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外柔内刚——许光达

许光达是开国大将，更是一位儒将，他在苏联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期间，曾对坦克产生浓厚兴趣，并认真学习了坦克技战术。延安时期，许光达先后担任抗大教育长、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卫戍司令等职务，他在军事战略理论和装甲技术兵种方面的造诣，是举世公认的，被誉为共和国“装甲兵之父”。

小档案

姓名字号：许光达，原名许德华，曾用名徐洛华，别名五伢子

籍贯：湖南省长沙市

生卒年月：1908.11.19—1969.6.3 卒年61岁

毕业院校：黄埔军校

军衔：大将

最高军职：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

一、壮志且从戎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因在家中排行老五，小名又叫“五伢子”。许光达的父亲叫许子贵，勤劳俭朴。母亲因病早逝，许光达十岁时，父亲再次娶亲。

辛亥革命之后，旧制废除，新制确立，各地设立了各种新式的学堂，许子贵也把许光达送入了凤凰庙小学读书。

特殊的家庭环境使许光达比同龄人成熟得多。读书使人明理，许光达从书本里知道了许多成人、立身、理事的道理。然而，吝啬的父亲认为许光达读了几年书，认得了一些字，这对一个农家子弟已经足够了，当许光达读完初小后，许子贵就不想让儿子再读书了。许光达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在心中生闷气。

这时，许光达的大伯许长龄出面了。许长龄是个篾匠，整日里挑着篾匠担到各地做工，到过的地方多，接触的人多，见过的事也多。游历做工的闯荡，使他知道有学识的人才能有出息。他见弟弟不让侄子读书了，很是气愤，责问许子贵：“你这个抠煞鬼，伢子是去读书，不是败家，这点钱你也不愿出？”

但是，许子贵结结巴巴，还是不愿出钱：“上学堂要那么多钱，我哪出得起呀？”

许长龄见弟弟如此抠门，更加生气，拍着胸脯说：“好！你不给，我给。我送伢子去上学！”于是，在大伯的资助下，许光达继续进入了高小读书。

许长龄送侄儿上学，说不上有什么长远的目光，只是认为读了书将来就有出息，可以光宗耀祖。他的这番苦心和爱心，成就了许光达，为新中国输送了一个将才，也为许家和萝卜冲的父老乡亲争了光。

许光达百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埋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刻苦读书。1921年秋，许光达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考取了长沙师范学校。

这时，长沙师范学校不收学费，只收膳宿费，每月十二三元。这一次，许子贵没有再让儿子犯愁，而是爽快地说：“五伢子，我家只有你考上了师范。那是个大学堂，你好好去读书，钱嘛，我出。”

在20世纪20年代，长沙是个革命思潮风行和革命活动活跃的地方。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在长沙建立了党的组织，展开了积极的革命活动。这对渴望新知的许光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新的环境，新的大地，新的社会气氛，使许光达不仅仅埋头于书的海洋，而且走出了书斋，投入到火热的社会生活中去。

在长沙，许光达成为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思想上，他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1925年5月，许光达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冬季的一个夜晚，许光达应约来到曹先生家。曹先生叫曹典琦，是他在长沙师范的国文老师、人生引路人，更是他的党内同志。曹先生让许光达坐下后，颇有深意地问道：“如果革命需要你离开长沙，你愿意吗？”

“离开长沙？到哪里去？”

“到广州。”

“广州？”许光达知道，广州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尤其是在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后，国共两党的主要革命力量齐聚那里，这时，广州已成为全国革命青年众所向往的地方。他急切地问道：“曹先生，我到广州做什么？”

“黄埔军校正在招生。”曹先生说：“省委要选一些青年党员去学军事，组织上决定派你去。”

听到这话，许光达顿觉浑身上下热血沸腾，心情十分激动。他回到宿舍，兴奋地收拾着书籍和行李。春节就要来临，于是他给大伯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道：“外出求学，请勿念。”第二天，许光达就和同行的谭希林踏上了南行的列车。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派遣的顾问人员帮助下，为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建立起来的军事学校。因校址在广州市郊区的黄埔长洲岛，故简称黄埔军校。

这是一所正规的军事学校，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入校学习。许光达虽然是湖南省党组织选拔推荐来的，也不例外。他顺利通过了政治课和文化课的考试。1926年4月13日初试之后，21日又复试合格，他正式取得了入伍生的资格，被编入新生第2团。三个月的入伍生期满后，他经过考试被录取为炮兵，正式成为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编入炮科11大队。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以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打败军阀吴佩孚。11月，北伐军歼灭军阀孙传芳主力，占领九江、南昌。为适应国民革命形势的需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武汉成为新的革命力量中心。

随着革命阵营的北移，黄埔军校决定筹备武汉分校。12月18日，邓演达正式奉令筹设武汉分校。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炮兵、工兵三科各四个中队迁入武汉分校，许光达所在炮科中队也在迁移之列。

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举行开学典礼。武汉分校完全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实权掌握在邓演达和恽代英手中。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全国形势陷入混乱。仍在武汉分校的许光达，接到陈毅转达的党的指示：参加毕业分配，到张发奎的第2方面军去。

许光达来到驻扎在九江的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当上见习排长。一个月后，他又接到地下党组织传达的指示：开小差，离开部队，速去南昌，到起义部队中去。

于是，许光达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开小差”，与其他共产党员晓行夜宿，爬山涉水，于8月6日赶到南昌城下。当他们擦去汗渍，拍净尘土，准备进城的时候，却发现城头上没有红旗，也听不到歌声。城门有军警站岗，盘问路人。

原来，八一南昌起义后，蒋介石调集武汉、广州几路的大军“围剿”南昌起义部队，为保存实力，起义军已于8月5日撤离了南昌。

怎么办？许光达望着城门，不免有些失望。第二天，他毅然决定南下追赶部队。

南下的路途上，沿途有不少的散兵游勇，他们都是从起义部队中逃出来的。他们中有的人对前途悲观失望，有的贪生怕死，有的想去投靠新军阀。他们中也有共产党员和黄埔生。有认识许光达的，就劝许光达不要去“送死”，许光达毫不动摇，继续追赶部队。

终于，许光达在宁都城下追上了起义部队。宁都城里驻扎着起义军第25师。该师担任着全军后卫任务，师长是周士第。许光达来到师部见到了周士第，递上组织介绍信，周师长非常高兴，把许光达安排在75团3营当排长。许光达终于开始了他的革命戎马生涯。

二、“挨一枪是福”

1932年3月，瓦庙集血战了七天七夜，这是湘鄂西苏区历史上最辉煌、也最惨烈的一仗。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集中了五个旅的兵力疯狂“围剿”，王明“左”倾路线代表在反“围剿”中大力推行“不许部队后退半步”的“新战术”，并且大搞“火线肃反”，滥杀无辜，使红3军内外交困、血流成河。已是红25团团长的许光达，也上了“肃反委员会”的黑名单。

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而夏曦派来的保卫干部却蹲在团部要抓人，许光达说：“着什么急，打完这一仗我就跟你们走，顶多个把钟头。”说着，他就冲进了前线。

战斗结束，许光达身负重伤，昏迷不醒，被直接送到了洪湖瞿家湾的红军医院。师长段德昌一身血迹打马赶来，向医院余学艺院长恳求：“许光达是我们军的功臣呀，你们一定要救活他，一定一定救活他……”

这时，医生杨鼎成对段德昌说：“别做大指望，子弹离心窝子近得很，动刀子，危险性很大。”

杨鼎成当时才20岁出头，是苏区医院很有权威的医生。实际上，他只是在红军学校学过一点中医技术，后来给有名的土郎中王炳南打了一段下手。但他胆子大，敢动刀，锯胳膊、锯腿都不含糊。

“那怎么办？不动刀能救活吗？”段德昌急切地问。

“不动刀子，命就没了！”

“那还等个什么？就开刀吧！”段德昌急得头上直冒汗。

“动？怎么动？麻药都没有。这么大的手术，要开膛破肚啊！”

段德昌一听也毛了，开膛破肚的事谁忍受得了啊！这时躺在地上的许光达开了口：“没麻药，不要紧，里外是个痛！”

见许光达说话，段德昌惊奇不迭，扑上去问：“光达，你醒啦……”

“炮楼打掉了吗？”许光达虚弱地问。

段德昌直点头，眼里发潮：“柳枝集打下来了！瓦庙集也打下来了！”

许光达嘴角微微含笑：“那好，先不忙动刀子，先把我送到肃反委员会去吧。”

“谁说的？”段德昌愤怒地问。

“不用问了，师长，我接受组织审查……”许光达态度坚决，然而，他说完眼皮就一合，又昏死了过去。

“不管什么肃反不肃反，救人要紧！”段德昌对医生们命令道。

初步检查确认，许光达体内的弹头离心脏只有十公分左右，手术分秒不能耽误！余学艺和杨鼎成说干就干，手术开始了。

于是，一张简易的长条木桌，一堆刀刀剪剪，搬进来了。这些剪刀只有少数几件是通过地下组织从上海、武汉搞到的制式用品，大多数是铁匠铺打的。杨鼎成又抬来了一桶滚开的盐水浸泡着半桶棉花，还有一个可以洗澡的长形木盆，接在条桌底下。这就算是手术室。

因为没有麻药，杨鼎成的牙齿咬得格格响，就是不忍心下刀。

“没关系，我吃得住，干吧！”许光达瞪着双眼催促医生，并把一条毛巾塞到嘴里咬住。

“噗嗤”一声，刀下去了，旁边一位叫黄超云的护士小姑娘，眼泪止不往往外涌。几十年后她回忆起来还心颤不已地说：“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刚强的人！地上鲜血接了一盆啊……”

整整做了三个多小时的手术，然而，由于子弹进得太深，手术没有成功。医生们不甘心，又在缝合的刀口上拉开一道口子，仍未成功。接着第三次开膛……

第三次手术还是没有把子弹取出来。

这时，贺龙闻讯赶来了。他决定派人送许光达去上海。那儿有家中共地下组织控制的医院，全国各红色游击区高级指挥员负伤，都可秘密送去治疗。

历尽千难万险，伤势严重的许光达终于躺在上海这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护士小姐开始备皮。

备皮结束，戴眼镜的主刀医生和他的副手们也都从来苏水里面抽出双手，消毒准备工作一就绪，各自开始走向工作位置。负责麻醉的医生先行忙碌开了。他将一根煮消过的针头刚刚夹到镊子上，忽听手术室的大门“砰”地一声被人拉开了。只见一位穿着天蓝色旗袍的中年女子，忽忽忙忙地闯了进来。

她定了定神，对大家说：“对不起！家里临时出了大事，阿弟必须回去处理一下，手术先别做了！”说着，她就动手帮许光达穿衣服。

“太太，先生的手术……否则……”主刀医生深感唐突，说话有点语无伦次。

这女子不管这些，急速地帮许光达穿好衣服，对众人说：“手术还是要做的，床位不要退……”说着将人翻上活动床，三步两步通过太平道下到一楼。出了门口早有一辆轿车等在那里。她将许光达驮到车上，爬上驾驶室就是一脚油门。轿车驶出不到一条街，身后警笛大作，国民党特务包围了这所医院。几分钟内，就有三名正在手术的红军指挥员，被杀死在手术台上。

结果，昏昏沉沉的许光达被送到租界一位新西兰友好人士艾黎家里。

后来经地下组织安排，伤重的许光达辗转去了苏联。在莫斯科，那颗距心脏只有十公分的子弹头才被取了出来。

1937年许光达从苏联伤愈回国，见到了老上级贺龙，贺龙笑着说：“国民党打了你一枪，却救了你一条命，别人挨一枪是祸，你挨一枪是福。”

这话虽然是句幽默，却含有深意。的确，如果许光达不是因为负伤到苏联治病，极有可能也和段德昌、孙德清一样被“肃反”的夏曦杀害。许光达并不怕牺牲，但被自己的同志杀害，是他无法承受之重的人生悲剧。

三、老同学之战

1947年3月，蒋介石对延安发起重点进攻，许光达受命率部参加延安保卫战，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转战陕北。

8月16日，许光达接到彭德怀的命令，率部火速开往乌龙铺，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转移。

这时局势十分险恶。国民党军第36师已到达镇川堡，同时，董钊的一个师、刘戡的五个旅已由绥德直扑葭县，刘戡部和第36师，南北相距只不过百里路，东向封锁了黄河渡口，西向控制了威榆公路。中共中央机关被挤在葭县、米脂、榆林三县交界的狭小地区，背后是沙漠，东、西侧是黄河、榆林河，南北敌人大军压来，包围圈越缩越小。

8月16日晚，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冒着大雨进至葭县乌龙铺以东的曹家庄。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彭德怀，告之中央机关不过黄河，仍继续留在陕北，但处境困难，希望彭德怀派一名得力的将领火速带兵前来，保卫中央机关转移。

正是在这样十万火急的背景下，许光达率领部队冒着大雨，拼命向乌龙铺前进。中央的安危，此时正系于他和3纵的身上。

在彭德怀的部署下，许光达指挥3纵和绥德军分区警备4团、6团插到乌龙铺与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切断124旅与其主力的联系。同时，王震指挥的2纵等四个旅，在沙家店地区张开“口袋”，围歼敌36师主力。贺炳炎的1纵进至沙家店以西，堵死敌36师的退路，并担任对增援之敌的阻击任务。

这样，36师基本上落入彭德怀的手掌心了。

然而，36师只是进攻之敌中的一路，另一路刘戡带领的五个旅仍冒雨进犯，已经到了葭县的店头镇一带。中共中央机关因茨芦河河水猛涨而无法北进，改向西北方向移动，还是没有脱离危险。

尽管彭德怀已在沙家店布下口袋，正准备围歼36师主力，但对许光达来说，处境是相当困难的。前边有刘戡的主力压过来，后边是葭芦河，3纵背水而战，这是兵家大忌。然而，许光达知“忌”而行，英勇奋战。

由于3纵果敢的牵制行动，使得1纵和2纵能够迅速将36师师部及165旅包围在沙家店，整编36师是胡宗南的嫡系部队，为此，胡宗南急电36师师长钟松，命令其固守待援。第29军军长刘戡，由南路北上，令55旅就近来援，自己率主力即后赶去。

然而，刘戡三个旅遭到许光达3纵的顽强阻击，难以前进。许光达还命令部队实施阵前出击，曾一度打到了刘戡的军部，连刘戡的警卫部队也被冲散，把刘戡惊出一身冷汗。刘戡从混乱中逐渐清醒过来后，才集中兵力向3纵发起轮番攻击。

面对着优势敌军的疯狂冲锋，许光达沉着应战，采取“少摆多屯、不断添油”的灵活战法，保留强大的预备队，不断地增强战斗的韧性和持续力，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把敌人死死地钉在当川寺一线无法前进一步。刘戡的部队当时距离36师的阵地只有30多里，仍是被阻隔不能会合，谁也救不了谁。整编36师，孤军突进，只能孤军作战，最后全军覆灭了。

而当36师被歼之后，刘戡见势不妙，掉头回逃。这样一来，党中央机关化险为夷，得以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沙家店一仗，是西北野战军一次漂亮的歼灭战。事后，毛泽东称赞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说：“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军却犯了这个忌，在短短一天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

1947年10月初，许光达率3纵队兵临清涧城下。

清涧位于延安与绥德之间，是咸榆公路的要冲，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守城的是国民党军整编第76师，师长是廖昂，与许光达在黄埔军校时是同班同学。分手20年后，两人重新在战场上面对面地较量了。

10月6日，外围作战打响。3纵攻势猛烈，敌人的反击也很顽强，他们占据有利地形，给3纵造成很大的困难。3纵一连打了三天三夜，到10月9日，外围作战任务才基本完成。

望着眼下处于平静状态的清涧城，许光达思忖起来：从目前情况看，外围虽已基本扫清，但城里的敌人还有相当大的实力，他们心存侥幸，等待援军，因此会顽抗下去。若是强攻，我军伤亡肯定要增大。在我军已处优势的情况下，许光达决定写封信给廖昂，晓以利害，劝他投降。若廖昂愿降，兵不血刃；即使廖昂不肯投降，至少可以动摇他的军心。于是，许光达掏出纸笔，给廖昂写了这样一封信：

廖昂兄：

别来无恙。

你我由军校毕业，分手已20年矣！不期在清涧相遇，真乃有缘。可惜，炮火连天，工事阻拦，你我只能隔城相望，不能握手言欢，实乃憾事！站在清涧城郊，不由得使我回想起与廖兄军校同窗时的生活，那时，你我都是热血青年，秉承总理遗愿，致力军事救国，渴望创功立业……岁月流逝，几经沧桑，往事仍然历历在目。尤以在军校填写《学员政治面貌登记表》时的情景铭心刻骨，终生难忘。

眼下，我军已将清涧城团团围住，援军也被我狙击。清涧是朝不保夕，破城在即。我念及与你同窗情谊，不忍亲睹城破之日你身陷囹圄，故陈说利害，劝兄迷途知返，弃暗投明。

我党的政策历来是既往不咎，立功有赏。你若能率部起义，使生灵免遭涂炭，乃我民众之大幸，望兄三思而行。

切！切！

同学许光达（德华）

廖昂看到许光达的这封信后，心里一阵惊悸。对于这位老同学许光达，他是熟悉的，许光达外表虽文静，内心却极刚强。现在，他正指挥部队攻打清涧。廖昂在心里承认，许光达信上分析的形势是事实。可他又抱侥幸心理，盼望胡宗南的援军到来。怎么办呢？他拿不定主意。死守吗？看来很难守住；投降吗？又不甘心。

廖昂的内心矛盾和左右摇摆，引起了部下的恐慌。后来当廖昂得知援军已到清涧城西南地区，又强硬起来，拒绝投降。然而，他的部下因他的左右摇摆而散乱了军心，尽管廖昂后来严令抵抗，但许多人已无心恋战了。

战场上，一封致敌方主帅的区区数言短信，其威力往往大大超过成百上千发炮弹。

廖昂没有投降，许光达指挥部队发起了攻击。

经过一昼夜激战，清涧终被攻克，共歼灭国民党军8000余人，其中生俘中将师长廖昂以下6600余人。

许光达带领指挥部进入城内，迎面碰上战士们押着一队俘虏走过来。许光达勒马站在路边查看，当他看到一名俘虏时，微微一笑，喊了一声道：“老廖，你抬起头来！”

那名俘虏满脸通红地抬起头来，正是廖昂……

四、酣战大西北

1948年初，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在人民解放军的连续打击下，兵力大为削减，已处于分散防守状态。此时，胡宗南集团共有九个整编师28个旅，除在其他地区布防外，用于陕甘宁地区的仅有17个旅，并主要置于延安以南之洛川、黄陵、宜川地区，企图以机动防御姿态，确保延安，阻止解放军南下关中。

胡宗南当时的部署是：以一个师的兵力驻守延安及控制延安至附近的公路线；以整编第76师一个旅驻守宜川；刘戡率整编第29军军部及二个师集结于洛川、黄陵地区，作为机动兵团，或北援延安，或东援宜川，或阻我南下；以一个旅又二个团驻守韩城及禹门口附近，阻我西渡黄河；以一个多旅防守铜川、耀县、三原及成榆公路一线。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西北野战军决定发起宜川——瓦子街战役。战法就是“围点打援”，即以一部兵力围攻宜川城，集中主力在运动中歼灭可能由洛川东援解围的国民党军。

2月17日，彭德怀把许光达召来布置任务，并征求他对整个战役计划的看法和意见。彭德怀说：“战役的核心是吃掉敌西北胡宗南集团的主力——刘戡的整编第29军，而要吃掉敌第29军，就必须设法将其引诱出来，在运动中将其歼灭。”

许光达认为，要把摆在洛川、黄陵一线的刘戡的第29军引诱出来消灭，而又不让宜川之敌跑掉，需要动脑筋、用计谋。他说：“我们的计划是：开始，要猛攻宜川，逼使被围在宜川的张汉初（敌第24旅旅长）告急。胡宗南的援兵一出动，就活捉老狼。”

许光达的这一着果然十分灵验。2月22日，西北野战军向宜川方向攻击前进。23日，肃清了该城周围敌之地方武装，孤立了宜川。24日，西北野战军包围宜川，并积极展开猛烈的进攻，先后突破敌外围防御，占领了敌战术要点老虎山、虎头山、万灵山、外七郎山等阵地，将敌压缩于城内。面对着西北野战军凶猛的攻势，宜川守敌惊恐万状，频频向胡宗南告急求救。

胡宗南再也坐不住了，命令宜川守军死守待援，又急令刘戡率整编第29军二个师共四个旅八个团的兵力，于2月26日由洛川、黄陵地区出发，沿洛川、宜川公路经瓦子街轻装驰援。

蛇终于出洞了，战役的第一步基本达成。

接着，许光达指挥3纵西北野战军继续猛攻宜川，迫使宜川守敌拼命呼救，胡宗南死令刘戡“立即前进，不准停留”，促使刘戡率部于29日进至瓦子街以西地区。当敌完全上钩后，我军即以五个团继续围攻宜川，诱使援敌深入就范，同时集中主力九个旅，以伏击态势突然包围了刘戡援军。当主战场转至歼灭瓦子街之敌援军时，许光达命令围宜部队暂缓总攻，一方面加强防御，以防两部敌军突围会合或逃跑，另一方面做好总攻的准备。

瓦子街的枪声渐渐停息，彭德怀打电话给许光达：“现在，应该收拾狼娃子了！”

“好！”许光达回答得很干脆。

在宜川城周围的制高点中，唯有内七郎山和凤翅山地势险要，而两山之中，内七郎山更为险峻。此山并不高，海拔仅300余米，但背倚城墙，山壁如削，自古就有“七郎一条路”的说法。这条路藏在山肚子里，是条曲里拐弯的暗道，山顶有洞口，敌24旅的炮兵阵地、弹药仓库都在山顶上。

许光达指挥21团首先从小北门突入宜川城，冲到内七郎山下，但几次强攻都没有接近山下的暗道洞口。19团从西门进城后用云梯登山，也受到猛烈的火力压制。

许光达于是命令部队：“不要硬攻，寻机智取。”

21团2营4连在冯副营长带领下，化装成蒋军朝着内七郎山摸去，他们连闯数道防线，一直摸到山顶，等到敌人指挥所发现情况不妙时，手榴弹已经扔了进来……

内七郎山得手了，与此同时，第3纵队也攻入城内。

冯副营长居高远眺，只见凤翅山蒋军阵地上的火力点疯狂地不停地扫射，压制着我军。他便对刚刚举手投降的敌炮兵下达命令：“目标凤翅山，装弹！”

这些连青天白日帽花还没有摘掉的国民党炮兵，立刻进行计算、瞄准、装弹，然后在冯副营长的口令声中，炮弹出膛，准确地在凤翅山上爆炸。

内七郎山和凤翅山的陷落，使敌24旅旅长张汉初陷入困境。本来，胡宗南要他坚持一星期，可到了3月1日，又让他突围。张汉初想突围为时已晚，解放军已经完成围城部署。部队带不出去，他就想个人逃脱。他让勤务兵用绳子把他从城头上放下来，不料由于天气冷，勤务兵的手冻麻木了，绳子放到中途脱手，他一下跌到地上，腰摔坏了。勤务兵跳下城墙后，搀扶着他继续逃离。然而，他最终还是没逃掉，成为解放军的俘虏。

张汉初被带到了许光达面前，许光达见张浑身湿透，冻得直打哆嗦，让他坐到炭火前取暖。待他身子暖和过来，许光达才问：“你知不知道我们这种钓鱼式的打法？”

张汉初苦笑地回答：“我们明知这是你们布置的口袋，又不得不钻。”

许光达哈哈大笑：“你说了实话。你们胡长官也服从我们的调动！”

瓦子街——宜川战役，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军部、二个师部、五个旅，共约3万人，实现了预定作战计划，有力地策应了中原战场的作战，改变了西北地区的形势，打开了向渭北、关中进军的门户。

五、装甲兵之父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作为保卫国家的武装力量，仅靠“小米加步枪”已不适应现代军事的发展。从武器装备到兵种组成，人民解放军都急需发展，而机械化更是重要的发展方向。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更加重视装甲兵的建设，认为装甲兵是一个最重要的兵种，它既能单独执行任务，又能在合成军队编成内执行任务，它具有高速的运动力、猛烈的火力和坚强的装甲防护力，成为现代战争中机动性最大、突击力最强的一支地面战斗力量。

新中国成立了，在新中国的国防力量之中，装甲兵是不可缺少、又是迫不及待需要建设的。

选谁来组建新中国的装甲兵部队呢？毛泽东把目光移到了许光达的身上。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许光达就有良好的印象：上过黄埔军校，学的专业是炮兵；到苏联啃过洋面包，进修的也是炮兵和坦克兵，这样的“出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中可不多见。此外，许光达生平勤奋好学，这也是毛泽东颇为喜欢的。

一天，彭德怀邀请许光达一家共进午餐，并同游北海。游览中，彭德怀对许光达说：“战争结束了，军队要成为国防军，要变单一兵种为多兵种，海军、空军要建立起来。陆军里要建立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还要加强炮兵，这些都需要人去搞。你是不是去搞装甲兵？为军队现代化出点力。”

彭德怀的建议正合许光达的心愿，他对彭德怀说：“军委让我搞装甲兵，我后半辈子一定把心血用在装甲兵的建设上。”

1950年6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

万事开头难。许光达受命组建新中国的装甲兵总部机关时，手下只有十多个人，没有办公地点，住在北京前门外的一家小旅馆里。这时，解放军部队里坦克数量很少，并且都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来的，技术人员也大都是国民党军队的留用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装甲兵部队迅速搞起来呢？这是摆在许光达面前的一项艰巨工作。

他没有畏难，他把各军区的坦克部队的领导找来，彻夜长谈，反复研究，从中找出两个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一是整编现有的坦克部队，实行全军统一编制；二是立即着手培训干部。

许光达开始了他的创业历程。

经中央军委批准，许光达把原各军区的坦克大队集中起来，整编为三个战车师，并陆续新组建三个坦克团，许光达满怀信心地展开了工作。

1950年9月，在许光达的筹措和努力下，装甲兵司令部领导机关成立。10月，许光达在给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报告中，提出计划在三年内建立一支拥有1000辆坦克的摩托装甲部队，即组建11个坦克旅，每个军区建立坦克兵司令部，建立三个中心修理基地（工厂），三个中心仓库，一所坦克学校，一个坦克训练基地。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许光达把原有的坦克和从苏联新引进的部分坦克和自行火炮，重新编组了三个坦克师，二个机械化师和40多个步兵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从而初步形成了装甲兵部队体系。

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951年1月，许光达亲自组织坦克部队加入到抗美援朝的战争行列中。他对作战部队的战场集结、作战使用以及技术保障等做了充分的考虑和周密的布署。

1951年4月，为了解和研究装甲部队的作战使用及战场技术保障情况，许光达又亲自奔赴朝鲜战场，进行实地考察，使得新中国弱小的装甲兵部队在朝鲜战场上得到锻炼和考验。

1951年9月1日，在许光达的努力下，第一战车学校正式成立，两年后这所学校改称为第一坦克学校，校址在天津。

1952年5月，许光达又以步兵第184师师直机关、坦克第521团等部合编，在北京设立了第二战车学校。学校下辖四个学员大队，一个教练大队。全校共有工作人员1000多人。尔后，许光达又筹备组建了第三、第四、第五坦克学校。

1952年9月1日，在第一战车学校成立一周年之际，许光达到校讲话，充分肯定了学校的成绩，同时特别指出培养出的学员要达到“思想意识健康，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勇敢，顽强，艰苦朴素，有朝气，有学识，有技术，工作称职”。

1959年9月，许光达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仍主管装甲兵部队的工作。装甲兵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兵种，而当时坦克军干部的技术知识和经验都很缺乏。许光达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向部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口号：“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

这个口号抓住了我军装甲兵建设的核心。许光达不仅号召装甲兵的所有干部都要学习掌握坦克技术，同时抓紧筹建各种类型的坦克制造厂。正是由于许光达的远见卓识和积极努力，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专家并封锁了所有技术和原材料供应之后，中国很快自行设计和制造出了59式坦克、轻型坦克、水陆坦克、装甲输送车等以及配套车辆。

1958年夏天，许光达到南方视察。随行人员告诉他，试制的国产坦克正在这里作高温条件下的破坏性试验。听到这个消息，许光达高兴极了，兴冲冲地赶到试验现场。看到自己国家生产的坦克，许光达极其高兴，想要登上坦克亲自驾驶，试验员和陪同人员都极力劝阻。

这时，南方的夏天，气温高达摄氏38℃，人在车外都感到酷热难忍，许光达那么大年龄怎么能受得了坦克舱内的高温啊？更何况，这是试制坦克，性能不稳定，而且现在是做破坏性试验，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司令员出了事，谁负得起这个责？陪同人员极力劝许光达不要试，要试等以后新车定型后再试。

许光达却轻松地说：“没关系，我这个司令员亲自摸一下国产新坦克的性能，取得第一手资料，对定型新车不是也有点帮助吗？没什么可担心的。一会儿，你们当中谁有兴趣，也可以试试。好不好？”

许光达钻进了坦克。

坦克发动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随即隆隆朝前方冲去……

许光达驾驶着坦克，亲身体验了国产坦克的各种性能，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当他脸色发白、挥汗如雨地钻出驾驶舱，兴奋地喊叫起来时，其他人那颗悬吊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六、大将的风采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毛泽东根据许光达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贡献和建设现代化人民军队的需要，亲自提议说：许光达应评大将。同时，许光达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许光达得知这一消息后，心里很不安。人家授将喜笑颜开，他却愁容满面，郁郁寡欢，整天唉声叹气的。经过几次思考，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领导写了一份申请，要求“降衔”。

许光达要求降衔的申请书，全文是这样写的：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重重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吃牛奶、面包。自苏联回国后，有几年是在后方。

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诚恳、郑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拿着这份申请书，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对朱德、彭德怀等人激动地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并且说：许光达评为大将，我们是经过全面衡量考虑的，他的要求不再议了。

毛泽东没有同意许光达的申请，事后却高兴地送给了他一副对联：

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

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明天下扬。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没有接受许光达的请求，眼看授衔、授勋的日子一天一天临近，许光达闷闷不乐。一天，他对妻子邹靖华说：“中央和军委决定授予我大将军衔。可我受之有愧，上书毛主席，可是，被驳了回来。”

“我有个办法，不知行不行？”

“什么办法？”许光达连忙问。

邹靖华想了想说：“军衔降不下来，那你就要求降低工资呗！”

“对！这样就同别的大将有所区别了！”许光达为之一振，马上又写申请书。

最后，许光达要求降薪的报告被军委批准了，在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元帅是行政三级，大将是行政四级，上将是行政五级，因为许光达一再诚恳的请求，他的行政级别改定为行政五级，这就是共和国十名大将中，其他九位大将都是行政四级，唯独许光达是行政五级的原因。

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内乱中，贺龙元帅惨遭迫害，作为贺龙的老部下，许光达也进入了某些人的黑名单。

1966年7月，康生诬陷贺龙搞所谓的“二月兵变”。

8月，26军政委程世清向林彪写信，诬告说许光达对林彪“最不满、最仇恨”，“有里通外国之嫌疑”，“一旦有事，就是修正主义的旗手，一个大危险人物”。

9月8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议上，诬陷贺龙“要夺取政权”，并说：“贺想利用许光达控制总参。”

1967年1月，许光达被带到了装甲兵大院俱乐部，他看到很多人坐在那里，有来自装甲兵所属各院校的红卫兵代表，还有三总部的群众代表，装甲兵机关院里的人也来了不少。俱乐部的气氛相当严肃，谁也不敢高声说话，静静的，却是十分沉闷。

一排红卫兵坐在主席台上，他们手里都拿着红宝书。

“许光达，你知道我们要你回答的问题吗？”

许光达没有吭声。在装甲兵机关这么多年来，在主席台上的许光达还从来没被人这样气势汹汹地直呼其名。

“一、你要交代‘二月兵变’的阴谋、篡夺总参谋长的罪行；二、你鼓吹‘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是反对突出政治，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观点；三、听说你有三个老婆，除了北京的一个，老家还有两个，这是犯重婚罪。”

许光达平静地扫视了全场，说：“好吧，我现在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许光达平静的声音里，包含着他为共和国的新生、建设奋斗的情感，也包含着他对党、对革命事业、对人民的忠诚。

礼堂的人，个个屏住呼吸，目光都集中到许光达的身上。很多人心里都很清楚，这个问题是非常敏感的。

“你们说的‘二月兵变’，我不清楚。”许光达以军人特有的坚定，回答着他们。造反派也没料到许光达会这样回答，失望之后，造反派就呼口号“打倒许光达！”“许光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霎时，紧张、沉闷的礼堂混乱起来。

主持会议的人见大家的呼声太乱，没法听许光达说话，就指挥大家静一静。

“谁都知道，如果搞‘兵变’，那是要掉脑袋的，我跟贺龙搞‘兵变’，我把脑袋挂在裤带上去抢个总参谋长当，而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这个买卖太不划算，亏本的买卖我不干。”许光达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回击了他们的提问。

会场上有人笑了，也有人觉得不满，大声地说什么。会场吵吵闹闹，主持会议的人无法让全场再安静，尤其是无法使许光达就范，反而让许光达问得张口结舌，只好命令休会。

至此，身为中央委员的许光达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给关押起来了。在和妻子分别的那一刻，许光达平静地说：“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不是要我检查，而是要我的命，你要准备再过十年这样的生活。”他转过身对儿子和儿媳说：“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爸爸的一生交给了党，你们也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说到这里，许光达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5月11日，装甲兵机关向全军“文革”报告：“请示审批将许光达、张文舟作为重点批判斗争对象。”

1968年2月22日，“贺龙专案组”派朱铁铮等五人到“许光达专案组”直接参加迫害活动。朱铁铮宣称：许光达是“贺龙案中的二号人物”。他们无中生有，编造假材料，诬陷许光达“参与贺龙篡军夺权”，“里通苏修”，“是混入我党的假党员”，是“三反分子”。他们把许光达硬打成“假党员”、“三反分子”，剥夺了许光达出席党的九大的权利。

在一年多的批斗、审讯中，经常罚站、弯腰、请罪，多次搞“车轮战”，其中一次长达三天三夜。专案人员在审讯中还往许光达的脸上、腰上打，打得他口流鲜血，他们还多次把许光达搞到外单位去游斗。每次许光达被整得昏厥过去，经医生抢救后继续审讯。

1969年6月3日，因为长时间的审讯、殴打与迫害，许光达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61岁。

6月9日，贺龙元帅也在许光达罹难的同一病区死去了。

七、千里来相聚

1921年，年仅13岁的许德华考入长沙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徐特立创办的。许光达的同乡前辈邹希鲁也应聘来校任国文教员。贫苦出身的许德华很爱学习，天资聪明，在同学中品学兼优，出类拔萃。邹希鲁非常喜爱这个学生。

谁知第二年邹家就出了一件大事。邹父族权思想很重，硬把40多口人的衰败家族捏在一起，维持“四世同堂”的家族门面。1920年，湖南大旱，家族40多口人面临断炊的威胁，老父病死了，掌族权的大哥一筹莫展，悬梁自尽。按顺序，应由邹希鲁执掌族权，但他生性懦弱，又醉心于教育，不肯掌权柄，于是改由堂弟当家。

邹希鲁的薪水不丰，在族里便更没有地位。堂弟信奉“盗不入五女之家”的歪论，意思是女孩多了，吃闲饭的多，必穷，强盗都不愿光顾。现在族里吃饭成了问题，他便以当家人的身份逼邹妻卖掉两个女儿，其中包括邹靖华。这时邹靖华小名叫桃妹子。

妻子悲痛欲绝，把邹希鲁叫回来，但是，邹希鲁生性懦弱，无计可施，只是呆坐流泪。第二天人贩子就要来领人了，绝望的妻子上吊而死。

妻子上吊而亡，邹希鲁哀痛万分，愤怒得几乎发疯，于是，宁死也不卖女儿，堂弟怕再出人命，让步了。

但是，家里无饭吃，邹希鲁只好把桃妹子送到已出嫁长沙的大女儿家，然后打算尽早给桃妹子找个人家，以免再出意外。此时他想到了许德华，于是，他央求人去许家提亲，许子贵一提便允。

这一年，许德华14岁，桃妹子九岁，一个少年，一个童年，还不懂得情爱为何物，婚姻大事就这样由父辈决定了。亲事订下以后，邹靖华随父亲去了长沙，进女子职业学校学绣花。

1926年，许德华秘密来到广州考入黄埔军官学校，入第五期炮兵科。许家和邹家都不知道此事。邹靖华也13岁了，苦难中的女孩儿成熟早，已对许德华有了一层朦胧的爱。大家正疑惑间，许德华寄信来了，还随信附了张照片，身着戎装，腰佩战刀，威风凛凛，英俊潇洒。邹希鲁欣慰地点头，他晓得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办的，跟孙中山走不会错。邹靖华更是如获至宝，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

1927年夏，许德华从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第25师直属炮兵营当见习排长，去部队报到前，回长沙看望了亲人。回部队不久，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许德华随部队参加南昌起义。

1928年9月，许德华回到长沙东乡，在父亲的主持下，与桃妹子完婚。婚后，许德华为扩大党在军队里的力量，几乎天天去长沙城联络人。就在许德华结婚后的第十天，由于叛徒出卖，他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在长沙警备司令部供职的亲戚托人带消息给许德华，让他赶快逃跑。

新婚仅十天，许德华就被迫逃走，多年音信皆无，邹靖华日夜思念丈夫。在许德华离去后，邹希鲁把女儿送进明宪女子中学读书，后因家境艰难，辍学进了一家纺纱厂。1932年许子贵收到一封令人费解的信，信封上写“长沙县东山乡萝卜冲许子贵收”。其实，这是许光达借别人名字写来的信，以免暴露自己和给家人带来麻烦。信是从上海寄来的。当时许光达在战斗中负伤，贺龙送他到上海治疗。

许子贵不解信中意，便来找亲家翁和邹靖华参详，邹希鲁看笔迹很像许德华，便断定是借他人之名投石问路，便按信上的地址写了回信。许光达见信，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苦苦思念丈夫的邹靖华，也得到莫大安慰。她日夜盼望丈夫的回信。

当许光达的第二封信到了桃妹子的手中时，她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波澜，呜呜痛哭了。她打定主意，如果丈夫再回信，她就到上海去照顾他。信被邮差带走了，桃妹子的心也飞到了上海。

几个月过去了，正当桃妹子为没收到丈夫的回信而焦虑时，她收到了许光达从苏联写来的信。同时，许光达寄来100块银元。按照丈夫的嘱咐，邹靖华进入师范学校继续读书。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了，举国上下，群情激昂，抗日活动风起云涌。邹靖华也从师范毕业了，她跃跃欲试，可她毕竟是受多年封建影响的弱女子，一时无法抉择自己该走哪条路。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是父亲的老朋友徐特立先生。现在国共再次合作了，徐老先生来长沙公干，顺便来探望分别多年的老朋友。

徐老早年做过毛泽东的先生，在湖南教育界是德高望重的前辈。他见邹希鲁让一个二十四五岁的知识女性在家赋闲，就不客气地批评他了。徐老问桃妹子：“想不想去上大学？”

“想呀。什么学校？”

“抗日军政大学。怎么样？”

桃妹子说：“这个大学又能学习，又能抗日，我愿意去。”

于是，她和许光达的妹妹许启亮一块儿投奔延安。几天后，她们到了延安，远道奔波，十分疲劳，正想痛痛快快睡一觉的时候，一位小战士来到了她们的住处，说：“谁叫邹靖华？”

“我是，谁找我？”邹靖华带着浓重的长沙口音回答。

“我们教育长。”

“你们教育长是谁？”

“许光达！”

话音一落，一位高大的军人走了进来，借着微弱的麻油灯，邹靖华一眼就看出眼前的人正是自己日夜思念的丈夫。原来，许光达是从林伯渠那里得知邹靖华来延安的。

邹靖华在来延安途中经过西安，她曾向林伯渠打听许光达的下落。林老认识许光达又同情邹靖华。但是，当时有些人参加革命后就解除了父母包办的婚姻而另组家庭。林老不知许光达心里是如何看父母包办的婚姻。心细的他先打了一个电报到延安告诉许光达，邹靖华要去延安。

许光达接到电报后，又惊又喜。他立即给林伯渠拍了回电，欢迎邹靖华到延安。可惜，邹靖华没收到电报就已坐车离开西安来延安了。

在延安，许光达的婚事是人们私下里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许光达1938年年初由苏联回到延安后，先任抗大总校训练部长，后来又任抗大教育长。这位风华正茂，且又吃过洋面包的将军一出现在延安，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自然也是姑娘们瞩目的对象。

抗大是人才集中的地方，有端庄娴淑的大家闺秀，才华横溢的作家、记者，能歌善舞、俊俏艳丽的演员，还有风度翩翩的女军官……其中也不乏勇敢者向许光达求爱，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因此，有些女同志私下议论：“教育长这个人太清高，难接近，不懂得感情。”

其实，许光达是最懂得感情、也最珍重感情的，他心里始终装着自己的结发妻子。

许光达夫妻重逢，恩爱非常，不久又顺利诞下一子，他们夫妇虽然是包办婚姻，但两人一生相濡以沫，家庭幸福，一时被传为佳话。

历史评说

许光达是那种目光深远、善于思考的人，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以闪电战术横扫西欧14国，并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攻占了苏联的大片领土，世界为之震惊。一些人认为闪电战所向披靡，是最新的作战方法。而许光达在1939年7月31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闪电战的历史命运》一文，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苏德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对比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认为希特勒的闪电战在苏德战争中必然覆灭。五个月后，苏联红军就对德军发起了反攻，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德军元气大伤，直至步步败退、垮台。苏德战争的进程完全印证了许光达的预见。

1955年，许光达得知自己将要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心中深感不安，他先向老上级贺龙当面请辞，后又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领导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情真意切地请求降衔。拿着这份申请书，毛泽东对朱德、彭德怀等人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毛泽东没有同意许光达的申请，却高兴地送给了他一副对联：

“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

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明天下扬。”