“审时度势，谋定而后动”，是蒋介石实现其独裁统治惯用的招术。抗战后期，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在在国内的独裁统治得到强化。然而，他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时机到了，大造反共舆论，进行反共的军事部署。然而，大势不察，大诈难成气候。
事例：从1943年起，国际形势的发展出现对蒋介石空前有利的形势，这不仅在于德国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也开始崩溃，而且还在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对蒋强化统治更加有利。英、美于1943年1月，分别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所谓《平等新约》，宣布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同时宣布承认中国为世界上四强之一，有权出席国际会议并与苏、英、美等国平起平坐。这对蒋来说无疑增加了新的政治资本。而解放区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发展，也使其视为战后维持独裁统治的阻碍。他决心利用有利形势，取消共产党，“统一”中国。1943年3月，蒋介石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授意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反共作舆论准备。
《中国之命运》一书，是一部比较完整地表达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立场、观点及其内外政策的书。它从蒋介石集团的哲学思想到现行政策来说明这个集团是过去统治集团的继承者。大肆赞扬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思想，竭力以封建伦理来维持其封建法西斯统治。书的核心是：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把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而全书攻击的主要矛头是中共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以宣扬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为中心，同时也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攻击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诬蔑马列主义是“以某一外国的立场为立场，以某一外国的利益为利益，甚至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作爪牙”；声言要把那些宣传“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妄行邪说”的人们除掉，并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中共的问题。不久，借共产国际自行解散之机，组织国民党所操纵的团体，大肆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
军统特务头子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制定了《对中共方案》，提出了国民党应把握此有利时机求中共问题之彻底解决，其对策是：以迫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为主要目的；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原则，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取消边区政治、组织，听候中国处置；派遣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军队政工人员至该军工作，对其在特定区域以外之军队，相机予以解决，加强军队之准备，以为政治解决之助力，等等。接着，蒋介石找张治中谈话，提出要请毛泽东到重庆面谈，并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交与在重庆国民党会谈的林彪带回延安。张治中分析：这是蒋介石趁第三国际解散之机有“招降”的幻想。张治中在周恩来、林彪离渝前，非正式地提出：“国民党在国际解散后，拟有两个方案：一是要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以取得党的合法化；二是国共两党合一。”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批判与抵制，而且也激起了公愤，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知名人士也纷纷对《中国之命运》进行批判。
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会议旨在“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独裁、反共。会上，蒋介石声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对于中共，“在某一定情况下，我们必须消灭之。”大会就中共问题，通过了两套决议案，进一步确定了反共方针。一套是对外发表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因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六大”还不愿作出公开反共决议，所以此决议的内容虽也攻击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但又不得不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为幌子，掩人耳目。决议案指出：“中央自应秉此一贯方针，继续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这样，便可以在“政治解决”不成时，随时将“妨碍抗战，危害国家”的罪名强加在共产党头上，以武力解决之。另一套则是不公布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它把中共联合政府的口号和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攻击为“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因而要求国民党“整军肃政，加强力量”，使政治解决中共的方针得以贯彻。并提出在工农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加强政治宣传、加强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对中共问题的指导机构等六条同中共斗争的方针。根据大会确定的反共方针，大会决定成立特种委员会，专门进行反共活动。
但是，由于中共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国民党“六大”终于未敢公开作出反共内战的决议，并被迫作出一些民主的姿态，通过《政纲政策案》、《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宣布于11月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然而，参加“国大”的代表依然是国民党在抗战前包办“选举”或圈定的，所要通过的宪法是抗战前颁布的、旨在维护国民党独裁的《五五宪章》，且“国民大会职权问题，以及其他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之各项问题，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慎重研讨后酌定之。”实际上，这种由国民党操纵的所谓国民大会，只不过是用来抵制联合政府，维护独裁统治的又一块盾牌；而大会通过的“宪法”，也不过是给一党专政披上合法的外衣。至于装模作样的“还政于民”，实际上也不过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定把独裁的大权由左手‘还’给右手”的把戏而已。
这次大会，在蒋介石集团的支配下，决定拒绝联合政府的主张，最终确定了实行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政策。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强迫全体中央执监委员在蒋介石的监督下宣誓：“服从总裁命令”。而蒋介石在大会选举总裁时，曾经表示自己当总裁在“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
国民党“六大”结束不久，为粉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国民党政府决定于1945年7月7日在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鉴于此次会议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倾向，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
蒋介石一意孤行，操纵被中共拒绝出席的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讨论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问题，要求全体参政员，“排除一切党派的意见，纯然站在国家的利益的立场，提供合理的主张”。7月，大会集中讨论由主席团提出的《国民大会问题案》，由于会前参政会内的国民党团已布置控制了讨论会场，要求国民党参政员一律以国民党决议为准，所以在讨论时，国民党参政员凭其人多势众，对共产党肆意攻击，对其他党派任意侮辱，最终于19日通过了所谓“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之决议案”。这是一个圆滑而无具体明确办法的决议，实质上是假国民参政会之名，以制造国民大会，假国民大会之名，以行独裁之实。
国民党在这届参政会上拒绝中共主张和各抗日党派建议及其横蛮行径，引起了各抗日党派、民主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派的愤慨。黄炎培等人公开声明，不参加四届一次参政会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讨论，声明说：国民大会若在“各方主张，尤其是有组织者之意见尚未融通，而遽仓促召集，仓促制定，则其后患将不堪设想”。章伯钧发表谈话，呼吁采纳中共建议，劝告国民党悬崖勒马，“放弃原定举行国民大会之决定”。在内外的压力下，未能强行通过召开国民大会具体办法，只得草草收场。
评析：抗战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政治力量对比，有两个相关联的变化过程，在国民党的政治圈内，蒋介石的地位得到巩固与扩张，而其政敌的势力与影响在萎缩；另一个变化过程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力量与政治影响在此消彼长。
中国人民的抗战，使蒋介石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到了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政权逐渐得到了强化。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使自己的力量与政治影响与日俱增。国共两党共存共荣，这是大势，然而，蒋介石却视共产党的发展为心腹之患，他决心利用有利形势，取消共产党，“统一”中国。1943年3月，蒋介石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授意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反共作舆论准备。大势不察，大诈难成。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批判与抵制，而且也激起了公愤，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知名人士也纷纷对《中国之命运》进行批判，反而使自己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这表明，蒋介石有独揽大权之心，但无驾驭政局之雄才大略。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里，仅仅依靠诈术，难成气候。
孤注一掷：以政治命运下注的豪赌
“孤注一掷”原本是赌场上的一个专用术语。说的是赌徒在输急了的时候把所有的本钱并作一注押上去，进行最后一搏。这一术语后来被移植到官场，《元史·伯颜传》曰：“今日我宋天下，犹赌博孤注，输赢在此一掷耳。”是说在此危急时刻，为了宋王朝，要用尽所有力量作最后的一次冒险。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曾多次进行过这样的政治赌博，而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在抗战胜利后，发动新的内战，以政治命运为注所进行的豪赌。与宋王朝所不同的是，他是在抗战胜利中了头彩的背景下，仰仗美国后台老板的援助，进行的一次冒险性赌博。
事例：蒋介石在发表《中国之命运》时起，就已作了内战的打算，抗战胜利前后，便已着手制定内战计划。只是迫于国际国内的压力，以及自身还没有作好内战的准备，不得不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谈。即便在谈判期间，蒋介石也指挥，进行了局部范围的战争，关内小打，关外大打。1945年11月中旬，蒋介石在重庆召开旨在策划6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围剿的军事会议。同时，又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复员整军会议上，制定出“对共产党的全盘战争”的作战计划。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声称：只须三个月到六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
古代兵家说：“得天下者必先得中原。”蒋介石决心以武力消灭共产党，深知中原至关重大。因此，国民党的全面内战方针是：集中兵力迅速消灭中原解放军，随即向苏皖根据地进击，扫荡沂蒙，清剿山东，再攻延安，控制津浦、平汉两条南北交通大动脉，以达稳定江南，确保华北之目的。然后对东北解放区用兵，一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国民党围攻部署就绪后，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郑州绥署主任刘峙指挥12个整编师及汉口、西安两地空军，向以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企图把中原解放军压至桐柏、大洪山区，一举歼灭之。中原解放区各路部队按计划突围，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紧接着，蒋介石使用了193个旅（师）约160万正规军，相继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
在内战之初，国民党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尤其是有美国的大量援助，国民党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从1946年6月下旬到10月，国民党军共占领承德、张家口、安东、淮阴、菏泽等105座城市。10月17日，陈诚在北平向中外记者宣称：从军事上对付中共，“三个月至六个月便能解决”，“任何一线（指铁路），均可于两周内打通。”
不过，面对国民党来势汹汹的军事进攻，毛泽东却有着与蒋介石等人完全相反的看法。从内战爆发起他就宣布：“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
国民党军队虽然占领了不少城市，而解放军却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的有生力量，不少高级将领成了俘虏。仅在莱芜战役中，陈毅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俘虏的将军有19名（中将2名、少将17名）。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北线总指挥中将李仙洲被俘后说：“我们此次失败，主要是国防部战略指导的错误”和“蒋介石用人唯私”。被俘的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深有感触地说：“民众是你们的，蒋军必败的道理，到解放区，我认识更清楚了。”由于国民党军队战线拉长，其机动兵力则大为减少，加之“经济之严重形势”，社会人心浮动，不到一年的功夫，战局发生微妙变化，国民党不得放弃全面进攻，改为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进攻陕北，是重中之重。这一军事行动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认为，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攻占后可在政治上打击中共，动摇其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如果能摧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或者胁迫其离开陕北，将给中共造成的打击是致命的。胡宗南25万人进攻延安。1947年2月，蒋介石飞抵西安，向胡面授机宜。接着，胡部对延安形成了包围圈，3月14日开始大举进犯。当时，留在陕北的解放军只有2万多人，在双方兵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3月19日，胡宗南以损失5000多人的代价占领了延安，此时延安只不过是座空城，而胡宗南声称击溃10万共军。其后，国民党开动一切工具，大肆宣传国民党的“胜利”，蒋介石亲临延安“视察”。
进攻陕北，占领延安，虽然国民党拼命宣扬，但从政治上和军事战略上看，这一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个下策，且潜伏着败机。首先，陕北是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追求光明的人们所敬仰和向往的革命圣地，国民党的军队对它进行进犯，势必激起他们的愤怒，更加激起他们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关注，并决心以争取军事上的胜利，或者其他的形式进行声援。
其次，胡宗南几十万的兵力被拖在陕北，不能机动援助其他战场，这在军事战略上造成极大的被动，并且给了毛泽东争取主动的一个契机。美国驻华大使曾就这一军事行动发表评论，指出，“国民政府虽然声称它击溃了10万共军，但看来这是一种很大的夸张”，与其说延安是被攻占，倒不如说中共主动放弃，与其战略战术的运用更相符合：“就是在敌人压力面前出让出一定的据点，把敌人吸引到一个袋形中，然后以游击战术逐步消耗敌人的力量。”他还评价说：“从严格的长期的军事观点来说，延安的占领，最主要的是使政府的战线过于延长与过分消耗国家的经济”。实际上，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第三，毛泽东在前有黄河，后有追兵的极其险恶的情况下，与蒋介石博弈，下了一着“险棋”，他和中央指挥机关绝不过黄河，留在陕北与敌人周旋，在彭德怀率部策应下，泡“蘑菇”，不仅把这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吸在陕北，不能自拔，而且解放军的“蘑菇战”，大量地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赢得战略上的主动权。毛泽东放弃延安，转战陕北，的确是一高招，而蒋介石与之相比，则相形见绌。
此后，国民党的军事形势、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军事上由战略进攻被迫转入战略防守，在战略决战中，军队大部分被解放军所消灭，几乎输光博弈的本钱，军事上的彻底溃败只是时间的问题了，蒋介石连自己最看重的“面子”不顾，导演了一场“战犯求和”的闹剧，这已是无济于事了；在政治上，蒋介石奉行独裁、卖国、内战的政策，失道寡助，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反内战、反饥饿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与解放区军民的军事路线相呼应，形成了第二条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的战线，蒋介石陷于全国人民的包围之中；受到国民党打压迫害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响应中共的号召，云集解放区（北平解放后在北平），与中共一起共商建立新中国的大计。
评析：受旧中国博彩之风盛行的熏陶，蒋介石的搏击心态发生严重异变，他把政治生涯中的搏击变成了政治赌博。他在很多次的政治赌博中获胜，赢得很多政治利益。可是在抗战胜利后，他孤注一掷，以自己的政治生命进行的豪赌却把政治资本输得精光。抗战胜利后，由蒋介石挑起的国共大决战，以蒋介石集团的彻底失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伟大胜利而收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蒋介石的政治谋略而言，他犯了几大忌：
一是违背民意。中国长期战乱不已，兵连祸结，民众饱受其害，尤其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极其残酷，人民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作了巨大牺牲，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期望和平建国，以休养生息。蒋介石发动新的内战，违背了民意，这就把自己置于人民公敌的位置。
二是对时局作了错误判断。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共产党的力量。一方面，见物不见人，迷信美国提供的飞机大炮与精良的装备，而忽略了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无形的武器，它与小米加步枪有形的武器结合，就可以形成难以估量的战斗力。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是孤立地看待共产党的力量，而忽略了民心向背这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三是不计后果，不计政治成本。重大的战略决策应综合考察与分析，权衡利弊，三思而行。蒋介石利欲熏心，在政治上不留余地，在军事上全面出击，过于钢性而缺乏弹性，孤注一掷，把自己置于绝境。
一个腐朽旧政权垮台，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民政权诞生。蒋介石彻底输掉了，他在大陆的政治生命业已终结。蒋介石以政治命运进行豪赌，给他自己酿成可悲结局。
偏安一隅，守岛待变
蒋介石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些重大举动时常被披上神秘的面纱。蒋介石在大陆失败后溃逃到台湾，就被人神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这样一个传说：蒋介石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时候，一次到峨眉山游历，在庙里遇到一算命和尚，随即抽签卜卦，那和尚在解释卦辞时，跟蒋介石说了八个字：胜不离川，败不离湾。抗战刚刚结束，蒋介石不把和尚的戏言当一回事，急忙离川，下山抢摘“桃子”，结果没多长时间，局势急剧恶化，到1948年居然兵败如山倒。此时才想起和尚的话，于是乎，经营台湾，准备退路。蒋介石很讲迷信，但是否确有此事却无法考证，即使有，那和尚所言并非“知天命”，与蒋介石精心经营台湾，以留退路之事纯系偶然巧合。其实，蒋介石经营台湾，为自己留后路是有远虑的谋划。
事例：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95年，因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割让给日本。1943年，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埃及签署的《开罗宣言》庄严宣告：日本占领的“满洲、台湾和澎湖等岛屿应该回归中国。”1945年7月，美、英、中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再次确认台湾属于中国领土，应该归还中国。9月，日本总投降书签署后，由国民政府任命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警备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于10月在台北成立。10月2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兼台湾省警备司令陈仪主持了受降仪式，接收了日本台湾总督兼日军驻台第10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呈递的投降书。陈仪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一极有历史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由此，台湾人民重新回归到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怀抱。蒋介石派员到台湾是为了行使国家主权，虽然与后来他退台偏安有一定的联系，但不能说此时就在为自己准备后路了。
随着蒋介石在大陆失败难以挽救，经营台湾之事便很自然地与寻找退路紧紧联在一起。从1947年起，蒋介石就开始从多方面积极准备。
由什么样的人掌控台湾，是台湾能否成为蒋介石最后的栖身之地的关键。当然不能让外人插手，最近的莫过于自己的儿子，但在起步之初，儿子蒋经国资历还难以担当起治理台湾的重任。他决定安排心腹之人控制台湾。1948年底，蒋介石下令由陈诚接替魏明道任台湾省主席，蒋经国接替丘念台任台湾省国民党党部主任。
陈诚任台湾省主席后，蒋介石“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所《李宗仁回忆录》载：此间从大陆运往台湾的“国库库存金钞共值33500万美金。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黄金为390万盎司”，还有“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5亿元上下。”蒋介石的这一盗窃似的资金转移，不仅为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准备足了算命钱，而且为后来振兴台湾的经济奠定了比较厚实的基础。
为了给出充足的退台时间，稳定台湾局势，蒋介石在军事上做了相应部署，在靠近台湾的几省驻扎重兵，企图延缓解放军对台湾的攻击。
1949年5月，解放军攻占上海前夕，蒋氏父子乘“江静”轮由上海到定海，后于26日到台湾高雄。国民党长江防线崩溃后，为了挽救残局，他到广州，在这里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与中政会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任主席。非常委员会为国民党中央非常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一切措施必须先经过非常委员会决议通过方才有效，这实际上剥夺了李宗仁代总统的权利，蒋介石又从幕后转到台前，指挥国民党残兵败将负隅顽抗，但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下，国民党分崩离析。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于12月10下午飞离成都逃往台湾。
败退台湾后，整个台湾处于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境地。当时的外国报纸凡提到“中华民国政府”，总要在其前面“加上一个垂死的形容词”，表示它正“等待签发死亡证明书”。在经济上，面临崩溃边缘，有人描述当时的台湾的经济状况是“人口激增，生产设备破坏，物资奇缺，人民生活穷困，物价高涨，财政亦字，外汇枯竭，整个经济已到了崩溃边缘”。
在政治上，由于退台后各派系人员汇集，矛盾更加激烈，党内派系林立，互相牵制。国民党上层失败主义情绪滋长，有钱的纷纷避居海外和港澳地区；下层组织基本处于混乱状态，“只有党部，不见党员”。因残酷镇压“二·二八起义”，国民党政府与当地人民的对立本已十分尖锐，加上国民党退台带来的经济困难，更加剧了这种矛盾。在军事上，虽然蒋介石收缩保台、集中兵力的调整，军队只60万人，但没有多大的战斗力。
在外交上，“撤退来台的外国使节，寥若晨星。举世没有一个同情台湾的人。”原依靠美援的蒋介石，此时已为美国所抛弃，至于下一步如何行动，“将先等待亚洲之尘埃消除”。12月，美国国务院发出《关于台湾政策宣传指示》称：“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军事上，它是一种严格的中国的责任。”“大家都预料该岛将陷落。”凡此种种征候表明，蒋介石到了绝境。然而，由于国际风云变幻，也由于蒋介石采取一系列针对性很强的举措，台湾终于起死回生。
首先，寻找机会，获得美国保护。靠美国支持起家发家的蒋介石十分清楚，要想确保台湾不失，必须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下。但美国无意保蒋，使蒋介石十分沮丧。正值蒋介石走投无路之时，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给了他一个“上帝”都无法赐予的“机会”。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而此时，解放军正准备渡海攻台。原本毫无联系的两件事，被美国右翼政客和军方鹰派看作是中国政府执行苏联战略方案。他们认为北边失去南朝鲜，南边失去台湾，则危及美国的太平洋防线。因此，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议案，号召联合国成员国援助南朝鲜。同时，杜鲁门下令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作为保护台湾的姿态。然而美国的保护是以攫取其战略利益为条件的。美国提出“台澎地位未定论”。美国向台湾方面提出将向台湾海峡派出第七舰队，是视台湾海峡为归属未定海域，而不是帮助“中华民国政府协防台湾”。与此同时，美国要求台湾当局承认“台湾中立化”，即美国一方面用优势海军力量遏制中国政府武力解放台湾，但另一方面也要求台湾当局停止对大陆的军事袭击。这都是蒋介石难以接受的苛刻条件，由于迫切需要美国的庇护，不得不吞下“苦果”。1954年，经过艰难的谈判，美国和台湾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标志美台军事同盟正式形成，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美国保护台湾的权利与义务。蒋介石非常看重这来之不易的结果，通过国民党“大使”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出一封信，信称：“条约不仅使两国民众在其抗击共产党侵略中的联结更为紧密，而且将激发千百万珍视自由的亚洲民众之信心。”
其次，改造国民党以求生存。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迫使蒋介石进行反思，他除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外，还从国民党自身进行深究，他说：“戡乱的失败，是党的失败，而党的失败主因，是一般党员对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所以，他认为，要重新控制国民党，要使其成为“反攻大陆”的根本，必须彻底加以改造，并重建国民党组织。
经过精心谋划，1950年7月，蒋介石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依照这个方案对国民党进行改造。一是整顿国民党组织，重新建立了基层组织，改造了领导机构。二是强化组织纪律和开展党内教育训练。三是拓展党的构成成分。《改造纲要》规定：“本党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生产者等广大民众为社会基础，结合其他爱国分子为党的构成分子”。至1952年8月，工农分子在国民党内的比重已达到49.31%，高中以上的知识分子占29.77%，25岁以下的青年占35.29%。这样，国民党员的社会基础得到扩大。四是削弱国民党内非蒋派别的力量。在“改造”活动中，蒋介石“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人事上的调整和权力的再分配，其子蒋经国经过调整进入国民党中央决策机构，国民党内长期掌握实权的大老被排除领导层，以至被迫离开台湾。
再次，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与振兴台湾经济。实施所谓的“土地改革”，以促进社会生产的改善，这是一项一举多得的举措。国民党从日本手中接受对台湾的主权后，接管了大批“公地”。台湾省政府将这些公地放租，直接租给农民。1951年5月，台湾当局又颁布《台湾省放领土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将“国有”和“省有”耕地的所有权转移给农民。1952年，“立法院”通过“实施耕地者有其田法”，征购地主的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并鼓励地主以留下土地自耕，到1953年底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迅速恢复；在农村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台湾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控制通货膨胀，稳定财经，是又一条重要的经济举措。1949年，台湾当局决定实行币制改革，确立新台币的主导地位。配合币制改革，加强了对黄金的管理，以高利率吸储，加强外汇管理，压缩财政支出，争取美国的援助，基本控制通货膨胀。再实施恢复和发展台湾工业的措施。在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后，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经济“四年计划”。这一系列经济举措，不仅使台湾经济摆脱困境，而且为后来的经济起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评析：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居然能起死回生，颇费了一番心思。首先，他在经营台湾上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谋划。随着蒋介石在大陆失败难以挽救，经营台湾之事便很自然地与寻找退路紧紧联在一起，并周密地谋划和实施。一方面，他安排心腹陈诚与儿子蒋经国搭档，掌握台湾党政军大权；另一方面，把大陆国库蓄存的大量美金钞、黄金、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5亿元上下”的资金运往台湾，蒋介石的这一盗窃似的资金转移，不仅为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准备足了养命钱，而且为后来振兴台湾的经济奠定了比较厚实的基础。
其次，寻找机会，获得美国保护。本来，在1950年以前，美国政府曾想放弃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讲，朝鲜战争的爆发，为蒋介石寻求美国的保护提供了机遇。蒋介石从中找到求生的空隙。因此，朝鲜战争烟幕的掩护，使蒋介石逃过一大劫。
再次，蒋介石在政治上进行党的改造，使僵死的国民党获得新生，国民党的性质实际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同时他完成了国民党权力再分配，为蒋经国接班打下基础，巩固了蒋家党的统治地位。在经济上，一系列经济举措的实施不仅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而且也催化了台湾中产阶级的逐步崛起，使得蒋介石在台湾的政权获得新的阶级基础。而寻求美国保护，虽然使其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安全，但是，从长远利益讲，尤其是从民族和国家利益看，这无疑是引狼入室，为海峡两岸的最终统一设置了最大障碍，这未必又是蒋介石愿意看到的。从这个意义讲，这是一个败笔。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说知道某种事办不成或者某种行为不会有好的结果，而非要去做，这是鲁莽和愚蠢之举。但如果明知办不成，却因要达到其他目的而去为，这应另当别论。蒋介石搞的“反攻大陆”，则属于后者。
事例：自从败退台湾第一天起，蒋介石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反攻大陆”。1950年，在“总统”复职典礼上，他慷慨陈词，叫嚷不久就要打回大陆去。
1950年4月，蒋介石在台北《对台湾省常务会议特颁训词》中说：“今日我们要完成反共抗俄的使命，首先要整顿本党组织”。蒋介石一直在寻找机会把反攻大陆的口号付诸于实际行动，朝鲜战争的爆发给蒋打了兴奋剂，他认为“机会来啦！”希望依靠美国的军号力量挑起世界大战，进而达到重新统治中国的目的。于是，急忙谋划，制定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的战略计划，幻想利用朝鲜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依赖美国的支持，武力“反攻大陆”，卷土重来。
为了实施这一战略计划，蒋介石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思想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作了各项准备。首先加强“军事管制”，早在1949年5月，国民党在即将退到台湾前夕，由台湾省政府与台湾警备司令部联合颁布了《台湾地区紧急令》，宣布台湾处于“战时动员状态”。这个“戒严令”，一直实行了近38年，创世界历史上戒严时间之长的最高记录。
台湾当局，在军事戒严时期，还制定了一系列特别法，进一步加强反共和剥夺台湾人民的民主权利。根据戒严令和特别法，台湾的军、警、特人员，经常对索然无辜人员进行搜查，逮捕和杀害。在军事上，加紧备战，并组织“反共游击军”对大陆沿海进行骚扰。
1952年11月，共和党领袖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在美国国内反战舆论压力下，他到朝鲜战争视察，希望在远东寻求“光荣停战”的办法。为使美国在停战条件中多一份筹码，艾森豪威尔决定取消“台湾中立化”的政策，鼓励国民党军向大陆东南沿海骚扰。国民党方面受到美国新任总统的鼓励，受到很大鼓舞。1953年2月，蒋介石发表声明，称艾森豪威尔“此一决定，无论其在政治与军事上以及在国际道义上而言，实为美国最合理而光明的举措。”此后，国民党对大陆的军事骚扰活动大规模升级。1953年7月，蒋军出动1万多人，由美国顾问筹划和指挥，在海军配合下，空袭东山岛。
蒋介石积极响应艾森豪威尔的策略向大陆进攻，希望通过加剧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把美国拖下水，使美国直接对解放军作战，进而达到他卷土重来的目的。然而，形势的发展与蒋的愿望相反。美国与中朝联军代表在板门店谈判，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不仅朝鲜战争结束，而且美国在台湾海峡也没有什么大的动作，更不用说创造什么“奇迹”。美国之所以鼓劲让蒋介石从东南沿海攻击大陆，不过是想借国民党这张牌，尽可能在谈判中多得到点东西而已。停战后的美国当然不可能再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了。蒋介石更感到“反攻”无望，但自己讲的“5年完成”，毕竟已夸了海口，轻易放弃不但会遭人嘲笑，而且更严重的是会动摇人心。
1956年，蒋介石在再次当选“总统”后，激励自己不忘这一使命，他鼓励自己说：“我今年已经70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又说：“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1957年，国民党在台湾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国民党的中心任务是“反攻大陆”、“光复国土”、完成“革命”大计。国民党“参谋长”王叔铭在军事报告中则提出“军事反攻”是“重要工作”。这项工作的重点包括：“一、继续促进大陆革命运动，策应军事反攻；二、加紧战地政务准备，发挥总体作战效能；三、提高军人待遇，改善军人生活，加强社会敬军风气；四、鼓励青年从军，充沛三军战力；五、扩大学术研究，发展国防科学；六、加强与盟邦军事合作，增进反攻力量”。国民党每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核心内容就是继续坚持反共立场，鼓吹反攻大陆，拒绝与中国共产党谈判。
为了激发台湾军民响应“反攻大陆”的热情，蒋介石把台湾比作“莒”，要效法田单，以小莒而成就“复国”之志。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下专门刻了四个大字“毌忘在莒”，其目的在于激励大家，奋发图强，齐心协力，以实现“光复大陆”。
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鼓噪，美国对其成功并不怎么相信。蒋介石自己对“反攻大陆”结果也十分清楚。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陆越来越强大，“反攻大陆”更不可能有什么好结果。他要增加别人的信心，其实他的激情也渐渐冷落下来，早在50年代，蒋介石实际上从心底已经放弃了“反攻大陆”计划，其政策重点开始转到岛内，实施经济建设的“四年计划”，企望将台湾建设成为“复兴”基地，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策略较之以前冷静、理性了许多。据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后来回忆说：蒋介石自始至终就是没有真正“反攻大陆”的打算，但这一打算又不告知于人，为了维持国民党偏安孤岛的局面，蒋介石必须打肿脸充胖子，“反攻大陆”的曲调要一路唱下去。
为什么蒋介石在“反攻大陆”问题上，知其不可为而要为之呢？当然有蒋介石倔强、固执、敢赌的秉性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权谋，他想通过打“反攻大陆”牌，以达到偏安孤岛，维护其统治的目的。他曾向蒋经国透露过个中玄机：只有使台湾全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才便于国民党的统治。
首先，能稳定军心。从对军队的掌握来说，蒋介石一向认为治军要从治心开始，当时的国民党军队绝大部分是从大陆来，对台湾的环境比较陌生，思乡、返乡心切，如果不给予他们以“反攻回家”的幻想，军队就会人心涣散，造成军队不稳定。而蒋介石在治军的过程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用口号与政治宣传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尽管因其军队的反动性，决定其收效甚微，也要这样做。
其次，巩固独裁统治。从台湾社会而言，台湾长期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抗战胜利后，虽然对祖国有认同感、归属感，但是，对国民党这样一个大多数人从岛外来的政权并非认同，尤其是蒋介石实行残酷的独裁，更是怨声载道。只有创造一个“反攻大陆”的气氛，才能分散民众的注意力，也更能说明蒋介石对台湾的独裁统治是必须的、“合法的”。蒋介石到台湾后，实行政治上的高压政策，特务横行，压制各种民主思想的传播，以“反攻防谍”名义，对任何反对他的统治的思想、人士、组织进行打压。在“反攻”的气氛下，台湾一直处于准战时状态，人民为此而感到紧张，从而不免增加对政府的依赖感。
再次，借机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可以说，蒋介石提出“反攻大陆”是在演戏，这场戏与其说是唱给老百姓看的，倒不如说，是主要演给国际社会看的，尤其是演给美国人看的。在冷战的背景下，两大政治军事集团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台湾完全依靠美国的庇护才能得以苟延残喘。蒋介石为了继续能在美国这颗大树下乘凉，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就必须唱反共的高调，作出准备打仗的姿态，才能赢得“自由世界”的同情。
评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鲁莽和愚蠢之举，然而，对蒋介石搞“反攻大陆”，明知没有多大的胜算而坚持要为之的姿态，应另当别论。这是一个类似于“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计谋。当年韩信公开地展示一个让敌人觉得愚蠢或者无害的战略行动，掩护暗渡陈仓的真实军事行动，声东击西，出其不意，获得大胜，奠定了刘邦大业的基础。蒋介石拼命叫嚣“反攻大陆”，也是声东击西，当然，这不是军事上意义上的暗渡陈仓，更不能与当年韩信谋略产生的历史影响相提并论。但在手法上有相通之处，示阳而行阴、求阴，也就是说，他要通过军事姿态，达到政治上稳定台湾岛内政局，争取美国的庇护，以保障偏安一隅的目的。
蒋介石的“反攻大陆”基本上是停留在口号上，没有什么大的动作，更没有成什么气候，从军事意义上讲，“反攻大陆”的计划破产了。但是，正是凭着“反攻大陆”的造势，得以稳定岛内，争取外援，为台湾经济起飞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其政治目的达到了。
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是以对“一个中国的认同”为前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持续十多年的“反攻大陆”维系了“一个中国的认同”感，这就在台湾为反独促统保留了根基。就后两点而言，是“歪打正着”，由此说来，暮年的蒋介石仍不失为一位博弈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